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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应有一个客观清晰的判断。
中国现代慈善，从上世纪90年代初经国家批准成立第一家全国性的民间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算起，只有10几年的实践。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慈善在名份上受到不公正对待，自然也就很难开展有组织的社会慈善活动。相比之下，我们与国际社会慈善领域的发展差距拉大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
走过了一段弯路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原来慈善既非西方社会或宗教布施的专利，更非洪水猛兽。不必为慈善打上更多的阶级烙印。不应当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去对待这样一种以利他主义、人道主义为前提的事物。唤起人们的慈心善举不仅与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同一性，而且对缓解社会矛盾，补充社会保障，构建和谐社会都十分有利。
经历10几年的实践，如今慈善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成为热门话题。不但堂而皇之地得到社会承认，其社会功能、作用、定位也掷地有声地载入了党和政府的文件。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胡锦涛总书记不但亲自参加慈善大会，而且高瞻远瞩地指出：“发展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进一步发展中国慈善事业，需要各方面的热心支持和鼎力相助。”特别是经历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2010年玉树大地震的考验和洗礼，从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工厂、军营、学校，从生活中的富有者到贫困的拾荒者所表现出的慈善热情和能量，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撼和感动。那一刻万众践行的慈善壮举与“一方有难八方相助”的民族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展现了中华慈善的厚重恢宏，博大精深。
如今，在我国不仅数以千计的一大批公募和非公募慈善机构和社会公益组织建立起来，社会功能得到彰显，筹募能力大大提高，施援管理更加规范，社会公信力不断提升；慈善超市、志愿者队伍等以往没有的事物也有了长足发展。
随着慈善实践的深入拓展和慈善社会功能、作用的彰显，从普通民众到高层领导对慈善事业在认识上也产生了新的飞跃，这无疑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和优良环境，因此我们有理由自豪地讲：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已经到来，且充满无限生机。
二、统一对慈善的认识至关重要。
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新兴的中国现代慈善也不例外。在认识上总会有一些不同声音，在运作中也会有一些需要付出学费的失误，这并不可怕。重要的问题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统一认识，明确发展方向。有人说，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是那些公募组织和机构。有人说，当前慈善的关键问题是立法。有人热衷于请巴菲特、盖茨到中国办慈善晚宴，给中国的企业家示范。有人认为中国的富人为富不仁，缺乏爱心和社会责任。有人认为慈善机构就不该拿管理费……等等。有人主张裸捐，有人反对。有人热衷于搞慈善排行榜，冠名慈善家，首善。我们对这些认识和行为不能简单地评判对与错肯定或否定，需要认真加以分析。
三、否定公募组织的社会作用是错误的。
客观地讲，近些年创建的公募组织，包括各级慈善会或基金会，政府的背景多一些，其主要负责人多为在职或退下来的党政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也有相当一部分骨干是在职在编干部。非公募组织则完全不同。在众多的公募组织中，我们不必讳言，确有一些筹募能力不强，管理不到位，社会公信力偏低者，贪污受贿个别案例也存在。但由此断言，公募组织阻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显然偏颇，也不符合实际。汶川大地震中全社会募集近千亿善款，其中绝大部分是各级公募组织动员接收的，你总不能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和各级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无论公募非公募组织，在政策上平等对待，互不歧视，各展其长各避其短，鼓励他们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在服务管理上公平竞争，而不是轻易结论他们的优劣，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四、慈善立法很重要，但不是当前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
讲慈善法制尚不完备比较客观，说中国慈善无法可依就言重了。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保障、促进、监督慈善事业发展的法规，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等。
这些法律法规对保证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正在发挥着作用。从监管层面上讲，我国对慈善机构的设立和退出实行的是审批制，国家和地方各级民间组织局承担着行政管理职责。款物的运行也随时有审计部门的介入，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部慈善专业法的形成，不仅需要有充分实践的积累，而且需要借鉴国际范例并注重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同时也需要在理论上厘清一些法理上的概念，比如公益与慈善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弄清他们各自的内涵与外延。这无疑需要有一个过程。慈善事业却不能因为等“法”而停顿，更不能因为对法的出台更高期待而淡化积极实践和创新。我们期待着一部慈善保障和促进法的诞生，我们决不能把它视为瓶颈而迟疑不前。
五、对中国本土慈善不应妄自菲薄。
为富不仁者不但中国有，外国也一样存在。巴菲特、盖茨两位在慈善上有贡献的富豪来中国宣传他的慈善理念，给中国的慈善带来一些新鲜的气息，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既不排外，也不必顶礼膜拜，更不该因此而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中国企业家为富不仁，中国老百姓缺乏爱心和慈善意识。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汶川大地震中，慷慨解囊的企业家，且不说国有企业纷纷伸出援手，民营企业家90%以上均有捐赠记录。王健林、陈光标、曹德旺等一批企业家一次性捐赠过亿元者不乏其例，你能说中国的企业家没有爱心，为富不仁吗？中国民间的普通百姓，甚至拾荒者、五保老人都拿出拾废品的钱和省下的积蓄捐给灾难中的同胞，你能说中国人缺乏爱心和慈善意识吗？原始的传统的慈善行为朴素成分较多，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慈善则是生产力、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自己都得不到基本生存保障如何行善？我们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国民整体生活水平还不够高，人们在捐赠他人时“量力而行”、“待价而沽”应在情理之中，这决不能简单地称为慈善意识太差，更何况慈善意识的树立要有一个长期培植的过程呢?
六、要承认我们对中国现代慈善缺乏准备。
现代慈善与与传统慈善相比较，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是有组织地从事慈善活动，在接收和使用慈善捐赠方面，在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上借鉴现代企业和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从筹募到援助项目的评估、确认、实施、验收、审计等，强调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慈善捐赠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但却与促进生产力发展，补充社会保障的不足，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慈善也有资源和市场，从事慈善活动同样也有成本，也要强调在施援过程中厉行节约，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那种认为慈善不就是把捐赠款物接过来再花、用出去就行了吗？这显然是把慈善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其实，慈善同样需要科学指导、科学运作，同样需要一支专业队伍，它是一门专业。
有人将慈善捐助误认为是政府行为，认为你援助我是天经地义；有人认为我向慈善组织捐了钱，你就应该按照我的意愿和要求百分之百地赠给受助对象，你凭什么要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有的捐赠者要求对方感恩并附加若干条件，漠视了受助方的独立人格；有的对捐赠者过于苛刻，置疑捐赠动机，热衷于“诈捐门”“XX门”，个别政府官员在劝捐时甚至放出重话，“有钱就捐在我这里，你要考虑今后还想不想在这块地盘发展事业”等等。
这些现象说明，我们面对现代慈善这一新生事物时，的确准备不足。慈善机构准备不足，捐赠者和受助者准备不足，媒体舆论准备不足，甚至某些政府部门也准备不足。承认这些不足没什么不好的，它有利于促进我们学习和总结。以汶川大地震中的慈善活动实践为例，灾难突袭，我们都缺乏经验。人们都迫切希望在第一时间把捐赠款物送到第一线最需要的地方，这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理智地想一想，援助灾区应当区分现实急需和灾后重建，不分轻重缓急，一味要求快速把捐款全部拨出，这效果会好吗？物资也是一样，说缺手电、帐篷、木板房，大家都去买这类物资，这种无序的施援势必也造成混乱和浪费。到发生玉树地震，我们在总结经验中变得成熟起来，分批拨款，计划施救，统筹布局，分项援建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使政府和慈善机构的两个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吗？
七、公募组织的基本建设亟待加强
中国的公募组织包括慈善基金会和各级慈善社会团体仍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尤其在队伍建设方面更是重中之重。因为筹募能力大小，工作效率高低，公信力强弱，管理是否科学规范，关键的问题取决于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素质较高，既有爱心又有能力，加之具有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管理办法，就会使慈善工作如虎添翼。事实情况是：有些慈善机构虽然建立起来，但因缺乏必要的运作经费保障和生存条件，使工作不能常态化。有的虽有机构，但缺兵少马，人员多为兼职，投入工作并不专心。有的缺乏建章立制，工作粗放且不规范。有的存在腐败现象，公信力受损，产生不良的社会负面影响。有的员工待遇偏低，留不住人才。虽说总体情况是好的，但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所谓加强基本建设，作为从事慈善工作的社会组织不一定再走那种要编制定规格，要国家拨款养机构、养队伍的老路，关键问题是制定和调整政策。国家通过制定和调整政策，让这些社会组织不但能生存而且要大发展，让慈善专业工作者生活待遇适当，慈善工作成为倍受社会尊崇、令人羡慕的职业，让慈善事业成为长青的朝阳事业。
八、政府和慈善组织应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
在发展慈善事业中，政府和慈善组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那种认为，慈善组织应与政府脱钩的观点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把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和取舍地全盘照搬。何况即使外国的NGO组织也并非完全与政府脱钩。两者各自有自己的功能与作用，既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混为一谈，关键的问题是明确它们之间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
政府利用它的公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对一个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换言之，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持、倡导和推动。但政府部门要不要冲到慈善第一线，具体操作慈善事务呢？不必要也不应当这样做。有的学者把慈善区分为政府慈善和民间慈善，即使在传统慈善中曾经有过政府直接慈善行为，也不能由此把这一观念引入到我国的现代慈善中来。我们知道，传统慈善中，怜悯、施舍是它的主要特点，现代慈善中虽说摈弃了这样一些旧有观念，但这些印迹、元素还在，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官员、干部是为人民负责任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你总不能倒过来说我们的政府要对自己的人民实施慈善，公仆要对主人同情和怜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讲，政府对人民更多的是责任而非慈善。公民作为纳税人在法定范围内完成纳税缴费义务后，政府对民间互助互援的财富调剂，不应该也不会采取强捐手段。对于慈善实践活动，政府的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应当集中在宏观调控，政策法规制定、社会动员、监督管理、购买服务等方面，充分发挥“推手”和“裁判员”作用，这既不失为政府的主导、指导、引导作用，又有利于发挥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的作用。社会组织慈善机构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我约束、自我保障、自我发展，充分发挥慈善实践活动操盘手的作用。以自已的业绩服务于民，以自己的行为取信于民。
九、激情慈善很可贵，理性慈善更重要。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救急不救贫之说。慈善作为民众的自愿行为，“心动则行动”，慈善的确需要点燃激情。从传出大灾大难的求救信息到通过传媒反映的典型令人心碎的求助个案，无不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和援助热情，这便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但如何使这种激情持久，这既受制于个人或集体的财力也有一个捐赠频率和力度调整问题。国外大的企业、财团一般在尽社会责任实施捐赠时都有捐赠额度、时期的规划和安排，而我们也不能一味靠临时动员。搞慈善没有激情，难以叩动大家的心灵。但如果慈善不断地以激情为依托，则会形成慈善疲劳症，那后果也是可悲的。因此，我们在保护慈善激情的同时，要加强理性慈善的教育和观念的培植，应当同道德教育一样纳入国民教育范畴，从娃娃抓起。慈善只有进入理性化、常态化时，变成人的一种“养成”，慈善事业才会更加成熟，才可持续发展。
十、慈善事件中有新闻，但不能把慈善当作新闻炒作
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实例：某一受助对象长期求助无门，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同情，很快获得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这的确可以起到受助者快速获得直援的效果。但仔细想一下，又有多少类似的个案因为没有这么幸运和这样的机遇，继续默默地在困惑中挣扎呢？至于就某一事件反复炒作，则更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传媒对推动现代慈善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早已被实践所证明。但对国民实施不懈的慈善教育，对树立慈善理念并转化为善行义举的行动更为重要。一个具有慈善传统的民族，关键不差钱，重要的是长怀这颗心。
好事传百家，坏事传千里。俗话讲：人言可畏。慈善的舆论环境同样很重要。创造出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对发展慈善有益，反之，慈善事业则会受挫折。在长期的慈善实践活动中，难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应当欢迎媒体实施必要的舆论监督。关键的问题是把握好度。有的捐赠者并非主观上想沽名钓誉，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你给他抛出一个“诈捐门”，猛轰一通。他本人做何想法，群众又做何想法呢？有的捐赠者无私地捐出大量资产，只是高调一些，捐赠方式上可能有些人还不认同，你上纲上线地抨击，这又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有的媒体记者当面追问某些名人，你捐了多少，下次还捐不捐，弄得人家无所适从，十分尴尬。既然我们大家都准备不足，媒体带头多学习、多思考，准确科学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不是更好吗？宣传舆论是现代慈善发展的一个重要轮子，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媒体的支持就没有现代慈善。媒体在发挥自己的舆论导向、舆论监督、舆论批评作用时，应当珍惜自己的荣誉。
十一、慈善捐赠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它的全部
从理论上讲，慈善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它既有物质文明的特质又有精神文明的特质，这一点大家都很明白。但在实践中往往对全面理解有所忽视。毫无疑问，慈善捐赠是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工作的主体内容。但由此而把慈善捐赠与整个慈善事业等同起来就有些偏颇了。
做为一级慈善机构，如果不把募捐作为自己的主业，便无法聚集丰厚的捐赠款物惠及于受助对象。不能大而化之，坐而论道，整天瞎忽悠。但慈善机构决不仅仅是一架捐款机器。就是说，除了募集款物，实施援助项目，还应当肩负起扩大慈善宣传，普及慈善理念，表彰慈善先进，弘扬慈善文化，传播慈善经验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倡导先富起来的人们带头慈善捐赠，他们的爱心善举理应受到社会的尊崇，同时我们更注重强化公民慈善意识，让更多的人们关注慈善，并身体力行地参与慈善捐赠活动。使所有社会公民明白这样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今天你“慈善”了他人，就意味着明天你帮助了自己。人生一世安知祸福。有谁能保证永远不需要别人救助呢？
有人热衷于搞慈善排行榜，并将一些捐赠大户冠以“首慈”“慈善家”称号。其动机在于彰显他们捐赠业绩，鼓励他们带头尽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这似乎无可非议，但仔细想来，这一做法有利也有弊，值得商榷。首先，排行榜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客观捐赠状况，会引发一些捐赠者心理不平衡；其次，“首善”和“慈善家”目前尚无评判标准，随意“册封”这些称号有失规范；第三，单一以捐赠款物价值的多少来衡量对慈善的贡献并不全面。有人虽未能拿出巨款捐赠，但却将人体某一器官、自身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私地捐赠给了挽救他人生命的对象。有人节衣缩食收养了大批孤儿。有人终生照顾非亲非故的邻家老人。如果按照慈善排行榜的要求，大概这些人很难入围，这公平吗：第四，与我们大力倡导的公民慈善观念也并不协调。个人收入和财富状况不同，捐赠数额有大小，奉献爱心无高低。手中握有几百亿的富豪捐出100万和年收仅有几万元甚至更低者捐出100元，如果用社会道德和利他主义价值观的天平去衡量，他们同样是平等的，应当受到同样的尊重！
十二、坚持锐意创新，才能使现代慈善事业永葆青春，生机勃发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锐意创新。
国外已有了一些现代慈善的模式和成功做法，我们自身这些年在实践中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国外经验这是必要的。认真总结我们自身的经验也非常重要。比如：我们在应对重大灾难中慈善壮举，快速高效的筹募动员，应急运作机制等都是其他国家绝无仅有的。但我们并不应以此为满足。我们在管理体制、筹募运作机制、评价体系、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仍然面临着改革创新的种种挑战。不久前，福建福耀玻璃集团的总裁曹德旺先生以价值30多亿元股权捐赠的形式创办了仁和基金会，一时间成为社会热议的新闻。股票时值与变值之间关系如何把控？现行捐赠制度要求注册基金要以现金为依托，股权的虚拟性如何与现行政策要求对接？一旦出现不能保值增值的风险如何规避？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至于慈善活动的运行规律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在从认识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中更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书写中华慈善的乐章仅仅是开始，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前景光明，任重道远。
中国现代慈善，从上世纪90年代初经国家批准成立第一家全国性的民间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算起，只有10几年的实践。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慈善在名份上受到不公正对待，自然也就很难开展有组织的社会慈善活动。相比之下，我们与国际社会慈善领域的发展差距拉大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
走过了一段弯路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原来慈善既非西方社会或宗教布施的专利，更非洪水猛兽。不必为慈善打上更多的阶级烙印。不应当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去对待这样一种以利他主义、人道主义为前提的事物。唤起人们的慈心善举不仅与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同一性，而且对缓解社会矛盾，补充社会保障，构建和谐社会都十分有利。
经历10几年的实践，如今慈善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成为热门话题。不但堂而皇之地得到社会承认，其社会功能、作用、定位也掷地有声地载入了党和政府的文件。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胡锦涛总书记不但亲自参加慈善大会，而且高瞻远瞩地指出：“发展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进一步发展中国慈善事业，需要各方面的热心支持和鼎力相助。”特别是经历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2010年玉树大地震的考验和洗礼，从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工厂、军营、学校，从生活中的富有者到贫困的拾荒者所表现出的慈善热情和能量，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撼和感动。那一刻万众践行的慈善壮举与“一方有难八方相助”的民族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展现了中华慈善的厚重恢宏，博大精深。
如今，在我国不仅数以千计的一大批公募和非公募慈善机构和社会公益组织建立起来，社会功能得到彰显，筹募能力大大提高，施援管理更加规范，社会公信力不断提升；慈善超市、志愿者队伍等以往没有的事物也有了长足发展。
随着慈善实践的深入拓展和慈善社会功能、作用的彰显，从普通民众到高层领导对慈善事业在认识上也产生了新的飞跃，这无疑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和优良环境，因此我们有理由自豪地讲：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已经到来，且充满无限生机。
二、统一对慈善的认识至关重要。
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新兴的中国现代慈善也不例外。在认识上总会有一些不同声音，在运作中也会有一些需要付出学费的失误，这并不可怕。重要的问题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统一认识，明确发展方向。有人说，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是那些公募组织和机构。有人说，当前慈善的关键问题是立法。有人热衷于请巴菲特、盖茨到中国办慈善晚宴，给中国的企业家示范。有人认为中国的富人为富不仁，缺乏爱心和社会责任。有人认为慈善机构就不该拿管理费……等等。有人主张裸捐，有人反对。有人热衷于搞慈善排行榜，冠名慈善家，首善。我们对这些认识和行为不能简单地评判对与错肯定或否定，需要认真加以分析。
三、否定公募组织的社会作用是错误的。
客观地讲，近些年创建的公募组织，包括各级慈善会或基金会，政府的背景多一些，其主要负责人多为在职或退下来的党政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也有相当一部分骨干是在职在编干部。非公募组织则完全不同。在众多的公募组织中，我们不必讳言，确有一些筹募能力不强，管理不到位，社会公信力偏低者，贪污受贿个别案例也存在。但由此断言，公募组织阻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显然偏颇，也不符合实际。汶川大地震中全社会募集近千亿善款，其中绝大部分是各级公募组织动员接收的，你总不能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和各级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无论公募非公募组织，在政策上平等对待，互不歧视，各展其长各避其短，鼓励他们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在服务管理上公平竞争，而不是轻易结论他们的优劣，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四、慈善立法很重要，但不是当前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
讲慈善法制尚不完备比较客观，说中国慈善无法可依就言重了。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保障、促进、监督慈善事业发展的法规，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等。
这些法律法规对保证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正在发挥着作用。从监管层面上讲，我国对慈善机构的设立和退出实行的是审批制，国家和地方各级民间组织局承担着行政管理职责。款物的运行也随时有审计部门的介入，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部慈善专业法的形成，不仅需要有充分实践的积累，而且需要借鉴国际范例并注重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同时也需要在理论上厘清一些法理上的概念，比如公益与慈善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弄清他们各自的内涵与外延。这无疑需要有一个过程。慈善事业却不能因为等“法”而停顿，更不能因为对法的出台更高期待而淡化积极实践和创新。我们期待着一部慈善保障和促进法的诞生，我们决不能把它视为瓶颈而迟疑不前。
五、对中国本土慈善不应妄自菲薄。
为富不仁者不但中国有，外国也一样存在。巴菲特、盖茨两位在慈善上有贡献的富豪来中国宣传他的慈善理念，给中国的慈善带来一些新鲜的气息，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既不排外，也不必顶礼膜拜，更不该因此而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中国企业家为富不仁，中国老百姓缺乏爱心和慈善意识。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汶川大地震中，慷慨解囊的企业家，且不说国有企业纷纷伸出援手，民营企业家90%以上均有捐赠记录。王健林、陈光标、曹德旺等一批企业家一次性捐赠过亿元者不乏其例，你能说中国的企业家没有爱心，为富不仁吗？中国民间的普通百姓，甚至拾荒者、五保老人都拿出拾废品的钱和省下的积蓄捐给灾难中的同胞，你能说中国人缺乏爱心和慈善意识吗？原始的传统的慈善行为朴素成分较多，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慈善则是生产力、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自己都得不到基本生存保障如何行善？我们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国民整体生活水平还不够高，人们在捐赠他人时“量力而行”、“待价而沽”应在情理之中，这决不能简单地称为慈善意识太差，更何况慈善意识的树立要有一个长期培植的过程呢?
六、要承认我们对中国现代慈善缺乏准备。
现代慈善与与传统慈善相比较，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是有组织地从事慈善活动，在接收和使用慈善捐赠方面，在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上借鉴现代企业和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从筹募到援助项目的评估、确认、实施、验收、审计等，强调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慈善捐赠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但却与促进生产力发展，补充社会保障的不足，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慈善也有资源和市场，从事慈善活动同样也有成本，也要强调在施援过程中厉行节约，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那种认为慈善不就是把捐赠款物接过来再花、用出去就行了吗？这显然是把慈善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其实，慈善同样需要科学指导、科学运作，同样需要一支专业队伍，它是一门专业。
有人将慈善捐助误认为是政府行为，认为你援助我是天经地义；有人认为我向慈善组织捐了钱，你就应该按照我的意愿和要求百分之百地赠给受助对象，你凭什么要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有的捐赠者要求对方感恩并附加若干条件，漠视了受助方的独立人格；有的对捐赠者过于苛刻，置疑捐赠动机，热衷于“诈捐门”“XX门”，个别政府官员在劝捐时甚至放出重话，“有钱就捐在我这里，你要考虑今后还想不想在这块地盘发展事业”等等。
这些现象说明，我们面对现代慈善这一新生事物时，的确准备不足。慈善机构准备不足，捐赠者和受助者准备不足，媒体舆论准备不足，甚至某些政府部门也准备不足。承认这些不足没什么不好的，它有利于促进我们学习和总结。以汶川大地震中的慈善活动实践为例，灾难突袭，我们都缺乏经验。人们都迫切希望在第一时间把捐赠款物送到第一线最需要的地方，这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理智地想一想，援助灾区应当区分现实急需和灾后重建，不分轻重缓急，一味要求快速把捐款全部拨出，这效果会好吗？物资也是一样，说缺手电、帐篷、木板房，大家都去买这类物资，这种无序的施援势必也造成混乱和浪费。到发生玉树地震，我们在总结经验中变得成熟起来，分批拨款，计划施救，统筹布局，分项援建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使政府和慈善机构的两个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吗？
七、公募组织的基本建设亟待加强
中国的公募组织包括慈善基金会和各级慈善社会团体仍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尤其在队伍建设方面更是重中之重。因为筹募能力大小，工作效率高低，公信力强弱，管理是否科学规范，关键的问题取决于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素质较高，既有爱心又有能力，加之具有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管理办法，就会使慈善工作如虎添翼。事实情况是：有些慈善机构虽然建立起来，但因缺乏必要的运作经费保障和生存条件，使工作不能常态化。有的虽有机构，但缺兵少马，人员多为兼职，投入工作并不专心。有的缺乏建章立制，工作粗放且不规范。有的存在腐败现象，公信力受损，产生不良的社会负面影响。有的员工待遇偏低，留不住人才。虽说总体情况是好的，但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所谓加强基本建设，作为从事慈善工作的社会组织不一定再走那种要编制定规格，要国家拨款养机构、养队伍的老路，关键问题是制定和调整政策。国家通过制定和调整政策，让这些社会组织不但能生存而且要大发展，让慈善专业工作者生活待遇适当，慈善工作成为倍受社会尊崇、令人羡慕的职业，让慈善事业成为长青的朝阳事业。
八、政府和慈善组织应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
在发展慈善事业中，政府和慈善组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那种认为，慈善组织应与政府脱钩的观点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把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和取舍地全盘照搬。何况即使外国的NGO组织也并非完全与政府脱钩。两者各自有自己的功能与作用，既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混为一谈，关键的问题是明确它们之间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
政府利用它的公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对一个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换言之，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持、倡导和推动。但政府部门要不要冲到慈善第一线，具体操作慈善事务呢？不必要也不应当这样做。有的学者把慈善区分为政府慈善和民间慈善，即使在传统慈善中曾经有过政府直接慈善行为，也不能由此把这一观念引入到我国的现代慈善中来。我们知道，传统慈善中，怜悯、施舍是它的主要特点，现代慈善中虽说摈弃了这样一些旧有观念，但这些印迹、元素还在，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官员、干部是为人民负责任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你总不能倒过来说我们的政府要对自己的人民实施慈善，公仆要对主人同情和怜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讲，政府对人民更多的是责任而非慈善。公民作为纳税人在法定范围内完成纳税缴费义务后，政府对民间互助互援的财富调剂，不应该也不会采取强捐手段。对于慈善实践活动，政府的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应当集中在宏观调控，政策法规制定、社会动员、监督管理、购买服务等方面，充分发挥“推手”和“裁判员”作用，这既不失为政府的主导、指导、引导作用，又有利于发挥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的作用。社会组织慈善机构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我约束、自我保障、自我发展，充分发挥慈善实践活动操盘手的作用。以自已的业绩服务于民，以自己的行为取信于民。
九、激情慈善很可贵，理性慈善更重要。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救急不救贫之说。慈善作为民众的自愿行为，“心动则行动”，慈善的确需要点燃激情。从传出大灾大难的求救信息到通过传媒反映的典型令人心碎的求助个案，无不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和援助热情，这便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但如何使这种激情持久，这既受制于个人或集体的财力也有一个捐赠频率和力度调整问题。国外大的企业、财团一般在尽社会责任实施捐赠时都有捐赠额度、时期的规划和安排，而我们也不能一味靠临时动员。搞慈善没有激情，难以叩动大家的心灵。但如果慈善不断地以激情为依托，则会形成慈善疲劳症，那后果也是可悲的。因此，我们在保护慈善激情的同时，要加强理性慈善的教育和观念的培植，应当同道德教育一样纳入国民教育范畴，从娃娃抓起。慈善只有进入理性化、常态化时，变成人的一种“养成”，慈善事业才会更加成熟，才可持续发展。
十、慈善事件中有新闻，但不能把慈善当作新闻炒作
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实例：某一受助对象长期求助无门，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同情，很快获得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这的确可以起到受助者快速获得直援的效果。但仔细想一下，又有多少类似的个案因为没有这么幸运和这样的机遇，继续默默地在困惑中挣扎呢？至于就某一事件反复炒作，则更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传媒对推动现代慈善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早已被实践所证明。但对国民实施不懈的慈善教育，对树立慈善理念并转化为善行义举的行动更为重要。一个具有慈善传统的民族，关键不差钱，重要的是长怀这颗心。
好事传百家，坏事传千里。俗话讲：人言可畏。慈善的舆论环境同样很重要。创造出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对发展慈善有益，反之，慈善事业则会受挫折。在长期的慈善实践活动中，难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应当欢迎媒体实施必要的舆论监督。关键的问题是把握好度。有的捐赠者并非主观上想沽名钓誉，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你给他抛出一个“诈捐门”，猛轰一通。他本人做何想法，群众又做何想法呢？有的捐赠者无私地捐出大量资产，只是高调一些，捐赠方式上可能有些人还不认同，你上纲上线地抨击，这又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有的媒体记者当面追问某些名人，你捐了多少，下次还捐不捐，弄得人家无所适从，十分尴尬。既然我们大家都准备不足，媒体带头多学习、多思考，准确科学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不是更好吗？宣传舆论是现代慈善发展的一个重要轮子，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媒体的支持就没有现代慈善。媒体在发挥自己的舆论导向、舆论监督、舆论批评作用时，应当珍惜自己的荣誉。
十一、慈善捐赠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它的全部
从理论上讲，慈善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它既有物质文明的特质又有精神文明的特质，这一点大家都很明白。但在实践中往往对全面理解有所忽视。毫无疑问，慈善捐赠是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工作的主体内容。但由此而把慈善捐赠与整个慈善事业等同起来就有些偏颇了。
做为一级慈善机构，如果不把募捐作为自己的主业，便无法聚集丰厚的捐赠款物惠及于受助对象。不能大而化之，坐而论道，整天瞎忽悠。但慈善机构决不仅仅是一架捐款机器。就是说，除了募集款物，实施援助项目，还应当肩负起扩大慈善宣传，普及慈善理念，表彰慈善先进，弘扬慈善文化，传播慈善经验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倡导先富起来的人们带头慈善捐赠，他们的爱心善举理应受到社会的尊崇，同时我们更注重强化公民慈善意识，让更多的人们关注慈善，并身体力行地参与慈善捐赠活动。使所有社会公民明白这样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今天你“慈善”了他人，就意味着明天你帮助了自己。人生一世安知祸福。有谁能保证永远不需要别人救助呢？
有人热衷于搞慈善排行榜，并将一些捐赠大户冠以“首慈”“慈善家”称号。其动机在于彰显他们捐赠业绩，鼓励他们带头尽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这似乎无可非议，但仔细想来，这一做法有利也有弊，值得商榷。首先，排行榜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客观捐赠状况，会引发一些捐赠者心理不平衡；其次，“首善”和“慈善家”目前尚无评判标准，随意“册封”这些称号有失规范；第三，单一以捐赠款物价值的多少来衡量对慈善的贡献并不全面。有人虽未能拿出巨款捐赠，但却将人体某一器官、自身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私地捐赠给了挽救他人生命的对象。有人节衣缩食收养了大批孤儿。有人终生照顾非亲非故的邻家老人。如果按照慈善排行榜的要求，大概这些人很难入围，这公平吗：第四，与我们大力倡导的公民慈善观念也并不协调。个人收入和财富状况不同，捐赠数额有大小，奉献爱心无高低。手中握有几百亿的富豪捐出100万和年收仅有几万元甚至更低者捐出100元，如果用社会道德和利他主义价值观的天平去衡量，他们同样是平等的，应当受到同样的尊重！
十二、坚持锐意创新，才能使现代慈善事业永葆青春，生机勃发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锐意创新。
国外已有了一些现代慈善的模式和成功做法，我们自身这些年在实践中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国外经验这是必要的。认真总结我们自身的经验也非常重要。比如：我们在应对重大灾难中慈善壮举，快速高效的筹募动员，应急运作机制等都是其他国家绝无仅有的。但我们并不应以此为满足。我们在管理体制、筹募运作机制、评价体系、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仍然面临着改革创新的种种挑战。不久前，福建福耀玻璃集团的总裁曹德旺先生以价值30多亿元股权捐赠的形式创办了仁和基金会，一时间成为社会热议的新闻。股票时值与变值之间关系如何把控？现行捐赠制度要求注册基金要以现金为依托，股权的虚拟性如何与现行政策要求对接？一旦出现不能保值增值的风险如何规避？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至于慈善活动的运行规律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在从认识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中更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书写中华慈善的乐章仅仅是开始，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前景光明，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