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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内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时代化和中国化，体现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革命目的与革命手段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革命理想与革命结果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证实了相对落后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革命发展社会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P1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正是一步步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前进的历程，“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1]（P17），在这一历史使命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
一、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
革命作为“历史的火车头”[2]（P161），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2]（P383）。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動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P591-59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革命发生的根源，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当这种桎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学者看来，“革命”就是意味着推翻旧的封建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这种以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以破坏旧政权基础为其特征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称其为政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就属于政治革命，这种革命的范畴还仅仅只是停留在政治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不是同一种革命，“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3]（P655），也就是说，政治革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在阶级消失的社会里，社会进化还在继续，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情况下，社会革命还会继续进行，但政治革命却不再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概念正是从社会革命的范畴上来进行论述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4]（P393）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革命不只是停留在政权的更迭上，它必然扩展到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域，必然也包含着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和调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5]（P353）。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4]（P72）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这场革命，分成了两步进行：一步是通过武装斗争，以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究其性质而言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政治革命。但是，政治革命阶段性目标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社会革命的胜利，因此，还必须通过另一步革命，即更为广泛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调整和改革所有制和生产方式，以保卫政治革命的成果，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就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对抗的情形已经消失，但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党的建设等领域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必须通过“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5]（P269）的方式来解决。由此可见，社会革命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5]（P243），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使命担当，也必须遵循这样的革命路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步步向前推进。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是对旧制度旧政权的颠覆，而是对社会主义不完善不健全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革新和调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6]（P2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多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伟大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
二、革命目的与革命手段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思想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虽然从促进生产力发展角度和人类社会交往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们同时也分析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和方法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断言必须以何种方式进行，他们早就指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7]（P269）革命的目的是明确且坚定的，但至于采取的革命手段，并不是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8]（P652），革命的策略和手段始终应该服从于革命的目的。 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为摆脱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实现这一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P66），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壓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3]（P685），资产阶级是不会让无产阶级用和平手段推翻其政权的。因此，无产阶级不得不采用暴力手段起来反抗，只有暴力才能真正捍卫无产者的事业，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才将“暴力”作为“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加以推崇。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断言过共产主义事业只能通过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相反，对于用和平手段消灭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3]（P684-685）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将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但是并没有否认实现目标的革命手段的多样性，历史的发展究竟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还是暴力的方式进行，一切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9]（P495），就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致胜的法宝“就是把最坚定的革命目的和最灵活的革命手段结合在一起。”[10]（P30）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始终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政党，在朝这个目标奋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教条式地固守和平或是暴力手段作为唯一的革命方式，而是根据形势变化，采取多样化的革命手段。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认识到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从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到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终于认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认识到内战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不是一味地采取没收财产、打击报复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而是正确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唯利是图的一面，又有促进经济发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赎买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革命时期，“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核心的使命”[11]（P8），革命目标的坚定性和革命手段的灵活性的中国话语具化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统一。加强顶层设计是“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12]（P68），就是要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方面进行总体统筹设计，以保证各项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既注重大方针又注意小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12]（P67-68），其实质就是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试点探索，大胆创新，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把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以保证“安全过河”。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不断向前推进。
三、革命理想与革命结果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界的发展不同，进行活动的是各种在预期目的指导下的的人，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存在，其实践活动总是带着一定的预期目的在进行。但是事实是，“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现实的手段的。”这是因为，“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7]（P302）规律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所谓偶然性即在必然性趋向过程中可能呈现出来的某种偏离，事物发展可能这样出现也可能那样出现，历史的进程正是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中向前发展。
正如“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7]（P302）一样，革命的发生与成功也受其内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的支配。”[13]（P194）革命最终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但是革命的动因、过程、手段等都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行为的体现，因此，革命理想与革命结果往往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这种不一致可能是革命结果偏离了革命理想，也可能是革命结果远远没有达到革命理想。必须承认，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3]（P685），在革命条件并不成熟时，发动革命往往是不成功的。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时，恩格斯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7]（P540），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张能力，而无产阶级在理论上、组织上都并不成熟，革命的主观愿望所要实现的理想远远高于现实革命所能实现的程度，而“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3]（P685）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革命的发生、发展以及革命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不容否认也不容抹灭的是，革命留给后世的经验教训是异常宝贵的。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绝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14]（P259），“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15]（P182）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初期，由于缺乏对革命规律性的认识，不懂得革命客观条件的变化，走了不少彎路，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其后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大削弱了党的力量。但是，后来通过逐步总结经验教训，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思想上武装全党，在组织上使党变得更加坚强有力，革命力量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毛泽东曾说过：“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14]（P99）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成熟，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高度，但是，此时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革命形势已然成熟，加上此时的共产党无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先进的政党，而且能够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因此，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具备了，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具备下的结果。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而进行的一场“革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理想进行的一场伟大“革命”。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依然处于不相适应的状态，革命理想与现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16]（P137）因此，这场“伟大革命”势在必行。在这场伟大革命的推进中，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瞩目的，但是遇到的风险考验、困难和挑战亦是突出的，种种无法预料的偶然性因素增加了革命的难度，“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17]（P9），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微妙的背景下，习近平指出：“抓住机遇，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更好发展壮大我们自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人民必须肩负起来的新的历史责任”[18]（P461）。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如何在“革命”的必然性中迎接各种偶然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革命，如何在新时代更好地实现党的使命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亟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四、相对落后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西欧的发展道路时曾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并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针对一些教条主义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社会形态理论一般化以及绝对化的现象，他们早就指出，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8]（P393）因为，普遍性中包含特殊性，一般包括个别，它不能代替每个民族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4]（P467）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用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国家、一切社会的发展道路。
在分析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俄国的发展道路时，马克思肯定了俄国不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走向繁荣的背景下，俄国农村公社虽然也面临着解体的危机，但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存在以及本国资本主义并不成熟的条件，使得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另一种命运和选择，使得“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P578）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各国封闭的大门，使得各国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密切，这就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相对落后国家有可能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这一思想并没有在俄国成为现实，俄国农村公社最终还是面临着解体的命运，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使得俄国减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阵痛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事实恰恰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相对落后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思想的体现，这一思想并没有将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僵化，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各国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为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实现我们的使命，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19]（P151）近代的中国是一个饱受欺辱、积贫积弱、战乱纷争的弱国，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以及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等事实充分说明了：在中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为中国的唯一出路。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资本主义相当不发展，这样的中国能实现社会主义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三大改造，通过革命的两步走战略，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中国虽然越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痛苦，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20]（P54），“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1]（P101）也就是说，中国虽然跨越资本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但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之一点上，是不可能跨越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实现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生产力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将这一任务继续向前推进。物质生产力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22]（P18）因此，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成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伟大革命的核心课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这场伟大革命的推进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相对落后的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并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一意孤行”“离经叛道”，而是与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同行的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8]（P57），不仅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而且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中国的“革命”道路也必将为世界各国的“革命”发展提供一种中国化的方案和路径，为人类的共同发展进步贡献中国的力量和智慧。
結语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至今仍彰显着时代的价值，可以说，只要还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革命”就势在必行，只有不断“革命”，才能不断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才能推动社会的不断前进。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在实现使命担当的大道上，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充分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尊重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统一，而且要正视革命路途中的曲折和困难，要相信“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23]（P24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发展道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这是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我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萧诗美.毛泽东谋略[M].红旗出版社，1996.
[11]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8]胡锦涛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9]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春 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P1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正是一步步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前进的历程，“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1]（P17），在这一历史使命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
一、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
革命作为“历史的火车头”[2]（P161），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2]（P383）。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動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P591-59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革命发生的根源，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当这种桎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学者看来，“革命”就是意味着推翻旧的封建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这种以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以破坏旧政权基础为其特征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称其为政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就属于政治革命，这种革命的范畴还仅仅只是停留在政治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不是同一种革命，“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3]（P655），也就是说，政治革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在阶级消失的社会里，社会进化还在继续，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情况下，社会革命还会继续进行，但政治革命却不再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概念正是从社会革命的范畴上来进行论述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4]（P393）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革命不只是停留在政权的更迭上，它必然扩展到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域，必然也包含着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和调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5]（P353）。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4]（P72）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这场革命，分成了两步进行：一步是通过武装斗争，以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究其性质而言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政治革命。但是，政治革命阶段性目标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社会革命的胜利，因此，还必须通过另一步革命，即更为广泛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调整和改革所有制和生产方式，以保卫政治革命的成果，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就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对抗的情形已经消失，但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党的建设等领域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必须通过“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5]（P269）的方式来解决。由此可见，社会革命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5]（P243），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使命担当，也必须遵循这样的革命路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步步向前推进。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是对旧制度旧政权的颠覆，而是对社会主义不完善不健全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革新和调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6]（P2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多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伟大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
二、革命目的与革命手段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思想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虽然从促进生产力发展角度和人类社会交往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们同时也分析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和方法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断言必须以何种方式进行，他们早就指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7]（P269）革命的目的是明确且坚定的，但至于采取的革命手段，并不是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8]（P652），革命的策略和手段始终应该服从于革命的目的。 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为摆脱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实现这一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P66），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壓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3]（P685），资产阶级是不会让无产阶级用和平手段推翻其政权的。因此，无产阶级不得不采用暴力手段起来反抗，只有暴力才能真正捍卫无产者的事业，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才将“暴力”作为“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加以推崇。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断言过共产主义事业只能通过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相反，对于用和平手段消灭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3]（P684-685）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将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但是并没有否认实现目标的革命手段的多样性，历史的发展究竟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还是暴力的方式进行，一切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9]（P495），就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致胜的法宝“就是把最坚定的革命目的和最灵活的革命手段结合在一起。”[10]（P30）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始终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政党，在朝这个目标奋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教条式地固守和平或是暴力手段作为唯一的革命方式，而是根据形势变化，采取多样化的革命手段。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认识到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从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到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终于认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认识到内战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不是一味地采取没收财产、打击报复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而是正确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唯利是图的一面，又有促进经济发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赎买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革命时期，“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核心的使命”[11]（P8），革命目标的坚定性和革命手段的灵活性的中国话语具化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统一。加强顶层设计是“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12]（P68），就是要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方面进行总体统筹设计，以保证各项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既注重大方针又注意小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12]（P67-68），其实质就是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试点探索，大胆创新，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把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以保证“安全过河”。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不断向前推进。
三、革命理想与革命结果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界的发展不同，进行活动的是各种在预期目的指导下的的人，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存在，其实践活动总是带着一定的预期目的在进行。但是事实是，“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现实的手段的。”这是因为，“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7]（P302）规律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所谓偶然性即在必然性趋向过程中可能呈现出来的某种偏离，事物发展可能这样出现也可能那样出现，历史的进程正是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中向前发展。
正如“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7]（P302）一样，革命的发生与成功也受其内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的支配。”[13]（P194）革命最终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但是革命的动因、过程、手段等都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行为的体现，因此，革命理想与革命结果往往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这种不一致可能是革命结果偏离了革命理想，也可能是革命结果远远没有达到革命理想。必须承认，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3]（P685），在革命条件并不成熟时，发动革命往往是不成功的。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时，恩格斯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7]（P540），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张能力，而无产阶级在理论上、组织上都并不成熟，革命的主观愿望所要实现的理想远远高于现实革命所能实现的程度，而“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3]（P685）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革命的发生、发展以及革命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不容否认也不容抹灭的是，革命留给后世的经验教训是异常宝贵的。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绝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14]（P259），“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15]（P182）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初期，由于缺乏对革命规律性的认识，不懂得革命客观条件的变化，走了不少彎路，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其后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大削弱了党的力量。但是，后来通过逐步总结经验教训，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思想上武装全党，在组织上使党变得更加坚强有力，革命力量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毛泽东曾说过：“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14]（P99）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成熟，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高度，但是，此时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革命形势已然成熟，加上此时的共产党无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先进的政党，而且能够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因此，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具备了，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具备下的结果。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而进行的一场“革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理想进行的一场伟大“革命”。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依然处于不相适应的状态，革命理想与现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16]（P137）因此，这场“伟大革命”势在必行。在这场伟大革命的推进中，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瞩目的，但是遇到的风险考验、困难和挑战亦是突出的，种种无法预料的偶然性因素增加了革命的难度，“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17]（P9），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微妙的背景下，习近平指出：“抓住机遇，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更好发展壮大我们自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人民必须肩负起来的新的历史责任”[18]（P461）。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如何在“革命”的必然性中迎接各种偶然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革命，如何在新时代更好地实现党的使命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亟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四、相对落后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西欧的发展道路时曾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并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针对一些教条主义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社会形态理论一般化以及绝对化的现象，他们早就指出，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8]（P393）因为，普遍性中包含特殊性，一般包括个别，它不能代替每个民族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4]（P467）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用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国家、一切社会的发展道路。
在分析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俄国的发展道路时，马克思肯定了俄国不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走向繁荣的背景下，俄国农村公社虽然也面临着解体的危机，但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存在以及本国资本主义并不成熟的条件，使得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另一种命运和选择，使得“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P578）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各国封闭的大门，使得各国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密切，这就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相对落后国家有可能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这一思想并没有在俄国成为现实，俄国农村公社最终还是面临着解体的命运，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使得俄国减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阵痛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事实恰恰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相对落后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思想的体现，这一思想并没有将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僵化，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各国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为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实现我们的使命，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19]（P151）近代的中国是一个饱受欺辱、积贫积弱、战乱纷争的弱国，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以及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等事实充分说明了：在中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为中国的唯一出路。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资本主义相当不发展，这样的中国能实现社会主义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三大改造，通过革命的两步走战略，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中国虽然越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痛苦，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20]（P54），“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1]（P101）也就是说，中国虽然跨越资本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但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之一点上，是不可能跨越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实现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生产力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将这一任务继续向前推进。物质生产力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22]（P18）因此，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成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伟大革命的核心课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这场伟大革命的推进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相对落后的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并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一意孤行”“离经叛道”，而是与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同行的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8]（P57），不仅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而且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中国的“革命”道路也必将为世界各国的“革命”发展提供一种中国化的方案和路径，为人类的共同发展进步贡献中国的力量和智慧。
結语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至今仍彰显着时代的价值，可以说，只要还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革命”就势在必行，只有不断“革命”，才能不断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才能推动社会的不断前进。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在实现使命担当的大道上，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充分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尊重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统一，而且要正视革命路途中的曲折和困难，要相信“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23]（P24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发展道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这是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我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萧诗美.毛泽东谋略[M].红旗出版社，1996.
[11]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8]胡锦涛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9]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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