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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典电影院的首映式上，观者穿越时空被带回到希夏邦马遥远而冰冷的雪坡，和主人公李兰一起回顾七年前的那次山难，共同追忆五个逝去的年轻生命。见证了李兰以纪念攀登的方式，完成了其登山生涯中的第一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并且最终在希夏邦马峰顶完成了一次释放心灵的跨越。
勇气 重回希夏邦马
对于攀登者们来说，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这座山峰，这将是我的一个坚定的心愿。——《巅峰记忆》
2009年恰逢北大山鹰社20周年庆，也是李兰个人攀登生涯的第十个年头，曾经是北大山鹰社攀岩队长的孙斌萌发了拍摄一部登山影片的想法。他邀请了在《龙之涎》中合作的户外影像制作人李嘉，经过多方探讨，确立了以李兰为主要视角，记录一次纪念意义的攀登过程，展现对当年山难的追忆与反思，完成一场心灵的回归与救赎的基本构架。
高峰中惟一一座全部位于中国境内的山峰。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东南距离珠穆朗玛峰120公里。作为世界上最后一座被人类登顶的8000米以上山峰，希夏邦马成功登顶记录少，虽然它的海拔高度是8000米以上山峰中最低的，但是它的攀登难度却远超珠峰位列8000米以上山峰的第八位。“希夏邦马”在藏语中意为 气候严酷。
2002年8月7日，北大山鹰社登山队在攀登海拔7292米的希夏邦马西峰时，五名队员遭遇雪崩不幸遇难，山难亲历者李兰在经历痛失队友后长久地陷入痛苦、迷惘和深深的自责。
从当初加入山鹰社仅仅是为了能去西藏旅行的在校学生，到后来不间断地攀登雪山，成为登山教练，面对镜头，李兰剖析着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自己只有在山里才能获得完全的放松，觉得自己只会登山、只能做好登山这件事。”冥冥之中，似乎是山难的经历改变了李兰这十年的生活轨迹。李兰说：“没有人像我这样，一次次地回到山鹰社，和他们一起登山。”尽管早已毕业多年，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登山，没有远离山鹰社，“似乎我内心里想要做给他们看，我要做得更好。”
但是，重回希夏邦马这片伤心之地，重新挖开这一深埋内心七年之久的伤痛，对李兰来说，并非易事。镜头跟随李兰回到拉萨，虽然七年间她也曾多次往返于此，但是对于内心深处的那条山谷，始终处于徘徊游离的状态。“思念和记忆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李兰说。
在孙斌的组织下，201 0年9月，李兰终于和队友一起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山谷，踏上了这条回忆之路，“ 七年后重返那个充满泪水的山谷，希望寻找到遇难者的灵魂，和我们一起回家，这个漫长的过程里包含了自我救赎，以及对成长，责任和爱的理解。”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无法逃离的记忆。——《巅峰记忆》
人生中，很多事情不得不面对，但不是每个人都具备面对的勇气，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蕴含着一个持续七年的深刻的隐痛，也透露出李兰如今直面这伤痛的勇气与决然。
梦想 青春与生命的代价
再次来到这座雪峰脚下，冰川与湖泊尚在。阳光依旧灿烂，影片以李兰的讲述和情景再现的方式重现了那次山难，包括媒体报道及部分未公开的影音资料。青春总是与梦想相伴。 “存鹰之心于高远，取鹰之志而凌云，习鹰之性以涉险，融鹰之神在山巅。”这是北大山鹰社的社团精神，也是一代代山鹰社队员卓越的追求。片中旧时照片中那一张张青春的面孔，蓬勃激昂的生命，在雪峰下的欢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年轻的心不曾想像可能遭遇的黑暗。然而现实总是如此严酷。
我们本能地会回避那些痛苦的记忆，面对镜头，李兰对山难当天的讲述一度停滞，导演的画外提问才推动她继续向前回溯。克制的面孔下，我们看到的是被重新剖割开的、深深的伤痛。
李兰说自己十年的登山生涯深受两次山难的影响。另一次山难事故发生在更早的1999年，李兰参加的北大山鹰社女子登山队在攀登四川省境内海拔5588米的雪宝顶主峰时，一名女队员因体力透支而发生滑坠。之前没有学过基本的滑坠制动，该队员直坠五百多米遇难。“两次山难事故都是因为知识的欠缺，经验的不足，它并不是一次天灾或者是纯粹的意外，我们是有责任的。”
夏季的希夏邦马正逢雨季，空气湿度大，新雪不易凝固，雪崩频发，登山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山鹰社的同学们因为只能利用假期攀登而回避了这一致命因素。另外气象资料不全，通讯设备不畅，为了节省经费没有聘用高山向导等等因素都出现在这次山难当年引发的激烈讨论中。分析学生遇难的主客观原因的同时，也反思着攀登的意义和中国的山难救援。作为中国民间登山运动的引领者，山鹰社内部也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震荡，此后，山鹰社放弃了对“高度”的追求，将登山活动定位于训练攀登。同时北大校方也加强了对山鹰社登山活动的管理。
在这次纪念攀登前的祈福仪式上，李兰落下泪水，她仿佛看到了当年遇难的队员，她问他们“你们能原谅我们吗?你们能原谅我吗?”“我们15个人犯了 个集体的错误，但是承担这个错误后果的人只有五个。最强壮，最年轻、最好的五个人。我希望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慰。”
其实，付出代价的又何止仅仅是付出生命的这五个人?以重新攀登的形式纪念失去的队友，告慰的不仅仅是这些永远留在雪峰上的灵魂，安慰的也是生者的心灵。
追问生命的价值与登山的意义
很多人说，登8000米要在30岁以后才行，心智要足够成熟。这次攀登的希夏邦马也是李兰攀登生涯中的第一座8000米山峰，登顶后她却出奇地平静，她知道这次攀登的意义不是登顶的这最后几步，站在这片方圆大地的最高点上，她说
“希夏邦马是一座庞大的山峰，8000米不只是海拔高度，就像山鹰社社史的书名，它是一个生命的高度，这个高度需要用心灵和生命去体验。
这里是雪山的故乡，一座座山峰相连，我们是一群在生活中主动离开核心，旅行到位于边缘的生与死上来看一眼的人。这个边境地带原本是一片白茫茫的冷漠大地，我们带着勇气来了，我们带着伤痛离开，我们又重新回来，我们又终将会离去。将记忆永远留在这条沉默的山谷里。
这条山谷是这片大地最偏僻的角落，是这片大地最深的内心，我们走进了山的内心，爬上了山的巅峰，触摸了顶峰之上的天空，这空不是虚无，而是无边无际的自由，是所有攀登过的人们都会向往的，可能会付出生命的自由。
自由，是心灵对自身的释放。也许。只有面对死亡，我们才会更深刻地思考生命的意义，行为的意义。
“我当时觉得登山完全没有意义，特别没意义，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看着那些冰川，我觉得它们一点都不美，很丑陋，很脏。”
从面对山难痛失队友时李兰对登山意义的质疑，到影片放映结束在回答观众提问时“登山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经过了七年的时间跨度和不曾停滞的攀登，李兰是否真正完成了与内心的和解，是否完成了生命价值与登山意义的思考，是否释放了自己获得了生命的自由，都已经不再重要，任何痛苦都是生命包装精美的礼物，只要面对，无须忘却。我们希望李兰已经收获了这个礼物。影片虽然以李兰为第一视角，但是我们看到导演力图展现的并非仅仅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通过对孙斌、严冬冬，侯贤懿等攀登伙伴的访谈，影片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呈现当代中国民间攀登者对登山意义的不同看法与体验，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存在状态。
未能前来参加首映式的著名山友，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在VCR里说：“《巅峰记忆》与其说是对遇难者的缅怀，不如说还是对活着的人的反思。我希望更多的山友和观众来看这部影片，通过他们来了解登山人的精神面貌。在缅怀遇难山友之余，我也非常感谢影片中的登山者们。他们继续进行攀登，再思索，再探讨未来。”
据悉，《巅峰记忆》在国内巡映后还将参与欧美的多个登山电影节展映和交流活动，这部中国自主登山影片将向世界展现中国年轻一代民间攀登者的攀登生活，同时也为中国本土登山户外文化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样本。
勇气 重回希夏邦马
对于攀登者们来说，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这座山峰，这将是我的一个坚定的心愿。——《巅峰记忆》
2009年恰逢北大山鹰社20周年庆，也是李兰个人攀登生涯的第十个年头，曾经是北大山鹰社攀岩队长的孙斌萌发了拍摄一部登山影片的想法。他邀请了在《龙之涎》中合作的户外影像制作人李嘉，经过多方探讨，确立了以李兰为主要视角，记录一次纪念意义的攀登过程，展现对当年山难的追忆与反思，完成一场心灵的回归与救赎的基本构架。
高峰中惟一一座全部位于中国境内的山峰。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东南距离珠穆朗玛峰120公里。作为世界上最后一座被人类登顶的8000米以上山峰，希夏邦马成功登顶记录少，虽然它的海拔高度是8000米以上山峰中最低的，但是它的攀登难度却远超珠峰位列8000米以上山峰的第八位。“希夏邦马”在藏语中意为 气候严酷。
2002年8月7日，北大山鹰社登山队在攀登海拔7292米的希夏邦马西峰时，五名队员遭遇雪崩不幸遇难，山难亲历者李兰在经历痛失队友后长久地陷入痛苦、迷惘和深深的自责。
从当初加入山鹰社仅仅是为了能去西藏旅行的在校学生，到后来不间断地攀登雪山，成为登山教练，面对镜头，李兰剖析着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自己只有在山里才能获得完全的放松，觉得自己只会登山、只能做好登山这件事。”冥冥之中，似乎是山难的经历改变了李兰这十年的生活轨迹。李兰说：“没有人像我这样，一次次地回到山鹰社，和他们一起登山。”尽管早已毕业多年，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登山，没有远离山鹰社，“似乎我内心里想要做给他们看，我要做得更好。”
但是，重回希夏邦马这片伤心之地，重新挖开这一深埋内心七年之久的伤痛，对李兰来说，并非易事。镜头跟随李兰回到拉萨，虽然七年间她也曾多次往返于此，但是对于内心深处的那条山谷，始终处于徘徊游离的状态。“思念和记忆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李兰说。
在孙斌的组织下，201 0年9月，李兰终于和队友一起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山谷，踏上了这条回忆之路，“ 七年后重返那个充满泪水的山谷，希望寻找到遇难者的灵魂，和我们一起回家，这个漫长的过程里包含了自我救赎，以及对成长，责任和爱的理解。”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无法逃离的记忆。——《巅峰记忆》
人生中，很多事情不得不面对，但不是每个人都具备面对的勇气，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蕴含着一个持续七年的深刻的隐痛，也透露出李兰如今直面这伤痛的勇气与决然。
梦想 青春与生命的代价
再次来到这座雪峰脚下，冰川与湖泊尚在。阳光依旧灿烂，影片以李兰的讲述和情景再现的方式重现了那次山难，包括媒体报道及部分未公开的影音资料。青春总是与梦想相伴。 “存鹰之心于高远，取鹰之志而凌云，习鹰之性以涉险，融鹰之神在山巅。”这是北大山鹰社的社团精神，也是一代代山鹰社队员卓越的追求。片中旧时照片中那一张张青春的面孔，蓬勃激昂的生命，在雪峰下的欢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年轻的心不曾想像可能遭遇的黑暗。然而现实总是如此严酷。
我们本能地会回避那些痛苦的记忆，面对镜头，李兰对山难当天的讲述一度停滞，导演的画外提问才推动她继续向前回溯。克制的面孔下，我们看到的是被重新剖割开的、深深的伤痛。
李兰说自己十年的登山生涯深受两次山难的影响。另一次山难事故发生在更早的1999年，李兰参加的北大山鹰社女子登山队在攀登四川省境内海拔5588米的雪宝顶主峰时，一名女队员因体力透支而发生滑坠。之前没有学过基本的滑坠制动，该队员直坠五百多米遇难。“两次山难事故都是因为知识的欠缺，经验的不足，它并不是一次天灾或者是纯粹的意外，我们是有责任的。”
夏季的希夏邦马正逢雨季，空气湿度大，新雪不易凝固，雪崩频发，登山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山鹰社的同学们因为只能利用假期攀登而回避了这一致命因素。另外气象资料不全，通讯设备不畅，为了节省经费没有聘用高山向导等等因素都出现在这次山难当年引发的激烈讨论中。分析学生遇难的主客观原因的同时，也反思着攀登的意义和中国的山难救援。作为中国民间登山运动的引领者，山鹰社内部也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震荡，此后，山鹰社放弃了对“高度”的追求，将登山活动定位于训练攀登。同时北大校方也加强了对山鹰社登山活动的管理。
在这次纪念攀登前的祈福仪式上，李兰落下泪水，她仿佛看到了当年遇难的队员，她问他们“你们能原谅我们吗?你们能原谅我吗?”“我们15个人犯了 个集体的错误，但是承担这个错误后果的人只有五个。最强壮，最年轻、最好的五个人。我希望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慰。”
其实，付出代价的又何止仅仅是付出生命的这五个人?以重新攀登的形式纪念失去的队友，告慰的不仅仅是这些永远留在雪峰上的灵魂，安慰的也是生者的心灵。
追问生命的价值与登山的意义
很多人说，登8000米要在30岁以后才行，心智要足够成熟。这次攀登的希夏邦马也是李兰攀登生涯中的第一座8000米山峰，登顶后她却出奇地平静，她知道这次攀登的意义不是登顶的这最后几步，站在这片方圆大地的最高点上，她说
“希夏邦马是一座庞大的山峰，8000米不只是海拔高度，就像山鹰社社史的书名，它是一个生命的高度，这个高度需要用心灵和生命去体验。
这里是雪山的故乡，一座座山峰相连，我们是一群在生活中主动离开核心，旅行到位于边缘的生与死上来看一眼的人。这个边境地带原本是一片白茫茫的冷漠大地，我们带着勇气来了，我们带着伤痛离开，我们又重新回来，我们又终将会离去。将记忆永远留在这条沉默的山谷里。
这条山谷是这片大地最偏僻的角落，是这片大地最深的内心，我们走进了山的内心，爬上了山的巅峰，触摸了顶峰之上的天空，这空不是虚无，而是无边无际的自由，是所有攀登过的人们都会向往的，可能会付出生命的自由。
自由，是心灵对自身的释放。也许。只有面对死亡，我们才会更深刻地思考生命的意义，行为的意义。
“我当时觉得登山完全没有意义，特别没意义，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看着那些冰川，我觉得它们一点都不美，很丑陋，很脏。”
从面对山难痛失队友时李兰对登山意义的质疑，到影片放映结束在回答观众提问时“登山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经过了七年的时间跨度和不曾停滞的攀登，李兰是否真正完成了与内心的和解，是否完成了生命价值与登山意义的思考，是否释放了自己获得了生命的自由，都已经不再重要，任何痛苦都是生命包装精美的礼物，只要面对，无须忘却。我们希望李兰已经收获了这个礼物。影片虽然以李兰为第一视角，但是我们看到导演力图展现的并非仅仅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通过对孙斌、严冬冬，侯贤懿等攀登伙伴的访谈，影片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呈现当代中国民间攀登者对登山意义的不同看法与体验，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存在状态。
未能前来参加首映式的著名山友，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在VCR里说：“《巅峰记忆》与其说是对遇难者的缅怀，不如说还是对活着的人的反思。我希望更多的山友和观众来看这部影片，通过他们来了解登山人的精神面貌。在缅怀遇难山友之余，我也非常感谢影片中的登山者们。他们继续进行攀登，再思索，再探讨未来。”
据悉，《巅峰记忆》在国内巡映后还将参与欧美的多个登山电影节展映和交流活动，这部中国自主登山影片将向世界展现中国年轻一代民间攀登者的攀登生活，同时也为中国本土登山户外文化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