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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厦门市为例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演变特征,认为当前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房屋和资金投资三方面,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传统土地制度的约束、农村财产交易市场的缺乏和农民理财观念的落后等,提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环境下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是: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益的主要来源;建立健全农村投融资体系以培育农村理财市场;通过“村资分离”股份合作构建集体资产的有效管理模式等。
关键词:农民收入;财产性收入;工业化城市化;厦门市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0)01-0022-06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对个人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明确肯定,同时,也是期望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民众能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与拥有较多金融性资产的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的来源较为特殊,增长也较困难。然而,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潜在的机遇。
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演变特征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土地、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房屋和资金等三方面。其中,来自土地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土地征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获得的收入;来自住房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房屋出租、出售和拆迁补偿等方式获得的收入;来自资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储蓄、民间借贷和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等渠道获得的收入。农民除了家庭财产性收入,有些还有集体财产经营收益通过分配形成的集体财产性收入,如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等。[1,2]
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共同构成了农民的总收入。在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财产性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要占到居民家庭总收入的20%左右。在我国,就全国平均而言,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目前还只有3%左右,但不同地区间差别较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表现出快速增长潜力。厦门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呈加速增长趋势,并表现出了自身特色(见表1、表2)。
表1 2003-2007年厦门市农村居民纯收入元,%
指标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收入构成比
全年纯收入5 1525 6476 2306 8687 637100.00
工资性收入2 1612 3882 9763 3703 89150.95
家庭经营纯收入2 1402 6752 5612 7442 72235.64
财产性纯收入40041356058187311.44
转移性纯收入4521711321731511.97
表2 2004-2007年厦门市农民财产性收入元,%
指标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7同比增长
财产性纯收入413.08560.20580.47873.4550.47
利息21.088.897.0114.81111.24
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18.591.559.1712.0531.39
租金(包括农业机械)287.27296.82314.05580.9384.98
储蓄性保险投资收入1.610.5818.2618.451.02
土地征用补偿收入39.9094.32138.53204.4647.59
转让土地经营权收入3.536.214.049.53135.88
其他投资收益32.1848.9459.5416.41-72.43
其他财产性收入8.92102.8924.3616.82-30.93
在厦门农民家庭总收入中,传统农业经营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小。2003-2007年的5年间,厦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5 152元增加到7 637元,增长了48%;而家庭农业经营纯收入由2 140元增加到2 722元,仅增长了27%,2007年甚至还出现了0.5%的负增长。造成厦门农民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既与农业本身的弱势产业地位、行业发展慢有关,还与厦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压缩了传统农业发展空间有关。
厦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近5年来,厦门市农民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达到16%,2007年工资性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五成以上。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农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这为厦门农民资金收益等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
财产性收入正在成为厦门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增长潜力巨大。近5年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23.6%,并在2007年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达到了人均873元,比2006年增加了50.5%。厦门农民财产性收入已经占到家庭总收入的11.4%,远高于全国3%的水平。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构成来看,房屋租金收益和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占的比重最大,并连年保持增长趋势。2007年房屋等租金收入占到了农民全部财产性收入的66.5%,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占23.4%,利息、投资收益、集体分红等其他收入来源项目占比都在3%以下,迄今对厦门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贡献还很小。农民房屋租金收益和土地征用补偿收入之所以能连年增长,主要是由于厦门市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郊地区土地、房屋价格的快速升值。同时,“金包银”工程的全面实施使农民拥有的部分“死”土地变成了“活”资本,直接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资产。
但厦门农民财产性收入在不同地区间存在较大不平衡性,在同一地区不同家庭也表现出巨大差异性。财产性收入增长快的农民,主要集中在翔安火炬开发区、同安工业集中区、集美机械工业集中区等工业园区附近。在这些地区,那些有资金、善经营的农民,都建有自己的门面房、出租房,每年的租金收益高达数万元。居住在偏远地区,或者即使居住在工业园区附近村庄,但缺资金、不善经营的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依然有限。
二、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虚拟化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难以形成财产的集聚效应
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值幅度非常大,但并未为农民带来多少收益。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财产,由于产权主体不清晰,从表面上看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事实上代表集体组织的管理者并没有处置土地的权力,导致土地市场化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土地的利益与责任极不对称。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相比土地增值总额,农民得到的仅是微不足道的收入和补偿,远低于市场价格。据我们调查推算,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权益分配中,地方政府大约得了60%-80%,村集体组织得10%-20%,失地农民只得到5%-10%,甚至更少。中改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与问题入户调查也证实,农民从土地用途改变的涨价中获益甚微:被征地的农户中,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1-2万元补偿款,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厦门市政府创新性地实施“金包银”工程,即在工业化的征地拆迁过程中,给每位农民平均预留15平方米的发展用地,并保留原有的村庄和农民拥有的宅基地,形成一种城市化发展“包裹”农村社区的格局,由于外围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而使得土地等增值较快故称为“金边”,内部农村社区发展相比较慢而称为“银里”,这是一种让利于民的创新式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会为城市化的后续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难题。[1,3]
(二)分散的农业经营模式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和财产的形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成正比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农户为单位,但每一农户经营的土地非常有限。目前厦门农民人均耕地仅0.57亩,每农户经营的土地不到2.5亩。要在户均2.5亩的土地上把农业收入持续提高,并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很难做到的。农民田间种植、水产养殖等生产经营行为过于分散,在生产经营上仍处于“户自为战”的状态,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较差,组织化程度低,甚至有些村镇根本就没有协作性组织,这使农户经营行为有很大盲目性,在市场竞争中很难形成优势,进而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三)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房产和金融资产等财产,因缺乏交易市场难以形成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形式将财产资本化的所得。让财产、资本产生收入,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产权界定;二是有合适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从调查看,当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表现为租金,包括房租和地租等。但现实情况是能收取租金的基本上是靠近市区、工业园区的少部分农民,在其他偏远的广大农村,房屋出租市场和买卖市场几乎还未建立起来,农民即使有房产,也很难形成现实的收入。
(四)传统土地制度的约束使得农民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难以实现
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被认为是一种财产权,是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资源。但问题是,由于现阶段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代表其产权的合法主体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和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使得农民权益经常受到少数“代理人”的不法侵犯,或是受到来自公权(如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补偿过程中)的不当侵占,使得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农民这部分财产性收入更多只是具有象征性意义。据统计,2004-2007年厦门农民人均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仅为10元还不到。[3,4]
(五)农民理财观念陈旧、理财方式单一,六合彩等死灰复燃,严重扰乱了农村理财环境
受条件、知识和观念的限制,农民还没有形成现代理财观念。当前厦门地区农民最主要的理财方式仍然是银行储蓄,且多为活期储蓄,大部分农民对国债、基金、股票和保险等投资途径不熟悉。农民理财观念的陈旧,还表现为部分农民贪图方便将大笔的现金存放在家里。有些家庭是有了钱就盖房子,抽样调查显示,38.6%的农民储蓄目的是为了盖房子。另外,一部分农民把六合彩当成了生财之道,把全部积蓄都用在买六合彩上,蒙受了巨大损失;一些非法的“标会”、地下钱庄以高利率为诱饵吸纳大量的农村游资,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很多农民投入的资金最终难以收回。[5]
三、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途径和建议
(一)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村居民拥有的财产量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是农民获得更多财产的重要保障之一。根据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实际,当前提高农民家庭收入的可行措施主要包括: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打破就业壁垒,拓宽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在初次分配领域着力提高农民工工资,加大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打击力度,确保其合法权益;其次,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鼓励在乡农民自主创业,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及规模化生产,并适时加快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第三,实施城乡一体化、加速郊区发展,加快“就地城市化”发展战略步伐,改善农民生存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就地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这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保障。此外,要尽快建立相关配套措施,完善有关法律保护体系,让农民能够安全、放心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6]
(二)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益的主要来源
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土地是其最重要的财产。要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核心是要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制度,发挥土地保值增值的作用。
1.赋予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是保护土地财产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条件。首先,必须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应明确界定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使农民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如在农民外出就业举家搬迁的情况下,允许其所拥有的土地、住宅使用权流转和变现。其次,尽快研究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通过土地登记确权程序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物权化保护。要赋予承包土地的农民真正完整的土地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抵押、借贷、流转、交易、租赁等权利。同时,实行与产权制度改革配套的土地货币化,将目前分散的、闲置的、转租代耕的农地转变为由金融资本介入的、可集中购置的良性资产,农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土地贷款或相关私人资本的投入,从而极大推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市场化改革,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厦门市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可结合本地实际,加快制定本地区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办法,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为海峡西岸建设做出贡献,并为国家立法积累相关经验。
2.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实现条件。从当前的国家政策和体制看,农村土地要直接进入市场是有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从各地已经施行的情况看,比较可操作且能获得成效的方法是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产权的流转。借鉴广东、江浙等地经验,土地股份合作制有三种具体形式:一是将集体土地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明确每个社员的股份,经营收益按股分红;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组建新的股份合作公司,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三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参股,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村民可以承包园区内的农业项目,又可以为公司打工,股民可以优先在园区就业。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和规模经营,有利于维护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权益。
3.改革和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是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保障条件。要改变目前农民被动接受政府征地价格的状况,首先,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应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通过公开竞拍机制形成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真实市场价格。或在保持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仿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管理的方式,将集体建设用地按一定年限通过转让、出租、入股、联营等方式直接流转,土地收益的大部分都留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其实质是实行国有和集体土地“两种产权、同一市场、统一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独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与收益处置权。该模式下集体土地升值空间迅速打开,体现了政府让利于民的政策主张。其次,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标准体系,对农民土地的补偿标准应与国家拍卖转让被征土地的市场价格相挂钩。在农村土地的流转过程中,农民理应有更多土地价格制定的发言权,理应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土地增值收入的分配。[7-9]
(三)建立健全农村投融资体系,培育农村理财市场
农村投融资市场不健全,交易手段落后,现代化的有价证券交易系统还不能延伸到农村乡镇,目前农村居民能参与交易的金融商品非常有限。应大力开展农村小额贷款和小额保险活动;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严厉打击买卖六合彩的非法活动;金融理财产品的设计要“亲农”,将理财产品的起点降低;金融网点设置要“近农”,在中心乡镇设立金融超市和理财中心,为农民提供个人理财服务和银行卡服务。同时,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应及时、耐心细致地向农民朋友宣传国家关于农村的金融方针政策,经常向农民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金融业务推介活动,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科学的理财观,提高理财能力,逐步实现家庭金融资产的科学配置。[5]
(四)培育和规范农村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提高农民房屋财产性收入
对农民而言,相对于土地,住房是最现实的有形非生产性资产。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在众多城镇和工业园区的周边,住房需求量很大。很多农民也有空闲的住房,但由于宅基地所有权虚置、有关法律存在空白、基层政府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的存在,使农民房屋产权虚化,进而造成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的落后,闲置住房不能为农民带来应有的收入,这无形中造成了部分资源配置的低效或无效。因此,为增加农村居民的房屋财产性收入,应坚决贯彻落实《物权法》,完善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以法律形式保护农民房屋财产权。同时,要加强对农村房地产市场和租房市场的管理,整治农村租房市场,建立房屋租赁市场指导租金制度;农民私宅的手续健全后,应允许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租赁、抵押,为房屋所有者提供财产性收入。[8]
(五)“村资分离”、股份合作,构建集体资产的有效管理模式,提高集体财产性收入
实行以“村资分离”为核心的村级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综合改革,从体制上剥离村民委员会经营村级集体经济的权力,同时通过建立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委员会(或称“理事会”),扩大村民对集体经济的发言权,使集体经济的收益能够真正为农民共享,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中新的稳定增长部分。在“村资分离”的基础上,有条件的村进一步开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改革思路是:以村(居)民小组为单位成立股份合作社,按照集体资产股份化、经营管理企业化、收益分配股红化的原则,以股权形式划定村(居)民个人所占资产的具体份额,明确集体资产所有人范围,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做股东,确保农民对所持股份的收益权及管理权,真正使集体经济成为农民入股、主体多元的市场主体。同时,各村成立民主理财监督小组,对村级财务实施监督职能。通过“村资分离、股份合作”,形成村支部统一领导、村民委员会负责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民主理财监督小组负责全面财务监督的责权利相互制约的村级组织架构体系。[10]
四、结束语
增加农民收入是党和政府历来关注的一项重要任务。让更多的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加快海峡西岸建设等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研究认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只要在农村“创造条件”,就能在土地、房屋和资金等方面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缩小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大大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 高志仁.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乡差距[J].经济科学,2008(4):124-128.
[2] 黄祖辉,王敏.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03(3):70-75.
[3] 夏锋.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J].财会研究,2008(6):18-19.
[4] 刘飞,谢建文.关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几点思考[J].商业经济,2008,(3):5-6.
[5] 厦门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农民需要理财 农村市场巨大[R].课题调查报告,2007.
[6] 肖红华,刘吉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9(2):21-23.
[7] 郭晓鸣,宋相涛.以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74-78.
[8] 高志仁,刘小丽.积极创造条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N].光明日报,2008-03-22
[9] 周建国.跨越差距鸿沟:贫富分化与农民工城市化问题探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3-20
[10] 丁少群.厦门农村就地城市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集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4):10-14.
On Increasing Peasants’ Property Earning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Xiamen
WANG Xin1,2 ,DING Shao-qun1
(1. Finance College,Jimei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21;
2. Chinese Finance Research Institute,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0074,China)
Abstract:The paper analyses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peasants’ property earnings in the city of Xiame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nsidering that land, real estate and investment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peasantry’s property earnings.Meanwhile,the traditional land systems,the absence of exchanging market in rural areas and the hanging behind of peasants’ investment idea are the primary barrier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reforming or innovating the old land system and cultivating investment exchanging market in rural areas are important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peasants’ earnings;property earnings;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the city of Xiamen
关键词:农民收入;财产性收入;工业化城市化;厦门市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0)01-0022-06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对个人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明确肯定,同时,也是期望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民众能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与拥有较多金融性资产的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的来源较为特殊,增长也较困难。然而,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潜在的机遇。
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演变特征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土地、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房屋和资金等三方面。其中,来自土地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土地征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获得的收入;来自住房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房屋出租、出售和拆迁补偿等方式获得的收入;来自资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储蓄、民间借贷和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等渠道获得的收入。农民除了家庭财产性收入,有些还有集体财产经营收益通过分配形成的集体财产性收入,如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等。[1,2]
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共同构成了农民的总收入。在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财产性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要占到居民家庭总收入的20%左右。在我国,就全国平均而言,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目前还只有3%左右,但不同地区间差别较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表现出快速增长潜力。厦门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呈加速增长趋势,并表现出了自身特色(见表1、表2)。
表1 2003-2007年厦门市农村居民纯收入元,%
指标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收入构成比
全年纯收入5 1525 6476 2306 8687 637100.00
工资性收入2 1612 3882 9763 3703 89150.95
家庭经营纯收入2 1402 6752 5612 7442 72235.64
财产性纯收入40041356058187311.44
转移性纯收入4521711321731511.97
表2 2004-2007年厦门市农民财产性收入元,%
指标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7同比增长
财产性纯收入413.08560.20580.47873.4550.47
利息21.088.897.0114.81111.24
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18.591.559.1712.0531.39
租金(包括农业机械)287.27296.82314.05580.9384.98
储蓄性保险投资收入1.610.5818.2618.451.02
土地征用补偿收入39.9094.32138.53204.4647.59
转让土地经营权收入3.536.214.049.53135.88
其他投资收益32.1848.9459.5416.41-72.43
其他财产性收入8.92102.8924.3616.82-30.93
在厦门农民家庭总收入中,传统农业经营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小。2003-2007年的5年间,厦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5 152元增加到7 637元,增长了48%;而家庭农业经营纯收入由2 140元增加到2 722元,仅增长了27%,2007年甚至还出现了0.5%的负增长。造成厦门农民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既与农业本身的弱势产业地位、行业发展慢有关,还与厦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压缩了传统农业发展空间有关。
厦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近5年来,厦门市农民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达到16%,2007年工资性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五成以上。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农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这为厦门农民资金收益等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
财产性收入正在成为厦门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增长潜力巨大。近5年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23.6%,并在2007年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达到了人均873元,比2006年增加了50.5%。厦门农民财产性收入已经占到家庭总收入的11.4%,远高于全国3%的水平。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构成来看,房屋租金收益和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占的比重最大,并连年保持增长趋势。2007年房屋等租金收入占到了农民全部财产性收入的66.5%,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占23.4%,利息、投资收益、集体分红等其他收入来源项目占比都在3%以下,迄今对厦门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贡献还很小。农民房屋租金收益和土地征用补偿收入之所以能连年增长,主要是由于厦门市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郊地区土地、房屋价格的快速升值。同时,“金包银”工程的全面实施使农民拥有的部分“死”土地变成了“活”资本,直接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资产。
但厦门农民财产性收入在不同地区间存在较大不平衡性,在同一地区不同家庭也表现出巨大差异性。财产性收入增长快的农民,主要集中在翔安火炬开发区、同安工业集中区、集美机械工业集中区等工业园区附近。在这些地区,那些有资金、善经营的农民,都建有自己的门面房、出租房,每年的租金收益高达数万元。居住在偏远地区,或者即使居住在工业园区附近村庄,但缺资金、不善经营的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依然有限。
二、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虚拟化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难以形成财产的集聚效应
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值幅度非常大,但并未为农民带来多少收益。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财产,由于产权主体不清晰,从表面上看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事实上代表集体组织的管理者并没有处置土地的权力,导致土地市场化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土地的利益与责任极不对称。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相比土地增值总额,农民得到的仅是微不足道的收入和补偿,远低于市场价格。据我们调查推算,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权益分配中,地方政府大约得了60%-80%,村集体组织得10%-20%,失地农民只得到5%-10%,甚至更少。中改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与问题入户调查也证实,农民从土地用途改变的涨价中获益甚微:被征地的农户中,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1-2万元补偿款,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厦门市政府创新性地实施“金包银”工程,即在工业化的征地拆迁过程中,给每位农民平均预留15平方米的发展用地,并保留原有的村庄和农民拥有的宅基地,形成一种城市化发展“包裹”农村社区的格局,由于外围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而使得土地等增值较快故称为“金边”,内部农村社区发展相比较慢而称为“银里”,这是一种让利于民的创新式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会为城市化的后续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难题。[1,3]
(二)分散的农业经营模式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和财产的形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成正比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农户为单位,但每一农户经营的土地非常有限。目前厦门农民人均耕地仅0.57亩,每农户经营的土地不到2.5亩。要在户均2.5亩的土地上把农业收入持续提高,并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很难做到的。农民田间种植、水产养殖等生产经营行为过于分散,在生产经营上仍处于“户自为战”的状态,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较差,组织化程度低,甚至有些村镇根本就没有协作性组织,这使农户经营行为有很大盲目性,在市场竞争中很难形成优势,进而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三)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房产和金融资产等财产,因缺乏交易市场难以形成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形式将财产资本化的所得。让财产、资本产生收入,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产权界定;二是有合适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从调查看,当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表现为租金,包括房租和地租等。但现实情况是能收取租金的基本上是靠近市区、工业园区的少部分农民,在其他偏远的广大农村,房屋出租市场和买卖市场几乎还未建立起来,农民即使有房产,也很难形成现实的收入。
(四)传统土地制度的约束使得农民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难以实现
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被认为是一种财产权,是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资源。但问题是,由于现阶段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代表其产权的合法主体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和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使得农民权益经常受到少数“代理人”的不法侵犯,或是受到来自公权(如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补偿过程中)的不当侵占,使得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农民这部分财产性收入更多只是具有象征性意义。据统计,2004-2007年厦门农民人均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仅为10元还不到。[3,4]
(五)农民理财观念陈旧、理财方式单一,六合彩等死灰复燃,严重扰乱了农村理财环境
受条件、知识和观念的限制,农民还没有形成现代理财观念。当前厦门地区农民最主要的理财方式仍然是银行储蓄,且多为活期储蓄,大部分农民对国债、基金、股票和保险等投资途径不熟悉。农民理财观念的陈旧,还表现为部分农民贪图方便将大笔的现金存放在家里。有些家庭是有了钱就盖房子,抽样调查显示,38.6%的农民储蓄目的是为了盖房子。另外,一部分农民把六合彩当成了生财之道,把全部积蓄都用在买六合彩上,蒙受了巨大损失;一些非法的“标会”、地下钱庄以高利率为诱饵吸纳大量的农村游资,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很多农民投入的资金最终难以收回。[5]
三、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途径和建议
(一)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村居民拥有的财产量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是农民获得更多财产的重要保障之一。根据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实际,当前提高农民家庭收入的可行措施主要包括: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打破就业壁垒,拓宽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在初次分配领域着力提高农民工工资,加大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打击力度,确保其合法权益;其次,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鼓励在乡农民自主创业,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及规模化生产,并适时加快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第三,实施城乡一体化、加速郊区发展,加快“就地城市化”发展战略步伐,改善农民生存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就地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这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保障。此外,要尽快建立相关配套措施,完善有关法律保护体系,让农民能够安全、放心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6]
(二)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益的主要来源
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土地是其最重要的财产。要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核心是要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制度,发挥土地保值增值的作用。
1.赋予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是保护土地财产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条件。首先,必须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应明确界定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使农民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如在农民外出就业举家搬迁的情况下,允许其所拥有的土地、住宅使用权流转和变现。其次,尽快研究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通过土地登记确权程序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物权化保护。要赋予承包土地的农民真正完整的土地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抵押、借贷、流转、交易、租赁等权利。同时,实行与产权制度改革配套的土地货币化,将目前分散的、闲置的、转租代耕的农地转变为由金融资本介入的、可集中购置的良性资产,农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土地贷款或相关私人资本的投入,从而极大推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市场化改革,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厦门市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可结合本地实际,加快制定本地区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办法,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为海峡西岸建设做出贡献,并为国家立法积累相关经验。
2.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实现条件。从当前的国家政策和体制看,农村土地要直接进入市场是有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从各地已经施行的情况看,比较可操作且能获得成效的方法是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产权的流转。借鉴广东、江浙等地经验,土地股份合作制有三种具体形式:一是将集体土地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明确每个社员的股份,经营收益按股分红;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组建新的股份合作公司,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三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参股,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村民可以承包园区内的农业项目,又可以为公司打工,股民可以优先在园区就业。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和规模经营,有利于维护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权益。
3.改革和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是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保障条件。要改变目前农民被动接受政府征地价格的状况,首先,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应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通过公开竞拍机制形成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真实市场价格。或在保持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仿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管理的方式,将集体建设用地按一定年限通过转让、出租、入股、联营等方式直接流转,土地收益的大部分都留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其实质是实行国有和集体土地“两种产权、同一市场、统一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独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与收益处置权。该模式下集体土地升值空间迅速打开,体现了政府让利于民的政策主张。其次,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标准体系,对农民土地的补偿标准应与国家拍卖转让被征土地的市场价格相挂钩。在农村土地的流转过程中,农民理应有更多土地价格制定的发言权,理应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土地增值收入的分配。[7-9]
(三)建立健全农村投融资体系,培育农村理财市场
农村投融资市场不健全,交易手段落后,现代化的有价证券交易系统还不能延伸到农村乡镇,目前农村居民能参与交易的金融商品非常有限。应大力开展农村小额贷款和小额保险活动;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严厉打击买卖六合彩的非法活动;金融理财产品的设计要“亲农”,将理财产品的起点降低;金融网点设置要“近农”,在中心乡镇设立金融超市和理财中心,为农民提供个人理财服务和银行卡服务。同时,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应及时、耐心细致地向农民朋友宣传国家关于农村的金融方针政策,经常向农民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金融业务推介活动,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科学的理财观,提高理财能力,逐步实现家庭金融资产的科学配置。[5]
(四)培育和规范农村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提高农民房屋财产性收入
对农民而言,相对于土地,住房是最现实的有形非生产性资产。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在众多城镇和工业园区的周边,住房需求量很大。很多农民也有空闲的住房,但由于宅基地所有权虚置、有关法律存在空白、基层政府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的存在,使农民房屋产权虚化,进而造成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的落后,闲置住房不能为农民带来应有的收入,这无形中造成了部分资源配置的低效或无效。因此,为增加农村居民的房屋财产性收入,应坚决贯彻落实《物权法》,完善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以法律形式保护农民房屋财产权。同时,要加强对农村房地产市场和租房市场的管理,整治农村租房市场,建立房屋租赁市场指导租金制度;农民私宅的手续健全后,应允许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租赁、抵押,为房屋所有者提供财产性收入。[8]
(五)“村资分离”、股份合作,构建集体资产的有效管理模式,提高集体财产性收入
实行以“村资分离”为核心的村级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综合改革,从体制上剥离村民委员会经营村级集体经济的权力,同时通过建立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委员会(或称“理事会”),扩大村民对集体经济的发言权,使集体经济的收益能够真正为农民共享,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中新的稳定增长部分。在“村资分离”的基础上,有条件的村进一步开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改革思路是:以村(居)民小组为单位成立股份合作社,按照集体资产股份化、经营管理企业化、收益分配股红化的原则,以股权形式划定村(居)民个人所占资产的具体份额,明确集体资产所有人范围,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做股东,确保农民对所持股份的收益权及管理权,真正使集体经济成为农民入股、主体多元的市场主体。同时,各村成立民主理财监督小组,对村级财务实施监督职能。通过“村资分离、股份合作”,形成村支部统一领导、村民委员会负责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民主理财监督小组负责全面财务监督的责权利相互制约的村级组织架构体系。[10]
四、结束语
增加农民收入是党和政府历来关注的一项重要任务。让更多的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加快海峡西岸建设等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研究认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只要在农村“创造条件”,就能在土地、房屋和资金等方面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缩小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大大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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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祖辉,王敏.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03(3):70-75.
[3] 夏锋.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J].财会研究,2008(6):18-19.
[4] 刘飞,谢建文.关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几点思考[J].商业经济,2008,(3):5-6.
[5] 厦门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农民需要理财 农村市场巨大[R].课题调查报告,2007.
[6] 肖红华,刘吉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9(2):21-23.
[7] 郭晓鸣,宋相涛.以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74-78.
[8] 高志仁,刘小丽.积极创造条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N].光明日报,2008-03-22
[9] 周建国.跨越差距鸿沟:贫富分化与农民工城市化问题探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3-20
[10] 丁少群.厦门农村就地城市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集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4):10-14.
On Increasing Peasants’ Property Earning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Xiamen
WANG Xin1,2 ,DING Shao-qun1
(1. Finance College,Jimei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21;
2. Chinese Finance Research Institute,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0074,China)
Abstract:The paper analyses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peasants’ property earnings in the city of Xiame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nsidering that land, real estate and investment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peasantry’s property earnings.Meanwhile,the traditional land systems,the absence of exchanging market in rural areas and the hanging behind of peasants’ investment idea are the primary barrier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reforming or innovating the old land system and cultivating investment exchanging market in rural areas are important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peasants’ earnings;property earnings;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the city of Xia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