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散文和文化自信，我以为不要局限在散文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诚然，一部现代散文史确实是一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史。不可否认，从《新青年》之“随感录”以降，散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与现代涤新有着一以贯之的“主题学”兴趣，甚至可以说诸种文类中，散文和传统文化纠缠得最深，但我们不能据此在谈论散文和文化自信问题时，仅仅将论题和论域收缩在“传统文化”之建设和更新。不唯如此，那么，扩大了视野，散文和文化自信这两者的逻辑关系在哪里？作为一种文体，“文化自信”肯定不单单属于“散文”，但“散文”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散文的“文学自信”一定程度上可以通向“文化自信”，在逻辑上应该是成立的。这是因为从国民参与和分享文学生活的角度，只有散文是“全民性”的。散文之“全民写作”不只是近二十年网络新媒体崛起之后的事实，网络新媒体只是助长和扩大了散文“全民”的范围。从现代散文的起点看，建立在现代印刷技术和报刊制度的现代文学，也只有散文最大可能吸纳了“全民”参与。无须在统计学和田野调查意义上证明，散文从来就是最大众的文体。因此，如果要观察现代中国国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或者说“文化自信”程度，散文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文体。
　　 既然是最国民文体，散文自然最大可能地承载了国民的生活和思想。这两年我做中国当下散文观察，搁下网络不谈，随机抽样期刊和图书等出版物，散文确实是可以观时代之风习和思想动向的，如此这般，可以举几个例子：
　　 散文可以进入历史。比如王威廉的《过尽行人君不来》，正如在蒙蒙尘埃中脱颖而出的梅岭古道一样，在这里，烟消云散的过去也将被人铭记，作者在行旅途中与历史相约，在梅岭古道的关隘处发出历史的怀想。散文篇幅不长却包含了作者诸多人生见闻，怀古情思的开掘与结尾处一无所有但要常怀希望之心的感慨，使它从一般的游记散文中脱颖而出。从置身战争风暴中文天祥“归乡如不归”的惨烈，面对命运浮沉深深喟叹“曾见南迁几个回”的东坡到后来“过尽行人君不来”的笃定与超然，无一不向我们打开了一部梅岭古道历史人文的浑厚长卷，宏大壮阔的历史场景，幽深细致的人文探索，以及文章多元的承载内涵，让我们读出了作者的文化积累与作为一个文人的自觉。比如王龙的《谁刺杀了我们的荆轲》，作者不无悲愤地慨叹反叛强权精神的丧失和现代犬儒精神的盛行;孔见的《中国人的活法》从意境追求、饮食男女的物质消费方式、内家功夫、艺术的审美品位、去宗教化的宗教生活等方面，对中国人的活法进行总结，涵盖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
　　 散文可以记录日常回忆过往。在《毕竟流行去》中，翟永明在一片“黑灰蓝”里描述着自己记忆中的时尚流行史，而其细微的笔触和层层铺开的回忆画卷则丰富了“黑灰蓝”的时代底色，年幼的叛逆秉性与对时代的追逐在文字转折对比中得以凸显。在限制中讨生活的年代里，微小的变化就可以震荡出一种新的美学观，时尚循环，而历史也如此流转，对流行的不同看法，从另一种层面上来说亦是对时代的看法。丁燕的《从眼里取出一座孤城》，以一张借书卡作为记忆的起点，将“我”与深圳这座大城市的“过往”一一道来，对外来者与所处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观李敬泽的《精致的肺》，既可以看到他对日常小事的记叙，对当下时事和文坛的看法，又可随着他的思维回顾历史、追溯记忆、虚构故事。文章的文体也难以判定，他似是要将各种元素信手拈来贴在文章中，组成一场思维的狂欢，具有元叙事的色彩。
　　 散文可以怀人念乡。周晓枫的《离歌》绝非是一篇简单的感怀故人之作。在这部五万余字的作品中，作家以友人屠苏的死作为切入点，沿着时间的线索层层追溯，对屠苏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做了深入细致的解析。在条分缕析中，一个矛盾重重，在世事中艰难求索而不得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周晓枫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高超的心灵观察者，她用极具艺术张力的语言剖析屠苏的心理法则，即使屠苏本人来写一部“忏悔录”，也未必会比《离歌》更深刻更透彻。可以说，屠苏是当代中国的于连·索雷尔，是当代社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历史为屠苏这一代从底层挣扎向上的知识分子设置下的就是这样的共同处境：他们成长于“仿佛是理想主义最后的天堂，最后的庇护所，最后的诗意时光”。在《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中，沈书枝不再简单地做怀乡记录，而是以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为切入口，以姐妹五人的故事为主线，记述了几十年间的人与人情、故乡与他乡。沈书枝的文字朴实无华，她没有刻意写作“故乡”，“故乡”已经自然融进了这些人与事中，她所要做的只是“用写作留下故土的痕迹”。
　　 散文也可以属于行走者。在徐鲁的《金色的皇村》中，作者以行走和叙事的角度，写金秋十月到皇村向普希金顶礼的所见所闻。透过普希金的诗篇走进了俄罗斯圣彼得堡这片域外的土地，让读者领略了俄罗斯美丽和恬静的乡村风光，看到了那片金色的白桦树林的深秋之美，美景在美的语言中流淌，引人神往流连。文章结尾处写道，普希金在参加完皇村的校庆后再也没回来，但普希金的诗已成为皇村的精神遗产。可见普希金于皇村、于我、于一代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记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不朽的詩作还有徜徉在其间的博大、善良、坚强、苦难、忧郁，和神秘的“俄罗斯精神”。作者的内心感悟，将时空拉得无比悠长，在欣赏美景和艺术的过程中，彰显了他的思想的深度和高度。
　　 当然，散文不只是记录和抒情，它是思想的容器，可以举李修文和李娟今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两部散文集做例子。李修文在《山河袈裟·序言》中说道：“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对于“人民”一词，他认为“我觉得应该用自己的写作使这个词越擦越亮，我当然知道，‘人民’这个词在不同的时代被充塞进去过各异的内容，但是，无论怎么变化，它的基础都是人，是人心”。就李修文在《山河袈裟》中的具体写作可知，其所谓的“人民”承袭脉络的源头可指向“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人的文学”。“人民”在其作品中不是一个具象的概念，“人民”是他笔下频繁出现的“兄弟姐妹”，也是“一种在今日里写作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指向的是作家的创作场域：这一场域由空间和空间的主人共同构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寻找和赞美“人民”是作家在回应和解决散文创作中存在的虚无与虚情的问题，是作家在找寻散文创作的落脚点。李娟笔下的“向日葵地”显得尤为特殊，不只因为它的“遥远”，还因为它位于作家的“第二故乡”。阿勒泰一直是李娟散文创作中的“核心地带”，对她而言，阿勒泰不只是一个产生异质性的“边地”，更是一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场域，她可以肆意在其中挥洒爱恨情愁。可以说，这个“第二故乡”是李娟散文艺术张力的来源。抵抗孤独，坚持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依旧是贯穿《遥远的向日葵地》的主题，李娟坚守着它们，却也不断地在做更深入的探索。读者在四十八篇散文中跟随作家一起渐渐抵达向日葵地，想象并感知生命的蓬勃绚烂：“最后的十余亩葵花开得稀稀拉拉，株秆细弱，大风中摇摇晃晃……然而我知道它们最终咄咄逼人的美丽，直到它们最终金光四射的盛况。”作为一部以边地生活为主题的散文作品，李娟并没有落入“边地想象”的俗套怪圈，支撑这块向日葵地的是她笔下有血有肉的人和真实可感的生活经历。这也为当下的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即作家应自觉寻找一个可靠的落脚点，不要让散文沦为华丽的空谈。 　　 仅仅是一个抽样而已，连挂一漏万都算不上。可以这样说，散文进入现代，从来就是国民日常生活和精神样态的百科全书，当下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基于对当下散文“主题学”的勘探，散文固然长于进入历史，打捞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不只是打捞，而且是清理和反思，以当代之思烛照过去时间之幽暗，让传统在当下被激活，并且成为当代的一个部分。事实上，散文的写作本身就是当下的，是当下国民日常生活和精神样态的“立此存照”和“立此存证”。但只是百科全书意义上的实录当下，并不能就此指认散文的“文化自信”。一切皆是文化，“主题学”意义上的丰富，甚至是芜杂，至多提供了多样态的文化样本，如前述未来人读过来人之散文可以观一时代之一时代风习。但散文的文体品格不止于此，从文化样本之驳杂进入文化自信，强调散文的“文化自信”，其实是“人的自信”。
　　 观察中国现代散文史，其文体之“新”是与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相关联的，如《语丝》“发刊辞”所说：“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语丝·发刊辞》）因此，尤其在当下网络新媒体时代，全民写作成为可能，在强调散文文体大众化的同时，有必要重新回到现代散文“发生学”源头，重提散文和“五四”人的觉醒之间关系的逻辑起点。在诸种文体中，也许只有散文能够以开放的、民主的、阔大的胸怀接纳许多不和谐的声音。精英和大众、前卫和传统、古典和时尚、雅致和粗陋一齐在散文的田野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人心”见之于“文心”，现代中国获得自我解放的智识者经由散文传达他们所触摸的世界，也把他们摇曳多姿的心灵世界放置散文中间，而散文的疆域在现代中国的拓展和收敛也正好可以让我们窥破时代的精神动向。不独《语丝》同人以“自由思想、独立判断”，比如《现代评论》亦毫不含糊地說：“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现代评论·本刊启事》）可以举的例子还有很多。从《语丝》《现代评论》往前是《新青年》《学衡》《东方杂志》，稍后《新月》讲“健康”“尊严”。还有《申报·自由谈》。再后，《观察》认为：“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这是现代散文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现代散文值得我们珍视的部分。当我们谈论散文的文化自信，离开了现代散文传统之上的“人的自信”，散文恐怕至多是徒有“文化”其表的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