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智囊?唐朝颜师古注释“智囊”说：“言其一身所有皆智算，若囊秦之盛物也。”我认为领导者是否善于使用这些“一身所有皆智算”的智囊人才，对能否做好领导工作至关重要。近读《唐太宗传》和《贞观政要》，感到李世民在使用智囊人才上颇有特点，故试作如下概括，以供借鉴。
　　一、“量谋变通”，破格起用智囊人才。由于智囊人才并不都是有较高官职的人，尤其在封建社会，只有少数宰相才能参决国家大政。因此，为君者使用智囊人才的范围往往受到极大的限制。李世民采取"量谋变通"的方式，使那些官品很低但才识谋略水平较高的官员，能够随时取得和高层官员平等的议政资格。如经常任命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一起参与朝政决策，谓之曰：“与宰相参与朝政，平章国计”。这是一种不属常设的宰相，人数无限额，由皇帝直接调遣。“破格提拔”，即处处留心，四方搜求，一旦发现智囊人才立即破格启用。李世民早在随父起兵之时，即留意搜求智囊人才。每次战争结束，“众人竞求珍玩”，而他却“独收人物”。贞观三年，他命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见从“不涉经文”的武将常何陈事二十多件，件件“合旨”，感到很奇怪，问后才知是常何家的贫穷食客马周代写的。于是立即将马周破格提拔，委以重任。
　　二、“不以为忤”，鼓励“逆鳞”直谏。李世民深知帝王的权威是妨碍智囊人才进谏的一个障碍，他认为“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而不敢言。”因此对智囊人才“必假以颜色”，表现出亲切和蔼的神情。每有进谏者，即使不合“胃口”，他也“不以为忤”，深恐下属以后不敢再谏。有一次身居下位的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李世民看后心中大怒，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耶?”曾想治其以诽谤罪。后来为了不阻塞言路，不但没有治皇甫德参的罪，反而给以赏赐。李世民对那些敢言敢谏的智囊们说：“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不避犯触，各封进事。”鼓励大家“逆鳞”直谏。在他这种“恐人不言，导之使谏”态度的鼓励下，智囊们“谠言直谏，蔚然成风”，仅魏征一人就陈谏两百余次。
　　三、“五花判事”，勿使意见上下雷同。李世民要求智囊人才之间要敢于互相“驳正”，“灭私循公，坚守直道”，发表意见“勿上下雷同”。还说如果“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他为了使智囊人才能够更好地独立思考和发表自己的意见，还特意创立并推行了“五花判事”制度：规定中书省设中书舍人六名，分别联系尚书省的六个部，凡起草军国政令，中书舍人必须逐个发表意见，署上自己的名字，继由中书侍郎、中书令仔细审查，然后转门下省，由黄门侍郎和给事中负责驳正。这种“五花判事”的制度，能够充分吸取各方面意见，从而减少决策失误。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自明令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以来，“由是鲜有败事”。
　　四、政治爱护，常“思龙逢、晁错之诛”。李世民十分重视从政治上爱护智囊人才，把他们的政治地位摆得很高。贞观元年封功臣时，他以智囊人才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为第一等，引起一些武将不服，尤其淮南王神通以唐室宗亲自居，反对说：“臣率兵先至长安，今反以房、杜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甚不服。”对此李世民反驳说：“房玄龄等虽无汗马功劳，然有运筹帷幄，鼎定社稷之功，尤如西汉萧何，故得功居第一。”为了保护智囊人才的政治利益，彻底消除其政治上的后顾之忧，李世民还常以夏时贤大夫龙逢谏桀而被杀、汉时晁错请景帝削藩也被杀、汉高祖时良相萧何妄遭系囚、名将韩信亦遭滥黜等历史教训警戒自己，注意处处保护智囊人才的政治地位，并严厉打击那些嫉妒和陷害智囊人才的无耻小人。他对左右大臣说：“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五、勤奋学习，与智囊人才保持相应水平。李世民二十九岁登基成为万民之尊的天子，深感自己经验不足。他认为君王如果没有足够的才智，不仅无法和智囊人才沟通，更无法鉴别和综合他们的意见，终将成为一个“好谋无断”、任人摆布的傀儡。因此，他努力弥补这一缺陷，每天罢朝归来都安排一些时间读书。常常吃罢晚饭就上书房，通宵达旦，手不释卷。“辍膳玩三坟，晖灯搜五典”就是他刻苦攻读的自我写照。他主要读史书，认为“以古为镜，可知兴替”。除此之外，他还虚心向智囊人才请教，积极提拔“学业优长，兼识政体”的官员，引置左右，以便“机务之隙，与之谈论，共观经史”，“鉴前代成败事”。由于李世民勤奋学习，他的才智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在议政时，他不但能够充分理解智囊人才的各种意见，然后作出自己的决断，而且还善于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智囊人才们展开辩论，“饰词援古”，“诘难往复”，令公卿百官难以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