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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实施领民酋长制，主要原因是部分游牧部落不任使役、势小易制以及自然地理条件适宜。领民酋长制为北魏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壮大了领民酋长的实力，为北魏的分裂埋下隐患，同时不利于少数民族汉化与民族融合。
一、北魏实施领民酋长制的历史概况
北魏领民酋长制源于拓跋什翼犍时的“酋、庶长”。《魏书》记载，拓跋什翼犍建国二年（339），“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登国元年（386），道武帝建立北魏，“酋、庶长”制因袭不改。学者牟发松明确指出：“传世及出土文献中常被称为酋帅、酋豪、酋长、统酋等名目的北魏部落首领，实际上就是领民酋长。”因此，史书中出现的“酋、庶长”“渠帅”“酋帅”“莫弗”都是领民酋长。
登国元年，道武帝实施了离散部落政策，主要目的是剥夺酋长统领部落的权力。例如，道武帝之舅贺讷，“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但是，终北魏一朝，始终有许多未被离散的部落由领民酋长统领。
二、北魏实施领民酋长制的原因
（一）以类粗犷，不任使役
学者田余庆指出，道武帝的离散部落政策以“拓跋以及周边许多部落已逐渐适应农耕定居”为社会条件。一些部落难以适应农耕生活，是北魏实施领民酋长制的原因之一。
高车，又称敕勒。道武帝离散部落，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说明高车难以适应农耕生活。高车“无都统大将，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说明其发展水平较低，还未形成牢固的部落联盟。
太武帝降服东部高车后，将其安置于漠南，“在军镇控制下通过酋长来征发军队和缴纳贡献”。高车部落“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大臣刘洁建议将高车部落迁到河西地区，等河西地区冰川融化后，高车便无法逃脱。太武帝认为：“此等习俗，放散日久，有似园中之鹿，急则冲突，缓之则定。吾自处之有道，不烦徙也。”因刘洁坚持迁徙之策，太武帝将三万余落迁徙到河西。高车新民认为“圈我于河西之中，是将杀我也”，于是数千人逃亡。刘洁率兵追击，逃者大多粮尽而死。事实证明，太武帝以“缓之则定”的政策治理高车部落是正确的。只有使高车部落如“园中之鹿”，维持部落组织自由放牧，才是正确治理高车部落的方法。
（二）部落势小易制
领民酋长所统领的部落实力弱小，难以威胁北魏统治。这是北魏保留领民酋长制的重要原因。
尔朱羽健是尔朱荣高祖，“登国初为领民酋长”，曾率契胡武士一千七百人，随道武帝平定晋阳，“以居秀荣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厍狄越豆眷，在道武帝时因功“割善无之西腊污山地方百里”，同时“子孙并世袭第一领民酋长”。其封地为尔朱羽健的三分之一，部民应该不多。尔朱羽健与越豆眷的部落人数很少，不足以威胁北魏统治。
高车部落作战时不善兵法，“斗无行阵，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太武帝降服东部高车后，“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派长孙翰率军管理。高车部落人数虽多，“降者数十万落”，但被分散在三千里的土地上，且有军队管理，很难威胁北魏统治。
（三）自然地理环境
领民酋长制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河东地区（今山西省）的山区与北方辽阔的草原为领民酋长制提供了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
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设置了京畿和甸服。李凭指出畿内相当于今大同盆地，京畿以外、甸服以内相当于今大同盆地周围的山区。山西省的山区地势复杂多样，“为农林牧副各业（特别是林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这是平川难以比拟的巨大优势”。厍狄越豆眷被封于善无之西腊污山，尔朱羽健被封于秀荣川，两者的部落都生活在大同盆地附近的山区，适合发展畜牧业。
神?二年（429），太武帝将高车新民置于漠南，由领民酋长统领，受六镇管理。学者唐长孺指出：“北镇本来是为了外御柔然，内制敕勒、山胡而设置的。”六镇分别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和怀荒镇，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南北地域差异突出，呈现出南耕北牧的特點，大兴安岭与阴山以北是高原牧区，以南是平原、丘陵农耕区与农牧交错区。内蒙古有六个著名大草原，非常适合畜牧业发展。
三、结语
领民酋长统领游牧部落，集生产与作战于一体，对北魏有“征发军队和缴纳贡献”的义务，对北魏政权做出了一定贡献。但领民酋长制为北魏的分裂埋下隐患，同时阻碍了少数民族汉化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尔朱荣势力的崛起就是以领民酋长制带给其家族的经济实力、部落武士为基础。尔朱羽健时，其部落只有一千七百名契胡武士。尔朱荣父亲尔朱新兴为领民酋长时，其部落已经达到“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的规模。到尔朱荣时，“部落之民，控弦一万”，同时“有马数万匹，富等天府”。北魏末年起义不断，尔朱荣凭借本部落的契胡武士，在镇压起义的同时不断壮大自己。河阴之变中，尔朱荣将朝廷勋贵、治国人才一网打尽，沉重打击了北魏政权，加速了北魏的分裂与灭亡。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汉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自然同化过程，实质上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先进的生产方式学习过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而，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向前发展中的一种进步现象。”在论及北魏汉化问题时，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汉化的正流，终究要战胜反汉化的逆流。”领民酋长统领的部落依然维持着游牧生活，生产方式、饮食习惯、居住方式、婚姻习俗与汉人差异很大，不利于少数民族汉化和与汉人通婚，阻碍了民族融合。同时，部落民隶属于领民酋长，而非对北魏政权负责，完全不同于国家的编户，阻碍了胡人的封建化进程。
（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王奥克（1993-），男，河南周口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
一、北魏实施领民酋长制的历史概况
北魏领民酋长制源于拓跋什翼犍时的“酋、庶长”。《魏书》记载，拓跋什翼犍建国二年（339），“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登国元年（386），道武帝建立北魏，“酋、庶长”制因袭不改。学者牟发松明确指出：“传世及出土文献中常被称为酋帅、酋豪、酋长、统酋等名目的北魏部落首领，实际上就是领民酋长。”因此，史书中出现的“酋、庶长”“渠帅”“酋帅”“莫弗”都是领民酋长。
登国元年，道武帝实施了离散部落政策，主要目的是剥夺酋长统领部落的权力。例如，道武帝之舅贺讷，“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但是，终北魏一朝，始终有许多未被离散的部落由领民酋长统领。
二、北魏实施领民酋长制的原因
（一）以类粗犷，不任使役
学者田余庆指出，道武帝的离散部落政策以“拓跋以及周边许多部落已逐渐适应农耕定居”为社会条件。一些部落难以适应农耕生活，是北魏实施领民酋长制的原因之一。
高车，又称敕勒。道武帝离散部落，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说明高车难以适应农耕生活。高车“无都统大将，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说明其发展水平较低，还未形成牢固的部落联盟。
太武帝降服东部高车后，将其安置于漠南，“在军镇控制下通过酋长来征发军队和缴纳贡献”。高车部落“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大臣刘洁建议将高车部落迁到河西地区，等河西地区冰川融化后，高车便无法逃脱。太武帝认为：“此等习俗，放散日久，有似园中之鹿，急则冲突，缓之则定。吾自处之有道，不烦徙也。”因刘洁坚持迁徙之策，太武帝将三万余落迁徙到河西。高车新民认为“圈我于河西之中，是将杀我也”，于是数千人逃亡。刘洁率兵追击，逃者大多粮尽而死。事实证明，太武帝以“缓之则定”的政策治理高车部落是正确的。只有使高车部落如“园中之鹿”，维持部落组织自由放牧，才是正确治理高车部落的方法。
（二）部落势小易制
领民酋长所统领的部落实力弱小，难以威胁北魏统治。这是北魏保留领民酋长制的重要原因。
尔朱羽健是尔朱荣高祖，“登国初为领民酋长”，曾率契胡武士一千七百人，随道武帝平定晋阳，“以居秀荣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厍狄越豆眷，在道武帝时因功“割善无之西腊污山地方百里”，同时“子孙并世袭第一领民酋长”。其封地为尔朱羽健的三分之一，部民应该不多。尔朱羽健与越豆眷的部落人数很少，不足以威胁北魏统治。
高车部落作战时不善兵法，“斗无行阵，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太武帝降服东部高车后，“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派长孙翰率军管理。高车部落人数虽多，“降者数十万落”，但被分散在三千里的土地上，且有军队管理，很难威胁北魏统治。
（三）自然地理环境
领民酋长制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河东地区（今山西省）的山区与北方辽阔的草原为领民酋长制提供了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
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设置了京畿和甸服。李凭指出畿内相当于今大同盆地，京畿以外、甸服以内相当于今大同盆地周围的山区。山西省的山区地势复杂多样，“为农林牧副各业（特别是林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这是平川难以比拟的巨大优势”。厍狄越豆眷被封于善无之西腊污山，尔朱羽健被封于秀荣川，两者的部落都生活在大同盆地附近的山区，适合发展畜牧业。
神?二年（429），太武帝将高车新民置于漠南，由领民酋长统领，受六镇管理。学者唐长孺指出：“北镇本来是为了外御柔然，内制敕勒、山胡而设置的。”六镇分别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和怀荒镇，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南北地域差异突出，呈现出南耕北牧的特點，大兴安岭与阴山以北是高原牧区，以南是平原、丘陵农耕区与农牧交错区。内蒙古有六个著名大草原，非常适合畜牧业发展。
三、结语
领民酋长统领游牧部落，集生产与作战于一体，对北魏有“征发军队和缴纳贡献”的义务，对北魏政权做出了一定贡献。但领民酋长制为北魏的分裂埋下隐患，同时阻碍了少数民族汉化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尔朱荣势力的崛起就是以领民酋长制带给其家族的经济实力、部落武士为基础。尔朱羽健时，其部落只有一千七百名契胡武士。尔朱荣父亲尔朱新兴为领民酋长时，其部落已经达到“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的规模。到尔朱荣时，“部落之民，控弦一万”，同时“有马数万匹，富等天府”。北魏末年起义不断，尔朱荣凭借本部落的契胡武士，在镇压起义的同时不断壮大自己。河阴之变中，尔朱荣将朝廷勋贵、治国人才一网打尽，沉重打击了北魏政权，加速了北魏的分裂与灭亡。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汉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自然同化过程，实质上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先进的生产方式学习过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而，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向前发展中的一种进步现象。”在论及北魏汉化问题时，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汉化的正流，终究要战胜反汉化的逆流。”领民酋长统领的部落依然维持着游牧生活，生产方式、饮食习惯、居住方式、婚姻习俗与汉人差异很大，不利于少数民族汉化和与汉人通婚，阻碍了民族融合。同时，部落民隶属于领民酋长，而非对北魏政权负责，完全不同于国家的编户，阻碍了胡人的封建化进程。
（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王奥克（1993-），男，河南周口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