小说教学的一般模式是通过情节的把握感知人物形象，由人物形象的分析探讨主题。这一过程由形象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一切水到渠成。然而任何一种教学模式理论在实际的教学中都不应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不断丰富的。
　　在文艺理论中强调典型性，作家塑造人物应该成为“这一个”而非“那一个”，可以这样说，作家创作时可能会选择同一主题，但由于艺术手法、个人风格不同，每一部作品都成为不可替代的“这一个”。有的作家喜欢用错综复杂的情节关系来遮蔽主题，有的则用不经心的细节来丰富旨意。有一些小说人物形象引发阅读者的情感是复杂的，如《项链》中的玛蒂尔德，让人产生同情、厌恶、佩服等多样的情感反应，人物形象很难用好坏、丑恶来界定。
　　但另一些作品人物形象倾向性较强，如卡夫卡的《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他大多数的表现都是让人钦佩的，他的遭遇让人同情，家人对他态度的变化也很明显。这样的文章，学生总结到“揭示人际关系的异化”这一步不是很难。从人物分析到通晓意旨似乎非常简单，教学中还采用由人物到主题这样的小说教学方法，一不能给学生以新异感，也就不能激发他们学习与思考的热情；二导致学生忽视细节，对文本的解读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教学中不妨尝试来个逆向思维，由“人与人关系异化”这一主题入手，看同样的题材，作者如何让它成为文学殿堂中的“这一个”。
　　文中对亲情的背叛的过程是一目了然的，学生不用思考就可看得到，然而背叛的原因却需要细细阅读。巴尔扎克的《守财奴》中也有这种对亲情的背叛，葛朗台为获得妻子财产的继承权，不惜采用哄、骗、瞒的手段，夺取亲生女儿唯一的财产收入。而他夺取女儿的继承权，苛刻女儿的生活条件完全出于他对金子强烈的占有欲。老葛朗台在投机生意中赚取了很多的财富，又通过继承岳母、太太的外公和自己的外婆的三笔遗产成为县里“纳税最多的人”，他毫无经济压力，只因变态的掠夺欲，他毫不顾惜父女之情。那么《变形记》中人对亲情的背叛缘起于哪儿呢？作者让线索隐藏在格里高尔的视线中，我们必须借助格里高尔看到的那一些细节去探索发现。文章第二章有格里高尔眼中父亲的描写，在对人物形象的勾勒之前，作者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这还是父亲吗？这还是同一个男子吗？”在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年迈、体弱多病的父亲现在挺直腰板，换上制服去充当银行杂役，父亲的变化是在情理之中的，失去儿子这个劳动力，自然要有另一个劳动力去承担家庭的责任，然而它又是暗流的开始，在格里高尔对往日工作埋怨中不难想象他工作负荷之大，收入之薄，支撑家庭之艰辛，那么年老父亲的境遇只会更差，“钱”在这个家庭的分量显然在增加。而在第三章中，暗流已形成漩涡，让所有人身不由己地堕落，文中这样写道：“母亲把头低低地伏在灯光下，给家时装店缝制精致的内衣。已经当上售货员的妹妹在晚上学习速记和法语”，“母亲和妹妹则神色疲倦地相视一笑”。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产生的倦怠在家中每一个人身上显露出来，它把人生活的热情消磨殆尽。
　　通过细节的阅读，学生们可以明白异化不是简单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仅仅通过情节就可以感知的，这比得到“人与人关系异化”这个结论带来的震撼更大。可以说由小说主题到情节设计的探讨是逆向思维的第一步。其次便是反观人物形象塑造。在《守财奴》中，葛朗台的背叛因为是主动的，所以它的过程是坦然的，有的是满足、得意；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家人的背叛则是伴随着泪水与伤痛的。在女儿还没有继承问题的时候，老葛朗台冷酷无情，欧也妮以自杀来保护查理留下的匣子时，他冷笑着，不为所动。在让女儿交出继承权之前，他对女儿空前的温柔，几乎露出差不多是慈祥的眼神，甚至不顾年龄身份的不协调去搀着女儿吃饭；女儿在作决定过程中，当公证人想提醒作女儿的签下条约意味着什么时，老葛朗台打断他的话，不让女儿知道真相。在欺骗成功后，老葛朗台不是内疚，而是轻松：“得啦，孩子，你给了我生路，我有了命啦，不过这是你把欠我的还给了我。”欺骗之后仍是欺骗，他答应女儿每月一百法郎的利钱，到了第二年终，“连一个子儿都没有给”，文中写道：“他搓着手，因为能够利用女儿的情感占了便宜，觉得很高兴。”
　　格里高尔家人在事情发生的最初都做了亲人应做的事情，母亲还喊出“让我去看看格里高尔，他是我不幸的儿子呀！你们难道不明白我必须去看他吗”，表达了一个母亲对遭遇不幸的儿子的最真切的关心和牵挂，而妹妹更是细致地体恤哥哥的心境：“于是妹妹立即发现了格里高尔为自己找到的这项新娱乐活动……她顿时想到要尽量为格里高尔在爬行时提供方便，应该将防碍他爬行的家具，尤其是柜子与写字台搬走。”这些描写与格里高尔对家人的牵挂遥相呼应，呈现的是温馨的亲情图，没人能否认母亲、妹妹这些人物人性善的一面，而引起情感反应多是感动。直到最后，他们决定要抛弃格里高尔时，仍有良知的泪水，妹妹向父亲声明必须设法摆脱格里高尔时，“还一直在气喘吁吁的母亲露出一种疯狂的眼神，用手捂住嘴干咳起来”，父亲也矛盾地希望“如果他懂得我们的生活”，那么倒也许可能和他达成一个协议，显然他们妄图用亲情来抵制生存带来的冷酷残忍。最后格里高尔死了，妹妹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尸体说：“你们看，他多瘦呀，这么长时间里他什么东西也没吃。食物拿进去了，又原封不动地拿了出来。”这话语中绝不会含有庆幸和高兴的意味，而是怜惜。
　　在比较中学生可以看出作者在表达相同的主题时，选取不同的人群，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体现各自时代的特征。葛朗台是靠投机获得财富的资产阶级上层，对钱有着超乎寻常的痴狂，对待妻子女儿寡恩少情，是“恶”人的代表，格里高尔一家人知足安分，是资本主义社会小市民，有着人的善良本性。如果说《守财奴》是通过“恶”人如何更恶的变化来揭示金钱对人和人际关系的异化的话，那么《变形记》就是通过好人变恶的过程揭示金钱对人及人际关系的异化。《守财奴》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另外一些作品借助资本主义初期一群通过屈膝于罪恶的暴发户的发家史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变形记》以及卡夫卡的《城堡》等其他作品借助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一群在生存线挣扎的人物的苦难史来揭示社会的荒诞。前者引起阅读者厌恶、痛恨、鄙视的情感体验，后者引起阅读者喜爱、怜惜的情感体验，又都引发人对生存的思考，只不过前者因为恨所以恨，后者因为爱所以恨。
　　在语文教学中，思辨的过程比得出结论更重要，结论是抽象而概括的，往往涵盖同一类题材的很多作品，也因此掩盖了每一个作品的独立性。语文教学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得出类的概念，因此在同类题材的小说教学中便可以逆向思维，让学生辨别、区分、体验不同的视角、风格、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