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上海诸多地铁线路中，挑选出一条最能体现“年味”的线路来，那途经上海两大主要火车站的一号线绝对当之无愧。
　　自兔年腊月初八开始，地铁一号线的车厢里，就多了很多拎着大包小包，背着被褥，甚至拿着电风扇的农民工兄弟。
　　为什么在严冬时候，还要带着电风扇回家- - -因为不知道家乡有没有更好的营生，因为不知道，来年还能不能在上海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只能把在上海的一家一当，全都带在身边。对他们来说，电风扇虽然谈不上价值不菲，可也绝不是无足轻重。
　　腊月二十七，和安徽来的农民工兄弟一起，我也踏上了回乡的路。
　　在上海的安徽人数量众多。在很多老上海人的记忆中，安徽人一度和“小保姆”挂钩，那是第一批安徽打工妹为安徽人打下的一个标志性烙印。
　　现在，在我的家乡宣城泾县，全村年轻人都在上海打工的例子依然比比皆是，不过，在大巴车上兴奋地不得安稳的同乡告诉我，如今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年轻的小伙子大多在建筑工地上干体力活，大姑娘则偏爱保姆的行业。这两年，年轻夫妇在停车场包下一块场地开个洗车店的模式大受欢迎。
　　对在上海打工的同乡来说，村里人评价一个人在外面混得好不好，最主要标准，就是看他在家乡有多大多新的“小洋房”，以及有没有私家车。历次评比下来，“富豪排 行榜”中，洗车店老板所占名额最多，效仿者自然蜂拥而上。
　　不过，大巴还没出上海，同乡们的话题就一直转变成了自己孩子读书成绩的相互攀比。尽管“读书无用论”时有耳闻，同乡们还一致地坚持“亏本”培养大学生，为皖南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深入人心的文化优越感，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
　　泾县这个小小的县城，无论大街小巷，路两边都停满了车。处处拥堵更是让我在一路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中仓皇逃回家。
　　母亲对车多的解释是：县城的生意自然比农村好做，农村的“富人”全都集中到了县城。
　　有钱人多了，消费自然就更得上。而买车，正是最流行的消费。
　　这个解释很快就得到了印证，昔日初中同学“鼻涕虫”，就两次开了不同的车来看望我。“鼻涕虫”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学业，跟父亲一起做纸巾生意。由于家里有个自己造的2层小楼，“鼻涕虫”结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3代同堂却住得宽敞而舒适。
　　在我的“逼迫”下，“鼻涕虫”花了20分钟，绞尽脑汁去想自己如今的生活压力在哪里，最后依然无奈地给不出答案。
　　不过“鼻涕虫”说，街头猛增的汽车，很大部分还是农村打工者带来的。而他们除了买车，还推高了县城的房价，如今，县城住宅的均价已经到了5000元/平方米左右。
　　腊月二十九，始终没想出究竟有何生活压力的“鼻涕虫”，半强迫地把我拉上车，要“陪我”去乡下收购土特产。
　　由于地处丘陵，家乡的“山货”美味且丰富，既有猎人猎获的野兔、山鸡，也有山林里鲜嫩的竹笋、野菜。
　　马路两边，没有卖菜大婶的身影。一路走来，直到乡下的外婆家，始终一无所获。最后只有去请还留在乡下的小舅解疑释惑。
　　年过60的小舅妈，听到竹笋，打了个哆嗦。
　　几个月前，小舅妈和同村几个伙伴，一起约去山上摘笋，却不小心从山腰滑下来，被同伴们抬了十几里山路回来后，足足在家躺了两个礼拜。
　　小舅妈说，当年全村年轻人上山摘笋的盛况，早已不见。年轻人都出去闯荡了，村子里留下的只是老弱病残。
　　所以，尽管野生竹笋已经涨到了80多元一斤，但市场上的供应却越来越少。小舅妈不服老，想重现昔日身手，结果却铩羽而归。
　　至于县城市场里堆积如山的野味，也许早就不再是小舅妈说的“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