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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上揭示1949年之前多元全景的首次尝试，通过采用更丰富、更系统的科学发掘资料和更多维向度的学术史视角，《暗流》重新厘定和梳理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田野方法和理论范式的形成和转型，并反思了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作问题。“安阳之外”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考古学传统本已尘封多年，在作者的努力下，单线式、一元式的考古学史写作方法被修正，而中国考古学史中被遗忘的“隐匿的多数”也终得正名。
书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作者：徐坚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横跨河南安阳洹河两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的15次考古发掘工作。甲骨卜辞、青铜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宗庙、王陵、族邑聚落遗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遗址等残留遗迹，将《史记—殷本纪》等史书中对商朝半历史半神话式的寥寥数语记述，在实际物证支持下变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实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的考古发掘，安阳发掘引入了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对塑造嗣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影响极为深远，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国前两代考古学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在作者徐坚博士看来，如果过度强调安阳这一“主流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恰恰是这些未受关注的、已被遗忘甚至遭到贬抑的“暗流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
他认为，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简单地满足于按照年代关系汇总发现和研究，罗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事迹，而应该充分地展现学科范式形成和嬗变过程中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主要从人员和机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证和理论之别等三个角度来厘定暗流传统。
例如，史语所郭宝钧主持的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青铜时代墓葬发掘，吴金鼎在苍洱之间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具有超越安阳的重大价值。在史语所之外，国立历史博物馆、史学与国学研究机构、各省公共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间考古学组织，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参与力量。中国历史悠久的古物收藏传统与金石学、器物学研究，甚至“非科学”的遗迹盗掘、公器私藏与古物流通，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不能说毫无助益。具有乡土史、人类学、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暗伏于特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主题中，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的考古学史体系、发掘方法和类型学分析被“有意识、有倾向”地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融汇结合。可以说，这些暗流传统的脉络，既与作为主脉的安阳传统相互呼应、交织糅杂，又显示出独特的人员、地域、学统和理路。
在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的安阳，也见证了中央与地方、本国与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之间的角力和斗争，以及在发掘、保管和阐释各个环节中的冲突与矛盾。虽然史语所和地方政府联合组队进行发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争从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乡土文化保护意识、文物在地保护倾向以及发展本地博物馆等考虑，曾抵制史语所的安阳发掘，使其短暂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语所按照每亩地每年180元标准支付的天价地租，依然让当地村民觉得“阻挡财路”而愤懑不平，导致猖獗的盗掘屡禁不止。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顾立雅亲临安阳考察时发现“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见方的盗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铜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场，其精致程度和罕见程度甚至胜于大部分田野发掘遗物。出于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政治的考虑，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安阳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虽然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采用“回访”、“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试图审慎而准确地部分复原历史的错综面貌，让那些“隐匿的多数”、“执拗的低音”重新发声，于是我们就能在书中读到关于一国一地一家的细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学家、金石学人、盗掘乡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险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织映出的历史图景。最有意思的是，书中如小说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节”，或许当数在安阳发掘之前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发现与发掘。
新郑李家楼大墓在偶然中被发现，地主李锐并不接受知事上缴铜器的劝说，反而将菜园井坑所出铜器当成私家财产，待价而沽甚至已经售出。到底应当公藏抑或私存？驻军靳云鹗部迅即介入，在多通电文中反复申明，“此项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实系中华国粹，片铜寸铁，皆足宝贵，应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李锐联络北京一带官方人士疏通不果，不得不交出已出土诸件。
此后，驻军的强力干预确保了几近两个月的发掘顺利完成，追缴了部分散佚古物，并初步整理了出土器物。作为“考古学之前的考古学”，整个发掘过程难有前例可循，又无任何职业考古学家参与，各项规程和各类记录基本阙如；器物整理先经古董商之手，后又多受器物学或者金石学者的影响，曲解强说不在少数。但是这一切都瑕不掩瑜，李家楼出土遗物的搜寻、保存、刊布，超过了此前乃至此后众多遭遇盗掘甚至“科学发掘”的遗址，“是20世紀初叶时，在中国诸多青铜器非科学发现中唯一能够全数保存下来的古物”。
接下来出现了新的问题：作为公共收藏的新郑李家楼器物群应归属何方？在靳云鹗力主下，出土器物群终于完整地被移交给河南古物保存所，并成为1927年筹建的河南博物馆的奠基馆藏。田野发掘过程中的公私之争、地方和中央之争、本土和外来之争被暂时压制下去，但“这条暗线不久之后在多笔新出土器物上演化为公开争执”，前述的安阳发掘仅为一例。 值得一提的是，主持李家楼发掘的山东人靳云鹗，所得器物除自用玉玦一件赠与康有为和陶云鹏之外，其余各器均悉数归于河南公藏，“与当时甚至日后公然组织盗掘、私占古物的军政大员有云泥之别”，因此民意舆论全部倒向靳云鹗一方，一致赞誉他节制自身不染指古物的表现。乱世中的行伍之人，却能有如此的意识与操守，今人實在可堪玩味。而这种按照军事组织方法来完成发掘保管工作的模式，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的特例，嗣后军事和行政权力主导的、正规的、科学的发掘极为罕见。
事实上，在风雨飘摇、国难深重之时，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与国族主义思潮休戚相关的编史倾向，尤其是在疑古思潮的挑战和冲击下重建可信可靠的古史体系。基于现实政治的、“统一的”国家与民族观念，主导了考古遗址的选定、发掘、报告乃至历史阐释，最终合辙于强调中央而非地方、核心而非边缘、整体而非局部、国族而非阶级的一元式阐释框架。
作者无疑希望正本清源，质疑一刀切、一元化、标签化、主流化的历史叙述方法，重新审视种种关于正庶之别、高下之分，“科学”与否的鸿沟，这正是暗流视角的学术品格所在。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史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传统的特定人物的“镜像”，不但映照出意识形态与社会情境剧烈变更下学统与学理的传承、勾连、嬗变，更是折射出整整一代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挣扎与努力，迷茫与彷徨。正如史语所考古组组长李济所言：“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重新审读这股暗流，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信史，拥有适切的历史自觉性与历史责任感。
（作者为历史学者）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译者：刘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停滞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
《让木乃伊跳舞》
作者：托马斯·霍文
译者：张建新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世界上没有哪个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样，也从未有人像托马斯·霍文那样对它进行管理，进行变革。在担任馆长的10年间，霍文使大都会博物馆从睡梦中惊醒，将其转变成美国最有活力的文化机构。
《我不是潘金莲》
作者：刘震云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是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获茅奖后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直逼现实，书写民苦，使这部小说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他的写作立场使他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可以与时代、人民和国家对话的现实主义作家。
书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作者：徐坚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横跨河南安阳洹河两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的15次考古发掘工作。甲骨卜辞、青铜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宗庙、王陵、族邑聚落遗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遗址等残留遗迹，将《史记—殷本纪》等史书中对商朝半历史半神话式的寥寥数语记述，在实际物证支持下变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实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的考古发掘，安阳发掘引入了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对塑造嗣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影响极为深远，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国前两代考古学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在作者徐坚博士看来，如果过度强调安阳这一“主流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恰恰是这些未受关注的、已被遗忘甚至遭到贬抑的“暗流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
他认为，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简单地满足于按照年代关系汇总发现和研究，罗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事迹，而应该充分地展现学科范式形成和嬗变过程中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主要从人员和机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证和理论之别等三个角度来厘定暗流传统。
例如，史语所郭宝钧主持的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青铜时代墓葬发掘，吴金鼎在苍洱之间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具有超越安阳的重大价值。在史语所之外，国立历史博物馆、史学与国学研究机构、各省公共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间考古学组织，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参与力量。中国历史悠久的古物收藏传统与金石学、器物学研究，甚至“非科学”的遗迹盗掘、公器私藏与古物流通，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不能说毫无助益。具有乡土史、人类学、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暗伏于特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主题中，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的考古学史体系、发掘方法和类型学分析被“有意识、有倾向”地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融汇结合。可以说，这些暗流传统的脉络，既与作为主脉的安阳传统相互呼应、交织糅杂，又显示出独特的人员、地域、学统和理路。
在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的安阳，也见证了中央与地方、本国与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之间的角力和斗争，以及在发掘、保管和阐释各个环节中的冲突与矛盾。虽然史语所和地方政府联合组队进行发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争从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乡土文化保护意识、文物在地保护倾向以及发展本地博物馆等考虑，曾抵制史语所的安阳发掘，使其短暂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语所按照每亩地每年180元标准支付的天价地租，依然让当地村民觉得“阻挡财路”而愤懑不平，导致猖獗的盗掘屡禁不止。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顾立雅亲临安阳考察时发现“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见方的盗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铜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场，其精致程度和罕见程度甚至胜于大部分田野发掘遗物。出于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政治的考虑，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安阳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虽然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采用“回访”、“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试图审慎而准确地部分复原历史的错综面貌，让那些“隐匿的多数”、“执拗的低音”重新发声，于是我们就能在书中读到关于一国一地一家的细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学家、金石学人、盗掘乡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险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织映出的历史图景。最有意思的是，书中如小说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节”，或许当数在安阳发掘之前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发现与发掘。
新郑李家楼大墓在偶然中被发现，地主李锐并不接受知事上缴铜器的劝说，反而将菜园井坑所出铜器当成私家财产，待价而沽甚至已经售出。到底应当公藏抑或私存？驻军靳云鹗部迅即介入，在多通电文中反复申明，“此项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实系中华国粹，片铜寸铁，皆足宝贵，应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李锐联络北京一带官方人士疏通不果，不得不交出已出土诸件。
此后，驻军的强力干预确保了几近两个月的发掘顺利完成，追缴了部分散佚古物，并初步整理了出土器物。作为“考古学之前的考古学”，整个发掘过程难有前例可循，又无任何职业考古学家参与，各项规程和各类记录基本阙如；器物整理先经古董商之手，后又多受器物学或者金石学者的影响，曲解强说不在少数。但是这一切都瑕不掩瑜，李家楼出土遗物的搜寻、保存、刊布，超过了此前乃至此后众多遭遇盗掘甚至“科学发掘”的遗址，“是20世紀初叶时，在中国诸多青铜器非科学发现中唯一能够全数保存下来的古物”。
接下来出现了新的问题：作为公共收藏的新郑李家楼器物群应归属何方？在靳云鹗力主下，出土器物群终于完整地被移交给河南古物保存所，并成为1927年筹建的河南博物馆的奠基馆藏。田野发掘过程中的公私之争、地方和中央之争、本土和外来之争被暂时压制下去，但“这条暗线不久之后在多笔新出土器物上演化为公开争执”，前述的安阳发掘仅为一例。 值得一提的是，主持李家楼发掘的山东人靳云鹗，所得器物除自用玉玦一件赠与康有为和陶云鹏之外，其余各器均悉数归于河南公藏，“与当时甚至日后公然组织盗掘、私占古物的军政大员有云泥之别”，因此民意舆论全部倒向靳云鹗一方，一致赞誉他节制自身不染指古物的表现。乱世中的行伍之人，却能有如此的意识与操守，今人實在可堪玩味。而这种按照军事组织方法来完成发掘保管工作的模式，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的特例，嗣后军事和行政权力主导的、正规的、科学的发掘极为罕见。
事实上，在风雨飘摇、国难深重之时，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与国族主义思潮休戚相关的编史倾向，尤其是在疑古思潮的挑战和冲击下重建可信可靠的古史体系。基于现实政治的、“统一的”国家与民族观念，主导了考古遗址的选定、发掘、报告乃至历史阐释，最终合辙于强调中央而非地方、核心而非边缘、整体而非局部、国族而非阶级的一元式阐释框架。
作者无疑希望正本清源，质疑一刀切、一元化、标签化、主流化的历史叙述方法，重新审视种种关于正庶之别、高下之分，“科学”与否的鸿沟，这正是暗流视角的学术品格所在。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史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传统的特定人物的“镜像”，不但映照出意识形态与社会情境剧烈变更下学统与学理的传承、勾连、嬗变，更是折射出整整一代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挣扎与努力，迷茫与彷徨。正如史语所考古组组长李济所言：“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重新审读这股暗流，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信史，拥有适切的历史自觉性与历史责任感。
（作者为历史学者）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译者：刘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停滞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
《让木乃伊跳舞》
作者：托马斯·霍文
译者：张建新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世界上没有哪个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样，也从未有人像托马斯·霍文那样对它进行管理，进行变革。在担任馆长的10年间，霍文使大都会博物馆从睡梦中惊醒，将其转变成美国最有活力的文化机构。
《我不是潘金莲》
作者：刘震云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是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获茅奖后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直逼现实，书写民苦，使这部小说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他的写作立场使他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可以与时代、人民和国家对话的现实主义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