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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盐城地区于光绪年间编写的地方志，编写体例结构清晰，可以反映当地风俗与文教状况。其中艺文志部分资料比较详尽，取材相对精细，艺文内容详略得当，具有一定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
关键词：清代；盐城；地方志；艺文志；地域社群]
方志艺文志的发展是方志理论与文艺创作共时演进的结果。有清一代，地方志的编纂理论方兴未艾，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也是蔚为大观，两者共同促成了方志艺文志的繁荣。江苏各地方志编写颇为繁盛，且以数量之巨，品种之多著称于世。盐城相较于江苏其他地区洋洋大观的方志成果，方志的编写略显清冷。于明朝万历七年（1579），才在知县杨瑞云的主持下第一次编写地方志。编成后，共计十卷，于万历十一年（1583）刻印。其后在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分别组织专人纂修方志，其中顺治年间一次，康熙，乾隆年间各为两次。光绪年间，知县刘崇照主持编修志书一事，聘请陈玉树，龙继栋，李详等人负责撰写，历时两年，共计十七卷。下文就从体例、内容、价值等方面浅谈其价值。
一
方志作为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定时段内某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风俗、文化教育等状况，对于了解基层文化生态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样评价到：“而各地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可贵也。” 方志中艺文志的内容多来源于一地的图经、档案、牒谱、传志、碑碣、以及逸闻轶事等原始材料，以此可以了解一地的图书文献、学术源流及文化发展情况。所以地方志艺文志不仅具有正史艺文志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更有保存地方文献，嘉许乡贤文采，进行道德教化的功能。
光绪《盐城县志》的编者在采编艺文志之初，就在诗文的体例与容量上有了明确的规划，《盐城县志·凡例》这样写到：“先正撰著，篇目无多，艺文一门，势难则古。今虽未能如《山阳志》之仅录书目符于班书，亦不至如《阜宁志》之滥载，诗文漫无限制。书目存佚，并辑以俟老屋大航之出。” 整部地方志方志共十七卷，艺文志占两卷，整体占比较为合理。对于方志艺文志的体例择取，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取士邦学士著撰书籍，分其部汇，首加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考据，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可见在当时编纂方志的过程中，对于具体原始材料的处理，已经形成了比较具体的搜集、考订、编次等方法。得益于历代编撰者的探赜索隐，钩沉发微，方志艺文志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基本的体例：其一是纪当地诗词文赋，其二是纪典籍著述。前者是文选式的诗文总集；后者是目录式的文献汇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种形式兼采。而在具体的诗文分类中，文选式解题性质的方志，或按照年代顺序，或按照文体样式分类。目录学解题性质的方志，可以采用四部分类法，也可以采用年代先后分类。由此可见，方志艺文志的体例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变化的，各个地区可以根据当地地域文化特色和诗文发展状况，酌情采用不同的形式。
光绪《盐城县志·艺文志》共两卷，综合了上述两种体例，第一部分内容是纂辑诗文，第二部分部分内容是罗列书目。第一部分，分为文章与诗歌两大类，并且按照作者生活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文章类共计收录作者30位，文章55篇。诗歌类共收录诗人34位，诗歌82首。第二部分，同样也按照所罗列的书目作者的年代先后编排，共计条目79个。在文献的编排上，纂者有着较为清晰的规划，《盐城县志·凡例》中写到：“诗文博采约取，多抄撮旧志所未录者。然皆出于乡先生之手，至外邑人士之诗文，无论旧志已载未载，皆放范成大《吴郡志》之例，以类相从，散附于各条之下。” 前代艺文志中所载的诸多文人与作品便不再重复，所以所收作者大部分为明清人士，占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诗文作者中，只有陈琳与陆秀夫是明清以前士人。而书目部分则皆为明清时书籍。在诗文体例的择取上，该版艺文志的取材也较为丰富。文章部分虽没有详细按照文体体裁分类，但其收录了包括“檄、诏、书、序、跋、记、疏、叙、传、录、说、论、考、辩、议”在内的多种文体。诗歌部分同样也包括了五七言古體诗、绝句、律诗等体例。总而言之，光绪《盐城县志·艺文志》在编写体例上没有承袭前人的弊病，基本贯彻了编选之初时立定的选材宗旨，并不以汪洋恣肆式的文献搜罗为上，在结构较为清晰明了，总体诗文体例完备。
二
从艺文志的具体内容来看，反映了盐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风貌。盐城的历史，是一部与大海交织的历史。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始建盐渎县，东晋义熙七年（411）改称“盐城”至今。历唐、宋、元、明、清数代千余年，盐城一直是我国“两淮”海盐生产地的区域中心。当地每年生产大量的海盐，是地方税赋的重要来源。由此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形成了独特“海盐文化”。另外，在盐城两千多年的置县史里，涌现了许许多多钟灵毓秀的名士。乾隆《盐城物志·人物志》里这样写到：“海之为物也，灵奇震荡，故凡滨海之地，必生倜傥非凡之人。” 他们或出入庙堂之高，或隐逸山水之中，既有像陆秀夫这样的忠臣良将，也有像宋曹这般的隐士高人。他们的笔墨，得以留在《艺文志》之中，展现着盐阜大地的魅力。纵观该版方志艺文志，诗文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描写当地自然风情与地域文化。艺文志中选取了大量表现“海盐文化”的诗文。其中既有煮盐获利的便捷，也有遭受海患的沉痛。如王家弼《盐法私议》讨论盐法税收制度；薛錞《卤水来》描写海水倒灌侵毁农田的情形；张芳龄《海潮纪异》反映夏秋之交海潮波澜的场景。其中宋恭贻《海涨行》：
忽然海水溢，长堤不足当。远听若天崩，横来如斧戕。
一朝遍溪壑，城外总汪洋。屋舍盈斥卤，黍稷槁疆场。
鸿雁哀中泽，无食复无粮。可怜胥溺者，尸流塞城隍。
念兹幸生辈，多少愁死亡。小民既无策，官长总彷徨。
往来望水势，出入去义章。辛苦经营夜，远近自皇皇。 慨然念往昔，悠悠我思长。狂澜谁砥柱，殷勤为救荒。
这首五言长律以古拙的语言描写了雍正二年（1724）八月，因飓风大作，海潮暴涨后盐城灾区的惨淡场景。诗中“远听若天崩，横来如斧戕”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了海水倒灌时的恐怖景象，下文几乎白描的笔调重现了当时灾后的场景，“可怜胥溺者，尸流塞城隍”情形之凄惨，让人不忍卒读。
另一方面，盐城地处淮河下游，地势低平。黄河夺淮后，堵塞了淮河的入海道，导致河水排水不畅，水患频发。作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也多有反映水患中民生多艰。徐瑞《陈淮阳水患疏》备陈盐城地区水患频繁的原因及其对策；孙一致《癸丑五月水灾》叙述了当地田家辛苦耕种却被水患毁于一旦的悲苦场景。又如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宋曹的七言律诗《登射州城楼望水》：
古庙临河侵绿苔，数行芦苇傍孤台。城边漂屋随风散，堤外流棺到处来。
村落只余林影泊，鹧鸪空绕浪声哀。水田图就不能进，郑侠当年不足灾。
这首诗歌，诗风古朴，情调哀婉，“村落只余林影泊，鹧鸪空绕浪声哀”一联可见灾后惨况。这类地方性诗歌以文学化的形式，补充地方史的不足，有助于深入细致地了解地区历史沿革。
第二，反映风土教化与宣传乡贤文化。受古代儒家礼教文化体系的影响，史志也要相应地承担教化之义。历代方志理论家与撰者也都反复陈述方志的教化与惩劝之意。晚清方志学家寿鹏飞认为：“方志提要，在正人心，厚风俗，明正谊，陈利弊，垂劝惩，诉疾苦，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荣枯。”艺文志部分通过择取忠孝节义之士的文章，进行乡土教化并且宣扬乡贤文化。在这些诗文中，有的悼念忠义志士，如宋曹《吊司马磐》：
击鼓天门剑气收，淮阴一死自炎六。明沙带雪惊寒夜，白骨披星逼素秋。
怀抱独龙归帝宅，指挥精为复神邱。应怜中土成荒塞，万里长风吹古愁。
诗中悼念之人司马磐，盐城人，明末诸生。明亡以后组织抗清，兵败后削发为僧，后被海寇缚献有司，不屈而死。这首七言律诗，以悲壮之语纪念有节之士，诗律工整，结尾留有余韵。
而在这些道德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是许多纪念前代地方名人陆秀夫为的作品。陆秀夫（1236—1279），字君实，盐城人。南宋著名丞相，抗元名臣，与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崖山海战兵败后，宁死不屈，背着卫王赵昺赴海而死。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朝廷赠谥“忠烈”，咸丰八年，各地孔庙皆配祀陆秀夫，此亦淮郡配祀孔庙唯一人。盐城历代方志艺文志中，除了收录陆秀夫本人的作品，也有大量其他后人追述其人的文章。在该版艺文志中，收录陆秀夫七篇文章与一篇诗歌。除此以外，还有后人追幕先贤的作品，如王梦熊《陆忠烈公全书书后八首》、沈俨《陆忠烈公世系考》、颜敏《重修陆氏家谱跋》、姜有庆《吊陆丞相》等。其中明末清初文人王梦熊与其子王之桢曾编订《宋左丞相陆公全书》八卷，然而由于清初大兴文字狱，未能得以刊行。幸而收录在艺文志中的《陆忠烈公全书书后八首》记载了跋文，描述了编订此书的前因后果，并且简要概括每卷的内容。如《陆忠烈公全书书后八卷·卷三著作跋》中写道：
吾于丞相篇瀚之寥寥而不能无憾，于当日能文之士也。夫靖节之诗与信国之集，皆在鼎移之后。庐陵既交，文献相承，而柴桑五男子俱不好纸笔，则搜葺遗章并使人。宋以后，甲子罔失，岂非节义未衰？于士君子之心，故相与乐志而传之也。
宋元鼎革之际，战乱频繁，并且因为陆秀夫是前朝抗元忠臣与殉节志士，元代统治者对于其文章人物持贬斥态度，导致诗文散落。而上述这段文字就反映了当时陆秀夫“文章寥寥”的情形，盐城当地乡贤的这些作品，在文献上对于了解考证陆秀夫的人物、家世、文章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与其他作品一起，宣扬了仁义礼智思想，对于树立乡贤文化，进行风俗教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展示当地名士交游活动与学术成果。方志艺文志中汇集了盐城地区各个时期的诗文词赋和著述文献，反映了当地的学术水平、文学创作状况与文化发展脉络，可以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文学史研究资料。通过盐城地方艺文志中的作品，可以发现在明末清初鹽城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著名书法家宋曹为中心的小型文学圈。宋曹（1620—1701），字彬臣，号射陵，江苏盐城人。在明末经地方官举荐入南明朝任中书舍人，明亡后清廷几度召举，均辞不仕，隐于乡间。《大清一统志》中评价到“工诗善书。”著有《杜诗解》《会秋堂文集》《书法约言》等。宋曹品格耿介，入清之后不仅坚辞不仕，而且还暗中资助抗清斗士。诗文中时常流露故国之思与亡国之哀。在宋曹隐居乡里后，成为名望一时的地方乡贤。
而艺文志的作品也记载了宋曹与王之桢、孙一致、薛鼎臣等盐城友人的交游。其中宋曹《世耕堂诗集序》、王之桢《会秋堂诗集序》、刘沁区《西渚诗存自序》。在这些序文中，不仅有对别集内容的介绍，还保留了当地文山交游唱和的宝贵材料。以宋曹为孙一致写的《世耕堂诗集序》为例。孙一致，字唯一，号止澜，盐城建湖县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学识渊博，清顺治十五年戊戌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侍读学士。康熙七年（1688），丁母忧，后不复仕。其《世耕堂诗集》共收诗304首，其诗《赠唐陶庵先生》亦被选入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诗歌体式多样，体裁丰富，有交游，如“吾友号射陵，穷居住薄梁内。矫然不得已，忠孝寄歌哭”（《都门寄怀宋处士射陵》），有咏怀，如“绿盛花应早，香舍鸟不猜。开时吾已去，谁寄一支来。（《梅》），有悯时，如“闻说淮南频苦雨，却愁海上又狂澜”（《闻淮郡大水望乡信至》）。在《世耕堂诗集序》中，宋曹这样写到：“予与孙学士择庵自龆齓纳交，四五十年如一日” 两人关系可见一斑。在上述的盐城地区小型地方文学圈内，有血缘上的至亲，也有学缘上的师承，还有姻娅上的巧合。基本上，考察同时代的盐城当地文士，都或多或少地与参与到了这个文学圈的活动中。由此可见，我们回到明末清初的盐城地方文学现场，确实在一定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地域性文学圈子，并且对一地文教风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纵观该版艺文志，有荟萃一方文献之功。章学诚认为：“夫一代文献，史不尽详；全恃大部志选，得载诸部文字，于律令之外，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逮。”这版艺文志，收录十五种体例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包含了陈琳、陆秀夫、宋曹等耳熟能详的作者的作品，如陆秀夫的《景炎皇帝遗诏》《祥兴皇帝登宝位诏》《劝陈文龙书》等作品。可以起到兴地方教化的作用。本版艺文志还收录了许多零散文献。盐城地区的许多官吏、士子、贤良并无独立的文集传世。所以艺文志中保留的文献就显得弥足珍贵。比如薛鼎正，字式九，号海峰。年二十二以选拔入都，文誉流公卿间，与杨雍健等齐名，号西清六子。可惜并没有别集流传，幸得艺文志中收录其人其文，才得以窥见其文章大略。
其次，有文献校勘之用。这版艺文志书目中，共列书目79种，虽然因为历史沧桑巨变，许多书目今已不传，但是仍然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对于了解当地乡贤著述编纂流变着重要的作用。如所列书目中，收录宋曹的作品目录包括《宋曹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书法约言》。其中《会秋堂诗文集》后所列文字，考证宋曹诗集的流变，根据其裔孙所藏旧本，可以与其他版本比对，从而进行辑佚考证工作。这些书目与艺文内容，对于考察盐城地区文学风俗等状况，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
最后，该版艺文志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性、基层性。这种地域性表现在多个层面，既有主观上文士墨客在地理区位上的聚合，又有客观描摹对象在自然景观上的集中。而造成这种特质的原因则是显而易见的，地方志这种体式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地域特性。另外，士人群体内部同时也掺杂着血缘学缘甚至姻缘等多重关系，从而共同表现出地域性、家族性、基层性这样的特征。有清一代，文学的地域特性愈加明显。蒋寅在《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写到“人们对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统的认识， 随着交通和传播的发达而加深。与地方志编纂相伴的地方性文学总集、选集和诗话不断涌现， 使文学的地域传统日益浮现出来， 并在人们的风土和文化比较中得到深化，”而在这些地方性文学总集、选集和诗话中，除了可以挖掘出大量知名的文学社群，也可以搜葺到上文提到的次级文学群落。这种次级文学群落广泛存在于文学次级区域和中心区域的基层层级。他们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学社群，但是却不能完全抹杀其存在过的价值和意义。而是与上下级的文学层形成良性的互动，从而共同构成了整个基层文学共同体混层的生态系统。向下来说，这样的隐性社群，吸收了来自最基层分散的文学个体，这些个体不仅包含当地乡贤士绅，还有诸多布衣平民。在这种向心力的作用下，将基层散乱的个体聚合在一起，完成了一个地域内文学创作团体从个体到形成一个集群的过程。向上来说，还可以与更高层面上的文学社群与文学社团形成互动。
总而言之，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总揽。它所记录的空间范围，上至全国，下至村镇，地域性是它鲜明的特征。艺文志作为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地方人文的宏博图景和学术的发展态势。在宏观上，有助于人们一窥当地学术的基本情况，从而探知文运兴替。在微观上，有助于稽考文献，揭示一地的具体文化现象，从而挖掘第一手宝贵的资料。方志艺文志著录当地文献的范围很广，既可以包括纸质文献，也可以包含金石，碑刻等内容。这样一来，其范围就和官修的正史和私修的家谱区别开来，为研究传统文献在地方层面保留了丰富的材料。
参考文献
[1][民国]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335.
[2][清]刘崇照修，[清]陈玉树，龙继栋纂.鹽城县志·凡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清]刘崇照修，[清]陈玉树，龙继栋纂.盐城县志﹒凡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清]黄垣修，[清]沈严纂.盐城县志·人物志[M].乾隆十二年刻印本.
[6][清]刘崇照修，[清]陈玉树，龙继栋纂.盐城县志·凡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宋子乔（1993—），男，汉族，江苏盐城人，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明清诗词。
关键词：清代；盐城；地方志；艺文志；地域社群]
方志艺文志的发展是方志理论与文艺创作共时演进的结果。有清一代，地方志的编纂理论方兴未艾，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也是蔚为大观，两者共同促成了方志艺文志的繁荣。江苏各地方志编写颇为繁盛，且以数量之巨，品种之多著称于世。盐城相较于江苏其他地区洋洋大观的方志成果，方志的编写略显清冷。于明朝万历七年（1579），才在知县杨瑞云的主持下第一次编写地方志。编成后，共计十卷，于万历十一年（1583）刻印。其后在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分别组织专人纂修方志，其中顺治年间一次，康熙，乾隆年间各为两次。光绪年间，知县刘崇照主持编修志书一事，聘请陈玉树，龙继栋，李详等人负责撰写，历时两年，共计十七卷。下文就从体例、内容、价值等方面浅谈其价值。
一
方志作为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定时段内某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风俗、文化教育等状况，对于了解基层文化生态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样评价到：“而各地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可贵也。” 方志中艺文志的内容多来源于一地的图经、档案、牒谱、传志、碑碣、以及逸闻轶事等原始材料，以此可以了解一地的图书文献、学术源流及文化发展情况。所以地方志艺文志不仅具有正史艺文志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更有保存地方文献，嘉许乡贤文采，进行道德教化的功能。
光绪《盐城县志》的编者在采编艺文志之初，就在诗文的体例与容量上有了明确的规划，《盐城县志·凡例》这样写到：“先正撰著，篇目无多，艺文一门，势难则古。今虽未能如《山阳志》之仅录书目符于班书，亦不至如《阜宁志》之滥载，诗文漫无限制。书目存佚，并辑以俟老屋大航之出。” 整部地方志方志共十七卷，艺文志占两卷，整体占比较为合理。对于方志艺文志的体例择取，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取士邦学士著撰书籍，分其部汇，首加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考据，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可见在当时编纂方志的过程中，对于具体原始材料的处理，已经形成了比较具体的搜集、考订、编次等方法。得益于历代编撰者的探赜索隐，钩沉发微，方志艺文志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基本的体例：其一是纪当地诗词文赋，其二是纪典籍著述。前者是文选式的诗文总集；后者是目录式的文献汇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种形式兼采。而在具体的诗文分类中，文选式解题性质的方志，或按照年代顺序，或按照文体样式分类。目录学解题性质的方志，可以采用四部分类法，也可以采用年代先后分类。由此可见，方志艺文志的体例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变化的，各个地区可以根据当地地域文化特色和诗文发展状况，酌情采用不同的形式。
光绪《盐城县志·艺文志》共两卷，综合了上述两种体例，第一部分内容是纂辑诗文，第二部分部分内容是罗列书目。第一部分，分为文章与诗歌两大类，并且按照作者生活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文章类共计收录作者30位，文章55篇。诗歌类共收录诗人34位，诗歌82首。第二部分，同样也按照所罗列的书目作者的年代先后编排，共计条目79个。在文献的编排上，纂者有着较为清晰的规划，《盐城县志·凡例》中写到：“诗文博采约取，多抄撮旧志所未录者。然皆出于乡先生之手，至外邑人士之诗文，无论旧志已载未载，皆放范成大《吴郡志》之例，以类相从，散附于各条之下。” 前代艺文志中所载的诸多文人与作品便不再重复，所以所收作者大部分为明清人士，占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诗文作者中，只有陈琳与陆秀夫是明清以前士人。而书目部分则皆为明清时书籍。在诗文体例的择取上，该版艺文志的取材也较为丰富。文章部分虽没有详细按照文体体裁分类，但其收录了包括“檄、诏、书、序、跋、记、疏、叙、传、录、说、论、考、辩、议”在内的多种文体。诗歌部分同样也包括了五七言古體诗、绝句、律诗等体例。总而言之，光绪《盐城县志·艺文志》在编写体例上没有承袭前人的弊病，基本贯彻了编选之初时立定的选材宗旨，并不以汪洋恣肆式的文献搜罗为上，在结构较为清晰明了，总体诗文体例完备。
二
从艺文志的具体内容来看，反映了盐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风貌。盐城的历史，是一部与大海交织的历史。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始建盐渎县，东晋义熙七年（411）改称“盐城”至今。历唐、宋、元、明、清数代千余年，盐城一直是我国“两淮”海盐生产地的区域中心。当地每年生产大量的海盐，是地方税赋的重要来源。由此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形成了独特“海盐文化”。另外，在盐城两千多年的置县史里，涌现了许许多多钟灵毓秀的名士。乾隆《盐城物志·人物志》里这样写到：“海之为物也，灵奇震荡，故凡滨海之地，必生倜傥非凡之人。” 他们或出入庙堂之高，或隐逸山水之中，既有像陆秀夫这样的忠臣良将，也有像宋曹这般的隐士高人。他们的笔墨，得以留在《艺文志》之中，展现着盐阜大地的魅力。纵观该版方志艺文志，诗文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描写当地自然风情与地域文化。艺文志中选取了大量表现“海盐文化”的诗文。其中既有煮盐获利的便捷，也有遭受海患的沉痛。如王家弼《盐法私议》讨论盐法税收制度；薛錞《卤水来》描写海水倒灌侵毁农田的情形；张芳龄《海潮纪异》反映夏秋之交海潮波澜的场景。其中宋恭贻《海涨行》：
忽然海水溢，长堤不足当。远听若天崩，横来如斧戕。
一朝遍溪壑，城外总汪洋。屋舍盈斥卤，黍稷槁疆场。
鸿雁哀中泽，无食复无粮。可怜胥溺者，尸流塞城隍。
念兹幸生辈，多少愁死亡。小民既无策，官长总彷徨。
往来望水势，出入去义章。辛苦经营夜，远近自皇皇。 慨然念往昔，悠悠我思长。狂澜谁砥柱，殷勤为救荒。
这首五言长律以古拙的语言描写了雍正二年（1724）八月，因飓风大作，海潮暴涨后盐城灾区的惨淡场景。诗中“远听若天崩，横来如斧戕”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了海水倒灌时的恐怖景象，下文几乎白描的笔调重现了当时灾后的场景，“可怜胥溺者，尸流塞城隍”情形之凄惨，让人不忍卒读。
另一方面，盐城地处淮河下游，地势低平。黄河夺淮后，堵塞了淮河的入海道，导致河水排水不畅，水患频发。作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也多有反映水患中民生多艰。徐瑞《陈淮阳水患疏》备陈盐城地区水患频繁的原因及其对策；孙一致《癸丑五月水灾》叙述了当地田家辛苦耕种却被水患毁于一旦的悲苦场景。又如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宋曹的七言律诗《登射州城楼望水》：
古庙临河侵绿苔，数行芦苇傍孤台。城边漂屋随风散，堤外流棺到处来。
村落只余林影泊，鹧鸪空绕浪声哀。水田图就不能进，郑侠当年不足灾。
这首诗歌，诗风古朴，情调哀婉，“村落只余林影泊，鹧鸪空绕浪声哀”一联可见灾后惨况。这类地方性诗歌以文学化的形式，补充地方史的不足，有助于深入细致地了解地区历史沿革。
第二，反映风土教化与宣传乡贤文化。受古代儒家礼教文化体系的影响，史志也要相应地承担教化之义。历代方志理论家与撰者也都反复陈述方志的教化与惩劝之意。晚清方志学家寿鹏飞认为：“方志提要，在正人心，厚风俗，明正谊，陈利弊，垂劝惩，诉疾苦，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荣枯。”艺文志部分通过择取忠孝节义之士的文章，进行乡土教化并且宣扬乡贤文化。在这些诗文中，有的悼念忠义志士，如宋曹《吊司马磐》：
击鼓天门剑气收，淮阴一死自炎六。明沙带雪惊寒夜，白骨披星逼素秋。
怀抱独龙归帝宅，指挥精为复神邱。应怜中土成荒塞，万里长风吹古愁。
诗中悼念之人司马磐，盐城人，明末诸生。明亡以后组织抗清，兵败后削发为僧，后被海寇缚献有司，不屈而死。这首七言律诗，以悲壮之语纪念有节之士，诗律工整，结尾留有余韵。
而在这些道德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是许多纪念前代地方名人陆秀夫为的作品。陆秀夫（1236—1279），字君实，盐城人。南宋著名丞相，抗元名臣，与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崖山海战兵败后，宁死不屈，背着卫王赵昺赴海而死。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朝廷赠谥“忠烈”，咸丰八年，各地孔庙皆配祀陆秀夫，此亦淮郡配祀孔庙唯一人。盐城历代方志艺文志中，除了收录陆秀夫本人的作品，也有大量其他后人追述其人的文章。在该版艺文志中，收录陆秀夫七篇文章与一篇诗歌。除此以外，还有后人追幕先贤的作品，如王梦熊《陆忠烈公全书书后八首》、沈俨《陆忠烈公世系考》、颜敏《重修陆氏家谱跋》、姜有庆《吊陆丞相》等。其中明末清初文人王梦熊与其子王之桢曾编订《宋左丞相陆公全书》八卷，然而由于清初大兴文字狱，未能得以刊行。幸而收录在艺文志中的《陆忠烈公全书书后八首》记载了跋文，描述了编订此书的前因后果，并且简要概括每卷的内容。如《陆忠烈公全书书后八卷·卷三著作跋》中写道：
吾于丞相篇瀚之寥寥而不能无憾，于当日能文之士也。夫靖节之诗与信国之集，皆在鼎移之后。庐陵既交，文献相承，而柴桑五男子俱不好纸笔，则搜葺遗章并使人。宋以后，甲子罔失，岂非节义未衰？于士君子之心，故相与乐志而传之也。
宋元鼎革之际，战乱频繁，并且因为陆秀夫是前朝抗元忠臣与殉节志士，元代统治者对于其文章人物持贬斥态度，导致诗文散落。而上述这段文字就反映了当时陆秀夫“文章寥寥”的情形，盐城当地乡贤的这些作品，在文献上对于了解考证陆秀夫的人物、家世、文章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与其他作品一起，宣扬了仁义礼智思想，对于树立乡贤文化，进行风俗教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展示当地名士交游活动与学术成果。方志艺文志中汇集了盐城地区各个时期的诗文词赋和著述文献，反映了当地的学术水平、文学创作状况与文化发展脉络，可以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文学史研究资料。通过盐城地方艺文志中的作品，可以发现在明末清初鹽城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著名书法家宋曹为中心的小型文学圈。宋曹（1620—1701），字彬臣，号射陵，江苏盐城人。在明末经地方官举荐入南明朝任中书舍人，明亡后清廷几度召举，均辞不仕，隐于乡间。《大清一统志》中评价到“工诗善书。”著有《杜诗解》《会秋堂文集》《书法约言》等。宋曹品格耿介，入清之后不仅坚辞不仕，而且还暗中资助抗清斗士。诗文中时常流露故国之思与亡国之哀。在宋曹隐居乡里后，成为名望一时的地方乡贤。
而艺文志的作品也记载了宋曹与王之桢、孙一致、薛鼎臣等盐城友人的交游。其中宋曹《世耕堂诗集序》、王之桢《会秋堂诗集序》、刘沁区《西渚诗存自序》。在这些序文中，不仅有对别集内容的介绍，还保留了当地文山交游唱和的宝贵材料。以宋曹为孙一致写的《世耕堂诗集序》为例。孙一致，字唯一，号止澜，盐城建湖县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学识渊博，清顺治十五年戊戌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侍读学士。康熙七年（1688），丁母忧，后不复仕。其《世耕堂诗集》共收诗304首，其诗《赠唐陶庵先生》亦被选入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诗歌体式多样，体裁丰富，有交游，如“吾友号射陵，穷居住薄梁内。矫然不得已，忠孝寄歌哭”（《都门寄怀宋处士射陵》），有咏怀，如“绿盛花应早，香舍鸟不猜。开时吾已去，谁寄一支来。（《梅》），有悯时，如“闻说淮南频苦雨，却愁海上又狂澜”（《闻淮郡大水望乡信至》）。在《世耕堂诗集序》中，宋曹这样写到：“予与孙学士择庵自龆齓纳交，四五十年如一日” 两人关系可见一斑。在上述的盐城地区小型地方文学圈内，有血缘上的至亲，也有学缘上的师承，还有姻娅上的巧合。基本上，考察同时代的盐城当地文士，都或多或少地与参与到了这个文学圈的活动中。由此可见，我们回到明末清初的盐城地方文学现场，确实在一定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地域性文学圈子，并且对一地文教风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纵观该版艺文志，有荟萃一方文献之功。章学诚认为：“夫一代文献，史不尽详；全恃大部志选，得载诸部文字，于律令之外，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逮。”这版艺文志，收录十五种体例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包含了陈琳、陆秀夫、宋曹等耳熟能详的作者的作品，如陆秀夫的《景炎皇帝遗诏》《祥兴皇帝登宝位诏》《劝陈文龙书》等作品。可以起到兴地方教化的作用。本版艺文志还收录了许多零散文献。盐城地区的许多官吏、士子、贤良并无独立的文集传世。所以艺文志中保留的文献就显得弥足珍贵。比如薛鼎正，字式九，号海峰。年二十二以选拔入都，文誉流公卿间，与杨雍健等齐名，号西清六子。可惜并没有别集流传，幸得艺文志中收录其人其文，才得以窥见其文章大略。
其次，有文献校勘之用。这版艺文志书目中，共列书目79种，虽然因为历史沧桑巨变，许多书目今已不传，但是仍然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对于了解当地乡贤著述编纂流变着重要的作用。如所列书目中，收录宋曹的作品目录包括《宋曹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书法约言》。其中《会秋堂诗文集》后所列文字，考证宋曹诗集的流变，根据其裔孙所藏旧本，可以与其他版本比对，从而进行辑佚考证工作。这些书目与艺文内容，对于考察盐城地区文学风俗等状况，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
最后，该版艺文志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性、基层性。这种地域性表现在多个层面，既有主观上文士墨客在地理区位上的聚合，又有客观描摹对象在自然景观上的集中。而造成这种特质的原因则是显而易见的，地方志这种体式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地域特性。另外，士人群体内部同时也掺杂着血缘学缘甚至姻缘等多重关系，从而共同表现出地域性、家族性、基层性这样的特征。有清一代，文学的地域特性愈加明显。蒋寅在《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写到“人们对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统的认识， 随着交通和传播的发达而加深。与地方志编纂相伴的地方性文学总集、选集和诗话不断涌现， 使文学的地域传统日益浮现出来， 并在人们的风土和文化比较中得到深化，”而在这些地方性文学总集、选集和诗话中，除了可以挖掘出大量知名的文学社群，也可以搜葺到上文提到的次级文学群落。这种次级文学群落广泛存在于文学次级区域和中心区域的基层层级。他们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学社群，但是却不能完全抹杀其存在过的价值和意义。而是与上下级的文学层形成良性的互动，从而共同构成了整个基层文学共同体混层的生态系统。向下来说，这样的隐性社群，吸收了来自最基层分散的文学个体，这些个体不仅包含当地乡贤士绅，还有诸多布衣平民。在这种向心力的作用下，将基层散乱的个体聚合在一起，完成了一个地域内文学创作团体从个体到形成一个集群的过程。向上来说，还可以与更高层面上的文学社群与文学社团形成互动。
总而言之，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总揽。它所记录的空间范围，上至全国，下至村镇，地域性是它鲜明的特征。艺文志作为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地方人文的宏博图景和学术的发展态势。在宏观上，有助于人们一窥当地学术的基本情况，从而探知文运兴替。在微观上，有助于稽考文献，揭示一地的具体文化现象，从而挖掘第一手宝贵的资料。方志艺文志著录当地文献的范围很广，既可以包括纸质文献，也可以包含金石，碑刻等内容。这样一来，其范围就和官修的正史和私修的家谱区别开来，为研究传统文献在地方层面保留了丰富的材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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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刘崇照修，[清]陈玉树，龙继栋纂.鹽城县志·凡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清]刘崇照修，[清]陈玉树，龙继栋纂.盐城县志﹒凡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清]黄垣修，[清]沈严纂.盐城县志·人物志[M].乾隆十二年刻印本.
[6][清]刘崇照修，[清]陈玉树，龙继栋纂.盐城县志·凡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宋子乔（1993—），男，汉族，江苏盐城人，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明清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