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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和内政外交事件频发的多事之秋。由于国力的衰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国时期曾先后发生了多起外交危机和外交突发事件,国民党政府从当时的条件、环境和自身的需要出发,对这些涉外突发事件主动或被迫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最后导致了事件处理的不同结局。这些突发事件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历史与国际背景,国民政府当局的应对方法也极具历史特征。殷鉴不远,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事件回放
一、济南事件
1928年 4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为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日军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向北伐军发起全面攻击,并大肆屠杀中国军民。5月 3日,日军部队在济南各处制造流血事件,还不顾国际公法,闯进外交部驻济南交涉署,残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更用大炮轰击北伐军驻地和济南市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据调查,在这次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即派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进行交涉,不料黄郛因拒绝日方无理要求,竟被拘禁18个小时。4日晚日军用飞机和大炮向济南城内轰击,向北伐军发起总攻,限令城内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面对侵华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的蛮横态度和日军在济南城对中国军民的疯狂屠杀,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在阵前与福田交涉的打算,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此事实宣告全世界。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决定北伐继续进行,济案由外交部继续提出抗议,严正交涉。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应变指导方针,比如,国民党中央采取了指导各地民众团体游行抗议、组织抵制日货活动等行动,甚至组织军队也参加游行示威。上海、南京等地成立了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
历经复杂的交涉过程,直到1929年 3月中日双方才达成协议。该协议内容没有追究日方的军事责任,而只决定两个月内日军从山东撤军、共同组织中日调查委员会另行调查双方损害问题等事项,后亦无结果。济南事件由此结束。
从济南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对事变的应付之策只是妥协退让,这使得日军越发肆无忌惮,使中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国民政府这种做法,既不能获得公正解决的结果,又让国内民众觉得失去了尊严,自然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特别是从此开启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外交的大门,使得日本今后在中国大地上一再重复上演类似的突发事件。
二、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
1928年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全国后,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他们不断派出间谍在东北各地活动,为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1931年 2月,日本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等四人潜入我国禁区黑龙江兴安屯垦区猎取情报,被我驻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捕获,当场搜出地图等证据。中村在受审时武力抗拒,与我军人搏斗,被打死。驻军考虑到如与日方交涉,情报一定会被取走,随即决定将日谍全部处死。关玉衡将情况和证据向当时在北平的东北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做了报告,但他却没有向沈阳东北长官公署主持政务的参谋长荣臻报告。
8月初,日本驻沈阳领事向东北长官公署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方面调查。由于张学良没有及时与荣臻就此事通气,更没有研究应变的对策,致使荣臻在日本领事询问时只能以“不明真相”含混搪塞。9月上旬,国民政府被迫承认了处死中村等人的事实。日本军部乘机制造舆论,在军事上咄咄逼人。但在中方出示中村间谍罪的确凿证据面前,日本领事的态度顿时大变,转而提出要向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赔偿损失和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四项解决条件。中方以请示为由拖延之。
事实上,日本外交谈判不过是掩盖战争准备的手段。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借口南满铁路遭到破坏,突袭东北军沈阳北大营,进而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对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来说,“九一八”事变是一起典型的遭受外敌入侵、国土沦陷的重大突发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确立的应对原则仍本着一贯的妥协方针,可概括为:“忍”、“韧”、“拖”三个字,即军事上不抵抗——“忍”;外交上不屈服——“韧”;不绝交,不宣战,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不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尽力拖延与日本直接摊牌的时间——“拖”;同时诉诸国际联盟,将事件国际化,争取国际同情,希望通过国际干涉,迫使日本撤兵。日本对此采取反诬手段,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亦向国联申诉中国挑起事端。从1931年 9月到次年秋,国联多次召集会议听取双方陈述,并曾派李顿调查团到东北实地调查。在得知事件真相后,国联多次做出决议,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但日本拒不执行,反而迅速占领东北全境。后来干脆宣布退出国联,使南京国民党政府依靠国联迫使日本撤兵的计划完全破产。
国民党对应日本制造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件方法成败因素,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战前的日本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日本为了国家的利益,无视国际组织、国际法与已订立的条约,一旦回避不了,就做片面解释,蒙骗不了则耍起流氓手段,宣布退出国联,欲让中国“有冤无处申”。日本还特别注意舆论宣传,凡是有利本国的就大力宣传,不利本国的就回避或歪曲,以蒙蔽本国民众,在国际上混淆视听。在应对外交突发事件时,对这类“无赖国家”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全面准备,须知正义和法律只能对君子而言。
其次,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导下,国民党当局上下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一味忍让。如中村事件中,中村间谍罪行确凿,中方本可以通过舆论将日本的间谍行为昭告天下,争取主动,但东北当局始终将事捂着,开始时不承认,当事实掩盖不住了,才承认处死中村的事实,还一厢情愿地要“以镇静与稳慎的态度,希望和平解决”。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十分被动。国民党政府也不敢向日本提出抗议,反要将行使正当职权的关玉衡“进行军事审判,予以严惩”,想以“自虐”来换取日本的让步,“与虎谋皮”的结果是适得其反。
最后,在处理外交突发事件中,东北地方当局内部及其与南京国民党中央上下之间缺乏通气与协调。“九一八”事变后,南京与东北联系也不顺畅,中央忙于核查事件情况,对日应付总是慢一拍,陷于被动,这是明显的教训。
三、藏本事件
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外出失踪,引发了中日关系的又一场危机。
为防日方再度利用这一事件发难,在南京主持工作的汪精卫迅速训示首都宪警机关:“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9日~11日,首都警察厅派出宪警往各处查访,戴笠主持的特务处也奉命派出人员到处寻访。为了寻找藏本,中方出动人力之多、查访范围之广、搜寻程度之细密,堪称空前。但蒋汪政府的重视和努力,并没有得到日方的肯定。1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向国民政府发出武力威胁。汪精卫又惊又怕,全无主张,只是对宪警拍桌训斥。6月13日凌晨,躲到中山陵原准备自杀的藏本被找到。15日上午,藏本在日警监护下被送回国内。
“藏本事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前出现的一件外交突发事件,国民政府当局在应付这一事件时,表现出了慌乱、紧张和无奈,事后又一味地迎合日方的无理狡辩,态度软弱,这更使日方胆大妄为。这一外交突发事件给后人留下了几点启示:一是遇事要沉着冷静,不能手忙脚乱,只有事先准备好预案,临阵才不致出错;二是要做到心中有数,要充分了解对手的情况和他们的企图,有所防备,使其无机可乘;三是要及时向公众说明事实真相,动员和依靠民众的力量,做政府的坚强后盾;四是必要时要动员和使用包括警察和特种机构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器,阻止事态的扩大和恶化,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四、成都事件
成都事件发生于1936年8月。当时蒋介石已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最后牺牲”说,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成都事件的处理结局也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侵略态度的转变。
日本为侵略中国,在华重要地方均设有领事馆。为搜集四川的情报,扩张在成都的势力,日本政府于1936年6月未经与中国协商,借口“保护侨民”,擅自宣布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并派特务骨干岩井英一于1936年8月17日到达重庆,打算率两名日警乘飞机到成都,造成设领的既成事实。日本蔑视中国主权的行径激起四川人民的愤慨。24日下午,成都群众涌入日本人下榻的大川饭店,痛殴了4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渡边恍三郎、深川经二被打死,其余二人被打伤,后被军警抢出,群众与警察亦有多人受伤。此即“成都事件”,亦称“蓉案”。
事件发生后,南京政府明令主管机关迅速处理。9月8日和10日,日本通过驻南京总领事向中国外交部长张群提出了七条要求: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在华北设立特种政治机构;彻底禁止“排日”;中国政治军事各机关须聘用日本顾问;与日本缔结关税协定,降低税率;福冈与上海之间建立航空联系;成都开埠,中日合作开发四川经济。可以看出,这些要求基本都与解决成都事件毫不相干。从9月14日起,张群与日使川樾进行会谈。张群主张就事论事谈成都事件,并针对日方的七条要求,针锋相对地提出五条对案:废止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日方必须停止包庇对华走私,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察东与绥北。双方互不相让,会谈陷入僵局。其后,接连发生了关东军进犯绥远的事件和西安事变,由于日本专注于准备武装侵华,而中方坚不退让,成都事件拖延下来。
成都事件是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形成的情况下发生的,与前期发生的中村事件等多起中日外交突发事件的背景有所不同。事变中,中方应变态度明确,打破了日本将事件处理扩大化的企图。主要经验是:只要政府与民众、决策者与执行者在思想上保持一致,上下同心同力,一致对外,则不惧危机。
五、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件,是一次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涉外突发性事件。事件是由驻扎在北平市郊的日军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而蓄意挑起的,中国守军严词拒绝了日军的要求,结果发生了交火冲突,进而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认为此次事件不比往常,是日军有计划的侵略行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外交与军事方面来应对这场危机。首先,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在与日本的交涉中,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其次,中方认识到事变的严重性,丢掉幻想,做好了全面的应战准备。7月8日起,各地援军奉调北上石家庄、保定一线抵抗日军。10日蒋介石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中国全民抗战开始。
从国民政府外交与军事上的应对措施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对日本的侵略本质有较清醒的认识,对日本蓄意扩大侵略的意图判断准确,蒋介石多次表达了抵抗侵略的决心,还向北平地方当局明确表达了中央的处理方针,不断提醒、督促其做好军事准备,同时在宣示原则的基础上也对北平当局对日交涉给予了必要的谅解,使日军分化拉拢的图谋破产。由于战略判断准确,使国家体制转入战时轨道,其所采取的“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虽然还有所保留,但总体上来看,是正确的。
六、沈崇事件
1946年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了一件涉外突发事件。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在长安街遭到美军士兵绑架并被强奸,被市民发现后几个人一起被送到警察局。
事件发生后,当局并未准确认识事件的严重性,他们机械地确定了下列处理目标:就沈崇案件与美方交涉,争取对肇事美军士兵绳之以法;对汹涌而来的学潮设法加以监控和平息;对学潮背后中共及民主党派的政治攻势实行反击,试图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具体做法上,一是控制舆论宣传;二是加紧对美交涉,争取惩办肇事者以平民怨;三是试图对学潮与反美运动加以控制;四是对中共发动政治反攻势。
国民党当局的应对方针在当时社会不稳、对国民党当局不利的大背景下,加上当局的工作基本上是浮于表面,因此并没有收到实效。反观中共的群众工作,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国学潮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扩大。加上美方试图包庇罪犯,迟迟不做最后裁定,最后竟然推翻有罪判决,更加激怒了中国民众,工人、市民加入抗议行列,知识界也支持学运,造成了全国性反美反政府运动,甚至后来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也出面表态支持学生。这一切说明了当时的人心向背,南京政府对此已束手无策。
沈崇事件的处理效果从当局的立场上看总体上是失败的,其结果是:客观上促成了全国性的反对国民党政府高潮的到来,当局应对方法失措的重要原因在于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分析错误,应对方法治标不治本,再加上手法拙劣,效果适得其反。
历史启示
综观上述颇具代表性的六件民国外交突发事件,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历史启示:
处理外交突发事件,要在对世界大局和我国外交角色具有全面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首先确立处理方针和目标,尽力化解事件负面效应,争取事件处置的最好结果。尽管所谓外交突发事件特征在于“突发”,但从本质上来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那样:“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任何事件的发生,总有发动的一方和发生的原因,形式上突发的背后往往存在必然发生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对全球大局和我国各个时期的外交重点领域和任务、对外矛盾焦点等有明确的分析和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
要根据不同阶段外交战略目标,制定好应付外交突发事件之预案,做到切实可行。要注重培养精通国际法律与外交业务的专业人员,组织参谋班子,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提供及时可行的应对方案,供决策参考。而作为各级决策者和外交系统具体执行人,在执行交涉处理过程中,应沉着应对、审慎决策,既要避免以情绪化、简单化措施来应对外交突发事件,又要防止消极请示等待,推卸责任,以免错过处理事件的有利时机。
要善于整合利用国内各方力量,统一协调指挥,共同应对危机,做全面的努力。同时,还要争取国际舆论及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同盟的支持,争取主流舆论同情,抢占舆论先机,削弱孤立对手,并要充分汲取历史的教训,立足于自己,切不可盲目地完全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与干涉,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任何外交事件的处理应对,都必须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弱国无外交”。对于外交突发事件,当然应该凭借国力处理应对,国力强大也是在国际上确立地位、争取外援的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教导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扼制、减少到有效处理外交突发事件,强大的国家实力才是根本依靠。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国家建设,全面提高综合国力。
随着近半个世纪人类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世界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飞速进步,使其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今日之中国,其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比较民国时期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反观民国时期,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当时国民政府是想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但帝国主义列强要保住其在华殖民利益,不想让中国翻身,因而竭力阻止。野心勃勃的日本更是公然出兵侵略中国,欲彻底吞并之。当时一切外交突发事件,皆源于此。而今,尽管我们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自由和初步的繁荣强盛,但是,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存在,外交突发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我们回顾民国时期外交突发事件的历史,总结和研究其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地球村”正在步步“变小”和“整合”,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流频繁,文化加速融合,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全球化、国际化已成趋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外交问题变得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事实说明,今天的国际形势比半个世纪前更复杂、更严峻、更难应对,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更高的高度、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外交问题。
(作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
事件回放
一、济南事件
1928年 4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为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日军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向北伐军发起全面攻击,并大肆屠杀中国军民。5月 3日,日军部队在济南各处制造流血事件,还不顾国际公法,闯进外交部驻济南交涉署,残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更用大炮轰击北伐军驻地和济南市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据调查,在这次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即派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进行交涉,不料黄郛因拒绝日方无理要求,竟被拘禁18个小时。4日晚日军用飞机和大炮向济南城内轰击,向北伐军发起总攻,限令城内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面对侵华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的蛮横态度和日军在济南城对中国军民的疯狂屠杀,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在阵前与福田交涉的打算,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此事实宣告全世界。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决定北伐继续进行,济案由外交部继续提出抗议,严正交涉。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应变指导方针,比如,国民党中央采取了指导各地民众团体游行抗议、组织抵制日货活动等行动,甚至组织军队也参加游行示威。上海、南京等地成立了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
历经复杂的交涉过程,直到1929年 3月中日双方才达成协议。该协议内容没有追究日方的军事责任,而只决定两个月内日军从山东撤军、共同组织中日调查委员会另行调查双方损害问题等事项,后亦无结果。济南事件由此结束。
从济南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对事变的应付之策只是妥协退让,这使得日军越发肆无忌惮,使中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国民政府这种做法,既不能获得公正解决的结果,又让国内民众觉得失去了尊严,自然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特别是从此开启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外交的大门,使得日本今后在中国大地上一再重复上演类似的突发事件。
二、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
1928年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全国后,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他们不断派出间谍在东北各地活动,为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1931年 2月,日本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等四人潜入我国禁区黑龙江兴安屯垦区猎取情报,被我驻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捕获,当场搜出地图等证据。中村在受审时武力抗拒,与我军人搏斗,被打死。驻军考虑到如与日方交涉,情报一定会被取走,随即决定将日谍全部处死。关玉衡将情况和证据向当时在北平的东北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做了报告,但他却没有向沈阳东北长官公署主持政务的参谋长荣臻报告。
8月初,日本驻沈阳领事向东北长官公署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方面调查。由于张学良没有及时与荣臻就此事通气,更没有研究应变的对策,致使荣臻在日本领事询问时只能以“不明真相”含混搪塞。9月上旬,国民政府被迫承认了处死中村等人的事实。日本军部乘机制造舆论,在军事上咄咄逼人。但在中方出示中村间谍罪的确凿证据面前,日本领事的态度顿时大变,转而提出要向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赔偿损失和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四项解决条件。中方以请示为由拖延之。
事实上,日本外交谈判不过是掩盖战争准备的手段。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借口南满铁路遭到破坏,突袭东北军沈阳北大营,进而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对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来说,“九一八”事变是一起典型的遭受外敌入侵、国土沦陷的重大突发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确立的应对原则仍本着一贯的妥协方针,可概括为:“忍”、“韧”、“拖”三个字,即军事上不抵抗——“忍”;外交上不屈服——“韧”;不绝交,不宣战,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不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尽力拖延与日本直接摊牌的时间——“拖”;同时诉诸国际联盟,将事件国际化,争取国际同情,希望通过国际干涉,迫使日本撤兵。日本对此采取反诬手段,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亦向国联申诉中国挑起事端。从1931年 9月到次年秋,国联多次召集会议听取双方陈述,并曾派李顿调查团到东北实地调查。在得知事件真相后,国联多次做出决议,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但日本拒不执行,反而迅速占领东北全境。后来干脆宣布退出国联,使南京国民党政府依靠国联迫使日本撤兵的计划完全破产。
国民党对应日本制造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件方法成败因素,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战前的日本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日本为了国家的利益,无视国际组织、国际法与已订立的条约,一旦回避不了,就做片面解释,蒙骗不了则耍起流氓手段,宣布退出国联,欲让中国“有冤无处申”。日本还特别注意舆论宣传,凡是有利本国的就大力宣传,不利本国的就回避或歪曲,以蒙蔽本国民众,在国际上混淆视听。在应对外交突发事件时,对这类“无赖国家”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全面准备,须知正义和法律只能对君子而言。
其次,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导下,国民党当局上下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一味忍让。如中村事件中,中村间谍罪行确凿,中方本可以通过舆论将日本的间谍行为昭告天下,争取主动,但东北当局始终将事捂着,开始时不承认,当事实掩盖不住了,才承认处死中村的事实,还一厢情愿地要“以镇静与稳慎的态度,希望和平解决”。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十分被动。国民党政府也不敢向日本提出抗议,反要将行使正当职权的关玉衡“进行军事审判,予以严惩”,想以“自虐”来换取日本的让步,“与虎谋皮”的结果是适得其反。
最后,在处理外交突发事件中,东北地方当局内部及其与南京国民党中央上下之间缺乏通气与协调。“九一八”事变后,南京与东北联系也不顺畅,中央忙于核查事件情况,对日应付总是慢一拍,陷于被动,这是明显的教训。
三、藏本事件
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外出失踪,引发了中日关系的又一场危机。
为防日方再度利用这一事件发难,在南京主持工作的汪精卫迅速训示首都宪警机关:“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9日~11日,首都警察厅派出宪警往各处查访,戴笠主持的特务处也奉命派出人员到处寻访。为了寻找藏本,中方出动人力之多、查访范围之广、搜寻程度之细密,堪称空前。但蒋汪政府的重视和努力,并没有得到日方的肯定。1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向国民政府发出武力威胁。汪精卫又惊又怕,全无主张,只是对宪警拍桌训斥。6月13日凌晨,躲到中山陵原准备自杀的藏本被找到。15日上午,藏本在日警监护下被送回国内。
“藏本事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前出现的一件外交突发事件,国民政府当局在应付这一事件时,表现出了慌乱、紧张和无奈,事后又一味地迎合日方的无理狡辩,态度软弱,这更使日方胆大妄为。这一外交突发事件给后人留下了几点启示:一是遇事要沉着冷静,不能手忙脚乱,只有事先准备好预案,临阵才不致出错;二是要做到心中有数,要充分了解对手的情况和他们的企图,有所防备,使其无机可乘;三是要及时向公众说明事实真相,动员和依靠民众的力量,做政府的坚强后盾;四是必要时要动员和使用包括警察和特种机构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器,阻止事态的扩大和恶化,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四、成都事件
成都事件发生于1936年8月。当时蒋介石已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最后牺牲”说,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成都事件的处理结局也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侵略态度的转变。
日本为侵略中国,在华重要地方均设有领事馆。为搜集四川的情报,扩张在成都的势力,日本政府于1936年6月未经与中国协商,借口“保护侨民”,擅自宣布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并派特务骨干岩井英一于1936年8月17日到达重庆,打算率两名日警乘飞机到成都,造成设领的既成事实。日本蔑视中国主权的行径激起四川人民的愤慨。24日下午,成都群众涌入日本人下榻的大川饭店,痛殴了4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渡边恍三郎、深川经二被打死,其余二人被打伤,后被军警抢出,群众与警察亦有多人受伤。此即“成都事件”,亦称“蓉案”。
事件发生后,南京政府明令主管机关迅速处理。9月8日和10日,日本通过驻南京总领事向中国外交部长张群提出了七条要求: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在华北设立特种政治机构;彻底禁止“排日”;中国政治军事各机关须聘用日本顾问;与日本缔结关税协定,降低税率;福冈与上海之间建立航空联系;成都开埠,中日合作开发四川经济。可以看出,这些要求基本都与解决成都事件毫不相干。从9月14日起,张群与日使川樾进行会谈。张群主张就事论事谈成都事件,并针对日方的七条要求,针锋相对地提出五条对案:废止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日方必须停止包庇对华走私,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察东与绥北。双方互不相让,会谈陷入僵局。其后,接连发生了关东军进犯绥远的事件和西安事变,由于日本专注于准备武装侵华,而中方坚不退让,成都事件拖延下来。
成都事件是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形成的情况下发生的,与前期发生的中村事件等多起中日外交突发事件的背景有所不同。事变中,中方应变态度明确,打破了日本将事件处理扩大化的企图。主要经验是:只要政府与民众、决策者与执行者在思想上保持一致,上下同心同力,一致对外,则不惧危机。
五、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件,是一次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涉外突发性事件。事件是由驻扎在北平市郊的日军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而蓄意挑起的,中国守军严词拒绝了日军的要求,结果发生了交火冲突,进而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认为此次事件不比往常,是日军有计划的侵略行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外交与军事方面来应对这场危机。首先,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在与日本的交涉中,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其次,中方认识到事变的严重性,丢掉幻想,做好了全面的应战准备。7月8日起,各地援军奉调北上石家庄、保定一线抵抗日军。10日蒋介石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中国全民抗战开始。
从国民政府外交与军事上的应对措施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对日本的侵略本质有较清醒的认识,对日本蓄意扩大侵略的意图判断准确,蒋介石多次表达了抵抗侵略的决心,还向北平地方当局明确表达了中央的处理方针,不断提醒、督促其做好军事准备,同时在宣示原则的基础上也对北平当局对日交涉给予了必要的谅解,使日军分化拉拢的图谋破产。由于战略判断准确,使国家体制转入战时轨道,其所采取的“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虽然还有所保留,但总体上来看,是正确的。
六、沈崇事件
1946年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了一件涉外突发事件。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在长安街遭到美军士兵绑架并被强奸,被市民发现后几个人一起被送到警察局。
事件发生后,当局并未准确认识事件的严重性,他们机械地确定了下列处理目标:就沈崇案件与美方交涉,争取对肇事美军士兵绳之以法;对汹涌而来的学潮设法加以监控和平息;对学潮背后中共及民主党派的政治攻势实行反击,试图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具体做法上,一是控制舆论宣传;二是加紧对美交涉,争取惩办肇事者以平民怨;三是试图对学潮与反美运动加以控制;四是对中共发动政治反攻势。
国民党当局的应对方针在当时社会不稳、对国民党当局不利的大背景下,加上当局的工作基本上是浮于表面,因此并没有收到实效。反观中共的群众工作,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国学潮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扩大。加上美方试图包庇罪犯,迟迟不做最后裁定,最后竟然推翻有罪判决,更加激怒了中国民众,工人、市民加入抗议行列,知识界也支持学运,造成了全国性反美反政府运动,甚至后来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也出面表态支持学生。这一切说明了当时的人心向背,南京政府对此已束手无策。
沈崇事件的处理效果从当局的立场上看总体上是失败的,其结果是:客观上促成了全国性的反对国民党政府高潮的到来,当局应对方法失措的重要原因在于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分析错误,应对方法治标不治本,再加上手法拙劣,效果适得其反。
历史启示
综观上述颇具代表性的六件民国外交突发事件,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历史启示:
处理外交突发事件,要在对世界大局和我国外交角色具有全面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首先确立处理方针和目标,尽力化解事件负面效应,争取事件处置的最好结果。尽管所谓外交突发事件特征在于“突发”,但从本质上来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那样:“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任何事件的发生,总有发动的一方和发生的原因,形式上突发的背后往往存在必然发生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对全球大局和我国各个时期的外交重点领域和任务、对外矛盾焦点等有明确的分析和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
要根据不同阶段外交战略目标,制定好应付外交突发事件之预案,做到切实可行。要注重培养精通国际法律与外交业务的专业人员,组织参谋班子,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提供及时可行的应对方案,供决策参考。而作为各级决策者和外交系统具体执行人,在执行交涉处理过程中,应沉着应对、审慎决策,既要避免以情绪化、简单化措施来应对外交突发事件,又要防止消极请示等待,推卸责任,以免错过处理事件的有利时机。
要善于整合利用国内各方力量,统一协调指挥,共同应对危机,做全面的努力。同时,还要争取国际舆论及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同盟的支持,争取主流舆论同情,抢占舆论先机,削弱孤立对手,并要充分汲取历史的教训,立足于自己,切不可盲目地完全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与干涉,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任何外交事件的处理应对,都必须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弱国无外交”。对于外交突发事件,当然应该凭借国力处理应对,国力强大也是在国际上确立地位、争取外援的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教导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扼制、减少到有效处理外交突发事件,强大的国家实力才是根本依靠。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国家建设,全面提高综合国力。
随着近半个世纪人类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世界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飞速进步,使其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今日之中国,其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比较民国时期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反观民国时期,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当时国民政府是想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但帝国主义列强要保住其在华殖民利益,不想让中国翻身,因而竭力阻止。野心勃勃的日本更是公然出兵侵略中国,欲彻底吞并之。当时一切外交突发事件,皆源于此。而今,尽管我们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自由和初步的繁荣强盛,但是,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存在,外交突发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我们回顾民国时期外交突发事件的历史,总结和研究其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地球村”正在步步“变小”和“整合”,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流频繁,文化加速融合,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全球化、国际化已成趋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外交问题变得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事实说明,今天的国际形势比半个世纪前更复杂、更严峻、更难应对,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更高的高度、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外交问题。
(作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