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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仡佬族作家寿生的作品语言也记录着仡佬族人民的文化生活，通过对作家寿生与他的文学世界进行探究，从作品语言及文学世界进行充分的解读，作家寿生用仡佬族自身专用的汉语方言描述了仡佬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在作家的文学世界中尽显仡佬族地区方言的特征及民俗文化，充分展现了当时仡佬族人民的生活。
关键词：仡佬族 寿生 文学 世界
仡佬族位于中国西南地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少数民族中语言濒危的民族之一。在贵州省改土归流后，由明、清时期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少数民族集居地区所置的地方官进行统一的治理，直到清末及民国初年，仡佬族人口数量开始急剧下降，居住地呈点状分布，或分散在其他民族的生活区域之中，其主要的聚居区位于黔北地区东南部。[1]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通过对仡佬族作家寿生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可以找出仡佬族的生活语言。寿生是中国文学从古代到当代转型时期的仡佬族作家，他出生在偏远的贵州务川，他运用生动的民间语言形式写出了一幅幅独具黔北地区生活特色的画面。寿生作品中的独特表现形式，为仡佬族的文学创造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民国时期贵州省社会风貌的宝贵资料。寿生原名申尚贤，是贵州省现代文学史中一位优秀的仡佬族少数民族地区乡土风格的小说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的作品便以独特的清楚明了的白话语言风格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同时也被誉为最有才华的贵州省青年文学作家。[2]胡适先生对其作品赞赏有加，并将他的小说连载在胡适先生主编的《独立评论》当中。
一、仡佬族作家寿生的作品语言
寿生作品中独特的语言风格是受到其民族文化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娴熟的仡佬族方言，小说中也常常出现仡佬族人民丰富的民俗生活。寿生的作品语言，从显层表征上来看，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仡佬族的地方特色语言和词汇，让小说生动形象的同时富有浓厚的民族韵味，并且在小说中还大量运用了具有独特的语境色彩的表达形式，描绘了仡佬族地区的生活特色。[3]而从更加深层的表征上看，寿生将极其浓厚的方言韵味充分融入作品的表述当中，通过对其作品的阅读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对当时的仡佬族人民的思想情感。
在20世紀30年代的贵州省，因自身发展和历史因素，仡佬族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辛，因此也促成了寿生作品中的独特的生活风貌，而这些情形也都从寿生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中显现出来。尤其是寿生的小说运用仡佬族方言的形式将人物的性格和人物的心理完整地展现出来，反映了仡佬族人民生活独特之处。例如在小说《凭籍》中的一句话，“乡空子，算什么东西，我杆子，现在是——哼！”其中“乡空子”和“杆子”都是仡佬族的民族方言，“乡空子”指的是粗鲁且刁蛮的乡下人，而“杆子”是指蛮横不讲理的人，这个词语的来源是由李自成的“杆子军”而来，极具民族特色。
在小说《求生的协力》中有一句话，“他们先让五个逵手带一支川造手提机关枪，四支手枪，偷上洞去。”其中“逵手”也是仡佬族的民族方言，是指匪徒当中最强悍的人，其他人对其尊称为逵手。
通过上述几篇小说中的对话，寿生将仡佬族的日常生活及生产方式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展现出仡佬族人民的生产条件十分简陋，其劳作的方式相对单一。通过仡佬族的方言将仡佬族人民的生活情况真切地反映出来，通过有趣的民族方言充分体现了仡佬族的生活气息与民俗特色。
利用仡佬族方言的表达形式，寿生小说作品中的语言充分将仡佬族的真实生活状况予以重现，在语言格式上具备了仡佬族民族的方言特色，同时也体现了当时仡佬族的艰苦生活情况，以及仡佬族人民在艰苦生活条件下的情趣和心理活动。
二、仡佬族作家寿生的语言世界
在仡佬族文学史上，寿生是第一个从事小说一类文学体裁的新文学形式的作家，寿生最开始进行小说创作是在他的求学时期，后来由于贵州省的军阀混战，导致当时的局面动荡不安，于是寿生便与同班的好友一同前往北平求学。[4]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阅读量快速提高，浏览了大量仡佬族地区难得一见的进步刊物，让他的眼界大开。由于寿生“偏科”严重，只热衷于文学及社会科学，因此数次报考北京大学而未被录取，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位“偷听生”，在此期间寿生开始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从寿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时论上看，当时的寿生是一个积极向往着民主且具有浓厚的爱国热情的青年。从他发表的《试谈专制问题》中可以看出，寿生有着十分明确的主张，即“旨趣专制”。“旨趣专制”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顺应当时时代的、顺应人情的制度。寿生的爱国热情还体现在他的创作时期，只要是与国事相关的，他都会以维护国家权益的角度对文章进行立论。寿生曾写过一篇关于外交方面的文章，叫《作好作歹连拖代打》。在文章中，寿生要求国家的外交人员在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中，要向张子房学习，而不应该向项伯学习。项伯会为了建立和谐良好的关系而不惜卖掉自己的国家，而张子房会利用建立起的和谐关系将敌人击败，巩固国家的基业。由此看出，寿生的外交策略是主张把维护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外交原则。而在寿生发表的另一篇时论《我们要有信心》当中表达的也是如此，这篇文章是针对悲叹论调当中的“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而创作的。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国家的发展每况愈下，很多人已经对国家的前途发展失去了希望，而寿生仍然鼓舞着人们。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寿生将中国与日本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他认为日本的发展虽然已经超过了我们，但日本的发展多是模仿着西方国家而来的，因此缺少了创造性，而中国恰恰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民族，所以在未来发展上必定优于日本。寿生在求学的过程中，先后在报刊上刊登了十余篇文章，虽然当时寿生创作的作品还不够成熟，但对于仡佬族而言，却是该民族首次登上报刊的文学作品。
在仡佬族的文学史上，寿生不仅是第一位从事小说方面创作的作家，而且还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通过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将现实生活准确、真实地反映到了他的作品当中。[5]在寿生的小说当中，大部分都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生活的家乡的真实状态。作家为了让人民对当时黑暗的社会有充分的认识，在创作的过程中将造成黑暗社会的原因无情地揭露出来。他认为，造成家乡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受到了封建思想的迫害；其二是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寿生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活信》和《新秀才》当中都体现了作者想要揭示意识毒害的思想。在《活信》当中，作家描绘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学生，只是因为在大街上呼喊了某一位男学生的名字，而被校长及亲人无情地责骂，说她有辱家门，给家里丢脸。最终女学生由于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而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但将女学生逼上绝路的亲人们不仅没有一点愧疚之感，反而说出了“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算什么呢！”的话语。 寿生所揭示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是从多个方面进行描写的。其中包括了国民党军队残忍杀害无辜百姓或将百姓逼上绝路的故事；也有国民党执政的官员肆意敲诈、剥削劳动人民的故事等。在小说《乡民》当中，寿生描写了一个利用笼络的手段升为国民党团长的匪徒首领，在一次“围剿”失败后，用三名进城买东西的乡民充当活祭品，将其押回县城，当这三名乡民拼命地求救时，连地皮都跟着颤抖，但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们。通过作家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人物形象以及故事脉络，将国民党军队对待人民的残忍和无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寿生的文学世界中描绘出了一幅幅极具黔北特色的人民生活画面，在他独特的仡佬族方言描写当中体现了仡佬族特有的山水和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物形象都能够具有独特的黔北仡佬族的味道。当阅读寿生的小说作品時，常常会有一股仡佬族人民特有的生活气息迎面而来。但寿生在描绘人民生活的过程中，并不是单一地将生活写在纸上，而是将当时的社会背景融入生活当中，让单一的地方生活充满了社会政治的气息。
三、结语
仡佬族文学创作是生长在仡佬族民族文化土壤当中的一棵大树，寿生创作的小说作品中的语言承载了仡佬族的民俗与文化。通过写实的语言风格将不同时期仡佬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通过对仡佬族作家寿生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可以再现当时仡佬族人民的语言状况，以及在作品当中保留下来的民俗文化。可以说寿生的文学作品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切实的语言依据。
参考文献：
[1]唐燕飞.乡土文学背景下的出走叙事——论仡佬族作家赵剑平的小说创作[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03）.
[2]张柱林.共同的命运，不同的表述——2018年《民族文学》小说述评[J].民族文学，2019（01）.
[3]张羽华，叶敏.景观书写与生命思考——论仡佬族作家赵剑平长篇小说《困豹》的现代诉求[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6（05）.
[4]胡洁娜，周帆.“混杂化”中的仡佬族文学[J].山花，2015（24）.
[5]蓝卡佳.黔北仡佬族作家作品语言与仡佬族语言生活[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黔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6JD117）。
（作者简介：余永梅，女，本科，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仡佬族 寿生 文学 世界
仡佬族位于中国西南地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少数民族中语言濒危的民族之一。在贵州省改土归流后，由明、清时期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少数民族集居地区所置的地方官进行统一的治理，直到清末及民国初年，仡佬族人口数量开始急剧下降，居住地呈点状分布，或分散在其他民族的生活区域之中，其主要的聚居区位于黔北地区东南部。[1]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通过对仡佬族作家寿生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可以找出仡佬族的生活语言。寿生是中国文学从古代到当代转型时期的仡佬族作家，他出生在偏远的贵州务川，他运用生动的民间语言形式写出了一幅幅独具黔北地区生活特色的画面。寿生作品中的独特表现形式，为仡佬族的文学创造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民国时期贵州省社会风貌的宝贵资料。寿生原名申尚贤，是贵州省现代文学史中一位优秀的仡佬族少数民族地区乡土风格的小说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的作品便以独特的清楚明了的白话语言风格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同时也被誉为最有才华的贵州省青年文学作家。[2]胡适先生对其作品赞赏有加，并将他的小说连载在胡适先生主编的《独立评论》当中。
一、仡佬族作家寿生的作品语言
寿生作品中独特的语言风格是受到其民族文化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娴熟的仡佬族方言，小说中也常常出现仡佬族人民丰富的民俗生活。寿生的作品语言，从显层表征上来看，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仡佬族的地方特色语言和词汇，让小说生动形象的同时富有浓厚的民族韵味，并且在小说中还大量运用了具有独特的语境色彩的表达形式，描绘了仡佬族地区的生活特色。[3]而从更加深层的表征上看，寿生将极其浓厚的方言韵味充分融入作品的表述当中，通过对其作品的阅读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对当时的仡佬族人民的思想情感。
在20世紀30年代的贵州省，因自身发展和历史因素，仡佬族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辛，因此也促成了寿生作品中的独特的生活风貌，而这些情形也都从寿生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中显现出来。尤其是寿生的小说运用仡佬族方言的形式将人物的性格和人物的心理完整地展现出来，反映了仡佬族人民生活独特之处。例如在小说《凭籍》中的一句话，“乡空子，算什么东西，我杆子，现在是——哼！”其中“乡空子”和“杆子”都是仡佬族的民族方言，“乡空子”指的是粗鲁且刁蛮的乡下人，而“杆子”是指蛮横不讲理的人，这个词语的来源是由李自成的“杆子军”而来，极具民族特色。
在小说《求生的协力》中有一句话，“他们先让五个逵手带一支川造手提机关枪，四支手枪，偷上洞去。”其中“逵手”也是仡佬族的民族方言，是指匪徒当中最强悍的人，其他人对其尊称为逵手。
通过上述几篇小说中的对话，寿生将仡佬族的日常生活及生产方式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展现出仡佬族人民的生产条件十分简陋，其劳作的方式相对单一。通过仡佬族的方言将仡佬族人民的生活情况真切地反映出来，通过有趣的民族方言充分体现了仡佬族的生活气息与民俗特色。
利用仡佬族方言的表达形式，寿生小说作品中的语言充分将仡佬族的真实生活状况予以重现，在语言格式上具备了仡佬族民族的方言特色，同时也体现了当时仡佬族的艰苦生活情况，以及仡佬族人民在艰苦生活条件下的情趣和心理活动。
二、仡佬族作家寿生的语言世界
在仡佬族文学史上，寿生是第一个从事小说一类文学体裁的新文学形式的作家，寿生最开始进行小说创作是在他的求学时期，后来由于贵州省的军阀混战，导致当时的局面动荡不安，于是寿生便与同班的好友一同前往北平求学。[4]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阅读量快速提高，浏览了大量仡佬族地区难得一见的进步刊物，让他的眼界大开。由于寿生“偏科”严重，只热衷于文学及社会科学，因此数次报考北京大学而未被录取，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位“偷听生”，在此期间寿生开始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从寿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时论上看，当时的寿生是一个积极向往着民主且具有浓厚的爱国热情的青年。从他发表的《试谈专制问题》中可以看出，寿生有着十分明确的主张，即“旨趣专制”。“旨趣专制”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顺应当时时代的、顺应人情的制度。寿生的爱国热情还体现在他的创作时期，只要是与国事相关的，他都会以维护国家权益的角度对文章进行立论。寿生曾写过一篇关于外交方面的文章，叫《作好作歹连拖代打》。在文章中，寿生要求国家的外交人员在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中，要向张子房学习，而不应该向项伯学习。项伯会为了建立和谐良好的关系而不惜卖掉自己的国家，而张子房会利用建立起的和谐关系将敌人击败，巩固国家的基业。由此看出，寿生的外交策略是主张把维护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外交原则。而在寿生发表的另一篇时论《我们要有信心》当中表达的也是如此，这篇文章是针对悲叹论调当中的“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而创作的。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国家的发展每况愈下，很多人已经对国家的前途发展失去了希望，而寿生仍然鼓舞着人们。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寿生将中国与日本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他认为日本的发展虽然已经超过了我们，但日本的发展多是模仿着西方国家而来的，因此缺少了创造性，而中国恰恰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民族，所以在未来发展上必定优于日本。寿生在求学的过程中，先后在报刊上刊登了十余篇文章，虽然当时寿生创作的作品还不够成熟，但对于仡佬族而言，却是该民族首次登上报刊的文学作品。
在仡佬族的文学史上，寿生不仅是第一位从事小说方面创作的作家，而且还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通过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将现实生活准确、真实地反映到了他的作品当中。[5]在寿生的小说当中，大部分都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生活的家乡的真实状态。作家为了让人民对当时黑暗的社会有充分的认识，在创作的过程中将造成黑暗社会的原因无情地揭露出来。他认为，造成家乡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受到了封建思想的迫害；其二是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寿生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活信》和《新秀才》当中都体现了作者想要揭示意识毒害的思想。在《活信》当中，作家描绘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学生，只是因为在大街上呼喊了某一位男学生的名字，而被校长及亲人无情地责骂，说她有辱家门，给家里丢脸。最终女学生由于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而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但将女学生逼上绝路的亲人们不仅没有一点愧疚之感，反而说出了“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算什么呢！”的话语。 寿生所揭示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是从多个方面进行描写的。其中包括了国民党军队残忍杀害无辜百姓或将百姓逼上绝路的故事；也有国民党执政的官员肆意敲诈、剥削劳动人民的故事等。在小说《乡民》当中，寿生描写了一个利用笼络的手段升为国民党团长的匪徒首领，在一次“围剿”失败后，用三名进城买东西的乡民充当活祭品，将其押回县城，当这三名乡民拼命地求救时，连地皮都跟着颤抖，但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们。通过作家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人物形象以及故事脉络，将国民党军队对待人民的残忍和无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寿生的文学世界中描绘出了一幅幅极具黔北特色的人民生活画面，在他独特的仡佬族方言描写当中体现了仡佬族特有的山水和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物形象都能够具有独特的黔北仡佬族的味道。当阅读寿生的小说作品時，常常会有一股仡佬族人民特有的生活气息迎面而来。但寿生在描绘人民生活的过程中，并不是单一地将生活写在纸上，而是将当时的社会背景融入生活当中，让单一的地方生活充满了社会政治的气息。
三、结语
仡佬族文学创作是生长在仡佬族民族文化土壤当中的一棵大树，寿生创作的小说作品中的语言承载了仡佬族的民俗与文化。通过写实的语言风格将不同时期仡佬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通过对仡佬族作家寿生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可以再现当时仡佬族人民的语言状况，以及在作品当中保留下来的民俗文化。可以说寿生的文学作品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切实的语言依据。
参考文献：
[1]唐燕飞.乡土文学背景下的出走叙事——论仡佬族作家赵剑平的小说创作[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03）.
[2]张柱林.共同的命运，不同的表述——2018年《民族文学》小说述评[J].民族文学，2019（01）.
[3]张羽华，叶敏.景观书写与生命思考——论仡佬族作家赵剑平长篇小说《困豹》的现代诉求[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6（05）.
[4]胡洁娜，周帆.“混杂化”中的仡佬族文学[J].山花，2015（24）.
[5]蓝卡佳.黔北仡佬族作家作品语言与仡佬族语言生活[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黔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6JD117）。
（作者简介：余永梅，女，本科，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