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公园东门广场上，耸立着一座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所塑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成都人称其为“无名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上那位双手紧握带刺刀的步枪，眼神坚毅，俯身跨步，向前冲锋的勇敢士兵，原型就是我父亲张朗轩。
　　大约在我八岁左右，有一天陪邻居小朋友去看她的奶奶。快走到沙帽街路口时，远远看见一个人端着枪向前冲的雕像矗立街中间。我很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后来从大人的口中得知，那是经常听到大人说起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拿枪的叔叔是打坏蛋的英雄。
　　在我快五十岁那年夏末的一天 ，我们全家坐在我二弟张光祥的车上，经过成都万年场路口时，只见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不断变换着姿势，向前看，弯下腰仰着头往上看，还回过头往后看。父亲这一奇怪的举止，让我忍不住脱口问道：“爹，你在看啥子？”父亲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父亲才轻轻地问了一句：“那个雕像是不是东门城门洞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是啊”，“就是”。又过了一会，父亲再次说道：“那个雕像是照着我塑的。”这话让我们吃惊不小，“你说啥子呢，照着你塑的？”我毫不犹豫地用质疑的口气问父亲。因为在我心里，英勇形象怎么可能是照着他塑的呢？大弟张光明也惊奇地问：“真是照着你塑的呀？”父亲很平静地告诉我们说：“是照着我塑的。”车上一下热闹起来，都在问父亲，“爹，你说照着你塑的，那穿的啥子嘛？背的啥子呢？拿的是啥子？跟东门城门洞的一样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问个不停。父亲说：“这个比东门城门洞的塑像要高要大些。穿的是单衣、短裤，脚上穿的是草鞋、打的绑腿，胸前挂的是手榴弹、子弹袋，背上背着大刀、被盖、斗笠。”回到家后，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让父亲继续讲。父亲站在地上，边说边做动作，还拿起他的拐杖当枪，摆出一个手持长枪向前冲锋的英姿，这姿势太像雕塑上的军人了，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仍然显示出了中国军人不屈的气概。
　　为了证实父亲说法不虚，我们再次把他扶上了车，又来到了塑像面前。汽车围着塑像转了几圈。再次回到家后，我问道：“爹，这个塑像你是啥子时候塑的呢？”父亲说：“是抗战要胜利的时候。”
　　2005年，全国各地都在筹备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出租车的小弟张光雄给人讲到了父亲是“无名英雄纪念碑”雕塑原型的故事。5月10日，弟弟很激动地打电话告诉我，《华西都市报》知道了塑像的信息，记者要采访父亲，他马上来接父亲到报社去，并说下午《天府早报》也要采访。于是我陪着父亲来到华西都市报社。当天下午，《天府早报》记者如约来到我家进行采访。
　　以后的岁月里，随着父亲的回忆，媒体多次采访，以及我对抗战史逐步了解，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父亲曾参加过川军，与无数四川的好男儿一起不惧牺牲，奋勇上前，在无数的战场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浴血奋战，留下了太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赢得了抗日战区百姓几代人深深的爱戴和敬重。从这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国军、川军、地方武装，只要是加入爱国统一战线共同打击日寇的，都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父亲于1937年随川军邓锡侯部队22集团军45军125师373旅745团3营出发，时任传令班长，这支部队是最早出川抗日的先遣部队。他们途经新都、广元、宝鸡、过风陵渡……赶赴山西参加太原保卫战，在娘子关与装备精良的日寇作战失利，损失惨重。后又过黄河转战山东，参加台儿庄战役，在滕县两下店驻守并与日寇血战。父亲说弟兄们困了就枕在战友的遗体上睡，即使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也无法挡住他们传送命令的脚步，踩着遍山的尸体也要快速完成送达任务。让父亲一生不能忘怀的是在被日军的燃烧弹烧红了大半座山，送午饭的炊事员身子着了火，一动也不敢动被活活烧死在他们面前。父亲眼含老泪，痛心哽咽地向我们诉说：他还那么年轻，连饭都还未来得及吃一口啊。战争虽然悲壮惨烈，但父亲和那些同样年轻的川军弟兄们心中却早已没有了害怕，只有倭寇一日不除决不回家的朴实信念。徐州大会战后，部队伤亡惨重，人员损失大半，为了民族大义，无数弟兄长眠于异乡荒野。在大撤退中，父亲等人奉命途经汉口、重庆回四川招募新兵。
　　回到四川后，父亲因故留在川康绥靖公署连队当了一名中士。1940年，为纪念川军将士血染疆场，成都市社会各界呼吁和发起了募捐运动，修建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父亲说：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时任成都市市长余中英（号兴公，1962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提出要为在成都出川抗日的川籍壮士树碑。随后于1944年成立了“造像筹委会”。特别邀请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设计，并取名为“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曾担任过川康绥靖公署副参谋长的余中英先生提议，在公署选派塑像模特，最后选拔模特的任务落在公署警卫团。经过三轮筛选，候选人数从二十多名减少到几名。父亲说：还是团长邓亚民（抗日名将邓锡侯之子）亲自把我们几个送到竹林巷骆公祠的。刘先生最后选中了我父亲，主要是刘先生觉得形象符合，更重要的是父亲有出川抗日的亲身经历，有真实的情感。正如父亲的连长所说：“你龟儿子参加过抗战打过日本鬼子，最合适。”父亲也就成为了最早的“无名英雄纪念碑”雕塑的原型模特。
　　据父亲讲，每天他跟塑像所表现的一样，全副武装，穿的是单衣、短裤，脚上穿的是草鞋，打的绑腿，胸前挂的是手榴弹，背上背着大刀、斗笠、背包，扛着步枪从公署督院街走到竹林巷，然后摆好冲锋的姿式，让刘先生和他的学生们边揽泥边看边捏。父亲告诉我们：其实只站了一天他就不想干了。他请示连长，要求换一个人，宁愿下重操也不想去了。可以想象，三十岁左右的壮汉，全天都做同一个动作，枯燥难忍实在不好受。不过他的请求并未得到批准，但从此以后他自觉地每天全副武装摆出同样姿式，一直坚持了近两个月。感觉非常遗憾的是，长官们和刘开渠先生究竟给他讲了些什么，当时我竟然没有细问。现在想来，十分遗憾。 　　以父亲为原型模特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于1944年7月7日在成都东门城门洞落成揭幕。一尊栩栩如生的川人抗战历史丰碑正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1965年至1966年期间，“无名英雄纪念碑”这座寄托了广大成都百姓、川军将士及后人深厚情感的的雕塑被彻底毁掉了。一种说法是1965年因交通建设被拆毁，还有一种说法是1966年被外省的红卫兵以“为国民党兵痞歌功颂德”的罪名砸毁。
　　一些老成都至今还依稀记得让人潸然泪下的动人传说：在一个寒冬腊月的沉沉深夜，有位身着破烂单薄军装，脚上穿草鞋，冻得浑身哆嗦，又冷又饿的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上，埋头呼呼呼呼地只顾吃着汤圆，也不理会别人，但吃完后眨眼间兵就不见了。第二天，人们惊奇地发现“无名英雄”的嘴角沾着少许汤圆粉子。众人恍然大悟，原来“无名英雄”是饿坏了，当年出川抗日的川军辛苦啊！那些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他们想家了啊！他们回来吃汤圆啰！消息传开后，附近市民都哭了。“天冷了，那些娃儿又冷又饿，莫让他们受苦呀！”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流着泪，在“无名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本地百姓以汤圆祭奠“无名英雄”的传统流传了很长时间。
　　令成都人民牵挂的“无名英雄纪念碑”，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重生。据学者、川军将士后人王大炜在《成都无名英雄纪念碑》一文中记载：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市民要求恢复“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呼声渐高。1985年，国家主席李先念从缅甸访问归国途经成都，在听取省市领导汇报中涉及雕塑建设问题时，指示说：“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川军抗日有功。”就这样，为重塑“无名英雄纪念碑”铺平了道路。
　　1989年8月15日，那座市民念念不忘的“无名英雄纪念碑”以像高3米，基座6米的新形象，在东门万年场剪彩落成。
　　从2004年起，“无名英雄”塑像成了成都公认的“城市精神”的象征。2006年，因城市道路改扩建，“无名英雄纪念碑”已位于十字路口中间，不利于人们凭吊，经有关人士建议，将其搬迁安放在当年川军出川誓师大会所在地人民公园（即当年的少城公园）。
　　2007年8月13日，在获知“无名英雄纪念碑”将于第二天晚上在人民公园安放落成的消息后，父亲情绪高涨，几乎整夜无眠。第二天下午，父亲就在我们的陪同下早早赶到人民公园，见证了雕塑搬迁的整个过程并接受了记者采访。纪念碑又重新立起来了。站在塑像前，父亲眼里涌出激动的泪水，他举起右手，用军礼告慰了当年牺牲的战友。英烈们能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供后世子孙常年祭奠之地，他就放心了。他完全忘了自己94岁高龄，期盼中等了几个小时，当他再次拿起拐杖展现了当年川军的英姿时，无数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骤起。父亲反复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川军没被忘记。”
　　2008年8月15日，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全家再次来到塑像前，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看望“无名英雄纪念碑”。同年12月24日，父亲没有任何征兆，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他的嘴微微张着，似乎还有好多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