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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在中山路的底部看天，是一种奇异的体验。它既没有被密密层层的城市丛林一头罩住的压迫感，也没有被高楼大厦分割殆尽的塌陷感。中山路的天，开阔、低沉，灰白色的云层如潮水般翻涌起伏，携着三月份饱涨湿润的空气，一阵阵地冲刷着这条老街，常常让你忘记，你此刻身处城市中心，而距离你不足一条街的地方，正高耸着南宁市中心的地标建筑“丽原天际”。
我第一次看到中山路的天，是2017年3月12日。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山路城市记忆展”是诗人和艺术家们为即将拆迁的中山路做的最后缅怀。那几天，诗歌、摄影、涂鸦和音乐，各种平时只能在展览馆看到的展品被挂在老街的各个角落。怀旧情绪随着如潮的人流接踵而至，人们在文字和影像中流连，在露天舞台的摇滚乐中游荡，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激烈追溯着“过去”；老街坊却一如往昔，做着平常该做的事，对人头攒动的围观盛况丝毫不以为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围坐在一家小卖部的矮凳矮桌上打牌的几位老人。像往常一样，时间一到，他们就呼朋唤友，摆开牌桌，洗牌抓牌，或沉思默想，或大声吆喝，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简直成了透明的空气，甚至一位记者想要采访他们，抓牌的老大爷一皱眉，一旁观战的小卖部老板娘立刻来“救场”，她整了整衣襟，不紧不慢地对着摄影机谈起了临胜街的老皇历。——这样的气度，在别的地方，是不多见的。
于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山路。这一次和我一起看天的，还有一位老大爷。他敞着大衣躺在一张泛黄的竹摇椅上，跷起的二郎腿有节奏地晃着，身后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传出许冠杰《半斤八两》的歌声。这首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粤语歌，对于我和那位老人的年纪，似乎都是不合时宜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在老巷中欢唱蹦跶，单曲循环。此刻的中山路，安静得就像巷子拐角处那一墙墨绿的植物，丛丛枝叶穿墙而出，或深或浅的根系如一张大网，紧紧攀附着斑驳的砖墙；墙角的青砖上长满了毛茸茸的青苔，圆润的叶尖蓄足了雾水，“吧嗒”一声落在青苔上，溅起一层水雾。我背着相机在曲折的小巷中慢慢溜达，似乎这样的临胜街，更适合探秘。
临胜街不算长，但四通八达的幽深小巷给人一种迷宫般的感觉。街道两边原为青砖黑瓦的骑楼式民居，后来多被现代的红砖房代替。寥寥几栋遗老般的青砖民居安静地待在无数后起的红砖房脚下，以青砖特有的冷硬清幽与红砖的热闹耀眼杂然相处。临胜街的地形极其特别，东西两头较高，中间地势低，形成了特殊的“锅底”地形。据老街坊们说，以前临胜街从东往西要穿过一道宽约八米高约三米的水泥桥洞，他们称之为“桥拱”。桥拱上方就是横空而过的中山路。中山路原先并没有这道桥拱，它和临胜街交叉的地方正是“锅底”的中间。后来市政府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就用石料将这个“锅底”填平，两边用钢筋水泥筑成像城墙一样的立壁，在两街的交叉处，留出一段南北走向的桥洞，好让中山路下面的行人车辆畅通无阻。这个桥拱可以说是南宁市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立体交叉桥。
临胜街的历史却很长。作为南宁市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从早前的“草鞋街”到南门的洋关码头，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从荣德织布厂到光昌汽灯店……临胜街汇聚了革命时代最热闹的风景和最风云的人物，其中雷经天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雷经天原名荣璞，号经天，是土生土长的南宁人。他1904年5月生于南宁津头村雷家大院，父亲雷在汉是南宁辛亥革命的元勋。雷经天从小受到民主革命精神的熏陶，青年时期就成为南宁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西省委。作为委员之一，雷经天奉命在南宁重建中共广西省委机关，在中山路96号租下一间商铺，并以光昌汽灯店老板的身份为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做掩护。我们可以想象，八十几年前，在中山路一栋不起眼的商铺里，年轻的雷经天身着长衫，正一边喝茶一边和客人们侃侃而谈。谁也没想到这位浓眉大眼、儒雅悠闲的汽灯店老板，却是一位运筹帷幄、胆识非凡的地下党员。在他的介绍和斡旋之下，邓小平和韦拔群顺利会面，组织开展了右江农民运动，并策划了后来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不仅如此，雷经天在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中，有三次被冤开除党籍、多次因历史原因“背黑锅”的经历，但是他始终豁达坦然，以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开阔心胸接纳着一切。1959年8月11日，雷经天去世，享年56岁。
世事如烟，倏忽而过。长年居住在临胜街的老街坊们不仅有着“雷经天”式的豁达气概，更练就了一双阅尽繁花的火眼金睛，对我们这些突兀的来访者自然见怪不怪。如今面对最后的“拆迁”命运，老街坊们的态度仍然高贵得如同帝王。
在街角的一所老房子前，一位老人把他所有的家具都搬了出来。
黑黢黢的门洞前，一副红色对联呢喃着岁岁平安。木质的圆桌摆在院子中间，锅碗瓢盆挤满桌面，旁边围着几条长木凳。一个20世纪80年代风格的电视柜靠左边墙默然站立，由下而上分格摆着笨重的电视机、插着大红塑料花的玻璃花瓶、油漆脱落的玻璃相框老照片等老物件。破旧的老沙发靠右待着，几团黄黑的棉絮已经从败落的皮面洞口钻了出来，一只虎皮斑纹的肥猫耷拉着睡眼横卧在沙发上。最特别的是斑驳墙面上的一只挂钟，它像一只吃得过饱的大壁虎，紧紧趴在长满青苔的墙柱上，在午后的阳光中心满意足地走着；一阵暖风吹过，那些长短不齐的时针、分针、秒针，和黑色的阿拉伯数字一起，似乎被风吹得飘了起来，飘进永恒不变的时光中。——如果不是因为南宁湿热的天气逼得家具们淌出了水，我一定不会怀疑自己突然闯进了卡佛的小说，或跌进了马孔多的百年老屋中。
然而既没有人在家具间跳舞，也没有女巫般的蕾贝卡突然带着一杆猎枪出现在门口。只有两位老人坐在这些家具中间聊天。
女人衣着华丽，眼神里有欧洲老太般的自由和飞扬。她舒适地靠在破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絮絮说着满世界飞的经历，俄罗斯、德国、法国……这些名词从她嘴里蹦跶出来，如同朝阳广场一样普通。男人则穿着旧汗衫，半躺在竹摇椅上，叼着一杆水烟，半眯着小眼，悠然地跷着二郎腿，有滋有味地听着，不时插入几句议论，两人就哈哈大笑一阵。
很明显，他们不是夫妻。我愿意把他们想象成年轻时的情侣，因为生活分道扬镳之后，又因为生活得以在垂暮之年重聚到一起，各自聊起截然相反的人生，彼此都一脸满足。他们就像我远在故乡的奶奶，苍老、消瘦，手掌宽大、长满老茧，峭楞楞的骨节如盘虬的老枝。谁也不知道他们年轻时经历过怎样的艰难。也许外出打拼的她曾面对无数次的凄风苦雨、无家可归，也许留在故土的他曾在生活的底层摸爬滚打、隐忍坚强。在一个地方终老是什么感觉？在故乡，也许更容易对生活丧失耐心。与日常生活的斗争丝毫不逊色于血肉横飞的战场，只是这种战斗更隐秘、更琐屑，能像绵绵不断的蛛丝把一颗伟大的心灵一点点地缠成一只被吸干血肉的虫豸。无论选择自由还是坚守，你将面对的其实都是一个残缺的人生。临胜街的老街坊们就这么活着，不羡慕帝王也不蔑视乞丐，毫不畏惧地将生活的废墟裸露出来，和陌生人坦诚相见，直到把过往的岁月活成了沧桑的故事。就像那些屹立了上百年的老屋，我总是想象它们像一棵高大的古榕，巨大的根系深深扎进生活的泥土，时光深处的水分沿着这根系，一点一点渗入老屋的生命，滋润着每一块幽亮的青砖。只有这样的润泽能抵抗得住庸常的侵蚀，只有根植在生活深处的洒脱与坦然，才能让残疾的人生，变得耐心坦然。
我想，这就是我见到的临胜街，这就是我见到的中山路。终有一天，老街将荡然无存，但是它的贵族气质，将深深沉入南宁的天空，像云一样四处流传。
作者简介：刘景婧， 1987年3月生于广西宁明县。现居南宁。第七届全国中青年文藝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学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届西南六省青年作家培训班学员。多篇散文、书评、影评发表在《文艺报》《芳草》《广西文学》等报刊。
责任编辑 韦 露
我第一次看到中山路的天，是2017年3月12日。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山路城市记忆展”是诗人和艺术家们为即将拆迁的中山路做的最后缅怀。那几天，诗歌、摄影、涂鸦和音乐，各种平时只能在展览馆看到的展品被挂在老街的各个角落。怀旧情绪随着如潮的人流接踵而至，人们在文字和影像中流连，在露天舞台的摇滚乐中游荡，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激烈追溯着“过去”；老街坊却一如往昔，做着平常该做的事，对人头攒动的围观盛况丝毫不以为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围坐在一家小卖部的矮凳矮桌上打牌的几位老人。像往常一样，时间一到，他们就呼朋唤友，摆开牌桌，洗牌抓牌，或沉思默想，或大声吆喝，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简直成了透明的空气，甚至一位记者想要采访他们，抓牌的老大爷一皱眉，一旁观战的小卖部老板娘立刻来“救场”，她整了整衣襟，不紧不慢地对着摄影机谈起了临胜街的老皇历。——这样的气度，在别的地方，是不多见的。
于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山路。这一次和我一起看天的，还有一位老大爷。他敞着大衣躺在一张泛黄的竹摇椅上，跷起的二郎腿有节奏地晃着，身后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传出许冠杰《半斤八两》的歌声。这首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粤语歌，对于我和那位老人的年纪，似乎都是不合时宜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在老巷中欢唱蹦跶，单曲循环。此刻的中山路，安静得就像巷子拐角处那一墙墨绿的植物，丛丛枝叶穿墙而出，或深或浅的根系如一张大网，紧紧攀附着斑驳的砖墙；墙角的青砖上长满了毛茸茸的青苔，圆润的叶尖蓄足了雾水，“吧嗒”一声落在青苔上，溅起一层水雾。我背着相机在曲折的小巷中慢慢溜达，似乎这样的临胜街，更适合探秘。
临胜街不算长，但四通八达的幽深小巷给人一种迷宫般的感觉。街道两边原为青砖黑瓦的骑楼式民居，后来多被现代的红砖房代替。寥寥几栋遗老般的青砖民居安静地待在无数后起的红砖房脚下，以青砖特有的冷硬清幽与红砖的热闹耀眼杂然相处。临胜街的地形极其特别，东西两头较高，中间地势低，形成了特殊的“锅底”地形。据老街坊们说，以前临胜街从东往西要穿过一道宽约八米高约三米的水泥桥洞，他们称之为“桥拱”。桥拱上方就是横空而过的中山路。中山路原先并没有这道桥拱，它和临胜街交叉的地方正是“锅底”的中间。后来市政府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就用石料将这个“锅底”填平，两边用钢筋水泥筑成像城墙一样的立壁，在两街的交叉处，留出一段南北走向的桥洞，好让中山路下面的行人车辆畅通无阻。这个桥拱可以说是南宁市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立体交叉桥。
临胜街的历史却很长。作为南宁市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从早前的“草鞋街”到南门的洋关码头，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从荣德织布厂到光昌汽灯店……临胜街汇聚了革命时代最热闹的风景和最风云的人物，其中雷经天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雷经天原名荣璞，号经天，是土生土长的南宁人。他1904年5月生于南宁津头村雷家大院，父亲雷在汉是南宁辛亥革命的元勋。雷经天从小受到民主革命精神的熏陶，青年时期就成为南宁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西省委。作为委员之一，雷经天奉命在南宁重建中共广西省委机关，在中山路96号租下一间商铺，并以光昌汽灯店老板的身份为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做掩护。我们可以想象，八十几年前，在中山路一栋不起眼的商铺里，年轻的雷经天身着长衫，正一边喝茶一边和客人们侃侃而谈。谁也没想到这位浓眉大眼、儒雅悠闲的汽灯店老板，却是一位运筹帷幄、胆识非凡的地下党员。在他的介绍和斡旋之下，邓小平和韦拔群顺利会面，组织开展了右江农民运动，并策划了后来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不仅如此，雷经天在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中，有三次被冤开除党籍、多次因历史原因“背黑锅”的经历，但是他始终豁达坦然，以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开阔心胸接纳着一切。1959年8月11日，雷经天去世，享年56岁。
世事如烟，倏忽而过。长年居住在临胜街的老街坊们不仅有着“雷经天”式的豁达气概，更练就了一双阅尽繁花的火眼金睛，对我们这些突兀的来访者自然见怪不怪。如今面对最后的“拆迁”命运，老街坊们的态度仍然高贵得如同帝王。
在街角的一所老房子前，一位老人把他所有的家具都搬了出来。
黑黢黢的门洞前，一副红色对联呢喃着岁岁平安。木质的圆桌摆在院子中间，锅碗瓢盆挤满桌面，旁边围着几条长木凳。一个20世纪80年代风格的电视柜靠左边墙默然站立，由下而上分格摆着笨重的电视机、插着大红塑料花的玻璃花瓶、油漆脱落的玻璃相框老照片等老物件。破旧的老沙发靠右待着，几团黄黑的棉絮已经从败落的皮面洞口钻了出来，一只虎皮斑纹的肥猫耷拉着睡眼横卧在沙发上。最特别的是斑驳墙面上的一只挂钟，它像一只吃得过饱的大壁虎，紧紧趴在长满青苔的墙柱上，在午后的阳光中心满意足地走着；一阵暖风吹过，那些长短不齐的时针、分针、秒针，和黑色的阿拉伯数字一起，似乎被风吹得飘了起来，飘进永恒不变的时光中。——如果不是因为南宁湿热的天气逼得家具们淌出了水，我一定不会怀疑自己突然闯进了卡佛的小说，或跌进了马孔多的百年老屋中。
然而既没有人在家具间跳舞，也没有女巫般的蕾贝卡突然带着一杆猎枪出现在门口。只有两位老人坐在这些家具中间聊天。
女人衣着华丽，眼神里有欧洲老太般的自由和飞扬。她舒适地靠在破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絮絮说着满世界飞的经历，俄罗斯、德国、法国……这些名词从她嘴里蹦跶出来，如同朝阳广场一样普通。男人则穿着旧汗衫，半躺在竹摇椅上，叼着一杆水烟，半眯着小眼，悠然地跷着二郎腿，有滋有味地听着，不时插入几句议论，两人就哈哈大笑一阵。
很明显，他们不是夫妻。我愿意把他们想象成年轻时的情侣，因为生活分道扬镳之后，又因为生活得以在垂暮之年重聚到一起，各自聊起截然相反的人生，彼此都一脸满足。他们就像我远在故乡的奶奶，苍老、消瘦，手掌宽大、长满老茧，峭楞楞的骨节如盘虬的老枝。谁也不知道他们年轻时经历过怎样的艰难。也许外出打拼的她曾面对无数次的凄风苦雨、无家可归，也许留在故土的他曾在生活的底层摸爬滚打、隐忍坚强。在一个地方终老是什么感觉？在故乡，也许更容易对生活丧失耐心。与日常生活的斗争丝毫不逊色于血肉横飞的战场，只是这种战斗更隐秘、更琐屑，能像绵绵不断的蛛丝把一颗伟大的心灵一点点地缠成一只被吸干血肉的虫豸。无论选择自由还是坚守，你将面对的其实都是一个残缺的人生。临胜街的老街坊们就这么活着，不羡慕帝王也不蔑视乞丐，毫不畏惧地将生活的废墟裸露出来，和陌生人坦诚相见，直到把过往的岁月活成了沧桑的故事。就像那些屹立了上百年的老屋，我总是想象它们像一棵高大的古榕，巨大的根系深深扎进生活的泥土，时光深处的水分沿着这根系，一点一点渗入老屋的生命，滋润着每一块幽亮的青砖。只有这样的润泽能抵抗得住庸常的侵蚀，只有根植在生活深处的洒脱与坦然，才能让残疾的人生，变得耐心坦然。
我想，这就是我见到的临胜街，这就是我见到的中山路。终有一天，老街将荡然无存，但是它的贵族气质，将深深沉入南宁的天空，像云一样四处流传。
作者简介：刘景婧， 1987年3月生于广西宁明县。现居南宁。第七届全国中青年文藝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学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届西南六省青年作家培训班学员。多篇散文、书评、影评发表在《文艺报》《芳草》《广西文学》等报刊。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