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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的遥遥从地震后就不笑了，也不说话，还很爱哭。半个多月后，遥遥终于笑了，“回来后，我想到遥遥和与遥遥一起为恢复笑的能力所作的努力，我哭了”。这只是心理学博士王利群在四川地震灾区从事心理救援的收获之一，而她希望能够在灾区坚持下去，收获更多的笑容。
“王阿姨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这几天上午总爱打哈欠并且爱发呆?”
“你好!是的，地震发生，每个人都受到了伤害和打击，我们的精力在应对这样的破坏性压力中被消减了，有的人就表现出想睡觉，有的发呆，还有的感到害怕，这都是地震带来的破坏性压力引发的自然反应。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慢慢好转，如果特别想睡，就歇一会儿。我愿意倾听你的声音……”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心理救援队队员、西安政治学院心理学博士王利群的手机上，几乎天天都能收到许多条这样的心理咨询短信。
5月17日，王利群博士自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心理救援队奔赴四川灾区后，一直奔走在各个重灾区，对那里的受灾群众、学生、小孩、救援官兵等进行心理救援。
幸运的幼儿园
“5月28日，我们到了新苗幼儿园，见到周雅欣和遥遥，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救援，努力后，周雅欣笑了；而遥遥不哭也不笑，令人揪心……”
——摘自王利群博客
6月7日，本刊记者随同王利群博士前往彭州市丹景山镇石河村的新苗幼儿园，这里是一所由当地农民自筹资金在1998年建起的乡村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记者看到了遥遥，他正在院子里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当记者走过去和他打招呼时，他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哭起来，并转身跑进简易厕所里躲着不肯出来。王利群博士过去安慰他，他双臂紧紧勾着王博士的脖子不肯撒手，用惊恐的目光死死盯着记者的一举一动，直到记者与其他小朋友一个个拥抱，他才在王博士的怀里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王博士告诉记者，以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解释，遥遥是“安全感遭受破坏”的典型例子。据该园园长熊居伟和遥遥的母亲说，地震前遥遥不是这样，活泼好动，不怕陌生。但地震以后，他易哭易怒，在幼儿园缠老师，在家缠母亲，见到陌生人就大哭大叫，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地震之前没有任何迹象和预兆，孩子们和平常一样吃过午饭，各班老师给他们讲了一会儿故事，并让他们——上了厕所，便抱他们上床午睡了。谁能想到，地震来的那么突然。”提起地震那天的惊心一幕，熊园长仍然心有余悸，“如果有所闪失，哪怕是一个孩子出事，我的下半辈子都会生活在自责的漩涡中，生不如死。”
地震当天园内有83名孩子，最小的1岁3个月，大的5岁多。熊园长在孩子们上床后，到三个休息室一一巡查，当她来到中班休息室时，忽然所有的东西都摇晃起来，地底下好似一台巨型的搅拌机在搅动，发出令人恐怖的轰隆声音。
“我懵懂地意识到可能是地震了，便本能地向门口跑了几步，但马上冷静地想到，应该先要让孩子们出去。“熊园长转回身来，一边大喊，一边抱起4个孩子摇摇晃晃地冲向门外。所有的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的还在熟睡，醒着的哭成一片。几名受聘来的年轻女教师和熊园长的婆婆也都冲进了休息室，一次抱两、三个孩子往出跑。”记得几分钟前还是阳光灿烂的天空，忽然变得阴云密布，太可怕了。”熊园长说。
短短几分钟里，80多个孩子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为了防止孩子们走散，老师们搬来长凳将孩子圈在当中。当清点人数时，熊园长发现婆婆不见了，她下意识地奔向休息室，此时她才发现休息室里已是一片狼藉，柜子倒地，起先整齐排列的床铺变得七扭八歪，屋顶上的瓦片还在不时地坠落。而这时，她的婆婆却在埋头一床一床地翻看着。“妈，快出来，孩子都够了。”但婆婆不信，她还要到其他两个休息室去查看一遍。“我们死了不要紧，如果少一个孩子我们怎么向家长交代啊!”熊园长的婆婆说。
幸运的是，虽然所有的房屋都被严重震裂，但却没有倒塌，也没有一个孩子受伤。大震过后，家长们惊恐地赶到幼儿园，看到自己的孩子完好无损，一个个喜极而泣。
熊园长说，由于受到惊吓，那天大多数孩子都尿了裤子。而中班3岁的遥遥自从那天起，就再没有笑过。
遥遥笑了
“5月30日，我们又来到了幼儿园，对遥遥进行了心理救助，效果出现，遥遥能笑了(虽然笑的次数还不够多，还不是很愿意笑)，但遥遥确实有能力笑了，也确实笑了!回来后，我想到遥遥和与遥遥一起为恢复笑的能力所作的努力，我哭了。”
——摘自王利群博客
中国人民解放军心理救援队队长李茜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地震后15天(5月28日)，当我们第一次来到新苗幼儿园时，看到幼儿园的房子震裂了，在园的孩子只有30多人。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很胆小，都不敢一个人上厕所，有余震时很恐慌。1岁半的周雅欣在地震后每天午睡必须睡在桌子下面，否则就哭闹不停，老师只好找了一个厚垫子铺在桌子下面。3岁的遥遥从地震后就不笑了，也不说话，还很爱哭。
王利群博士告诉记者，来到幼儿园后，她先对两个症状明显的孩子进行了心理干预，10余分钟后，周雅欣变得活泼了一些，自己有玩耍的要求。但是，遥遥就是不笑。
5月30日，心理救援小分队做了必要的准备后，再次前往新苗幼儿园。这一次，他们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分组，让大班的小朋友绘画，画出他们自己对地震的感受，以及对今后生活的向往。孩子们画出了裂缝的房屋和解放军叔叔在救人。随后，他们又组织孩子们自告奋勇地进行歌舞表演，并进行互相赞赏、拥抱和感谢老师等活动，最后还带领孩子一起高喊：“我最棒!我勇敢!我敢自己去尿尿!”
对于中小班小朋友，心理专家们则让孩子围圈而坐，告诉他们，念到谁的名字，就站起来到专家手中拿糖果，然后自告奋勇表演节目，并让中班的带领小班的表演节目，每次表演完，大家一起高喊：“嘿!嘿!你真棒!”接着，让中班孩子为小班孩子擦手、擦脸，发饼干，并热烈地拥抱他们。随后，心理专家和所有中小班小朋友互相拥抱。幼儿园老师说，经过心理救援小分队的辅导，孩子们的脸上重现了往日的笑脸，逐渐活泼了起来。
王博士说，那天午休时，周雅欣小朋友不再睡在桌子下面，遥遥也不仅脸上露出笑容，还开口大声讲话了。
记者采访时，或许是遥遥渐渐看出记者并无恶意，他开始加入到小朋友的队伍中，并在记者告别时，主动与记者亲吻，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
王博士告诉记者，地震除了对孩子有巨大的心理影响，在成年人的心里同样会留下阴影。
51岁的钟大哥是长虹的临时工，在这次地震中，他在家乡北川的亲人离开了他：他的82岁的妈妈、妻子、儿子和弟弟，妹妹共5位亲人均遇难，亲戚中有 20多位遇难。他的家人和妻子的家人就留下了他自己和他的岳母。
“他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是800余元，一个月以来，他没有张口要援助，都是自己在自救。他所在单位的女性领导给了他捐助，他很感激，并说实在不好意思。”王博士说，“这样的普通人，平凡人令我最感动……”
王博士找到了钟大哥，对他进行了心理辅导。“我们一起带着苦痛，艰难而不放弃希望地往前走……钟大哥，我还会再回来看你!”王博士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下了对钟大哥的祝福。
另一种救灾
“这是一支在抗震救灾中承担了特别的压力、担当了特别的责任、给人民以特别的服务和支持的部队。我们今天就是去为这支英雄部队的部分战友进行心理救援，现场效果很好。我们已经做了好多事情，但没有做的事情更多……”
——摘自王利群博客
“5·12”大地震发生后，心理援助被当作“心理救灾”、灾后恢复重建的一部分，受到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有专家甚至表示：对灾区心理援助应持续20年。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相关资料显示，美国“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投入大约2000万美金用于灾后的心理救助。而1995年日本神户的7.2级大地震发生时，由于心理干预在日本已经制度化，当地群众遇灾不乱，救灾有序，将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被世人誉为“成熟的国民，成熟的社会”。
灾后心理救援的主旨是缓解人们在灾难中所遭受的破坏性压力，满足人们所需的安全感。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中，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组成的，几大需要其中就有安全需要(safety need)，即拥有一个安全和可预测的环境，它相对地可以免除生理和心理的焦虑。还有爱与归属的需要(10ve and belongingnessneed)，包括被别人接纳，爱护、关注，鼓励和支持等。
在四川地震灾区，王利群博士不仅对许多当地群众(包括老人和孩子)进行了心理救援，还将许多精力放在了参与过地震抢救的人身上。“特别是长时间废墟中进行生命救援和物资救援的武警官兵和解放军指战员，不及时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也会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疾病。”王博士说。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由异乎寻常的威胁或灾难引发的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或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ptsd通常在创伤事件发生三个月后出现，而这之前的被称为急性应激障碍。但是，也有在事发后数个月至数年间延迟发作的。引发创伤的事件包括战争、暴力犯罪、性侵害、严重交通意外，自然灾害，技术性灾难、难民、长期监禁与拷问等，罹患ptsd多为直接或接触创伤事件的幸存者(受害者)、目击者与救援者。症状持续视患者的状况有极大不同。
王博士说，以前ptsd主要发生在男性身上，即经历战争的士兵，所以也称为“炮壳震惊”(shell shock)，后来又称其为“战争疲劳”(battle fatigue)。研究表明，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有发生ptsd的可能性，而且女性是男性发病率的两倍。
据王利群博士说，由于工作安排的需要，有部分部队所在的救援地点相对于汶川、北川这样的特别重灾区，工作上的险重程度较轻，或许有人认为在相对安全地方工作的官兵会比较轻松，因而心理压力较小。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其实，所有救援者都易遭受“叠加性压力”的侵害，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官兵，有一部分情绪状态也很糟，他们感觉“郁闷”，感到内疚、情绪低落、自怨自责、容易激怒，有的严重到食欲下降、睡眠障碍。“甚至一位军官自己惩罚自己，不吃饭，让自己饿着，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来了，做的事情却太少，还在这儿吃饭，消耗救灾物质，觉得不配。”
“无条件地积极关怀是我们心理救援的准则，绝不能厚此薄彼。”王利群博士说。她呼吁尽快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极少数的心理专家只能做应急之需，长久的心理救援，还要来自于全社会的关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王阿姨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这几天上午总爱打哈欠并且爱发呆?”
“你好!是的，地震发生，每个人都受到了伤害和打击，我们的精力在应对这样的破坏性压力中被消减了，有的人就表现出想睡觉，有的发呆，还有的感到害怕，这都是地震带来的破坏性压力引发的自然反应。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慢慢好转，如果特别想睡，就歇一会儿。我愿意倾听你的声音……”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心理救援队队员、西安政治学院心理学博士王利群的手机上，几乎天天都能收到许多条这样的心理咨询短信。
5月17日，王利群博士自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心理救援队奔赴四川灾区后，一直奔走在各个重灾区，对那里的受灾群众、学生、小孩、救援官兵等进行心理救援。
幸运的幼儿园
“5月28日，我们到了新苗幼儿园，见到周雅欣和遥遥，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救援，努力后，周雅欣笑了；而遥遥不哭也不笑，令人揪心……”
——摘自王利群博客
6月7日，本刊记者随同王利群博士前往彭州市丹景山镇石河村的新苗幼儿园，这里是一所由当地农民自筹资金在1998年建起的乡村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记者看到了遥遥，他正在院子里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当记者走过去和他打招呼时，他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哭起来，并转身跑进简易厕所里躲着不肯出来。王利群博士过去安慰他，他双臂紧紧勾着王博士的脖子不肯撒手，用惊恐的目光死死盯着记者的一举一动，直到记者与其他小朋友一个个拥抱，他才在王博士的怀里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王博士告诉记者，以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解释，遥遥是“安全感遭受破坏”的典型例子。据该园园长熊居伟和遥遥的母亲说，地震前遥遥不是这样，活泼好动，不怕陌生。但地震以后，他易哭易怒，在幼儿园缠老师，在家缠母亲，见到陌生人就大哭大叫，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地震之前没有任何迹象和预兆，孩子们和平常一样吃过午饭，各班老师给他们讲了一会儿故事，并让他们——上了厕所，便抱他们上床午睡了。谁能想到，地震来的那么突然。”提起地震那天的惊心一幕，熊园长仍然心有余悸，“如果有所闪失，哪怕是一个孩子出事，我的下半辈子都会生活在自责的漩涡中，生不如死。”
地震当天园内有83名孩子，最小的1岁3个月，大的5岁多。熊园长在孩子们上床后，到三个休息室一一巡查，当她来到中班休息室时，忽然所有的东西都摇晃起来，地底下好似一台巨型的搅拌机在搅动，发出令人恐怖的轰隆声音。
“我懵懂地意识到可能是地震了，便本能地向门口跑了几步，但马上冷静地想到，应该先要让孩子们出去。“熊园长转回身来，一边大喊，一边抱起4个孩子摇摇晃晃地冲向门外。所有的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的还在熟睡，醒着的哭成一片。几名受聘来的年轻女教师和熊园长的婆婆也都冲进了休息室，一次抱两、三个孩子往出跑。”记得几分钟前还是阳光灿烂的天空，忽然变得阴云密布，太可怕了。”熊园长说。
短短几分钟里，80多个孩子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为了防止孩子们走散，老师们搬来长凳将孩子圈在当中。当清点人数时，熊园长发现婆婆不见了，她下意识地奔向休息室，此时她才发现休息室里已是一片狼藉，柜子倒地，起先整齐排列的床铺变得七扭八歪，屋顶上的瓦片还在不时地坠落。而这时，她的婆婆却在埋头一床一床地翻看着。“妈，快出来，孩子都够了。”但婆婆不信，她还要到其他两个休息室去查看一遍。“我们死了不要紧，如果少一个孩子我们怎么向家长交代啊!”熊园长的婆婆说。
幸运的是，虽然所有的房屋都被严重震裂，但却没有倒塌，也没有一个孩子受伤。大震过后，家长们惊恐地赶到幼儿园，看到自己的孩子完好无损，一个个喜极而泣。
熊园长说，由于受到惊吓，那天大多数孩子都尿了裤子。而中班3岁的遥遥自从那天起，就再没有笑过。
遥遥笑了
“5月30日，我们又来到了幼儿园，对遥遥进行了心理救助，效果出现，遥遥能笑了(虽然笑的次数还不够多，还不是很愿意笑)，但遥遥确实有能力笑了，也确实笑了!回来后，我想到遥遥和与遥遥一起为恢复笑的能力所作的努力，我哭了。”
——摘自王利群博客
中国人民解放军心理救援队队长李茜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地震后15天(5月28日)，当我们第一次来到新苗幼儿园时，看到幼儿园的房子震裂了，在园的孩子只有30多人。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很胆小，都不敢一个人上厕所，有余震时很恐慌。1岁半的周雅欣在地震后每天午睡必须睡在桌子下面，否则就哭闹不停，老师只好找了一个厚垫子铺在桌子下面。3岁的遥遥从地震后就不笑了，也不说话，还很爱哭。
王利群博士告诉记者，来到幼儿园后，她先对两个症状明显的孩子进行了心理干预，10余分钟后，周雅欣变得活泼了一些，自己有玩耍的要求。但是，遥遥就是不笑。
5月30日，心理救援小分队做了必要的准备后，再次前往新苗幼儿园。这一次，他们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分组，让大班的小朋友绘画，画出他们自己对地震的感受，以及对今后生活的向往。孩子们画出了裂缝的房屋和解放军叔叔在救人。随后，他们又组织孩子们自告奋勇地进行歌舞表演，并进行互相赞赏、拥抱和感谢老师等活动，最后还带领孩子一起高喊：“我最棒!我勇敢!我敢自己去尿尿!”
对于中小班小朋友，心理专家们则让孩子围圈而坐，告诉他们，念到谁的名字，就站起来到专家手中拿糖果，然后自告奋勇表演节目，并让中班的带领小班的表演节目，每次表演完，大家一起高喊：“嘿!嘿!你真棒!”接着，让中班孩子为小班孩子擦手、擦脸，发饼干，并热烈地拥抱他们。随后，心理专家和所有中小班小朋友互相拥抱。幼儿园老师说，经过心理救援小分队的辅导，孩子们的脸上重现了往日的笑脸，逐渐活泼了起来。
王博士说，那天午休时，周雅欣小朋友不再睡在桌子下面，遥遥也不仅脸上露出笑容，还开口大声讲话了。
记者采访时，或许是遥遥渐渐看出记者并无恶意，他开始加入到小朋友的队伍中，并在记者告别时，主动与记者亲吻，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
王博士告诉记者，地震除了对孩子有巨大的心理影响，在成年人的心里同样会留下阴影。
51岁的钟大哥是长虹的临时工，在这次地震中，他在家乡北川的亲人离开了他：他的82岁的妈妈、妻子、儿子和弟弟，妹妹共5位亲人均遇难，亲戚中有 20多位遇难。他的家人和妻子的家人就留下了他自己和他的岳母。
“他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是800余元，一个月以来，他没有张口要援助，都是自己在自救。他所在单位的女性领导给了他捐助，他很感激，并说实在不好意思。”王博士说，“这样的普通人，平凡人令我最感动……”
王博士找到了钟大哥，对他进行了心理辅导。“我们一起带着苦痛，艰难而不放弃希望地往前走……钟大哥，我还会再回来看你!”王博士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下了对钟大哥的祝福。
另一种救灾
“这是一支在抗震救灾中承担了特别的压力、担当了特别的责任、给人民以特别的服务和支持的部队。我们今天就是去为这支英雄部队的部分战友进行心理救援，现场效果很好。我们已经做了好多事情，但没有做的事情更多……”
——摘自王利群博客
“5·12”大地震发生后，心理援助被当作“心理救灾”、灾后恢复重建的一部分，受到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有专家甚至表示：对灾区心理援助应持续20年。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相关资料显示，美国“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投入大约2000万美金用于灾后的心理救助。而1995年日本神户的7.2级大地震发生时，由于心理干预在日本已经制度化，当地群众遇灾不乱，救灾有序，将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被世人誉为“成熟的国民，成熟的社会”。
灾后心理救援的主旨是缓解人们在灾难中所遭受的破坏性压力，满足人们所需的安全感。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中，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组成的，几大需要其中就有安全需要(safety need)，即拥有一个安全和可预测的环境，它相对地可以免除生理和心理的焦虑。还有爱与归属的需要(10ve and belongingnessneed)，包括被别人接纳，爱护、关注，鼓励和支持等。
在四川地震灾区，王利群博士不仅对许多当地群众(包括老人和孩子)进行了心理救援，还将许多精力放在了参与过地震抢救的人身上。“特别是长时间废墟中进行生命救援和物资救援的武警官兵和解放军指战员，不及时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也会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疾病。”王博士说。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由异乎寻常的威胁或灾难引发的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或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ptsd通常在创伤事件发生三个月后出现，而这之前的被称为急性应激障碍。但是，也有在事发后数个月至数年间延迟发作的。引发创伤的事件包括战争、暴力犯罪、性侵害、严重交通意外，自然灾害，技术性灾难、难民、长期监禁与拷问等，罹患ptsd多为直接或接触创伤事件的幸存者(受害者)、目击者与救援者。症状持续视患者的状况有极大不同。
王博士说，以前ptsd主要发生在男性身上，即经历战争的士兵，所以也称为“炮壳震惊”(shell shock)，后来又称其为“战争疲劳”(battle fatigue)。研究表明，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有发生ptsd的可能性，而且女性是男性发病率的两倍。
据王利群博士说，由于工作安排的需要，有部分部队所在的救援地点相对于汶川、北川这样的特别重灾区，工作上的险重程度较轻，或许有人认为在相对安全地方工作的官兵会比较轻松，因而心理压力较小。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其实，所有救援者都易遭受“叠加性压力”的侵害，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官兵，有一部分情绪状态也很糟，他们感觉“郁闷”，感到内疚、情绪低落、自怨自责、容易激怒，有的严重到食欲下降、睡眠障碍。“甚至一位军官自己惩罚自己，不吃饭，让自己饿着，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来了，做的事情却太少，还在这儿吃饭，消耗救灾物质，觉得不配。”
“无条件地积极关怀是我们心理救援的准则，绝不能厚此薄彼。”王利群博士说。她呼吁尽快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极少数的心理专家只能做应急之需，长久的心理救援，还要来自于全社会的关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