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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19世纪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对自然有着独特的看法。在《四棵树——孤零零地站在田野上》和《茧子里飞出一只蝴蝶》等诗作中，诗人质疑了智性设计的说法；在《一只垂死的老虎——呻吟着要水喝》和《我推断，地球寿命不长》等诗歌中，衰减与死亡又成为诗人讨论的重点。与培根等学者提倡的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这些理念不同的是，她的诗歌提醒读者，如果不能正确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人类。狄金森虽然生活在上个世纪，但不可否认，她的思想依然能在当代读者中产生共鸣。
关键词：艾米莉·狄金森；自然；无序；衰减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5-0020-07
艾米莉·狄金森是美國文学史上一位奇特的女诗人。她离群索居，但敏锐观察、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使她视角独特，内心蕴含着巨大的思想能量。狄金森与自然是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张雪梅把狄金森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放在一起，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李玲研究狄金森自然诗中的诗画表征和诗化美学思想，探讨狄金森自然诗的意境美；王金娥则把道家思想和狄金森对自然的认识并置起来，研究两者的“生命哲学观”（王金娥， 2016： 96）。毋庸置疑，从美好的自然中感受生活的精妙是狄金森自然诗的一个侧面，但是另外一个侧面也同样不可忽视。正如学者休斯在2014年的论文中指出，“超验主义的乐观精神、爱默生式的宁静和她的认知是冲突的。在她的认知中，精神生活里有着令人不安的、恐惧的一面，人在世间的存在以及自然都弥漫着无法解脱的苦难和难以解释的邪恶。”（Hughes， 2014： 287）结合19世纪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自然观来看，我们还可以发现，狄金森在其诗歌中呈现的另类自然是对当时主流观点的一种反驳。
1. 机械的自然
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英国哲学家罗宾·柯林伍德把欧洲历史上的自然观分为三个时期：希腊自然观、文艺复兴的自然观和现代自然观。柯林伍德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与希腊自然观完全对立。古希腊的科学家认为自然是有灵性的，他们“把自然中心灵的存在当作自然界规则或秩序的源泉，而正是后者的存在才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罗宾·柯林伍德，1998： 4）。和古希腊的灵性自然观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不承认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在他们眼中，自然界“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罗宾·柯林伍德，1998： 6）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1543年出版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哥白尼提出了新的天文学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广为接受的自然有机论。当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时，自然界这个有灵性的理性动物也同时消失了。到了伽利略的时代，自然更是被视为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罗宾·柯林伍德，1998： 6）从有灵性的有机体变成钟表一样的机械装置，从被人膜拜的对象变成可利用的工具，自然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科学家的眼中，自然界的运动有着自身的规律。就像一本打开的书，自然等着科学家去阅读，去发现；也像一部机器，自然的构成要素可以被观察、被分解、被重构，其变化过程也具有可预测性。在伽利略眼中，“自然被认为一方面站在它的造物主上帝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站在它的认识者人类的对立面”（罗宾·柯林伍德，1998： 114）。伽利略的这一看法也同样在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中有所反映。笛卡尔坦承他对自然界的考察乃是“根据日常经验的机械的原则”（笛卡尔，1958： 56），并且断言，“宇宙中并不能有天然不可分的原子或物质部分存在[……]。在物质方面，我们所能清晰地知觉到的一切特性，都可以溯源于它之能够依其各部分被分割、被运动。”（笛卡尔，1958： 44-45）
和同时代的伽利略、笛卡尔一样，培根的自然观也有深深的机械论烙印。在《新工具》中，培根明确了人作为自然解释者的角色，区分了认识自然的两条道路。至于观察和了解的方式，培根也提出了建议，那就是依靠实验，因为实验“触及自然中的要点和事物本身”（培根，1986： 26）。培根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主张在“观察事例的基础上归纳出普遍法则，并且希望‘促进外在观察与理性思考之间真正的合法的联姻关系’。”（Scruton， 2002： 24）为了能够探知物体的隐秘结构，抽离出更为普遍的法则，在人类智慧的阶梯上不断攀爬，培根指出，“我们必须做到对物体进行分剖和分解，可不是要用火，而是要用推理和真正的归纳法，并辅以实验；要用与其他物体相比较的办法；还要用把复合物体还原为聚会并混合于其中的若干单纯性质及其若干法式的办法。”（培根，1986： 114）“分剖”、“分解”、“还原”，这些概念清晰地显示了机械论自然观倡导者对自然的认识。
在机械论自然观的认知框架中，自然内部层次分明，井然有序，可以准确描述，可以预测，甚至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笛卡尔就曾在冥思苦想中“悟出了万物都可归结为数学的道理。数学探讨的是秩序与度量，而无论是数字，图形，星座，声音，或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量的问题。”（转引自杰里米·里夫金等， 1987： 16）在这样的世界里，“万物各有其所，相互关系十分和谐。世间一切都精确无误，不存在任何混乱。”（杰里米·里夫金 等，1987： 17）在机械论自然观的视域中，这个世界不仅没有凌乱和无序，还将在人类的智性操控下，变得更加精确，更好地造福人类。
在19世纪，机械论自然观占据主导地位，对美国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的人们普遍接受培根的思想，认为自然由一定的层级结构组成，通过接近那些“实在的分子”（培根，1986： 115），把复杂的事物拆解成其构成组分，就能洞察其秘密，掌握其规律。狄金森曾经就读的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Academy）的校长爱德华·希契科克（Edward Hitchcock）——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就是培根思想的积极阐释者和传播者。作为狄金森一家人的亲密朋友，同时也作为学院主要科学课程的组织者，“希契科克把狄金森和她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带入了培根的世界，让她们与培根的认识论、培根的神学目的论直接接触。”（Kohler， 2012： 63）不过，狄金森似乎并不像她的老师爱德华·希契科克那样认同培根的观点。在她的诗歌中，她“更偏向于发现自然中的无序而不是法则和秩序。”（Peel， 2010： 89） 2. 无序的自然
不可否认，自然在狄金森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862年4月25日写给汤姆斯·希金逊的信中，狄金森写道，“先生，您问及我的伴侣——它们是小山、夕阳，以及父亲为我买的一只跟我一般大的狗。它们比人更聪明，因为它们知道，却不说。它们在日午池塘里的声音，比我的钢琴更为优美动听。”（艾米莉·狄金森，2014 ： 280）虽然说花开花落、蝉鸣鸟叫、日落黎明等自然现象带给她欣喜，让她获得某种精神上的宁静与满足，但她在自然中体会到的并不只是美好的一面。借用学者休斯的话来说，虽然“有时候她也会在自然中看见神性的一面，在体验自然的某些情境下也感觉到一种狂喜，但是她体验到的自然更典型地表现为一种异邦之所，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对人漠不关心的宇宙。”（Hughes， 2014： 287）在这样一个存在空间里，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疏离关系；自然的世界无法明析，也无法预知。如果说爱默生在自然中看到了人与自然、与神性之间的高度和谐，狄金森体会到的却是他们之间深深的裂缝和无法解决的悖论。
在1863年完成的《四棵树——孤零零地站在田野上》（“Four Trees upon a Solitary Acre”）这首诗中，狄金森在开篇就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自然：
四棵树——孤零零地站在田野上/不是被设计好的/没有秩序，没有明显的动作意图/一如既往地立着
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开篇点题。田野上孤零零地长了四棵树。它们不是人为栽种的，也不需要为人做些什么。从它们的存在中看不出智性设计的痕迹，也看不出自然内部的条理和结构。这就是凌乱世界的一个角落，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意图的客观存在。
太阳——给它们带来清晨的问候——/还有风——/更近的邻居——它们没有/除了上帝——
田野给它们提供——场所——/它们——给它——关注，来自过路者，/阴影，松鼠，偶尔——/来自男孩
它们对大自然做些什么——/什么计划/它们几番——拖延——或者有何更多举动——/无从得知——
（Dickinson， 1960： 364）
接下来的两段是一幅白描式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有太阳，有风，有田野，有阴影，还有松鼠和男孩。按理说，这个有动有静的世界应该展现出一幅和谐共生、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但这首诗却没有给人这样的感觉。在这里，太阳升起又落下，风起了又停了，松鼠跑过来又跳走，男孩靠近后又走开，这些访客的到来没有定数，而留在这里的却总是这四棵孤零零的树。这是一个充满偶然的世界，周围的环境对这四棵树要做些什么，这很难预测；而这四棵树要对大自然做些什么，它们有些“什么计划”，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世界里没有规律可循，也无法知晓明确的计划和走向。在这首诗所呈现的认知图谱中，我们看不到一个井然有序的美好世界，唯一能感知的只是孤独和不确定性。在自身的存在和谜一般的现實之间，狄金森无法找到连接点，因此也不能接受世界是被规划好、被设计好这个说法，对培根的神学目的论，自然也无法认同。
同样地，对智性设计的怀疑和反驳也体现在《茧子里飞出一只蝴蝶》（From Cocoon forth a Butterfly）这首诗中。诗的全文如下：
茧子里飞出一只蝴蝶/有如优雅女士从家门口/出现——夏日的午后——/到处都是生机一片
没有设计的痕迹——在我看来/除了离家游荡/做些没有头绪的所谓大事/三叶草——最为清楚——
她漂亮的阳伞/在田野上收拢/停在男人们割晒干草的地方——/然后又挣扎着/与乌云对抗——
停在众相聚集之处——像她一样的虚幻存在——/似乎没有地方——可去/无所事事，围成一个圆圈——/仿佛上演一场热带演出——
虽然蜜蜂——在劳作——/花儿——在肆意飞扬——/这个懒散的旁观者/却从天空，鄙夷地看着它们——
直到落日潜行而至——带来稳稳的暮色大潮——/把割晒干草的男人——/那个下午——还有蝴蝶——/淹没在——海水般的夜色中——
（Dickinson， 1960： 354）
在这首诗中，蝴蝶是主角。它漫无目的地四处飞舞，时而独自停在干草上歇息，时而飞到半空中与乌云较量，又或者加入同伴的行列，组成颜色绚丽的风景线，仿佛在“上演一场热带演出”。 同前一首诗中的四棵树一样，它的存在、它的行为看不出设计的痕迹，也不遵循某个特定的意志。从夏日的午后，直到夜色降临，它这段时间的行为没有计划性，没有可预测性。周围的一切看似与它有关，但又似乎与它无关，因为不论是干草、花朵、蜜蜂，还是辛勤劳作的男人，均不能为它提供参照，为它的存在意义提供确定的注释。整首诗似乎在说明，自然界的一切并非人们认定的那样是有序的，有目的的。这样的自然观和当时的培根认识论截然相反。在十九世纪的科学家眼中，“自然界有一定的组织架构而非充满随意性。宗教也教导人们，生活是有目的的”（Peel， 2010： 89）。不过，虽然整首诗都弥漫着随意和偶然，都是对智性设计的一种反驳，但是“诗歌中并没有这些意象暗示出的绝望和虚无情绪。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诗的措辞给人带来安心的感觉，夏日午后，晾晒干草，蜜蜂嗡嗡飞舞，花朵盛开，这些对应物，就是慵懒生活的见证。这首诗，把我们带到了相反的两个方向，清楚地表明了狄金森所处时代文化中的矛盾性。”（Peel， 2010： 90）换句话来说，这首诗中多物并存。蝴蝶是蝴蝶，花是花，人是人，这些碎片之间虽然彼此疏离，但却共同构成了我们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面对着当时的主流思潮，狄金森坚持在自己的诗歌中展现自然的无序和不可知，她的选择无异于一种孤独的精神探索。在这一探索中，诗人直面自己，对未知世界坦诚以待。这一点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在1870年与希金逊的谈话中，狄金森提到了她对周围人的看法：“这么多的人是怎样不思维而活着的？世上有许多这样的人（您在街上一定可以见到他们）。他们是怎样活着的？他们早上起床如何有力量穿衣服？”（艾米莉·狄金，2014 ： 318）坚持自我，努力向前，勇敢地面对世界的真实，这种思想上的独立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狄金森的诗作能够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
关键词：艾米莉·狄金森；自然；无序；衰减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5-0020-07
艾米莉·狄金森是美國文学史上一位奇特的女诗人。她离群索居，但敏锐观察、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使她视角独特，内心蕴含着巨大的思想能量。狄金森与自然是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张雪梅把狄金森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放在一起，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李玲研究狄金森自然诗中的诗画表征和诗化美学思想，探讨狄金森自然诗的意境美；王金娥则把道家思想和狄金森对自然的认识并置起来，研究两者的“生命哲学观”（王金娥， 2016： 96）。毋庸置疑，从美好的自然中感受生活的精妙是狄金森自然诗的一个侧面，但是另外一个侧面也同样不可忽视。正如学者休斯在2014年的论文中指出，“超验主义的乐观精神、爱默生式的宁静和她的认知是冲突的。在她的认知中，精神生活里有着令人不安的、恐惧的一面，人在世间的存在以及自然都弥漫着无法解脱的苦难和难以解释的邪恶。”（Hughes， 2014： 287）结合19世纪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自然观来看，我们还可以发现，狄金森在其诗歌中呈现的另类自然是对当时主流观点的一种反驳。
1. 机械的自然
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英国哲学家罗宾·柯林伍德把欧洲历史上的自然观分为三个时期：希腊自然观、文艺复兴的自然观和现代自然观。柯林伍德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与希腊自然观完全对立。古希腊的科学家认为自然是有灵性的，他们“把自然中心灵的存在当作自然界规则或秩序的源泉，而正是后者的存在才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罗宾·柯林伍德，1998： 4）。和古希腊的灵性自然观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不承认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在他们眼中，自然界“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罗宾·柯林伍德，1998： 6）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1543年出版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哥白尼提出了新的天文学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广为接受的自然有机论。当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时，自然界这个有灵性的理性动物也同时消失了。到了伽利略的时代，自然更是被视为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罗宾·柯林伍德，1998： 6）从有灵性的有机体变成钟表一样的机械装置，从被人膜拜的对象变成可利用的工具，自然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科学家的眼中，自然界的运动有着自身的规律。就像一本打开的书，自然等着科学家去阅读，去发现；也像一部机器，自然的构成要素可以被观察、被分解、被重构，其变化过程也具有可预测性。在伽利略眼中，“自然被认为一方面站在它的造物主上帝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站在它的认识者人类的对立面”（罗宾·柯林伍德，1998： 114）。伽利略的这一看法也同样在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中有所反映。笛卡尔坦承他对自然界的考察乃是“根据日常经验的机械的原则”（笛卡尔，1958： 56），并且断言，“宇宙中并不能有天然不可分的原子或物质部分存在[……]。在物质方面，我们所能清晰地知觉到的一切特性，都可以溯源于它之能够依其各部分被分割、被运动。”（笛卡尔，1958： 44-45）
和同时代的伽利略、笛卡尔一样，培根的自然观也有深深的机械论烙印。在《新工具》中，培根明确了人作为自然解释者的角色，区分了认识自然的两条道路。至于观察和了解的方式，培根也提出了建议，那就是依靠实验，因为实验“触及自然中的要点和事物本身”（培根，1986： 26）。培根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主张在“观察事例的基础上归纳出普遍法则，并且希望‘促进外在观察与理性思考之间真正的合法的联姻关系’。”（Scruton， 2002： 24）为了能够探知物体的隐秘结构，抽离出更为普遍的法则，在人类智慧的阶梯上不断攀爬，培根指出，“我们必须做到对物体进行分剖和分解，可不是要用火，而是要用推理和真正的归纳法，并辅以实验；要用与其他物体相比较的办法；还要用把复合物体还原为聚会并混合于其中的若干单纯性质及其若干法式的办法。”（培根，1986： 114）“分剖”、“分解”、“还原”，这些概念清晰地显示了机械论自然观倡导者对自然的认识。
在机械论自然观的认知框架中，自然内部层次分明，井然有序，可以准确描述，可以预测，甚至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笛卡尔就曾在冥思苦想中“悟出了万物都可归结为数学的道理。数学探讨的是秩序与度量，而无论是数字，图形，星座，声音，或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量的问题。”（转引自杰里米·里夫金等， 1987： 16）在这样的世界里，“万物各有其所，相互关系十分和谐。世间一切都精确无误，不存在任何混乱。”（杰里米·里夫金 等，1987： 17）在机械论自然观的视域中，这个世界不仅没有凌乱和无序，还将在人类的智性操控下，变得更加精确，更好地造福人类。
在19世纪，机械论自然观占据主导地位，对美国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的人们普遍接受培根的思想，认为自然由一定的层级结构组成，通过接近那些“实在的分子”（培根，1986： 115），把复杂的事物拆解成其构成组分，就能洞察其秘密，掌握其规律。狄金森曾经就读的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Academy）的校长爱德华·希契科克（Edward Hitchcock）——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就是培根思想的积极阐释者和传播者。作为狄金森一家人的亲密朋友，同时也作为学院主要科学课程的组织者，“希契科克把狄金森和她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带入了培根的世界，让她们与培根的认识论、培根的神学目的论直接接触。”（Kohler， 2012： 63）不过，狄金森似乎并不像她的老师爱德华·希契科克那样认同培根的观点。在她的诗歌中，她“更偏向于发现自然中的无序而不是法则和秩序。”（Peel， 2010： 89） 2. 无序的自然
不可否认，自然在狄金森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862年4月25日写给汤姆斯·希金逊的信中，狄金森写道，“先生，您问及我的伴侣——它们是小山、夕阳，以及父亲为我买的一只跟我一般大的狗。它们比人更聪明，因为它们知道，却不说。它们在日午池塘里的声音，比我的钢琴更为优美动听。”（艾米莉·狄金森，2014 ： 280）虽然说花开花落、蝉鸣鸟叫、日落黎明等自然现象带给她欣喜，让她获得某种精神上的宁静与满足，但她在自然中体会到的并不只是美好的一面。借用学者休斯的话来说，虽然“有时候她也会在自然中看见神性的一面，在体验自然的某些情境下也感觉到一种狂喜，但是她体验到的自然更典型地表现为一种异邦之所，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对人漠不关心的宇宙。”（Hughes， 2014： 287）在这样一个存在空间里，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疏离关系；自然的世界无法明析，也无法预知。如果说爱默生在自然中看到了人与自然、与神性之间的高度和谐，狄金森体会到的却是他们之间深深的裂缝和无法解决的悖论。
在1863年完成的《四棵树——孤零零地站在田野上》（“Four Trees upon a Solitary Acre”）这首诗中，狄金森在开篇就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自然：
四棵树——孤零零地站在田野上/不是被设计好的/没有秩序，没有明显的动作意图/一如既往地立着
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开篇点题。田野上孤零零地长了四棵树。它们不是人为栽种的，也不需要为人做些什么。从它们的存在中看不出智性设计的痕迹，也看不出自然内部的条理和结构。这就是凌乱世界的一个角落，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意图的客观存在。
太阳——给它们带来清晨的问候——/还有风——/更近的邻居——它们没有/除了上帝——
田野给它们提供——场所——/它们——给它——关注，来自过路者，/阴影，松鼠，偶尔——/来自男孩
它们对大自然做些什么——/什么计划/它们几番——拖延——或者有何更多举动——/无从得知——
（Dickinson， 1960： 364）
接下来的两段是一幅白描式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有太阳，有风，有田野，有阴影，还有松鼠和男孩。按理说，这个有动有静的世界应该展现出一幅和谐共生、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但这首诗却没有给人这样的感觉。在这里，太阳升起又落下，风起了又停了，松鼠跑过来又跳走，男孩靠近后又走开，这些访客的到来没有定数，而留在这里的却总是这四棵孤零零的树。这是一个充满偶然的世界，周围的环境对这四棵树要做些什么，这很难预测；而这四棵树要对大自然做些什么，它们有些“什么计划”，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世界里没有规律可循，也无法知晓明确的计划和走向。在这首诗所呈现的认知图谱中，我们看不到一个井然有序的美好世界，唯一能感知的只是孤独和不确定性。在自身的存在和谜一般的现實之间，狄金森无法找到连接点，因此也不能接受世界是被规划好、被设计好这个说法，对培根的神学目的论，自然也无法认同。
同样地，对智性设计的怀疑和反驳也体现在《茧子里飞出一只蝴蝶》（From Cocoon forth a Butterfly）这首诗中。诗的全文如下：
茧子里飞出一只蝴蝶/有如优雅女士从家门口/出现——夏日的午后——/到处都是生机一片
没有设计的痕迹——在我看来/除了离家游荡/做些没有头绪的所谓大事/三叶草——最为清楚——
她漂亮的阳伞/在田野上收拢/停在男人们割晒干草的地方——/然后又挣扎着/与乌云对抗——
停在众相聚集之处——像她一样的虚幻存在——/似乎没有地方——可去/无所事事，围成一个圆圈——/仿佛上演一场热带演出——
虽然蜜蜂——在劳作——/花儿——在肆意飞扬——/这个懒散的旁观者/却从天空，鄙夷地看着它们——
直到落日潜行而至——带来稳稳的暮色大潮——/把割晒干草的男人——/那个下午——还有蝴蝶——/淹没在——海水般的夜色中——
（Dickinson， 1960： 354）
在这首诗中，蝴蝶是主角。它漫无目的地四处飞舞，时而独自停在干草上歇息，时而飞到半空中与乌云较量，又或者加入同伴的行列，组成颜色绚丽的风景线，仿佛在“上演一场热带演出”。 同前一首诗中的四棵树一样，它的存在、它的行为看不出设计的痕迹，也不遵循某个特定的意志。从夏日的午后，直到夜色降临，它这段时间的行为没有计划性，没有可预测性。周围的一切看似与它有关，但又似乎与它无关，因为不论是干草、花朵、蜜蜂，还是辛勤劳作的男人，均不能为它提供参照，为它的存在意义提供确定的注释。整首诗似乎在说明，自然界的一切并非人们认定的那样是有序的，有目的的。这样的自然观和当时的培根认识论截然相反。在十九世纪的科学家眼中，“自然界有一定的组织架构而非充满随意性。宗教也教导人们，生活是有目的的”（Peel， 2010： 89）。不过，虽然整首诗都弥漫着随意和偶然，都是对智性设计的一种反驳，但是“诗歌中并没有这些意象暗示出的绝望和虚无情绪。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诗的措辞给人带来安心的感觉，夏日午后，晾晒干草，蜜蜂嗡嗡飞舞，花朵盛开，这些对应物，就是慵懒生活的见证。这首诗，把我们带到了相反的两个方向，清楚地表明了狄金森所处时代文化中的矛盾性。”（Peel， 2010： 90）换句话来说，这首诗中多物并存。蝴蝶是蝴蝶，花是花，人是人，这些碎片之间虽然彼此疏离，但却共同构成了我们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面对着当时的主流思潮，狄金森坚持在自己的诗歌中展现自然的无序和不可知，她的选择无异于一种孤独的精神探索。在这一探索中，诗人直面自己，对未知世界坦诚以待。这一点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在1870年与希金逊的谈话中，狄金森提到了她对周围人的看法：“这么多的人是怎样不思维而活着的？世上有许多这样的人（您在街上一定可以见到他们）。他们是怎样活着的？他们早上起床如何有力量穿衣服？”（艾米莉·狄金，2014 ： 318）坚持自我，努力向前，勇敢地面对世界的真实，这种思想上的独立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狄金森的诗作能够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