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以“中国第一玩家”著称文化界。无论是家具、漆器、竹刻，还是蟋蟀、鸽子、老鹰，抑或是獾狗、掼交、烹饪、火绘。在他的笔下，全都成了一门门精深的学问。
　　他说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90多岁，还不觉得自己老。
　　
　　人鸽情缘
　　
　　天空中白羽飞旋的鸽子，在常人看来。是美丽的，但在王世襄眼里，却是一幅让其痛心的画面：“这些广场鸽美其名曰‘和平鸽’，实际上却是美国一种叫做‘落地王’的食用鸽!而世界上最美丽的鸽子——中国的观赏鸽却在受冷落，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
　　王世襄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自称是“吃剩饭、踩狗屎”之辈：“过去养鸽子的人们，对待鸽子就像对待孩子。自个吃饭不好好吃，扒两口剩饭就去喂鸽放鸽。他们还有一个习惯，一出门不往地上看，而是往天上瞧，因此常常踩狗屎。”在他的记忆里，儿时的鸽市悦耳的哨声，忽远忽近，琅琅不断。全城以贩鸽或制哨为生者至少也有几百人。
　　王世襄如此爱鸽，以至于结束下放劳动后一回到北京，他便在通州郊区买了个小院，心舒神怡地专心养起了鸽子。以后住进了公寓楼，无法养鸽子就成了王世襄人生中最大的憾事，可是他对鸽子的喜爱却日久弥笃。一次，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发现当地正在举办观赏鸽大赛，他便兴致十足地走进了鸽群。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送给他。
　　后来，无法养鸽的王世襄换了一种爱鸽的方式，那就是研鸽并出鸽书。几年下来，他携带相机踏遍了北京的鸽市，去外地开会时也不忘逛鸽市会鸽友，还翻阅了沉睡在故宮书画库中的宮廷画家绘制的鸽谱。经多年积累，他编著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鸽书。
　　王世襄自打龆龀之年上房轰鸽，便与鸽子结下不解情缘。如今垂垂老矣，依然为中国观赏鸽的命运奔走呼吁。就算是有人约访他，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少宣传我这个人，多帮助呼吁抢救观赏鸽”。
　　王世襄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看到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放飞中国的观赏鸽。
　　
　　研物立志
　　
　　谈起诸多玩好，王世襄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
　　这些玩物看似“雕虫小技”，但王世襄却愣是让它们登上了“大雅之堂”。为了得到爱物，他餐风饮露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他与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光“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名号。随“家”而来的是他的四十余部著作，如《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说葫芦》、《蟋蟀谱集成》等，全是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王世襄的“玩派”被画家黄苗子说成是“玩物成家”，启功生前也评价他为“研物立志”。谦虚的王世襄笑称：这些书是一堆不如一堆。
　　王世襄还有一大爱好，那就是善吃、善做、善品评。据他自己回忆：“幼年读书之余，我喜欢进厨房去看厨师做莱。那时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技术十分高超。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各帮莱，我都学，做菜的兴趣越来越浓，交了不少厨师朋友。很多年过去了，不少厨师一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行，而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单位是在故宫里。”于是，到亲朋好友的家里，他也喜欢亲自下厨，露几手“绝活”。
　　王世襄的拿手菜不少，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一次老友聚餐，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伙儿一抢而空。王世襄的厨艺传给了儿子。现在，儿子孝敬父亲的主要方式便是备料烹饪。“老爷子的味蕾灵敏着呢，一般饭馆的菜可瞧不上眼。”儿子语气中带着一丝敬佩。
　　王世襄吃出了见识，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收藏大玩家
　　
　　衣着随随便便，为人朴朴实实，谈吐随随和和，走在大街上的王世襄就像随处可见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鼎鼎有名的收藏家。
　　王世襄在收藏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精力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有意思的是这些藏品不称王世襄收藏，而称他的“俪松居”收藏，这里又蕴含了王世襄、袁荃猷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深厚情感，毕竟这些藏品都为王世襄夫妇的喜爱之物，不论其贵贱。如所藏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等唐、宋、元、明古琴，皆因袁荃猷善抚古琴。袁荃猷14岁即师从汪孟舒先生学琴，造诣极高，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琴艺更为精进。袁荃猷弹琴，王世襄则为其服务。自称“琴奴”。后见一铜炉本无出奇之处，唯其底款方印为“琴友”二字，王世襄便欣然收藏，足见先生内心之细腻和对妻子的深情。
　　为了研究，王世襄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这样的生活，占尽了王世襄的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全部积蓄。王世襄搜集家具的狂热，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这位在音乐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丈夫把大部分的钱买了木器，她尽管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些年手头还拮据，但她全无怨色，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共享从家具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有人说，王世襄“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摘自新华网　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