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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
旅美著名女作家。生于上海。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岁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此后的10年间，她写出了《天浴》、《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以及上海文学奖)等多部引起海内外读者关注的长中短篇小说。《少女小渔》(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影展6项大奖)、《女房东》、《人寰》等获得了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
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英译版《扶桑》曾登上2001年洛杉矶时报最佳畅销书排行榜。
从《一个女人的史诗》的热播，《小姨多鹤》的拍摄，陈凯歌执导的《梅兰芳》圣诞期间的热映，到张艺谋结束奥运使命后筹备的首个电影作品《金陵十二钗》，以及姜文刚刚买下《灰舞鞋》的电影版权……一个畅销书作家、电影编剧的名字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人说，2008年年末《梅兰芳》的上映仅仅是她受到“同关注”的开始，2009年将会是又一个“严歌苓年”。
6年前，严歌苓曾说：“我一生中有三个突破。作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我30岁左右到美国学习用英文写作、拿学位，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突破就是为好莱坞编剧，用英文写剧本，这两个突破，我已经完成了。第三个突破，就是直接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的商业出版渠道。我觉得，如果生活中没有一再的突破的话，会很没劲的。”
今天，“我觉得这第三个突破也只能说是做到了，但是能不能做得更好，还有待于进一步突破。因为用英文创作小说，形式上也有点老式，所以我希望能在形式上有些创新。我想等我有时间了，我还会有一个突破的。”电话那端的声音轻轻柔柔，随和至极，就如严歌苓的文字一样扑面而来的尽是亲切和灵动，时不时地还幽默几句。
严歌苓的人生颇为传奇，精彩不亚于她笔下的人物。20世纪60年代生于上海，父母离异，她和弟弟严歌平把童年留在了安徽；12岁当兵，在成都学舞；20岁当过战地记者，在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目睹死神的频繁降临；年届而立自学英语赴美留学，一边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一边赚生活费，她做过餐厅服务生、带过孩子、照顾过老人。她还曾痛苦地忍受长时间的失眠。又因即将与外交官男友劳伦斯结婚而受到美国FBI的调查，这让男友愤然辞职。1992年两人结婚后，她开始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2004年，先生复职派驻非洲尼日利亚，从此她几乎每两三年就要换一个城市生活。
最近一年，因工作需要，严歌苓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进行创作，她对这一段无法陪在先生身边感到歉意。
“如果理想地说，现在每天上午我都可以一个人读书、写作。写作是我在小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以前尽管并没有一定要以写作为职业，但我都坚持要有一个‘练功’的时间，就像我小时候学跳舞，每天要坚持三四个小时‘练功’一样，现在写作也需要有一个独处的时间。每天要有三四个小时是在独处，在思考，或做资料搜集、写作以及读相关方面的书。这会使我的思索成连续性，并有所积累，也就可以达到我们通常所说的‘悟’吧。在进行了一上午的脑力消耗后，到了下午，我会进行体力消耗的活动，做一些体育运动。但我并不是一个很爱接触人的人，有很多人的地方，我并不是很爱去的。一般是和知心的老朋友见见面。”
为什么选择写作？严歌苓坦然：“基因。基因决定了自己的身份。”她世家出身，祖父是留美博士、翻译家，回国后曾执教于厦门大学。严歌苓回忆起一次契机，“我去了当时中越自卫反击战的野战医院，写了一些诗歌、散文在当时军区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发表了以后，我发现我可以写东西了，好像没什么难的。”成为作家，变成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使得我别无选择地要走上写作这样一条道路。我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一生都是。各个方面的修养，比如美术、音乐，母亲给我的遗传就是表演，她是个舞蹈演员。小时候，母亲读莎士比亚台词，讲希腊传说，她只是自己在背台词，并非有意识地给我念，但那些在我似懂非懂的时候，就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她母亲的演员生活被写进了《一个女人的史诗》。
寄居者不必融入当地主流文化
严歌苓最近新出版了一本小说《寄居者》，女主人公May和严歌苓在寄居者的身份认同感上都存在危机。在性格上，她们也有着相似之处，“这个人物靠我很近，我俩都是那种看起来特蔫，但不定什么时候就干出什么大事来。只不过，我的人生没有May那么戏剧化，也没有像她面临那样的绝境。”20年前，严歌苓放弃国内稳定优越的生活，去美国开始留学。对自己生活的这段大转折，她说，当时有情感上的原因，刚结束第一段婚姻“那时就感觉人去楼空，一门心思想联系国外学校，可能是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吧，倒算不上胆大妄为。”
Q30岁时，你只身一人到美国求学。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很多人是希望尽快融入其中的，那么你当时是怎样做的？
A我当时觉得从一个国家的一种文化过渡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另外一种文化的最好地方就是学校。在校园里，他们不太计较你是否是主流。因为学校就是一个允许你犯错误，允许你学习的地方。你可以学习你的课程，也可以学习生活。当然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学生，他们的文学写作系从来就没有招过外国人，也不能想象一个人的母语不是英文，而拿英文来进行文学创作，这对他们的系来说，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其实我很知道怎么写小说，我也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呈现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一旦用英语去表述就会变得很差，这就成为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一个成熟的作家，另一方面却是一个初学语的像孩子般的一个人。这让整个系的人都想要来帮助我。大概我跟别人怎么融入主流文化，跟主流文化的磨合、碰撞的经历是不太相同的，在我们系里的每一个人对我都非常好，所以我一直觉得是很温暖的。如果说要融入主流社会，其实到今天，我也不是主流，我还是个边缘人。因为作为一个别的种族的人想要融入另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是永远不可能的，是很傻的，不去融入反而会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Q初到异国时，会有心灵孤独的时候吗？
A最开始的时候生活确实很艰苦，但不会感觉孤独，而是处处充满了刺激和趣味。到了1992年、1993年我开始中文创作多的时候，也就是开始用创作来挣钱的时候，才感觉到有点孤独。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很喜欢这种状态。
Q当时，你的姑姑和姑父也都非常愿意帮助你。
A我姑姑、姑父都是很好的人，也的确很愿意帮我。但是在那个地方，其他任何人的帮助对你来说都是鞭长莫及的。你想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依靠更何况别人？而且我12岁就到部队，每个月挣6块7毛5的工资，所以心理上我就没有依赖别人的习惯。到美国后我向姑姑借过1000美元，但很快就还了，因为我申请到了奖学金。
用英语写作很好玩
去美国留学后，严歌苓的中英文小说创作进入了高峰期。严歌苓说，那是因为到了美国后她不再是一个优越的中国作家，她必须把自己所有的生活方式打开，比如做过餐馆的服务生、帮人家带孩子的保育员、模特……这种种不是一个作家做姿做态地体验生活，而是实实在在地在生活。这使她去掉了很多虚华的东西，而增加了许许多多的人生体验。“在国内我当了13年的兵，这13年是结实的，在美国的这些年是另外一个结实。在中国当作家的阶段我写的是部队生活，在美国很快就开始写移民生活，很幸运的是我基本上没有断层，没有过一条鱼被甩到岸上的窒息感觉。”
Q30岁左右才开始学英语，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就可以用英语自如地进行创作了？
A到现在，我都不觉得可以自如地用英文进行创作，因为英文毕竟不是母语，用它写起来还是不够自然，但是它要求我的那种投入，就是精力、精神状态的投入到了极其紧张兴奋的程度了，可以说对我的刺激也最大的，我就会觉得更加好玩。因为你反复地琢磨一个词，用各种方法造一个句，不断地在找一个最好的表达方式，不断地修改。不像中文，我用一遍就可以完成。
Q用英语进行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是什么？
A《赴宴者》。是讲一个人偶然地被人当做记者去参加了一次产品发布会，吃了一次宴会，还拿到了一小笔钱。他发现这样赚钱挺合算的，也可以老吃得很好，就开始印了很多名片，冒充记者……小说出来以后，各大报纸的评论都很好，包括美国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时报，BBC当时做了连播。对于第一次写英文小说就得到这样的认可，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Q对于一些纯中国故事，你是如何讲给其他国家的读者的？
A的确，中国人的生活非常独特，如果不进行专门解释的话，作品就很难被其他国家的读者接受和欣赏。一个纯中国故事，要把其中必要的解释做得不露痕迹，让其成为小说叙述的一部分，是个大难题。（会创造新词吗？）我现在无法做到去创造一个新词，只能说是寻找，找到合适的词语。
Q你的中文小说和英文小说风格是一致的吗？
A我觉得我的英文写作比中文写作幽默，当然这也和题材有关。我一想到用英文创作哪个故事，就情不自禁试着在脑子里用幽默的语言造句。大概我喜欢的英文小说都很幽默，包括一些被翻译成英文的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以及其他语言的作家的作品。我的中文笔调要老成、一本正经得多。
尽量不做自己作品的编剧
Q写小说和做编剧，哪个更有意思些？
A写小说，这是勿庸置疑的。因为我是一个可以从什么都没有就能创造一个故事的人。写小说的原创性是我具备的能力。写电影剧本的时候，多少都会受到制约。首先是导演的意志，还有你要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这100分钟左右的故事框架里，要求的技巧性很高。
Q你的小说被改编成多部影视剧作品，你与许多知名导演有过合作，能分别简单地谈一下，在合作中，他们给你留下的印象吗？
A（笑）我跟李安导演的合作是有开始，没有结束。我只跟他碰过几通长途电话，讲了一些对《少女小渔》改编的想法。等我写出来后，就由张艾嘉去拍了，我跟张艾嘉当时没什么沟通，后来我的一稿二稿也让另外一个人给改了，当然，合同上也是这样说的，由我写一稿。因为当时那个人对美国人更了解，所以把白人的那个角色写得更加像了，这也是必要的。但是他把我小说里面的男主人公，就是那个老头改成了作家，我不太赞成。一个挺垃圾的一个人，特别边缘的一个人，更符合我原本的想法。
我和陈冲导演因为住在一个城市，所以合作比较紧密。可以说，在电影上的合作是我们友情发展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平常玩的一部分，我们会玩设计首饰、发明新的菜式，还常常一起去看电影，看完后，会一起激动地讨论半天。因为我们都那么热爱电影，又都那么热爱文学，所以我们得玩一些能使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理想、抱负，或者其他人不能实现的，或是实现得一塌糊涂的，我们都能够表达出来。
和陈凯歌导演的合作上，凯歌导演是领着我的，基本上是我俩在讨论的时候就把戏都确定好了，我是往里填内容和细节的人。
Q好像你比较喜欢让别人来做编剧，改编你的小说？
A改编自己的作品不会让自己特别激动，会欠缺很多创作的新鲜感和原始的激情。
Q你能谈一下中美编剧的差异在哪里吗？
A我在好莱坞那边的两个英文编剧都是没有导演介入的，是在导演介入之前编剧，改编了两部长篇小说。但是最后并没有投拍，觉得很没劲。
Q你下一部正在进行的，自己做编剧改编自己的电影是什么？
A《第九个寡妇》。
旅美著名女作家。生于上海。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岁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此后的10年间，她写出了《天浴》、《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以及上海文学奖)等多部引起海内外读者关注的长中短篇小说。《少女小渔》(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影展6项大奖)、《女房东》、《人寰》等获得了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
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英译版《扶桑》曾登上2001年洛杉矶时报最佳畅销书排行榜。
从《一个女人的史诗》的热播，《小姨多鹤》的拍摄，陈凯歌执导的《梅兰芳》圣诞期间的热映，到张艺谋结束奥运使命后筹备的首个电影作品《金陵十二钗》，以及姜文刚刚买下《灰舞鞋》的电影版权……一个畅销书作家、电影编剧的名字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人说，2008年年末《梅兰芳》的上映仅仅是她受到“同关注”的开始，2009年将会是又一个“严歌苓年”。
6年前，严歌苓曾说：“我一生中有三个突破。作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我30岁左右到美国学习用英文写作、拿学位，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突破就是为好莱坞编剧，用英文写剧本，这两个突破，我已经完成了。第三个突破，就是直接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的商业出版渠道。我觉得，如果生活中没有一再的突破的话，会很没劲的。”
今天，“我觉得这第三个突破也只能说是做到了，但是能不能做得更好，还有待于进一步突破。因为用英文创作小说，形式上也有点老式，所以我希望能在形式上有些创新。我想等我有时间了，我还会有一个突破的。”电话那端的声音轻轻柔柔，随和至极，就如严歌苓的文字一样扑面而来的尽是亲切和灵动，时不时地还幽默几句。
严歌苓的人生颇为传奇，精彩不亚于她笔下的人物。20世纪60年代生于上海，父母离异，她和弟弟严歌平把童年留在了安徽；12岁当兵，在成都学舞；20岁当过战地记者，在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目睹死神的频繁降临；年届而立自学英语赴美留学，一边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一边赚生活费，她做过餐厅服务生、带过孩子、照顾过老人。她还曾痛苦地忍受长时间的失眠。又因即将与外交官男友劳伦斯结婚而受到美国FBI的调查，这让男友愤然辞职。1992年两人结婚后，她开始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2004年，先生复职派驻非洲尼日利亚，从此她几乎每两三年就要换一个城市生活。
最近一年，因工作需要，严歌苓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进行创作，她对这一段无法陪在先生身边感到歉意。
“如果理想地说，现在每天上午我都可以一个人读书、写作。写作是我在小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以前尽管并没有一定要以写作为职业，但我都坚持要有一个‘练功’的时间，就像我小时候学跳舞，每天要坚持三四个小时‘练功’一样，现在写作也需要有一个独处的时间。每天要有三四个小时是在独处，在思考，或做资料搜集、写作以及读相关方面的书。这会使我的思索成连续性，并有所积累，也就可以达到我们通常所说的‘悟’吧。在进行了一上午的脑力消耗后，到了下午，我会进行体力消耗的活动，做一些体育运动。但我并不是一个很爱接触人的人，有很多人的地方，我并不是很爱去的。一般是和知心的老朋友见见面。”
为什么选择写作？严歌苓坦然：“基因。基因决定了自己的身份。”她世家出身，祖父是留美博士、翻译家，回国后曾执教于厦门大学。严歌苓回忆起一次契机，“我去了当时中越自卫反击战的野战医院，写了一些诗歌、散文在当时军区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发表了以后，我发现我可以写东西了，好像没什么难的。”成为作家，变成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使得我别无选择地要走上写作这样一条道路。我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一生都是。各个方面的修养，比如美术、音乐，母亲给我的遗传就是表演，她是个舞蹈演员。小时候，母亲读莎士比亚台词，讲希腊传说，她只是自己在背台词，并非有意识地给我念，但那些在我似懂非懂的时候，就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她母亲的演员生活被写进了《一个女人的史诗》。
寄居者不必融入当地主流文化
严歌苓最近新出版了一本小说《寄居者》，女主人公May和严歌苓在寄居者的身份认同感上都存在危机。在性格上，她们也有着相似之处，“这个人物靠我很近，我俩都是那种看起来特蔫，但不定什么时候就干出什么大事来。只不过，我的人生没有May那么戏剧化，也没有像她面临那样的绝境。”20年前，严歌苓放弃国内稳定优越的生活，去美国开始留学。对自己生活的这段大转折，她说，当时有情感上的原因，刚结束第一段婚姻“那时就感觉人去楼空，一门心思想联系国外学校，可能是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吧，倒算不上胆大妄为。”
Q30岁时，你只身一人到美国求学。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很多人是希望尽快融入其中的，那么你当时是怎样做的？
A我当时觉得从一个国家的一种文化过渡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另外一种文化的最好地方就是学校。在校园里，他们不太计较你是否是主流。因为学校就是一个允许你犯错误，允许你学习的地方。你可以学习你的课程，也可以学习生活。当然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学生，他们的文学写作系从来就没有招过外国人，也不能想象一个人的母语不是英文，而拿英文来进行文学创作，这对他们的系来说，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其实我很知道怎么写小说，我也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呈现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一旦用英语去表述就会变得很差，这就成为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一个成熟的作家，另一方面却是一个初学语的像孩子般的一个人。这让整个系的人都想要来帮助我。大概我跟别人怎么融入主流文化，跟主流文化的磨合、碰撞的经历是不太相同的，在我们系里的每一个人对我都非常好，所以我一直觉得是很温暖的。如果说要融入主流社会，其实到今天，我也不是主流，我还是个边缘人。因为作为一个别的种族的人想要融入另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是永远不可能的，是很傻的，不去融入反而会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Q初到异国时，会有心灵孤独的时候吗？
A最开始的时候生活确实很艰苦，但不会感觉孤独，而是处处充满了刺激和趣味。到了1992年、1993年我开始中文创作多的时候，也就是开始用创作来挣钱的时候，才感觉到有点孤独。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很喜欢这种状态。
Q当时，你的姑姑和姑父也都非常愿意帮助你。
A我姑姑、姑父都是很好的人，也的确很愿意帮我。但是在那个地方，其他任何人的帮助对你来说都是鞭长莫及的。你想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依靠更何况别人？而且我12岁就到部队，每个月挣6块7毛5的工资，所以心理上我就没有依赖别人的习惯。到美国后我向姑姑借过1000美元，但很快就还了，因为我申请到了奖学金。
用英语写作很好玩
去美国留学后，严歌苓的中英文小说创作进入了高峰期。严歌苓说，那是因为到了美国后她不再是一个优越的中国作家，她必须把自己所有的生活方式打开，比如做过餐馆的服务生、帮人家带孩子的保育员、模特……这种种不是一个作家做姿做态地体验生活，而是实实在在地在生活。这使她去掉了很多虚华的东西，而增加了许许多多的人生体验。“在国内我当了13年的兵，这13年是结实的，在美国的这些年是另外一个结实。在中国当作家的阶段我写的是部队生活，在美国很快就开始写移民生活，很幸运的是我基本上没有断层，没有过一条鱼被甩到岸上的窒息感觉。”
Q30岁左右才开始学英语，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就可以用英语自如地进行创作了？
A到现在，我都不觉得可以自如地用英文进行创作，因为英文毕竟不是母语，用它写起来还是不够自然，但是它要求我的那种投入，就是精力、精神状态的投入到了极其紧张兴奋的程度了，可以说对我的刺激也最大的，我就会觉得更加好玩。因为你反复地琢磨一个词，用各种方法造一个句，不断地在找一个最好的表达方式，不断地修改。不像中文，我用一遍就可以完成。
Q用英语进行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是什么？
A《赴宴者》。是讲一个人偶然地被人当做记者去参加了一次产品发布会，吃了一次宴会，还拿到了一小笔钱。他发现这样赚钱挺合算的，也可以老吃得很好，就开始印了很多名片，冒充记者……小说出来以后，各大报纸的评论都很好，包括美国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时报，BBC当时做了连播。对于第一次写英文小说就得到这样的认可，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Q对于一些纯中国故事，你是如何讲给其他国家的读者的？
A的确，中国人的生活非常独特，如果不进行专门解释的话，作品就很难被其他国家的读者接受和欣赏。一个纯中国故事，要把其中必要的解释做得不露痕迹，让其成为小说叙述的一部分，是个大难题。（会创造新词吗？）我现在无法做到去创造一个新词，只能说是寻找，找到合适的词语。
Q你的中文小说和英文小说风格是一致的吗？
A我觉得我的英文写作比中文写作幽默，当然这也和题材有关。我一想到用英文创作哪个故事，就情不自禁试着在脑子里用幽默的语言造句。大概我喜欢的英文小说都很幽默，包括一些被翻译成英文的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以及其他语言的作家的作品。我的中文笔调要老成、一本正经得多。
尽量不做自己作品的编剧
Q写小说和做编剧，哪个更有意思些？
A写小说，这是勿庸置疑的。因为我是一个可以从什么都没有就能创造一个故事的人。写小说的原创性是我具备的能力。写电影剧本的时候，多少都会受到制约。首先是导演的意志，还有你要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这100分钟左右的故事框架里，要求的技巧性很高。
Q你的小说被改编成多部影视剧作品，你与许多知名导演有过合作，能分别简单地谈一下，在合作中，他们给你留下的印象吗？
A（笑）我跟李安导演的合作是有开始，没有结束。我只跟他碰过几通长途电话，讲了一些对《少女小渔》改编的想法。等我写出来后，就由张艾嘉去拍了，我跟张艾嘉当时没什么沟通，后来我的一稿二稿也让另外一个人给改了，当然，合同上也是这样说的，由我写一稿。因为当时那个人对美国人更了解，所以把白人的那个角色写得更加像了，这也是必要的。但是他把我小说里面的男主人公，就是那个老头改成了作家，我不太赞成。一个挺垃圾的一个人，特别边缘的一个人，更符合我原本的想法。
我和陈冲导演因为住在一个城市，所以合作比较紧密。可以说，在电影上的合作是我们友情发展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平常玩的一部分，我们会玩设计首饰、发明新的菜式，还常常一起去看电影，看完后，会一起激动地讨论半天。因为我们都那么热爱电影，又都那么热爱文学，所以我们得玩一些能使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理想、抱负，或者其他人不能实现的，或是实现得一塌糊涂的，我们都能够表达出来。
和陈凯歌导演的合作上，凯歌导演是领着我的，基本上是我俩在讨论的时候就把戏都确定好了，我是往里填内容和细节的人。
Q好像你比较喜欢让别人来做编剧，改编你的小说？
A改编自己的作品不会让自己特别激动，会欠缺很多创作的新鲜感和原始的激情。
Q你能谈一下中美编剧的差异在哪里吗？
A我在好莱坞那边的两个英文编剧都是没有导演介入的，是在导演介入之前编剧，改编了两部长篇小说。但是最后并没有投拍，觉得很没劲。
Q你下一部正在进行的，自己做编剧改编自己的电影是什么？
A《第九个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