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教师多年，每次给学生写评语或是推荐信，最不愿意写的短语就是所谓“刻苦学习”。但是很多家长却特别在意评价中有没有这个“刻苦学习”，好像不写上这一句他孩子的品格就有缺陷似的。可是我一向反对“刻苦学习”，反对“发愤读书”。更不用说什么“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之类。看从古到今有关读书学习的种种说教，我终于发现：原来我们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落后，乃至于文化文明的落后，很可能与中国人把读书学习当做苦事有关。因为读书被当成了苦事，人们也就耽于玩乐，怕动脑筋，久而久之，愚昧落后的种子扎进灵魂深处。不知读者是否能同意我这种推测。
　　功利的读书，也和“苦读”意识有关。因为读书被当做苦事，所以只能以利诱之。古人说“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干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名利之外，还有色诱，全被作为交换的筹码，如果再和“学而优则仕”或“仕而优则学”的“科学发展观”相结合，则读书不辍，如有十项全能，在社会上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于是始有苦读之徒，上演“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的活剧，不是把读书当做血淋淋的广告把戏，就是把它弄成了呆了巴几的时尚演出。
　　我自己从来没有苦读过，也反对把读书当做苦事。我读书，是因为喜欢；而正因为喜欢，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苦”。我认为如果视勤读为“苦”，那简直是对书的侮辱、对学习的侮辱。我对这本书有兴趣，可以废寝忘食，废寝忘食是因为心中有乐，而非衣食不继或是精神失常。我十岁时一天看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看完后发高烧。家人以为我是为了及时归还图书馆，抢着读完，劳累过度；其实不然，我只是太想知道人物的命运，太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与“苦读”全然无关。在我看来，如果把读书学习当做苦事，肯定学不好。我自幼至今，没有“苦读”的经历，我总把有书读当做幸运的事、有趣的事。特别是在农村插队期间，有时无意间得到一本破书，干活时我就盼着太阳能早点落山，那样收工后就可以在油灯下多读上几页。
　　因为有着对知识的渴望，因为太想知道事物的究竟，因为想要得道授业解惑，因而凭着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准备读的书，这些，都是你想要的东西，求仁得仁，何苦之有?
　　钱理群教授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活时说：“做任何事，刻苦的结语常常是两个字：及格；兴趣的结语常常也是两个字：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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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什么第一句是它?后世儒家的发挥多如牛毛，总结加发挥就是：“学习”是孔子的第—人生，“悦乐”是孔子的第一人生标准。
　　前有孔先生说学习是快乐的，后有吴先生说…苦读’没意思”。但不幸的是，苦读书、求名利的传统也同样悠久。太阳底下无新事。
　　
　　晏阳初是谁?
　　
　　一次，一家报纸的主任编辑来电话，说因为错了一个字，上级严厉批评，被骂得瘟头瘟脑，正在写检查。问他错了个什么字，是不是触及政冶敏感问题了，是不是多一字少一字把意思弄“反动”了。他说那倒不至于，说只是把“晏阳初”的“晏”全排成“宴会”的“宴”了。闻他是什么文章，是不是引用时用错了一字，他说，文章就是纪念晏阳初的，结果连大字标题都印成了“宴阳初”，文中几十处也全是“宴阳初”。我很震惊，说，岂有此理，教育报刊的编者竟连“晏阳初”三个字如何写都不知道，那一点也不冤枉，被骂两顿也是活该。编辑悲惨地喊道：可来稿上就是“宴阳初”啊!
　　这种事让人啼笑皆非。我猜，是不是大家出席宴会多了，酒喝多了，于是“晏”“宴”不分了?
　　把这家教育报的笑话说给同行听，有人不敢相信竟有此事，说果真有，那是得好好检查；另有一些同行则一脸茫然地问：“晏阳初是谁?”
　　晏阳初，一个中国人的姓名。1943年他和爱因斯坦等一同被评为“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他活到101岁，联合国人士尊他为“平民教育之父”。
　　但是在中国，很多人不知道晏阳初，这样的事实也显示了我们的国情。
　　“教育家”这三个字，分量太重太重。我觉得如果随随便便就称人为教育家，是无知的表现，对教育事业也是一种轻慢。在我们中国的这一百年，配得上这三个字的，只有可数的几个人。
　　所以必须知道晏阳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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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阳初是谁?”这个问题很尖锐。尖锐在哪儿?尖锐在于：第一。中国教育有没有忘记自身的一段重要历史?第二。还忘记了别的吗?第三，它这健忘的毛病是怎么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