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舆论传播场域，互联网舆论空间的结构与发展，是把握中国传媒变局的重要面向，本文从近年我国舆论场域的分化与主导态势入手，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对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舆论场作解读和阐释，尝试寻找不同场域间可沟通的共同性、自主性与独特性的可行之道。
关键词：布尔迪尔；惯习；场域理论；当代阐释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2-0010-03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现实空间”，正在全方位立体化地影响和重塑着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日常生活，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了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大疆域”。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舆论传播场域，互联网舆论空间的结构与发展趋势，是把握中国传媒变局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审视社会传播的公共领域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切口。
网络舆论不是可以避而不谈的微尘鸿毛，也不是谈之色变的洪水猛兽。当前，所谓的网络民意往往只是情绪的宣泄，在互联网上，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来源，事事都可能成为新闻“头条”，碎片化、情绪化的网络空间越来越难以传播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意见，网络空间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策源地、集散地和交锋地。
一、我国舆论场域的分化与主导态势
观察我国的传媒生态，舆论格局的变动是一条宏观而必要的线索。2008年，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首先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说法，指出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为主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从最初由隐而显的“民间舆论场”，到后来可以与“官方舆论场”分庭抗礼，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意味着客观上单一中心话语权力有了转移，也意味着观点多元的趋势在强化。尽管对于一个事件的解读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与舆论场背后所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重要关联，也无法回避舆论场之间的封闭状态对于观念分野的深刻影响。
从最初使得“民间舆论场”由隐而显，到后来与“官方舆论场”分庭抗礼，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场在2014年前后经历了以微博衰退为代表的重度失活过程，曾有年轻人这样调侃：“看半天微博，需要看七天的新闻联播才能治愈”，这说明了观念和话语上的分立，其作用是实质性的。我们从近来频发的热点事件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发生于地方基层官民双方的冲突，还是一些有争议的司法案件的审理，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舆论场间的分野状态阻碍了理性沟通平台的建立和交流。
互联网舆论的生成模式、主流价值的基调以及利益诉求指向的变化，常常折射着技术、政治与经济等多种变量在互联网空间中的相互作用与力量博弈。我国随着2013年官方以打击网络谣言、2014年着力推动主流媒介融合、2015年划定网络转载“白名单”（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名单）等方式，对网络舆论场进行治理与影响力的渗透，曾经主要由数字社交媒体所形成的“民间舆论场”逐渐被“官方舆论场”所吸纳、融合与主导。
2016年初，由年轻网民“小粉红”发起的“出征FB”的“表情包大战”与网络民族主义的集群式传播行为，从整个骂战和斗图到最后变成互相讨论美食和美景，说明只要有交流的意愿，总比都不说话要强。Facebook大战的目的，不在于说服任何一方，而是让双方都知道，对方不是只能看标签的敌人，而是活生生的人，反映了互联网造就了年轻一代政治参与的新行动模式与话语风格，也反映出在舆论格局“国进民退”的转变中，官方力量对新技术、新主体的吸纳与策略性的利用，这也可看做是一种互联网对官方舆论引导策略与方式的改变。
二、布尔迪尔场域理论的解读与思考
1.场域的多样化，是社会分化的结果
场域的概念，最开始源自于物理学，是为描述重力电磁力等物体相互作用时的“场”现象而提出的专有概念。而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尔的场域概念中，场域被定义为位置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
布爾迪尔认为，社会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场域，场域的多样化是社会分化的结果，这种分化的过程就是场域的自主化过程。实际上，自主化是指某个场域摆脱其它场域的限制和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固有的本质[2]。他认为，场域越是从社会场域和权力场域中获得了自主性，这个场域的语言就越具有科学性。场域中的竞争和策略，不仅取决于符号商品的价值，也取决于此场域的自主性，因为自主性强的场域遵循的是“是非”逻辑，自主性弱的场域遵循的是“敌友”逻辑。
人的一切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场域并不仅仅是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应该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场域不仅是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竞争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占有稀缺资源和相对优势的地位。同时，场域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的由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主体组成的结构性空间，他们在场域中都要遵循特定的规则进行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场域的构建是依靠自身的内在发展机制来实现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是布尔迪尔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观念，他融入了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艺术、历史等学科的内容，错综复杂，包容丰富，“场域”是其社会学中对于空间的一种关键性的隐喻。
2.场域和惯习，是约束与构建的关系
布尔迪尔 对“场域”的认识和把握，采取了从“中间入手”（即“场域”）的策略。他认为：“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3]”在一个场域中，往往存在着各种积极活动的力量，它们之间的不断“博弈”（game）使场域充满着活力，也使场域类似于一种“游戏”，这种游戏中的惯习和资本就是游戏中的王牌，惯习和资本决定了游戏的形式和结果。 场域是客观的关系系统，在场域中活动的人是有知觉、有意识的，因此场域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倾向”系统，这个系统就是布尔迪尔所谓的“惯习”，它是布尔迪尔场域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惯习作为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在潜意识层面发挥着作用，包括个人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4]。一方面，惯习和场域的关系是约束关系，场域形塑了惯习，惯习又是场域内在需要的外显产物；另一方面，惯习和场域的关系又是构建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世界，在惯习和场域的约束和构建关系中，不能排除历史因素的作用，因为在同一个场域，惯习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
整个社会分化为形形色色的“小世界”（即场域），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场域应该有自己的边界。场域之间的关联是复杂的，它们之间有相互连接的纽带。场域不仅是一种社会空间，也是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它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
3.资本是利益关系的结构性考量
布尔迪尔把所有的东西都转换了一层利益关系的结构考虑。在场域中，个体展开竞争，隐含着对抗，充满着力量。他看到了这种阶级矛盾、阶级对立，同时也有阶级融合作为某种现实存在。个人行为结构的能动性成长是跟人的习性相关的。习性是天生的，是随着人出生的阶级、所经历的社会阶层、所接触的信息而逐步培养的。资本不是完全固定的，就像文化资本是积累的，可以通过努力来积累，有的可以通过转换。任何一个场域都是相同相近的人共同游戏、共同博弈的一个空间组合。
由于人的能力结构和个性特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能够进入的场域的多少。这种场域的相互转换，包括转换结构、转换方式、转换形态就成为人去开拓发展其社会关系或者获得社会认可的一个主要路径。到了现今信息化时代，这种场域的转化和分叉的机遇性和多样性会更多，个体只有在那个场面结构当中，作为互补性的结构存在，这个游戏才可以持续下去，否则就是断裂，就是斗争，就是水与火。
场域是社会实践的空间，惯习则是社会实践的逻辑，资本是社会实践的工具。任何人处在这种社会利益、社会冲突、社会角逐的尖锐结构当中，人的任何能量动力都是一种资本化的结果。布尔迪尔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可以立即直接转换成金钱，并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它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组成的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由此可见，布尔迪尔的资本是广义的资本概念。经济资本是显性的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隐性的资本，三种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政商结盟，就是资本转换的一种结果。
三、布尔迪尔场域理论的当代阐释
1.正视舆论场域分化所代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
从社会转型的维度考量，社会转型催生社会分化，打破板结的社会结构，将社会分出大大小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在本研究中，将“场域”概念借用到舆论领域进行讨论，是因为在舆论议题中，同样存在着为了争夺对现实社会的话语解释权利展开斗争的领域。在民间舆论场这一舆论空间之中，由于观念和立场的差异所形成不同的群体，群体内部有较为一致的价值取向，占据了一定的舆论话语空间，而群体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对抗和斗争，在舆论领域中，不仅存在着斗争，且对抗的参与者们纷纷抢占舆论话语空间，形成了对峙的舆论状况。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舆论场域分化[5]。
舆论场域的分化现象，其外在表现的是同一舆论群体在不同舆论议题上具有一致性的舆论立场，而不同的舆论群体其立场有着显著不同的稳定性，其内在的动力是舆论群体内部的个体与所处舆论空间的一种动态平衡，以及舆论群体之间为了争夺话语和符号权力而进行的争夺。
场域分化主要表现为网络不同舆论群体之间的意见冲突。在各类的舆论议题中，由于网络不同舆论群体对社会构架的不同期许，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判斷，以及对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互动关系中主次不同认知，围绕着效率与公平之争，在各类舆论议题中表现出显著的舆论立场差异。通过虚拟空间的激烈辩论和情绪释放，缓解了现实生活层面的暴戾情绪，对社会的整体稳定也能带来一些正面影响。而执政党及官方媒体通过对舆论的积极回应，客观公正地告诉人们事件的真相，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受众。针对确实有问题存在的情况，及时处理并告知公众，也能够对民间舆论场的分化起到一定的回应和弥合效果。
2.垄断与合意，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可能现实
布尔迪尔说过“被统治者是统治者的同谋”，“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是通往解放”，它反映了集权的强大，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同一种场内能够实现一种共生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属于同样一种结构性关系场内，被统治者能够甘心接受统治者的支配，能够在他的权力运行的逻辑内而没有太大的革命性反思和批判力量，就是因为有合意，它体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的这种同谋。（合意在中文里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共识”。）
合意关系的实现是因为垄断关系，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说，就是统治者对信息通道垄断的占有，以至于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其实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被统治者不能够与统治者获得相同的信息资源，从而在社会资源、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还有经济资本上面产生分别和差异。这种合意其实是一种虚假的认同（被暴力裹胁的认同）。这种裹胁是一种利用虚假的拟态环境，使得被统治者并不能意识到他在处于这种被统治的状态下，反而感觉到有一种形式上的很大的权力。
互联网技术不仅提供了公共讨论和社会交往的全新可能性，也导致了严重的认同危机。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感、身份感和归属感，它表征着个体对自我、他者和社群的一种认可和接纳程度，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都属于沟通和交往的产物。[6]” 3.冲突博弈和互动通融，是当下舆论场的主流特性
在多元的意识形态以及新媒体环境下，舆论所建构的冲突和质疑框架都可能会放大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风险。博弈与冲突场域关系的持续存在，各场域之间既疏离又交集，既妥协又和而不同，不同舆论场的划界泾渭分明，不同舆论场间的矛盾反复呈现。各大舆论场域均有各自的参与人群和议题方式，在舆论空间构建中分别发挥着各自的能动作用，不同观念、立场和利益关系的大范围正面交锋，它们在公共意见表达中或各行其是，或彼此呼应，或严重对立，或谋求认同。在放大社会歧见纷争的同时，凸显了通融社会舆论场的严峻命题，各方在喧嚣嘈杂声中寻求理性的发声和利益的平衡成为一种现实必需[7]。
在空间层面，不同舆论场的冲突其实是草根舞台与主流阵地之争。当今不同輿论场间相对割裂的传播通道和舆论阵地，源于互不兼容的领地式的传播平台以及彼此迥异的传播方式，导致不同舆论场的各方在自己相对独立的舆论空间里，要么封闭起来唱独角戏，要么敞开大门搞攻击战，使得本就匮乏的舆论场互动，呈现为扭曲的对抗形态。攻防转换之间，舆论阵地得失，被无端抛弃的是彼此的包容和社会责任。
当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应该是不同场域的重叠与融合，社会的巨大转型必然带来舆论场域的重新定位与划界，人们更关注场域之间应该如何沟通与交流，更加希望可以打破彼此的壁垒，从而寻找不同场域之间可传释、可交流、可沟通的共同性与约定性，同时又能保持各自场域自身的自主性与独特性。
参考文献：
[1] （法）布迪厄等.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3]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5] 车月.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场域分化研究[D].中国传媒大学，2016.
[6] 胡百精.互联网与对话伦理[J].当代传播，2015 （5）.
[7] 袁勇.舆论场交锋：博弈、冲突、互动与通融[J].新闻爱好者， 2013（8）.
[责任编辑：思涵]
关键词：布尔迪尔；惯习；场域理论；当代阐释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2-0010-03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现实空间”，正在全方位立体化地影响和重塑着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日常生活，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了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大疆域”。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舆论传播场域，互联网舆论空间的结构与发展趋势，是把握中国传媒变局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审视社会传播的公共领域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切口。
网络舆论不是可以避而不谈的微尘鸿毛，也不是谈之色变的洪水猛兽。当前，所谓的网络民意往往只是情绪的宣泄，在互联网上，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来源，事事都可能成为新闻“头条”，碎片化、情绪化的网络空间越来越难以传播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意见，网络空间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策源地、集散地和交锋地。
一、我国舆论场域的分化与主导态势
观察我国的传媒生态，舆论格局的变动是一条宏观而必要的线索。2008年，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首先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说法，指出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为主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从最初由隐而显的“民间舆论场”，到后来可以与“官方舆论场”分庭抗礼，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意味着客观上单一中心话语权力有了转移，也意味着观点多元的趋势在强化。尽管对于一个事件的解读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与舆论场背后所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重要关联，也无法回避舆论场之间的封闭状态对于观念分野的深刻影响。
从最初使得“民间舆论场”由隐而显，到后来与“官方舆论场”分庭抗礼，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场在2014年前后经历了以微博衰退为代表的重度失活过程，曾有年轻人这样调侃：“看半天微博，需要看七天的新闻联播才能治愈”，这说明了观念和话语上的分立，其作用是实质性的。我们从近来频发的热点事件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发生于地方基层官民双方的冲突，还是一些有争议的司法案件的审理，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舆论场间的分野状态阻碍了理性沟通平台的建立和交流。
互联网舆论的生成模式、主流价值的基调以及利益诉求指向的变化，常常折射着技术、政治与经济等多种变量在互联网空间中的相互作用与力量博弈。我国随着2013年官方以打击网络谣言、2014年着力推动主流媒介融合、2015年划定网络转载“白名单”（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名单）等方式，对网络舆论场进行治理与影响力的渗透，曾经主要由数字社交媒体所形成的“民间舆论场”逐渐被“官方舆论场”所吸纳、融合与主导。
2016年初，由年轻网民“小粉红”发起的“出征FB”的“表情包大战”与网络民族主义的集群式传播行为，从整个骂战和斗图到最后变成互相讨论美食和美景，说明只要有交流的意愿，总比都不说话要强。Facebook大战的目的，不在于说服任何一方，而是让双方都知道，对方不是只能看标签的敌人，而是活生生的人，反映了互联网造就了年轻一代政治参与的新行动模式与话语风格，也反映出在舆论格局“国进民退”的转变中，官方力量对新技术、新主体的吸纳与策略性的利用，这也可看做是一种互联网对官方舆论引导策略与方式的改变。
二、布尔迪尔场域理论的解读与思考
1.场域的多样化，是社会分化的结果
场域的概念，最开始源自于物理学，是为描述重力电磁力等物体相互作用时的“场”现象而提出的专有概念。而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尔的场域概念中，场域被定义为位置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
布爾迪尔认为，社会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场域，场域的多样化是社会分化的结果，这种分化的过程就是场域的自主化过程。实际上，自主化是指某个场域摆脱其它场域的限制和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固有的本质[2]。他认为，场域越是从社会场域和权力场域中获得了自主性，这个场域的语言就越具有科学性。场域中的竞争和策略，不仅取决于符号商品的价值，也取决于此场域的自主性，因为自主性强的场域遵循的是“是非”逻辑，自主性弱的场域遵循的是“敌友”逻辑。
人的一切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场域并不仅仅是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应该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场域不仅是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竞争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占有稀缺资源和相对优势的地位。同时，场域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的由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主体组成的结构性空间，他们在场域中都要遵循特定的规则进行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场域的构建是依靠自身的内在发展机制来实现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是布尔迪尔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观念，他融入了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艺术、历史等学科的内容，错综复杂，包容丰富，“场域”是其社会学中对于空间的一种关键性的隐喻。
2.场域和惯习，是约束与构建的关系
布尔迪尔 对“场域”的认识和把握，采取了从“中间入手”（即“场域”）的策略。他认为：“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3]”在一个场域中，往往存在着各种积极活动的力量，它们之间的不断“博弈”（game）使场域充满着活力，也使场域类似于一种“游戏”，这种游戏中的惯习和资本就是游戏中的王牌，惯习和资本决定了游戏的形式和结果。 场域是客观的关系系统，在场域中活动的人是有知觉、有意识的，因此场域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倾向”系统，这个系统就是布尔迪尔所谓的“惯习”，它是布尔迪尔场域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惯习作为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在潜意识层面发挥着作用，包括个人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4]。一方面，惯习和场域的关系是约束关系，场域形塑了惯习，惯习又是场域内在需要的外显产物；另一方面，惯习和场域的关系又是构建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世界，在惯习和场域的约束和构建关系中，不能排除历史因素的作用，因为在同一个场域，惯习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
整个社会分化为形形色色的“小世界”（即场域），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场域应该有自己的边界。场域之间的关联是复杂的，它们之间有相互连接的纽带。场域不仅是一种社会空间，也是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它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
3.资本是利益关系的结构性考量
布尔迪尔把所有的东西都转换了一层利益关系的结构考虑。在场域中，个体展开竞争，隐含着对抗，充满着力量。他看到了这种阶级矛盾、阶级对立，同时也有阶级融合作为某种现实存在。个人行为结构的能动性成长是跟人的习性相关的。习性是天生的，是随着人出生的阶级、所经历的社会阶层、所接触的信息而逐步培养的。资本不是完全固定的，就像文化资本是积累的，可以通过努力来积累，有的可以通过转换。任何一个场域都是相同相近的人共同游戏、共同博弈的一个空间组合。
由于人的能力结构和个性特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能够进入的场域的多少。这种场域的相互转换，包括转换结构、转换方式、转换形态就成为人去开拓发展其社会关系或者获得社会认可的一个主要路径。到了现今信息化时代，这种场域的转化和分叉的机遇性和多样性会更多，个体只有在那个场面结构当中，作为互补性的结构存在，这个游戏才可以持续下去，否则就是断裂，就是斗争，就是水与火。
场域是社会实践的空间，惯习则是社会实践的逻辑，资本是社会实践的工具。任何人处在这种社会利益、社会冲突、社会角逐的尖锐结构当中，人的任何能量动力都是一种资本化的结果。布尔迪尔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可以立即直接转换成金钱，并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它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组成的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由此可见，布尔迪尔的资本是广义的资本概念。经济资本是显性的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隐性的资本，三种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政商结盟，就是资本转换的一种结果。
三、布尔迪尔场域理论的当代阐释
1.正视舆论场域分化所代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
从社会转型的维度考量，社会转型催生社会分化，打破板结的社会结构，将社会分出大大小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在本研究中，将“场域”概念借用到舆论领域进行讨论，是因为在舆论议题中，同样存在着为了争夺对现实社会的话语解释权利展开斗争的领域。在民间舆论场这一舆论空间之中，由于观念和立场的差异所形成不同的群体，群体内部有较为一致的价值取向，占据了一定的舆论话语空间，而群体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对抗和斗争，在舆论领域中，不仅存在着斗争，且对抗的参与者们纷纷抢占舆论话语空间，形成了对峙的舆论状况。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舆论场域分化[5]。
舆论场域的分化现象，其外在表现的是同一舆论群体在不同舆论议题上具有一致性的舆论立场，而不同的舆论群体其立场有着显著不同的稳定性，其内在的动力是舆论群体内部的个体与所处舆论空间的一种动态平衡，以及舆论群体之间为了争夺话语和符号权力而进行的争夺。
场域分化主要表现为网络不同舆论群体之间的意见冲突。在各类的舆论议题中，由于网络不同舆论群体对社会构架的不同期许，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判斷，以及对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互动关系中主次不同认知，围绕着效率与公平之争，在各类舆论议题中表现出显著的舆论立场差异。通过虚拟空间的激烈辩论和情绪释放，缓解了现实生活层面的暴戾情绪，对社会的整体稳定也能带来一些正面影响。而执政党及官方媒体通过对舆论的积极回应，客观公正地告诉人们事件的真相，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受众。针对确实有问题存在的情况，及时处理并告知公众，也能够对民间舆论场的分化起到一定的回应和弥合效果。
2.垄断与合意，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可能现实
布尔迪尔说过“被统治者是统治者的同谋”，“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是通往解放”，它反映了集权的强大，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同一种场内能够实现一种共生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属于同样一种结构性关系场内，被统治者能够甘心接受统治者的支配，能够在他的权力运行的逻辑内而没有太大的革命性反思和批判力量，就是因为有合意，它体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的这种同谋。（合意在中文里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共识”。）
合意关系的实现是因为垄断关系，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说，就是统治者对信息通道垄断的占有，以至于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其实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被统治者不能够与统治者获得相同的信息资源，从而在社会资源、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还有经济资本上面产生分别和差异。这种合意其实是一种虚假的认同（被暴力裹胁的认同）。这种裹胁是一种利用虚假的拟态环境，使得被统治者并不能意识到他在处于这种被统治的状态下，反而感觉到有一种形式上的很大的权力。
互联网技术不仅提供了公共讨论和社会交往的全新可能性，也导致了严重的认同危机。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感、身份感和归属感，它表征着个体对自我、他者和社群的一种认可和接纳程度，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都属于沟通和交往的产物。[6]” 3.冲突博弈和互动通融，是当下舆论场的主流特性
在多元的意识形态以及新媒体环境下，舆论所建构的冲突和质疑框架都可能会放大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风险。博弈与冲突场域关系的持续存在，各场域之间既疏离又交集，既妥协又和而不同，不同舆论场的划界泾渭分明，不同舆论场间的矛盾反复呈现。各大舆论场域均有各自的参与人群和议题方式，在舆论空间构建中分别发挥着各自的能动作用，不同观念、立场和利益关系的大范围正面交锋，它们在公共意见表达中或各行其是，或彼此呼应，或严重对立，或谋求认同。在放大社会歧见纷争的同时，凸显了通融社会舆论场的严峻命题，各方在喧嚣嘈杂声中寻求理性的发声和利益的平衡成为一种现实必需[7]。
在空间层面，不同舆论场的冲突其实是草根舞台与主流阵地之争。当今不同輿论场间相对割裂的传播通道和舆论阵地，源于互不兼容的领地式的传播平台以及彼此迥异的传播方式，导致不同舆论场的各方在自己相对独立的舆论空间里，要么封闭起来唱独角戏，要么敞开大门搞攻击战，使得本就匮乏的舆论场互动，呈现为扭曲的对抗形态。攻防转换之间，舆论阵地得失，被无端抛弃的是彼此的包容和社会责任。
当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应该是不同场域的重叠与融合，社会的巨大转型必然带来舆论场域的重新定位与划界，人们更关注场域之间应该如何沟通与交流，更加希望可以打破彼此的壁垒，从而寻找不同场域之间可传释、可交流、可沟通的共同性与约定性，同时又能保持各自场域自身的自主性与独特性。
参考文献：
[1] （法）布迪厄等.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3]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5] 车月.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场域分化研究[D].中国传媒大学，2016.
[6] 胡百精.互联网与对话伦理[J].当代传播，2015 （5）.
[7] 袁勇.舆论场交锋：博弈、冲突、互动与通融[J].新闻爱好者， 2013（8）.
[责任编辑：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