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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埃及开罗紧急事务法院判定，禁止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和所有分支机构在埃及的一切活动。同时，法院还授权过渡政府组建一个独立委员会，接管包括资金和不动产在内的穆兄会全部财产。穆兄会随后发表声明称，将号召穆兄会成员继续对抗过渡政府。有分析说，这一裁决意味着穆兄会很有可能再次成为“非法组织”，显示了过渡政府要将穆兄会彻底排除在政治和解进程之外、甚至将其全面取缔的决心。不过，开罗紧急事务法院的裁决并不是最终判决，还需要更高级别的法院核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7月以来，在要求穆尔西政府下台的民众示威游行的刺激下，埃及军方顺势对穆兄会发动了大规模行动，罢黜了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向该组织300多名头面人物发出逮捕令，对其操控的媒体予以查禁；其后又组成了没有穆兄会等伊斯兰势力参加的新内阁。埃及军方一系列的“清洗”行动使教俗矛盾日趋激化，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势力受到强力打压，试图通过和平示威恢复穆尔西总统职位的希望日渐渺茫，穆兄会的政治代言人——自由与正义党回归执政地位也几无可能。但同时，伊斯兰政治力量在埃及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军方要实现政治重建，离开穆兄会也是不可能的。双方目前正处于对峙胶着状态，国家局势也因此动荡不宁，前景莫测。有鉴于此，有人认为上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长达十年血腥仇杀的一幕可能会在埃及重演。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受当时国际民主风潮影响，阿尔及利亚当局宣布开放党禁，实行政治多元化。以“伊斯兰拯救阵线”（简称“伊阵”）为首的伊斯兰政治力量趁势崛起并得到迅猛发展，“伊阵”在1990年6月的省议会及市镇选举和1991年12月的全国议会首轮选举中连战连捷，距问鼎政权仅一步之遥，遂引起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政治势力的恐慌。为阻止伊斯兰力量上台执政，1991年1月一些将军从幕后走上前台，组成最高国务委员会，并代行总统职务，取消拟议中的第二轮议会选举，宣布“伊阵”为非法组织，对其成员进行拘捕镇压。阿军队的强力干预不仅使伊斯兰分子试图通过和平途径参政、进而夺取政权的战略目标化为泡影，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以“伊斯兰武装运动”和“伊斯兰集团”为代表的极端激进组织相继转入地下，一些恐怖分子更是逃往山区、沙漠等人烟稀少地区，通过制造爆炸、袭击、暗杀等恐怖事件与当局展开对抗。双方武装对垒长达十年，最终以当局的胜利告终。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导致近百万阿民众死伤，民生凋敝，并殃及周边，成为北非人民心中的痛苦记忆。
相同的境遇，不同的命运
如此看来，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的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境遇确有些相似，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穆兄会和“伊阵”之间存在本质差别，二者的发展路径恐有极大差异，对国家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区别。
当年“伊阵”在首轮议会选举结束后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第二轮选举投票被军方强行取消，“伊阵”主要领导人遭拘捕关押。阿尔及利亚军方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是堵住了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政党按照当代民主方式，通过议会争取权力、实现政治抱负的途径，使其没有机会在权力的宝座上施展拳脚，也就无法展现其真实的治国理政能力，把握与社会各政治力量关系的尺度及处理国际关系和全球重点问题的本领。有道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阿军方过早地将“伊阵”驱逐出政治舞台，等于没有给它“遛遛”的机会就一棍子把它打倒在地，从而刺激了该组织成员反社会的复仇心理；另一方面阿军方的行为也是对阿选民政治鉴别力和参与权的否认，对民意的违逆，从而引发了阿民众对当局的强烈不满，并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对“伊阵”的同情和支持。
相比之下，埃及穆兄会此次的境遇则好得多。“阿拉伯之春”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政治力量，该组织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抓住埃及历史上罕见的政治真空期，迅速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并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成为埃及政坛第一大政治力量。这使其积蓄近百年的政治抱负得以施展，但同时也将其缺乏执政经验及狭隘偏执的弱点暴露无遗。主政以来，自由与正义党过于追求独揽权力，通过主导修宪、更换军方及司法部门高层等举措，强制推行伊斯兰意识形态，引发世俗力量强烈反弹。同时，穆尔西政府在解决长期困扰国家的经济、民生问题方面乏善可陈，百姓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导致民怨沸腾。正是在具备一定民意基础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埃及军方一举将穆尔西赶下台。当然，埃及军方深知穆兄会组织能力强、社会根基深厚等优势，目前尚未做出解散穆兄会或宣布其非法的决定，与昔日阿尔及利亚军方对“伊阵”斩尽杀绝、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做法截然不同。
“伊阵”在阿尔及利亚当局1989年初开放党禁一个月后即宣告成立，并在同年9月获得合法地位。自成立之日起，“伊阵”就将通过参加宪政选举独自执掌政权作为最终目标，为此打出的竞选口号是“伊斯兰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由于其崛起速度过快，政治意向过于激进，没有建立广泛统一战线、寻求其他政治力量支持等稳健政策的跟进，引起以当局为首的世俗力量的疑虑与仇恨，很快遭到清洗。算起来，该党自建立到沦为非法组织仅有两年时间。此后，“伊阵”中的激进派与当局进行了长期的武力对抗，但不仅未实现其东山再起的政治愿望，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其暴力色彩而日益受到民众的质疑与抵制，内部也逐渐分化，最终一蹶不振。归根结蒂，“伊阵”缺乏一支成熟政治力量所应具备的持守、忍耐、宽容等基本素质。
而穆兄会则是一支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有着较强耐受力的政治力量。它早在1928年便宣告成立，先后经历了法鲁克国王时期、纳赛尔时期、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时期，可以说伴随着埃及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穆兄会几度沉浮，但愈挫愈勇，在与历届政权的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早期穆兄会曾一度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但在屡遭败绩后改走“低端”路线，长期扎根于基层，积累了民望，最终靠选票赢得政权。
时代背景不可同日而语 “伊阵”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时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引发全球大动荡、大变革，当时世界的焦点集中于苏联东欧地区，遥远的北非国家发生了什么，并不能牵动人们的视线。从地区政治生态看，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北非国家在当时都是威权政治大行其道，除摩洛哥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均有军队背景。在地区世俗军方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允许“伊阵”这样的异质政党上台执政的。
而穆兄会得势的时代大背景则是“阿拉伯之春”，政治强人纷纷倒台，长期处于蛰伏状态的伊斯兰力量得以复苏，并实现群体性崛起。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利比亚的公正与建设党等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政党相继赢得选举，从而形成联动效应，改变了北非地区的政治生态颜色。穆兄会目前所处的政治环境与“伊阵”时期全然不同，它完全可以通过集会、选举等非暴力手段实现政治抱负，无需诉诸武力。
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战略地位相比，阿尔及利亚与埃及均相差甚远。阿国内形势变化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与埃及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阿国内长期动荡未得戡乱的原因。埃及作为地区重要国家，其国内形势变化牵动着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特别是美国等世界大国不会允许埃及长期陷于动荡，否则将影响它们在该地区的利益。穆兄会之所以能够通过选举成功夺取政权，得益于道义和物质两方面的支持。道义支持主要源自美国。美国之所以支持穆兄会，只是因为后者是通过投票选举上台执政，而这正是按照西方政权更替的模式进行的，但是美国对后者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做法深有戒心。此次埃及军方废黜伊斯兰宗教政权正合美意，故其对埃及“二次革命”采取一种暧昧立场，虽宣布中止与埃及军队举行联合军演，但未停止每年例行向埃及提供的数十亿美元军援，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美国默许埃及军方打压伊斯兰政治力量。物质支持则主要源自卡塔尔。但是穆兄会却因此开罪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传统大佬。随着地区动荡形势向纵深发展，昔日“革命弄潮儿”卡塔尔风头不再，特别是随着老国王逊位，卡塔尔对地区国家的支持力度明显减弱。失去了“政治靠山”和“资金来源”，穆兄会的腰杆儿势必会逐渐萎缩，也就没有开展长期与当局“武装斗争”的实力。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有着长期武装斗争传统的国家。19世纪30年代遭法国入侵后，阿人民为反抗法国殖民者进行了长达百余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有近百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二战后，阿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又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游击战争。反观埃及则完全不同。埃及历史的演进基本上是通过非暴力方式和平过渡实现的，鲜有大规模、长时段、高死亡率的战争和流血冲突。作为埃及现代史开端和国家独立的标志性事件，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7.23”革命也是兵不血刃的“白色政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至少从近代以来，埃及人从未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暴力考验，不推崇武力摆平事态的逻辑，而是习惯于通过谈判协商、抑或游行示威等非暴力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此外，阿尔及利亚幅员辽阔，拥有面积广阔、人口相对稀少的山区和荒漠，为阿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提供了良好的地理屏障和战略支撑，当然，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恐怖分子与当局长期周旋的战场。埃及地形地貌则以平原、沙漠为主，一马平川的地形不利于武装人员的隐藏和聚合，更不可能坚持持久战，这也是埃及不可能上演阿尔及利亚“血腥十年”的客观原因。更何况，阿尔及利亚十年动乱使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地区国家树立了一个醒目的反面典型。在此次埃及动荡期间，民众多以示威游行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较少诉诸暴力。未来，武力抗争的主张在埃及恐难找到市场。
由此可见，埃及穆兄会与阿尔及利亚“伊阵”之间有较大差异，前者想掀起巨大暴力狂澜的可能性较小。但应该清醒地看到，作为一个有着长期政治斗争经验和深厚群众基础的政治力量，穆兄会与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力量的较量与斗争将会长期存在，并因此影响着埃及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从目前形势看，主流穆兄会成员今后采取针对社会的恐怖暴力行动并引发长期动乱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少数极端宗教派别会策划实施恐怖流血事件，以发泄对当局与社会的仇恨。同时，在埃及找到一条适当的发展道路之前，各派之间的对峙、冲撞与争斗不会停止。如果军方对某些极端派别过于打压，不排除有再次引发激烈冲突乃至流血事件的可能性。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7月以来，在要求穆尔西政府下台的民众示威游行的刺激下，埃及军方顺势对穆兄会发动了大规模行动，罢黜了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向该组织300多名头面人物发出逮捕令，对其操控的媒体予以查禁；其后又组成了没有穆兄会等伊斯兰势力参加的新内阁。埃及军方一系列的“清洗”行动使教俗矛盾日趋激化，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势力受到强力打压，试图通过和平示威恢复穆尔西总统职位的希望日渐渺茫，穆兄会的政治代言人——自由与正义党回归执政地位也几无可能。但同时，伊斯兰政治力量在埃及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军方要实现政治重建，离开穆兄会也是不可能的。双方目前正处于对峙胶着状态，国家局势也因此动荡不宁，前景莫测。有鉴于此，有人认为上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长达十年血腥仇杀的一幕可能会在埃及重演。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受当时国际民主风潮影响，阿尔及利亚当局宣布开放党禁，实行政治多元化。以“伊斯兰拯救阵线”（简称“伊阵”）为首的伊斯兰政治力量趁势崛起并得到迅猛发展，“伊阵”在1990年6月的省议会及市镇选举和1991年12月的全国议会首轮选举中连战连捷，距问鼎政权仅一步之遥，遂引起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政治势力的恐慌。为阻止伊斯兰力量上台执政，1991年1月一些将军从幕后走上前台，组成最高国务委员会，并代行总统职务，取消拟议中的第二轮议会选举，宣布“伊阵”为非法组织，对其成员进行拘捕镇压。阿军队的强力干预不仅使伊斯兰分子试图通过和平途径参政、进而夺取政权的战略目标化为泡影，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以“伊斯兰武装运动”和“伊斯兰集团”为代表的极端激进组织相继转入地下，一些恐怖分子更是逃往山区、沙漠等人烟稀少地区，通过制造爆炸、袭击、暗杀等恐怖事件与当局展开对抗。双方武装对垒长达十年，最终以当局的胜利告终。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导致近百万阿民众死伤，民生凋敝，并殃及周边，成为北非人民心中的痛苦记忆。
相同的境遇，不同的命运
如此看来，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的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境遇确有些相似，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穆兄会和“伊阵”之间存在本质差别，二者的发展路径恐有极大差异，对国家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区别。
当年“伊阵”在首轮议会选举结束后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第二轮选举投票被军方强行取消，“伊阵”主要领导人遭拘捕关押。阿尔及利亚军方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是堵住了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政党按照当代民主方式，通过议会争取权力、实现政治抱负的途径，使其没有机会在权力的宝座上施展拳脚，也就无法展现其真实的治国理政能力，把握与社会各政治力量关系的尺度及处理国际关系和全球重点问题的本领。有道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阿军方过早地将“伊阵”驱逐出政治舞台，等于没有给它“遛遛”的机会就一棍子把它打倒在地，从而刺激了该组织成员反社会的复仇心理；另一方面阿军方的行为也是对阿选民政治鉴别力和参与权的否认，对民意的违逆，从而引发了阿民众对当局的强烈不满，并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对“伊阵”的同情和支持。
相比之下，埃及穆兄会此次的境遇则好得多。“阿拉伯之春”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政治力量，该组织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抓住埃及历史上罕见的政治真空期，迅速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并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成为埃及政坛第一大政治力量。这使其积蓄近百年的政治抱负得以施展，但同时也将其缺乏执政经验及狭隘偏执的弱点暴露无遗。主政以来，自由与正义党过于追求独揽权力，通过主导修宪、更换军方及司法部门高层等举措，强制推行伊斯兰意识形态，引发世俗力量强烈反弹。同时，穆尔西政府在解决长期困扰国家的经济、民生问题方面乏善可陈，百姓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导致民怨沸腾。正是在具备一定民意基础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埃及军方一举将穆尔西赶下台。当然，埃及军方深知穆兄会组织能力强、社会根基深厚等优势，目前尚未做出解散穆兄会或宣布其非法的决定，与昔日阿尔及利亚军方对“伊阵”斩尽杀绝、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做法截然不同。
“伊阵”在阿尔及利亚当局1989年初开放党禁一个月后即宣告成立，并在同年9月获得合法地位。自成立之日起，“伊阵”就将通过参加宪政选举独自执掌政权作为最终目标，为此打出的竞选口号是“伊斯兰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由于其崛起速度过快，政治意向过于激进，没有建立广泛统一战线、寻求其他政治力量支持等稳健政策的跟进，引起以当局为首的世俗力量的疑虑与仇恨，很快遭到清洗。算起来，该党自建立到沦为非法组织仅有两年时间。此后，“伊阵”中的激进派与当局进行了长期的武力对抗，但不仅未实现其东山再起的政治愿望，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其暴力色彩而日益受到民众的质疑与抵制，内部也逐渐分化，最终一蹶不振。归根结蒂，“伊阵”缺乏一支成熟政治力量所应具备的持守、忍耐、宽容等基本素质。
而穆兄会则是一支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有着较强耐受力的政治力量。它早在1928年便宣告成立，先后经历了法鲁克国王时期、纳赛尔时期、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时期，可以说伴随着埃及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穆兄会几度沉浮，但愈挫愈勇，在与历届政权的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早期穆兄会曾一度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但在屡遭败绩后改走“低端”路线，长期扎根于基层，积累了民望，最终靠选票赢得政权。
时代背景不可同日而语 “伊阵”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时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引发全球大动荡、大变革，当时世界的焦点集中于苏联东欧地区，遥远的北非国家发生了什么，并不能牵动人们的视线。从地区政治生态看，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北非国家在当时都是威权政治大行其道，除摩洛哥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均有军队背景。在地区世俗军方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允许“伊阵”这样的异质政党上台执政的。
而穆兄会得势的时代大背景则是“阿拉伯之春”，政治强人纷纷倒台，长期处于蛰伏状态的伊斯兰力量得以复苏，并实现群体性崛起。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利比亚的公正与建设党等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政党相继赢得选举，从而形成联动效应，改变了北非地区的政治生态颜色。穆兄会目前所处的政治环境与“伊阵”时期全然不同，它完全可以通过集会、选举等非暴力手段实现政治抱负，无需诉诸武力。
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战略地位相比，阿尔及利亚与埃及均相差甚远。阿国内形势变化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与埃及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阿国内长期动荡未得戡乱的原因。埃及作为地区重要国家，其国内形势变化牵动着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特别是美国等世界大国不会允许埃及长期陷于动荡，否则将影响它们在该地区的利益。穆兄会之所以能够通过选举成功夺取政权，得益于道义和物质两方面的支持。道义支持主要源自美国。美国之所以支持穆兄会，只是因为后者是通过投票选举上台执政，而这正是按照西方政权更替的模式进行的，但是美国对后者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做法深有戒心。此次埃及军方废黜伊斯兰宗教政权正合美意，故其对埃及“二次革命”采取一种暧昧立场，虽宣布中止与埃及军队举行联合军演，但未停止每年例行向埃及提供的数十亿美元军援，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美国默许埃及军方打压伊斯兰政治力量。物质支持则主要源自卡塔尔。但是穆兄会却因此开罪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传统大佬。随着地区动荡形势向纵深发展，昔日“革命弄潮儿”卡塔尔风头不再，特别是随着老国王逊位，卡塔尔对地区国家的支持力度明显减弱。失去了“政治靠山”和“资金来源”，穆兄会的腰杆儿势必会逐渐萎缩，也就没有开展长期与当局“武装斗争”的实力。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有着长期武装斗争传统的国家。19世纪30年代遭法国入侵后，阿人民为反抗法国殖民者进行了长达百余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有近百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二战后，阿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又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游击战争。反观埃及则完全不同。埃及历史的演进基本上是通过非暴力方式和平过渡实现的，鲜有大规模、长时段、高死亡率的战争和流血冲突。作为埃及现代史开端和国家独立的标志性事件，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7.23”革命也是兵不血刃的“白色政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至少从近代以来，埃及人从未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暴力考验，不推崇武力摆平事态的逻辑，而是习惯于通过谈判协商、抑或游行示威等非暴力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此外，阿尔及利亚幅员辽阔，拥有面积广阔、人口相对稀少的山区和荒漠，为阿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提供了良好的地理屏障和战略支撑，当然，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恐怖分子与当局长期周旋的战场。埃及地形地貌则以平原、沙漠为主，一马平川的地形不利于武装人员的隐藏和聚合，更不可能坚持持久战，这也是埃及不可能上演阿尔及利亚“血腥十年”的客观原因。更何况，阿尔及利亚十年动乱使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地区国家树立了一个醒目的反面典型。在此次埃及动荡期间，民众多以示威游行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较少诉诸暴力。未来，武力抗争的主张在埃及恐难找到市场。
由此可见，埃及穆兄会与阿尔及利亚“伊阵”之间有较大差异，前者想掀起巨大暴力狂澜的可能性较小。但应该清醒地看到，作为一个有着长期政治斗争经验和深厚群众基础的政治力量，穆兄会与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力量的较量与斗争将会长期存在，并因此影响着埃及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从目前形势看，主流穆兄会成员今后采取针对社会的恐怖暴力行动并引发长期动乱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少数极端宗教派别会策划实施恐怖流血事件，以发泄对当局与社会的仇恨。同时，在埃及找到一条适当的发展道路之前，各派之间的对峙、冲撞与争斗不会停止。如果军方对某些极端派别过于打压，不排除有再次引发激烈冲突乃至流血事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