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假冒官员行骗都是严重的事件，一经发现，“假官”将受到严惩。
　　然而，“假官”行骗如果得手或者部分得手，受处罚将不仅是这些骗子，那些被骗的人视情况通常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情节较轻，但被骗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被骗的部门或个人一般都不愿意声张，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又助长了“假官”行骗的胆子。
　　骗子是这样“洗白”的
　　《清稗类钞》里提到一个叫钱豁五的人，这个人极聪明，通音律，文章也写得好，但科举失利，又不愿吃苦，所以远走他乡以行骗为生。
　　在广西，他投奔了一个在官府当幕僚的亲戚，在详细了解了官场的各种潜规则后，他就租了一所大宅子，雇奴仆、摆排场，甚至私制官服，用“假官”的身份行骗，频频得手。
　　也许是骗得太多了，这个钱豁五还是失手了，流窜到北京、山东、江西、广西等地继续行骗。
　　有一次，他要从广西到浙江去，就想办法弄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在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黄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经数省都畅通无阻，吃喝全由驿站供应。
　　在杭州，他终于被识破，扭送至钱塘县衙。此时的钱豁五已修炼成“假官”中的“极品”，对各级官员的心理洞悉无余，他对县令说：“今欲罪我，我固无辞，第不利于四省官员，未知大吏能办否？”意思是，我从广西、湖北、江西、浙江一路而来，你要把我办了，上面这四省的有关人员是不是都得受牵连？这番无赖话居然镇住了县令，同时发现这小子原来是个人才。于是，钱豁五不仅重获自由，还谋了一份正式官差，用“钱炳”这个名字捐了个五品官，把身份完全“洗白”。
　　只可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钱炳”因分赃不均，被同伙检举，发配充军。
　　现在，也有很多人像这个钱塘县令一样，抓住了骗子，却怕掀开了盖子，对自己、对同僚不利，所以尽量淡化处理。
　　当然，还有一些人，中途虽已识破骗局，却不敢声张，甘愿吃个哑巴亏。
　　冒充和珅儿子有什么好
　　任何骗术都有心理学的基础，只有掌握被骗者的心理才能控制其行为，让其放松警惕或主动上钩。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性的弱点有两个，一是诱惑，二是恐惧。“假官”出来行骗，对这一点摸得很清。
　　《清稗类钞》里还有个故事，某中丞下派到浙江当巡抚，清代的中丞通常指副都御史或佥都御使，是监察干部。该巡抚到任后“尝访察官民之不法者，重惩之”，温州有个地方官员“闻风而惧”。这时突然来了3个操北方口音的人，住在官府旁边的客栈，也不干别的，有坐堂就去看，还向人打听该官员的事。这名官员实在沉不住气了，派人潜入他们的房间，果然发现了一块“中丞访牌”，还有巡抚的信件，该官员赶紧让手下去重金贿赂这几个人，事后证明这几个人是骗子，但这名官员却“有苦难言”。
　　和珅专权时，有个年轻人跑到南京，自称是和珅的儿子，与当地官员来往频繁，向某官员借3000两银子。该官员想借又怕上当，听说和珅的儿子“善书大鹅字”，就找了个机会，准备好笔墨纸砚请此人去写。眼看要露馅，但此人一点儿都不慌，故意发怒：“尔非乞我书，盖疑我为骗子，欲留笔据耳。吾父若知之，我何以自解？银不敢借，酒亦不必饮！”说完拂袖径出，该官员惶惧，不敢再验查其身份，乖乖将银子如数奉上。
　　其实，一般情况下想核实“假官”们的身份也不会太难。光绪年间，有个叫李梦莹的人从湖南到苏州，自称翰林，拜会当地官员，就连巡抚赵舒翘都被骗了，叮嘱厦门的人对其多照顾。只有吴县凌县令怀疑其身份，“发电至湖南密询”，只用一份电报即将其识破。
　　核实“假官”们的身份不难，难的是敢不敢。在一些人思想里素来有严重的“媚上”心态，怕核实人家的身份会惹“领导”不高兴，在这些人看来，“领导”高不高兴关系重大，足以大过真理和真相。
　　还有人敢假冒皇帝
　　除了冒充官员外，有人还敢冒充皇帝。历史上第一起冒充皇帝行骗的事，居然是在唐朝。
　　唐懿宗信佛，又好微服私游，有人听说大安国寺寄存着江淮进贡朝堂的千匹吴绫，就暗中召集了一群人，有的扮皇上，有的扮随从，有的扮乞丐，做好了行骗的整套准备。
　　某日，寺中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人气宇非凡，穿戴也异于常人，身上散发着“龙脑诸香”，这就是那位假冒的皇上。入寺，乞丐围上讨钱，随从一一给了，又有其他乞丐围来，随从没钱了，假皇上命随从去寺里借，随从找到僧人，询问寺里有何值钱的东西，还说“来日早，于朝门相觅，可奉引入内，所酬不轻”。僧人已经观察了半天，现在确信眼前果然是皇上，便把全部吴绫献出，事后方知是假的，但再也找不着这些人了。
　　大安国寺就在长安，派人去大明宫一问真相即可知，但僧人们一听说眼就是平生难得一见的皇上，惊喜大于怀疑，憧憬多于防范，警惕性也就没有了。骗子们通常喜欢冒充级别很高的领导或者他们的亲属，他们知道被骗者虽有核实身份的渠道，却不会轻易去做。
　　清朝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戊戌变法之后，传说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但其他情况外界知之甚少。
　　某日，武昌金水闸来了一主一仆，主人20多岁，“长身白俊”，仆人40多岁，“无须，发语带女声”，二人“均操北京官腔”。他们租了一处公馆，平日匿迹不出，但服用豪奢，仆人“进茶食必跪，有传呼必称圣上，自称奴才”，消息传出，整个湖北轰动了。
　　汉口各报披露了消息，社会上议论纷纷，“皆谓光绪由瀛台逃来湖北依张之洞”，还有小报趁机刊载说唐故事，把西太后比作武则天，把光绪比作李旦，而李旦恰好当年有避难汉阳的事，这让张之洞一下子坐在了火山口上。
　　武昌知县陈树屏前去“问安”，“皇上”称要见张之洞方可透露，对其不屑一顾。
　　其实，张之洞把二人请过来见见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可惜，张之洞虽为正二品的湖广总督，当时却没有见过光绪皇帝！只有让陈树屏反复查询。
　　有人出了个主意，骗那个40多岁的仆人去洗澡，结果又发现此人果然被阉割过，这增加了二人身份的可信度，“城中男女，往拜圣驾，日有多起”，“候补官员中，有视为绝大机会，亲往拜跪者，亦有献款供奉者”。
　　经过一番折腾，此事最终真相大白，假光绪其实是一旗籍伶人，常入内廷演戏，深知宫中之事，最后自然是被“斩立决”。
　　这件事甚至惊动了身在日本的梁启超，专门给张之洞写信询问，可见影响之大。
　　过去信息通讯落后，受技术条件所限，官员的情况的确不容易核实，现在媒体发达、信息便捷，但难免也有死角，尤其是那些人为的死角，这给了“假官”行骗以机会。他们会认真研究这些漏洞，捏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机构，自报一些看着像那么回事的職务，你想找有关方面核实，却无从下手。
　　“真官”难见，“假官”出现。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也是“假官”行骗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
　　（《领导文萃》2016年24期、《廉政瞭望》201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