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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司法参与主体的视角来看，冤案成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安机关非法取证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失灵、检察机关未落实法律监督职责、法院未能中立审判，有罪推定的倾向明显以及律师受到排斥，公检法过度“配合”等问题。
关键词：冤案；成因；司法参与主体
一、公安机关非法取证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失灵
“重口供，轻物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侦查机关办案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对口供的依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侦查人员会穷尽讯问手段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认罪口供，通过媒体披露的一些事实中可以看到，这些手段往往伴随严重暴力的。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在良好运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下，即使侦查环节出现非法取证的现象，假如检察院在审查环节、法院在庭审环节严把非法证据排除的关口，那么冤案也不至于发生。除了刑讯逼供这一痼疾以外，造就冤案的侦查人员在对待其他证据时也体现出相当程度的随意性，一些冤案中甚至存在警察伪造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或诱迫证人作伪证的现象，另外更为普遍的现象便是对无罪证据的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
二、检察机关未落实法律监督职责
在多起冤案中，普遍存在检察机关对侦查环节存在的诸多明显瑕疵视而不见或者将错就错，按照政法委的指令便送交了法庭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检察机关一来没有落实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对侦查人员办案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行为不闻不问；二来也没有尽到仔细审查证据，在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下才提起公诉的要求。赵作海案中，检察机关并不是没有发现证据存在的重大问题，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最后却在“清理超期羁押案件”的压力之下做出了提起公诉的决定。尽管在做出提起公诉的决定时，政法委的干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此之前，也未见得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做出任何反应，只看见了证据的逻辑不足，没有看见证据背后犯罪嫌疑人的斑斑血迹。
三、法院未能中立审判，有罪推定的倾向明显
如果说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由于立场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以“有罪推定”作为逻辑起点和办案的内在动力，那么法院如果不能摆脱这一理念成为中立的审判者，也无怪冤案频繁发生了。在聂树斌案中，法院忽视证据中存在的明显的疑点，对律师指出的关键问题丝毫未采纳。一般而言，法院在处理证据不足难以定罪的案件时，当时通常会采取比较“妥帖”的做法——或私下与检察机关沟通，提出撤销起诉的建议；或为求周全，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聂树斌案二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相较于当时的普遍做法也是不同寻常的。“留有余地”尚且说明审判人员对死刑的适用抱着相对谨慎的态度，聂树斌案二审除对强奸妇女罪的判刑做了改动，对故意杀人罪仍维持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存疑仍适用死刑，法院在“不留余地”地判决的同时，也反映了“有罪推定”在当时的审判机关中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四、律师受到排斥，公检法过度“配合”
在分析冤案成因的诸多共性时，律师的意见被武断地弃之不顾显然也是显而易见的共性之一。当然，不能排除律师的许多意见其实法官已经有所注意，只是“有选择”地忽视，以至于不论辩护意见击破了证据链中多少个环节都无法动摇法官内心先入为主的“有罪”确信。如果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律师，那么无论其所持的辩论意见多么在理，恐怕审判人员也是不会采信的。
在排斥律师这件事上，侦查、检察、审判机构达成了颇为默契的一致，这一“共同立场”也强化了本已紧密的“相互配合”原则，这一密切配合是极其危险的——考虑到侦查机关在我国的强势地位，定罪几乎成了某个机构甚至个别公安机关领导人的意志，在这一环境下，也难免不公正的情况在刑诉中屡现不止。
五、结语
从多起近年来较有影响力的冤案来看，这些冤案发生的时间较早，很多都是10年甚者20年前的旧案，尽管案由不尽相同、原审被告人身份不一、案件发生的地点也不同，但是通过学者的统计比对，不难发現这些冤案在不同的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度，换言之，冤案大量产生的背后有着不容忽视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根据一般常识，当一件事情高概率地发生时，则其背后必然存在批量生产这类事件的系统，以冤案来说，这种系统便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司法产品制作参与机构以及围绕这些机构所设置的体制制度。而从体制着手来分析，便不难发现促成冤案发生的原因都出在实施刑事诉讼制度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律师等主体身上。本文中提出的许多原因大都是制度痼疾，由此也可以看到问题牵扯面之广泛、历时之长久都不是一时之间能够彻底根治的，尽管如此，对原因全面清晰的掌握仍是从根本上优化制度的第一步。
兰莹（1994-），女，汉族，湖南东安人，武汉大学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法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冤案；成因；司法参与主体
一、公安机关非法取证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失灵
“重口供，轻物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侦查机关办案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对口供的依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侦查人员会穷尽讯问手段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认罪口供，通过媒体披露的一些事实中可以看到，这些手段往往伴随严重暴力的。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在良好运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下，即使侦查环节出现非法取证的现象，假如检察院在审查环节、法院在庭审环节严把非法证据排除的关口，那么冤案也不至于发生。除了刑讯逼供这一痼疾以外，造就冤案的侦查人员在对待其他证据时也体现出相当程度的随意性，一些冤案中甚至存在警察伪造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或诱迫证人作伪证的现象，另外更为普遍的现象便是对无罪证据的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
二、检察机关未落实法律监督职责
在多起冤案中，普遍存在检察机关对侦查环节存在的诸多明显瑕疵视而不见或者将错就错，按照政法委的指令便送交了法庭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检察机关一来没有落实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对侦查人员办案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行为不闻不问；二来也没有尽到仔细审查证据，在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下才提起公诉的要求。赵作海案中，检察机关并不是没有发现证据存在的重大问题，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最后却在“清理超期羁押案件”的压力之下做出了提起公诉的决定。尽管在做出提起公诉的决定时，政法委的干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此之前，也未见得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做出任何反应，只看见了证据的逻辑不足，没有看见证据背后犯罪嫌疑人的斑斑血迹。
三、法院未能中立审判，有罪推定的倾向明显
如果说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由于立场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以“有罪推定”作为逻辑起点和办案的内在动力，那么法院如果不能摆脱这一理念成为中立的审判者，也无怪冤案频繁发生了。在聂树斌案中，法院忽视证据中存在的明显的疑点，对律师指出的关键问题丝毫未采纳。一般而言，法院在处理证据不足难以定罪的案件时，当时通常会采取比较“妥帖”的做法——或私下与检察机关沟通，提出撤销起诉的建议；或为求周全，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聂树斌案二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相较于当时的普遍做法也是不同寻常的。“留有余地”尚且说明审判人员对死刑的适用抱着相对谨慎的态度，聂树斌案二审除对强奸妇女罪的判刑做了改动，对故意杀人罪仍维持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存疑仍适用死刑，法院在“不留余地”地判决的同时，也反映了“有罪推定”在当时的审判机关中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四、律师受到排斥，公检法过度“配合”
在分析冤案成因的诸多共性时，律师的意见被武断地弃之不顾显然也是显而易见的共性之一。当然，不能排除律师的许多意见其实法官已经有所注意，只是“有选择”地忽视，以至于不论辩护意见击破了证据链中多少个环节都无法动摇法官内心先入为主的“有罪”确信。如果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律师，那么无论其所持的辩论意见多么在理，恐怕审判人员也是不会采信的。
在排斥律师这件事上，侦查、检察、审判机构达成了颇为默契的一致，这一“共同立场”也强化了本已紧密的“相互配合”原则，这一密切配合是极其危险的——考虑到侦查机关在我国的强势地位，定罪几乎成了某个机构甚至个别公安机关领导人的意志，在这一环境下，也难免不公正的情况在刑诉中屡现不止。
五、结语
从多起近年来较有影响力的冤案来看，这些冤案发生的时间较早，很多都是10年甚者20年前的旧案，尽管案由不尽相同、原审被告人身份不一、案件发生的地点也不同，但是通过学者的统计比对，不难发現这些冤案在不同的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度，换言之，冤案大量产生的背后有着不容忽视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根据一般常识，当一件事情高概率地发生时，则其背后必然存在批量生产这类事件的系统，以冤案来说，这种系统便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司法产品制作参与机构以及围绕这些机构所设置的体制制度。而从体制着手来分析，便不难发现促成冤案发生的原因都出在实施刑事诉讼制度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律师等主体身上。本文中提出的许多原因大都是制度痼疾，由此也可以看到问题牵扯面之广泛、历时之长久都不是一时之间能够彻底根治的，尽管如此，对原因全面清晰的掌握仍是从根本上优化制度的第一步。
兰莹（1994-），女，汉族，湖南东安人，武汉大学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法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