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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巨大的水泥罐，象征着曾经拥有的光荣岁月，可是现在，住在巨大阴影中的工人们，只盼望早点把它炸掉，不再让它阻挡照在孩子脸上的阳光。
在安徽省合肥市东一环边，有一座高度超过20米的巨大水泥罐，它静静地矗立着，与周围那些拔地而起的商品房、办公楼和星级酒店相比，显得陈旧而格格不入。
这个水泥罐的底层和周围，住着50多户人家。他们多是原安徽省水泥制品厂的下岗职工，从2002年开始，这些被时代遗忘的产业工人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
他们活在这个社会的底层。十年间，“黑、挤、潮、脏、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代名词，多数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稳定收入，靠打零工、做环卫工、替人开出租车等为生。
面对这个城市超过6000元的住宅平均价格，从水泥罐底下搬出去，住上明亮的房子，对于工人们来说，几成空想。
有人用五个字总结与水泥罐为邻的生活：黑，挤，潮，脏，臭。
对于这儿的人来说，阳光是绝对的奢侈品。
如果不开灯，屋子里就几乎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打开灯，就是白天。关上灯，就是晚上。所以居民汤安国和邻居们一个共同的习惯动作就是“进屋就开灯”。
天气好的时候，一天里会有两三个小时的阳光，从水泥罐壁的开口处和入口处照进来，在家门口处停下，永远不会照到屋里。
在这个巨大的水泥罐子下，12间平房分为三排，左右各一排，中间一排由两间房子并排，每个房间的面积不到20平米。中间并排最靠里的其中一间，就是汤安国的家。
这里处于一环内，是合肥市的市中心。长江东大街和东一环这两条城市繁华路段，将水泥罐周边的住户围在中间。
多年以来，水泥罐周边的棚户区和老工厂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崭新的住宅小区、商务楼和星级酒店拔地而起。水泥罐和周围的平房被高楼大厦所淹没，毫无改变。
汤安国和邻居们出门走到东一环，只需要3分钟，打车去合肥最繁华的淮河路步行街，也仅需要15分钟左右。可是很少有出租车司机知道这一个水泥罐的存在，更不会有人知道罐子底下和周围，住了五十多户人家。
刚搬进去的时候，墙壁上的水泥还没有完全干透。“一进屋，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来，浑身一激灵。”汤安国说，“潮得要命，开灯也没有用，不像阳光那样能蒸发（湿气）。”
夏天的时候，墙上能渗出水来。除了开风扇，有的邻居还买来布，贴在墙上挡挡潮，结果有的布上都发霉长毛了。年纪大的人就在已经快半米高的床腿上，再塞上一块砖头垫一下。
到了冬天，所有屋子里没有暖气，可是绝大部分人都不舍得用电暖气。
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说：“夏天不透风，开风扇也没有用，冬天好一点，在屋里给孩子多穿几层衣服，也暖和点。”
对于汤安国和邻居们来说，用电暖气太耗电，这是一笔他们必须在意的开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固定工作，有干环卫工的，有贴广告的，有卖衣服的，还有到小餐馆里刷碗的，像汤安国这样给人开出租车的，就算是比较好的工作了。
在邻居的玩笑话里，汤安国的房子，算是这一片住房中的“豪宅”。
这座面积30平米的“豪宅”，其基本构造是：进门一个大约6平米左右的厅，枣红色的饭桌、木头沙发占据了绝大部分面积，再往里是8平米左右的卧室，旁边是一个稍小一点的卧室，与小卧室一墙之隔，厨房和厕所占据着不到7平米的面积。
其实，邻居家房子的构造和面积几乎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汤家有一个面积2平米左右的独立蹲式厕所，这是汤家被戏称为“豪宅”的全部理由。
除了汤安国家，其余的住户要共用一个简易厕所。这个搭建在水泥罐角落里的厕所，只是顶部盖着几张变了颜色的石棉瓦。
有时候遇到刮风下雨，石棉瓦会被吹翻，掉到地上，摔碎了，也没有人修，他们一度无法上厕所。有时，厕所堵住，下水冒出来，所有人都能闻到恶臭。
有人用五个字总结与水泥罐为邻的生活：黑，挤，潮，脏，臭。
“有能力的都搬走买新房了。”站在家门口，仰起头，汤安国能够看到漏斗状的巨大的水泥罐底部压在头顶，自己处在阴影里，近在咫尺的阳光，却怎么也照不进他的身影。
“找到了水泥罐，就找到了水泥厂。”
这个水泥罐，也曾记录下汤安国有过的荣耀岁月。
“一根自来水管道，有3米长，里面能站一个人，当时销路可好呢。”汤安国陷入往日的回忆之中，他用了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和紧俏程度，“一根水管能换回一台大电视，当时电视可是稀罕玩意儿。”
1991年，汤安国进入水泥制品厂，主要的工作就是制造自来水管。像那个年代进入工厂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是接父亲的班。其父是水泥制品厂的第一批工人。
1957年，安徽省水泥制品厂始建。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次正式实施《水泥标准（草案）》，全国掀起了工农业建设的新高潮。
水泥制品厂位于当时的合肥市东。建国初期的合肥，只是一座面积仅为五平方公里、拥有五万人口的小城，像这个国家每一个百废待兴的城市一样，它需要钢铁，需要石料，需要水泥制品。
在水泥制品厂建成的第二年，1958年，在这座城市的东部，手帕厂、搪瓷厂、粮食库和面粉厂等老牌国有企业，陆续建立。一时间，这块寂静的土地，工厂林立，机械轰鸣。至今，人们仍称这块区域为城市的“老工业区”。
在汤安国父亲那一辈的老工人看来，水泥制品厂是这片工业区里的“老大哥”。
“南边到大通路，西面到史家河，北面是合肥到芜湖的铁路，东面是全焦路，哪一个厂子有我们厂子大？哪一个厂子有我们厂早？哪一个厂子有我们生意红火？”71岁的张忍保激动地说，脸上的表情杂糅着骄傲、激昂与不舍。
1965年，张忍保进入水泥制品厂二车间，成为一名正式工人。能够成为那个时代里令人羡慕的“国企工人”，捧到“铁饭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
至今，他仍然清晰地记得46年前，自己在水泥制品厂的月工资是35块84。“算高薪，和厂长差不多，比周围厂的工人多。”他咧开了黝黑的笑脸。
回忆起当年的火红岁月，张忍保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浓厚的报国情结：“干活累，可是心里起劲，自己可是在响应毛主席号召，支持国家建设啊！”
水泥制品厂的红火岁月，随着三座大罐子的建成，到达顶点。
“文革”刚刚结束，为了响应国家使用散装水泥的号召，工人们就知道了自己厂里将修建两座水泥罐子。
钱是安徽省建材局和厂里一起投的，钢筋是最好的螺纹钢，水泥是最好的巢湖水泥……每一条关于大罐子施工的消息，都能在工人当中引发热议。
在那个大多数厂房为平房的年代，建好的水泥罐吸引了太多人关注的目光：两个水泥罐一样大，高约20米，每个大水泥罐由三个圆柱形的小水泥罐组成，小水泥罐的直径约为10米，小水泥罐的表面，都有从上到下贯穿的笔直纹路，这让整个水泥罐显得愈加高大。
其他厂的工人向水泥制品厂的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找到了水泥罐，就找到了水泥厂”，也逐渐在周围人口里流传开来。水泥罐成为水泥制品厂的象征，也成为张忍保他们的荣耀。
伴随着隆隆的火车声，以每天三四大车皮的速度，来自巢湖的水泥被运到水泥罐旁边的专用铁路，然后传送带开启，将水泥运送到大水泥罐子里，再利用空压机进行冲压搅拌，再被制成楼板、电线杆、自来水输水管等。
实际上，自从工厂始建到汤安国1991年进厂，水泥制品厂的产品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不愁销路”的惯性，似乎还在延续着。
就像大水泥罐子被认为“8级地震也震不倒”一样，汤安国和工友们也不敢相信会有一天，工厂不再需要自己了。
那一年，汤安国32岁，他即将迎娶自己的新娘，新房还没有着落。
大罐子还是倒了。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到底是2002年的哪一天，只是伴随一声巨大的轰响，这个挺立了接近30年的庞然大物——两个水泥罐其中的一个，轰然倒地。
据说，因为采用定向爆破的技术，罐子里面装满了水，当它倒下的时候，甚至没有多大的烟尘。
其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水泥罐子已经开始慢慢变色，从最开始的带有些许光泽的青灰色，褪变到浅黄色。它旁边的那条专用铁路上，从巢湖方向开来的车皮也越来越少了，火车汽笛的嘶鸣声，也逐渐变少也变弱了。
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下岗工人问题出现的时间节点。中央政府提出了“三年搞活国有企业”的目标，在全国，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众多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
汤安国并不清楚“下岗”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直观感受是，周边停产的企业越来越多，此前被称作“主人翁”的工人，再也不能到自己的工厂上班了。
汤安国和工友们还抱有幻想。毕竟，自己的厂子还没有倒。他们也不敢想，不到厂里来上班，自己能去哪里？
可最终，2002年，他们与工厂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联系，被一笔数额不等的钱所量化，然后斩断：买断工龄，一年700块钱。
汤安国拿着被买断工龄的钱，被扔到了马路上，从此开始自谋生路。
那一年，汤安国32岁，他即将迎娶自己的新娘，新房还没有着落。
在此前一年，水泥制品厂集资建房，一套房78平米，按照工龄和表现打分，排定顺序，靠前的人才有参与的权利。
可是两条标准，在工人与78平米的楼房之间，划上了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第一，夫妻双方必须都是合肥户口；第二，每平米要交780元的集资款。
当时，合肥商品房的价格大约在每平米1400元左右，集资建房意味着能省了一半的钱。
正需要一套婚房的汤安国很想参与，可是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即使借钱，他也难以办到——三天之内必须拿出全额集资款。
张忍保69岁的老伴岳玉珍，之前的户口在农村老家。她拿出自己的合肥身份证，指着上面的颁发日期“2002年1月23日”，面色平静地说：“差了一年。”
就是“差了一年”和“三天之内拿不出钱”，让像汤安国和张忍保这样的工人，与这辈子最接近自己的房子擦肩而过。
水泥制品厂则在水泥罐底下和周围，盖了60多间平房。张忍保一家搬进了水泥罐旁边的平房，而水泥罐子底下那间永远照不进阳光的房子，则成为了汤安国的婚房。
他们还需要交给厂里1000多块钱，说是5年的费用。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没有房子的产权。
不管白天黑天，一年四季只要不开灯，屋里什么也看不见。
妻子的膝盖开始不舒服，是在汤安国搬进水泥罐底下生活一年之后。
先是有点肿，后来疼起来，特别是下雨阴天，妻子的膝盖就疼得厉害。
大概是受风了，汤安国习惯性地这样想。在他的生活经验里，这类的病是老人才得的病，而妻子才28岁。
吃了些药，妻子的疼痛仍不见缓解，汤安国有点慌了，拉上妻子去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做出了判断：妻子的膝盖确实患上了关节炎。
医生了解了他们的居住情况后说，不能说关节炎与居住的环境之间百分之百有关系，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可能。
喝中药吧。夫妻俩都觉得中药效果好，不贵，尤其是他们准备要一个孩子，怕西药的副作用太大。
花了55块钱，妻子去超市买了一个电炉子，抓来草药，在屋外的简易炉灶上熬。罐子底下的通风不好，一熬药，空气里飘散的药味儿好长时间都不消。
一副药十多块，熬三次，吃一天。“一个星期一百多块钱。”女人的语气里带着一些心疼。
手里没钱。汤安国琢磨赚钱的法子。他忽然发现，自己在水泥制品厂的十多年，只学会了每天按时上下班，学会了做自来水输水管道，别的似乎什么都不会。
最后，汤安国确定了学开车跑货运的赚钱门路，原因是“自己一直对开车感兴趣”。
花了2000多块钱，汤安国顺利考取了驾照。拿到驾照，汤安国买回一辆小货车，给人拉货。三万多的车钱，一半的钱是借的。
明天能去哪里拉货？这是汤安国每天晚上最犯愁的事情。一直在水泥制品厂工作的他，本身认识的人就不多，能够成为客户或者帮忙联络客户的人就更少了。
勉强开了两年小货车，没有关系，没有货源，开车拉货的活儿是干不下去了，不得已，汤安国把小货车卖了，开始帮别人开出租车。
开一天车，汤安国要交给“老板”150块钱，这意味着他一天至少要拉200块钱的活儿才有赚头。
汤安国珍惜开车的时间。11月13日这天，他是早上6点半左右才到家的，前一天晚上拉活拉到挺晚，再加上又去修车。可是睡到10点，汤安国就起来了，先是花了大约十分钟洗了一个头，然后换上出车穿的黑色皮鞋和蓝色牛仔裤，“要给客人一个好形象。”
等汤安国收拾利索，妻子已经把早饭端上了桌。昨晚的炒辣椒、炒豆腐皮重新热了，两个菜里只有很少的肉，热过的剩米饭。
不到十分钟，汤安国的早饭就吃完了。倒不是他吃饭有多快，而是饭盆里也就只有二两米饭。
汤安国自己饭量小，吃得也少，体重不到一百斤。妻子则在一边说：“都是累的。”
“苦点累点无所谓。”汤安国在意的并不是这个，他在意的是阳光。
“黑。”汤安国用了一个字来总结五年多的“罐居”生活，“不管白天黑天，一年四季只要不开灯，屋里什么也看不见。”
“刚结婚让妻子住这样的房子，过意不去，绝不能再让女儿住下去了，不能让她受苦。”他说。
2008年，女儿出生，汤安国做了一个父亲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努力，从水泥罐子底下搬出来，以每月400块钱的价格，租到了一间水泥罐子旁边的平房，也就是邻居玩笑话里的“豪宅”。
可是对光明的要求，也要向金钱低头。客厅的灯本来有八个灯管，原本有一个坏掉了，搬进来后，汤安国做的是把其余七个灯管中的六个拆掉，只保留一个。
“电费贵，能省就省。”这个40岁的男人望着屋顶唯一亮着的灯管，神色平静。
水泥罐下也是住，活着最重要。
不过，在汤安国的身边，也还是有些离开了这片阴影的“幸运儿”。
“不住新房子也没什么，我们这把年纪了，小平房也挺好，习惯了，还不用交钱了。”说这话的时候，费林红正坐在床沿上，环顾自己的“新家”——一间位于车棚底下的木质板房，距离水泥罐大约50米。
2008年，水泥罐旁边的东一环拓修，包括费林红在内的十户人家在拆迁计划之内。这十户人家成为了其余人眼中的“幸运儿”。
政府给的拆迁条件是：在原有住房面积的基础上，拆迁房增加40%，缴纳部分房款。
拆迁房在一个叫做星海家园的小区。费林红去看过，“那地都到三环边了”。合肥的三环，意味着城市的最外围。
不过，按照拆迁条件，要想拿到新房的钥匙，费林红一家还要交3万多块钱。
3万块，对费林红一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丈夫从水泥制品厂下岗后，没有任何技术，只能去工地做小工。这两年，他的身体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就被亲戚介绍去看工地了，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钱。
可费林红一家还是成为了拆迁的“榜样”。一位“戴着眼镜”的副处长来到家里，一番动员，他们就成为了第一家同意拆迁的，被临时安置到现在的板房里。对此，他们有着朴素的“理解”：“政府也不容易。”
1995年，她得了直肠癌，治疗花去了一大笔钱。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的积蓄，女儿的帮助，向亲戚朋友借的钱，凑够了治病的钱。
至于需要缴纳的3万多块房款，也是借的。
也许是经历过生死，费林红对很多东西似乎不太在意了。她甚至对那段水泥罐阴影笼罩下的平房生活充满了怀念。
“一切要看淡。”她淡淡地说，“水泥罐下也是住，活着最重要。”
但汤安国对包括费林红在内可以搬离水泥罐的人家，充满羡慕，甚至带有那么一点点妒忌。
“唉。”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人家多幸运，房子靠着路就能拆迁了，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
11月12日，周六，这天上午十点多，汤安国已经出车了，家里只剩下妻子和女儿。
女儿有点感冒咳嗽。汤安国的妻子把橘子放进微波炉里，热一热，去掉凉气，然后把剥好的桔子瓣放到一个铝制小碗里，给女儿吃。
我问她，冬天屋子里这么冷，孩子怎么办。她没有回答我，转身去了里屋，很快就出来了，手里多了半张报纸。
她把报纸递给我。这是一张合肥当地的报纸，在一张照片上，汤安国抱着女儿，站在水泥罐下，头顶上就是巨大的漏斗状的罐底。
“报纸也报了好多次，电视台也来过，有什么用？”她把报纸收回去，放好，接着说，“小孩这么小，一直这样住下去肯定不行，可是又能怎么办？”
一旁的女儿并不能理解妈妈说了什么。她正捧着小碗，在黑暗中，把一片片橘子往嘴里塞。
在安徽省合肥市东一环边，有一座高度超过20米的巨大水泥罐，它静静地矗立着，与周围那些拔地而起的商品房、办公楼和星级酒店相比，显得陈旧而格格不入。
这个水泥罐的底层和周围，住着50多户人家。他们多是原安徽省水泥制品厂的下岗职工，从2002年开始，这些被时代遗忘的产业工人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
他们活在这个社会的底层。十年间，“黑、挤、潮、脏、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代名词，多数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稳定收入，靠打零工、做环卫工、替人开出租车等为生。
面对这个城市超过6000元的住宅平均价格，从水泥罐底下搬出去，住上明亮的房子，对于工人们来说，几成空想。
有人用五个字总结与水泥罐为邻的生活：黑，挤，潮，脏，臭。
对于这儿的人来说，阳光是绝对的奢侈品。
如果不开灯，屋子里就几乎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打开灯，就是白天。关上灯，就是晚上。所以居民汤安国和邻居们一个共同的习惯动作就是“进屋就开灯”。
天气好的时候，一天里会有两三个小时的阳光，从水泥罐壁的开口处和入口处照进来，在家门口处停下，永远不会照到屋里。
在这个巨大的水泥罐子下，12间平房分为三排，左右各一排，中间一排由两间房子并排，每个房间的面积不到20平米。中间并排最靠里的其中一间，就是汤安国的家。
这里处于一环内，是合肥市的市中心。长江东大街和东一环这两条城市繁华路段，将水泥罐周边的住户围在中间。
多年以来，水泥罐周边的棚户区和老工厂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崭新的住宅小区、商务楼和星级酒店拔地而起。水泥罐和周围的平房被高楼大厦所淹没，毫无改变。
汤安国和邻居们出门走到东一环，只需要3分钟，打车去合肥最繁华的淮河路步行街，也仅需要15分钟左右。可是很少有出租车司机知道这一个水泥罐的存在，更不会有人知道罐子底下和周围，住了五十多户人家。
刚搬进去的时候，墙壁上的水泥还没有完全干透。“一进屋，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来，浑身一激灵。”汤安国说，“潮得要命，开灯也没有用，不像阳光那样能蒸发（湿气）。”
夏天的时候，墙上能渗出水来。除了开风扇，有的邻居还买来布，贴在墙上挡挡潮，结果有的布上都发霉长毛了。年纪大的人就在已经快半米高的床腿上，再塞上一块砖头垫一下。
到了冬天，所有屋子里没有暖气，可是绝大部分人都不舍得用电暖气。
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说：“夏天不透风，开风扇也没有用，冬天好一点，在屋里给孩子多穿几层衣服，也暖和点。”
对于汤安国和邻居们来说，用电暖气太耗电，这是一笔他们必须在意的开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固定工作，有干环卫工的，有贴广告的，有卖衣服的，还有到小餐馆里刷碗的，像汤安国这样给人开出租车的，就算是比较好的工作了。
在邻居的玩笑话里，汤安国的房子，算是这一片住房中的“豪宅”。
这座面积30平米的“豪宅”，其基本构造是：进门一个大约6平米左右的厅，枣红色的饭桌、木头沙发占据了绝大部分面积，再往里是8平米左右的卧室，旁边是一个稍小一点的卧室，与小卧室一墙之隔，厨房和厕所占据着不到7平米的面积。
其实，邻居家房子的构造和面积几乎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汤家有一个面积2平米左右的独立蹲式厕所，这是汤家被戏称为“豪宅”的全部理由。
除了汤安国家，其余的住户要共用一个简易厕所。这个搭建在水泥罐角落里的厕所，只是顶部盖着几张变了颜色的石棉瓦。
有时候遇到刮风下雨，石棉瓦会被吹翻，掉到地上，摔碎了，也没有人修，他们一度无法上厕所。有时，厕所堵住，下水冒出来，所有人都能闻到恶臭。
有人用五个字总结与水泥罐为邻的生活：黑，挤，潮，脏，臭。
“有能力的都搬走买新房了。”站在家门口，仰起头，汤安国能够看到漏斗状的巨大的水泥罐底部压在头顶，自己处在阴影里，近在咫尺的阳光，却怎么也照不进他的身影。
“找到了水泥罐，就找到了水泥厂。”
这个水泥罐，也曾记录下汤安国有过的荣耀岁月。
“一根自来水管道，有3米长，里面能站一个人，当时销路可好呢。”汤安国陷入往日的回忆之中，他用了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和紧俏程度，“一根水管能换回一台大电视，当时电视可是稀罕玩意儿。”
1991年，汤安国进入水泥制品厂，主要的工作就是制造自来水管。像那个年代进入工厂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是接父亲的班。其父是水泥制品厂的第一批工人。
1957年，安徽省水泥制品厂始建。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次正式实施《水泥标准（草案）》，全国掀起了工农业建设的新高潮。
水泥制品厂位于当时的合肥市东。建国初期的合肥，只是一座面积仅为五平方公里、拥有五万人口的小城，像这个国家每一个百废待兴的城市一样，它需要钢铁，需要石料，需要水泥制品。
在水泥制品厂建成的第二年，1958年，在这座城市的东部，手帕厂、搪瓷厂、粮食库和面粉厂等老牌国有企业，陆续建立。一时间，这块寂静的土地，工厂林立，机械轰鸣。至今，人们仍称这块区域为城市的“老工业区”。
在汤安国父亲那一辈的老工人看来，水泥制品厂是这片工业区里的“老大哥”。
“南边到大通路，西面到史家河，北面是合肥到芜湖的铁路，东面是全焦路，哪一个厂子有我们厂子大？哪一个厂子有我们厂早？哪一个厂子有我们生意红火？”71岁的张忍保激动地说，脸上的表情杂糅着骄傲、激昂与不舍。
1965年，张忍保进入水泥制品厂二车间，成为一名正式工人。能够成为那个时代里令人羡慕的“国企工人”，捧到“铁饭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
至今，他仍然清晰地记得46年前，自己在水泥制品厂的月工资是35块84。“算高薪，和厂长差不多，比周围厂的工人多。”他咧开了黝黑的笑脸。
回忆起当年的火红岁月，张忍保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浓厚的报国情结：“干活累，可是心里起劲，自己可是在响应毛主席号召，支持国家建设啊！”
水泥制品厂的红火岁月，随着三座大罐子的建成，到达顶点。
“文革”刚刚结束，为了响应国家使用散装水泥的号召，工人们就知道了自己厂里将修建两座水泥罐子。
钱是安徽省建材局和厂里一起投的，钢筋是最好的螺纹钢，水泥是最好的巢湖水泥……每一条关于大罐子施工的消息，都能在工人当中引发热议。
在那个大多数厂房为平房的年代，建好的水泥罐吸引了太多人关注的目光：两个水泥罐一样大，高约20米，每个大水泥罐由三个圆柱形的小水泥罐组成，小水泥罐的直径约为10米，小水泥罐的表面，都有从上到下贯穿的笔直纹路，这让整个水泥罐显得愈加高大。
其他厂的工人向水泥制品厂的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找到了水泥罐，就找到了水泥厂”，也逐渐在周围人口里流传开来。水泥罐成为水泥制品厂的象征，也成为张忍保他们的荣耀。
伴随着隆隆的火车声，以每天三四大车皮的速度，来自巢湖的水泥被运到水泥罐旁边的专用铁路，然后传送带开启，将水泥运送到大水泥罐子里，再利用空压机进行冲压搅拌，再被制成楼板、电线杆、自来水输水管等。
实际上，自从工厂始建到汤安国1991年进厂，水泥制品厂的产品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不愁销路”的惯性，似乎还在延续着。
就像大水泥罐子被认为“8级地震也震不倒”一样，汤安国和工友们也不敢相信会有一天，工厂不再需要自己了。
那一年，汤安国32岁，他即将迎娶自己的新娘，新房还没有着落。
大罐子还是倒了。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到底是2002年的哪一天，只是伴随一声巨大的轰响，这个挺立了接近30年的庞然大物——两个水泥罐其中的一个，轰然倒地。
据说，因为采用定向爆破的技术，罐子里面装满了水，当它倒下的时候，甚至没有多大的烟尘。
其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水泥罐子已经开始慢慢变色，从最开始的带有些许光泽的青灰色，褪变到浅黄色。它旁边的那条专用铁路上，从巢湖方向开来的车皮也越来越少了，火车汽笛的嘶鸣声，也逐渐变少也变弱了。
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下岗工人问题出现的时间节点。中央政府提出了“三年搞活国有企业”的目标，在全国，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众多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
汤安国并不清楚“下岗”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直观感受是，周边停产的企业越来越多，此前被称作“主人翁”的工人，再也不能到自己的工厂上班了。
汤安国和工友们还抱有幻想。毕竟，自己的厂子还没有倒。他们也不敢想，不到厂里来上班，自己能去哪里？
可最终，2002年，他们与工厂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联系，被一笔数额不等的钱所量化，然后斩断：买断工龄，一年700块钱。
汤安国拿着被买断工龄的钱，被扔到了马路上，从此开始自谋生路。
那一年，汤安国32岁，他即将迎娶自己的新娘，新房还没有着落。
在此前一年，水泥制品厂集资建房，一套房78平米，按照工龄和表现打分，排定顺序，靠前的人才有参与的权利。
可是两条标准，在工人与78平米的楼房之间，划上了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第一，夫妻双方必须都是合肥户口；第二，每平米要交780元的集资款。
当时，合肥商品房的价格大约在每平米1400元左右，集资建房意味着能省了一半的钱。
正需要一套婚房的汤安国很想参与，可是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即使借钱，他也难以办到——三天之内必须拿出全额集资款。
张忍保69岁的老伴岳玉珍，之前的户口在农村老家。她拿出自己的合肥身份证，指着上面的颁发日期“2002年1月23日”，面色平静地说：“差了一年。”
就是“差了一年”和“三天之内拿不出钱”，让像汤安国和张忍保这样的工人，与这辈子最接近自己的房子擦肩而过。
水泥制品厂则在水泥罐底下和周围，盖了60多间平房。张忍保一家搬进了水泥罐旁边的平房，而水泥罐子底下那间永远照不进阳光的房子，则成为了汤安国的婚房。
他们还需要交给厂里1000多块钱，说是5年的费用。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没有房子的产权。
不管白天黑天，一年四季只要不开灯，屋里什么也看不见。
妻子的膝盖开始不舒服，是在汤安国搬进水泥罐底下生活一年之后。
先是有点肿，后来疼起来，特别是下雨阴天，妻子的膝盖就疼得厉害。
大概是受风了，汤安国习惯性地这样想。在他的生活经验里，这类的病是老人才得的病，而妻子才28岁。
吃了些药，妻子的疼痛仍不见缓解，汤安国有点慌了，拉上妻子去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做出了判断：妻子的膝盖确实患上了关节炎。
医生了解了他们的居住情况后说，不能说关节炎与居住的环境之间百分之百有关系，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可能。
喝中药吧。夫妻俩都觉得中药效果好，不贵，尤其是他们准备要一个孩子，怕西药的副作用太大。
花了55块钱，妻子去超市买了一个电炉子，抓来草药，在屋外的简易炉灶上熬。罐子底下的通风不好，一熬药，空气里飘散的药味儿好长时间都不消。
一副药十多块，熬三次，吃一天。“一个星期一百多块钱。”女人的语气里带着一些心疼。
手里没钱。汤安国琢磨赚钱的法子。他忽然发现，自己在水泥制品厂的十多年，只学会了每天按时上下班，学会了做自来水输水管道，别的似乎什么都不会。
最后，汤安国确定了学开车跑货运的赚钱门路，原因是“自己一直对开车感兴趣”。
花了2000多块钱，汤安国顺利考取了驾照。拿到驾照，汤安国买回一辆小货车，给人拉货。三万多的车钱，一半的钱是借的。
明天能去哪里拉货？这是汤安国每天晚上最犯愁的事情。一直在水泥制品厂工作的他，本身认识的人就不多，能够成为客户或者帮忙联络客户的人就更少了。
勉强开了两年小货车，没有关系，没有货源，开车拉货的活儿是干不下去了，不得已，汤安国把小货车卖了，开始帮别人开出租车。
开一天车，汤安国要交给“老板”150块钱，这意味着他一天至少要拉200块钱的活儿才有赚头。
汤安国珍惜开车的时间。11月13日这天，他是早上6点半左右才到家的，前一天晚上拉活拉到挺晚，再加上又去修车。可是睡到10点，汤安国就起来了，先是花了大约十分钟洗了一个头，然后换上出车穿的黑色皮鞋和蓝色牛仔裤，“要给客人一个好形象。”
等汤安国收拾利索，妻子已经把早饭端上了桌。昨晚的炒辣椒、炒豆腐皮重新热了，两个菜里只有很少的肉，热过的剩米饭。
不到十分钟，汤安国的早饭就吃完了。倒不是他吃饭有多快，而是饭盆里也就只有二两米饭。
汤安国自己饭量小，吃得也少，体重不到一百斤。妻子则在一边说：“都是累的。”
“苦点累点无所谓。”汤安国在意的并不是这个，他在意的是阳光。
“黑。”汤安国用了一个字来总结五年多的“罐居”生活，“不管白天黑天，一年四季只要不开灯，屋里什么也看不见。”
“刚结婚让妻子住这样的房子，过意不去，绝不能再让女儿住下去了，不能让她受苦。”他说。
2008年，女儿出生，汤安国做了一个父亲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努力，从水泥罐子底下搬出来，以每月400块钱的价格，租到了一间水泥罐子旁边的平房，也就是邻居玩笑话里的“豪宅”。
可是对光明的要求，也要向金钱低头。客厅的灯本来有八个灯管，原本有一个坏掉了，搬进来后，汤安国做的是把其余七个灯管中的六个拆掉，只保留一个。
“电费贵，能省就省。”这个40岁的男人望着屋顶唯一亮着的灯管，神色平静。
水泥罐下也是住，活着最重要。
不过，在汤安国的身边，也还是有些离开了这片阴影的“幸运儿”。
“不住新房子也没什么，我们这把年纪了，小平房也挺好，习惯了，还不用交钱了。”说这话的时候，费林红正坐在床沿上，环顾自己的“新家”——一间位于车棚底下的木质板房，距离水泥罐大约50米。
2008年，水泥罐旁边的东一环拓修，包括费林红在内的十户人家在拆迁计划之内。这十户人家成为了其余人眼中的“幸运儿”。
政府给的拆迁条件是：在原有住房面积的基础上，拆迁房增加40%，缴纳部分房款。
拆迁房在一个叫做星海家园的小区。费林红去看过，“那地都到三环边了”。合肥的三环，意味着城市的最外围。
不过，按照拆迁条件，要想拿到新房的钥匙，费林红一家还要交3万多块钱。
3万块，对费林红一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丈夫从水泥制品厂下岗后，没有任何技术，只能去工地做小工。这两年，他的身体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就被亲戚介绍去看工地了，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钱。
可费林红一家还是成为了拆迁的“榜样”。一位“戴着眼镜”的副处长来到家里，一番动员，他们就成为了第一家同意拆迁的，被临时安置到现在的板房里。对此，他们有着朴素的“理解”：“政府也不容易。”
1995年，她得了直肠癌，治疗花去了一大笔钱。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的积蓄，女儿的帮助，向亲戚朋友借的钱，凑够了治病的钱。
至于需要缴纳的3万多块房款，也是借的。
也许是经历过生死，费林红对很多东西似乎不太在意了。她甚至对那段水泥罐阴影笼罩下的平房生活充满了怀念。
“一切要看淡。”她淡淡地说，“水泥罐下也是住，活着最重要。”
但汤安国对包括费林红在内可以搬离水泥罐的人家，充满羡慕，甚至带有那么一点点妒忌。
“唉。”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人家多幸运，房子靠着路就能拆迁了，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
11月12日，周六，这天上午十点多，汤安国已经出车了，家里只剩下妻子和女儿。
女儿有点感冒咳嗽。汤安国的妻子把橘子放进微波炉里，热一热，去掉凉气，然后把剥好的桔子瓣放到一个铝制小碗里，给女儿吃。
我问她，冬天屋子里这么冷，孩子怎么办。她没有回答我，转身去了里屋，很快就出来了，手里多了半张报纸。
她把报纸递给我。这是一张合肥当地的报纸，在一张照片上，汤安国抱着女儿，站在水泥罐下，头顶上就是巨大的漏斗状的罐底。
“报纸也报了好多次，电视台也来过，有什么用？”她把报纸收回去，放好，接着说，“小孩这么小，一直这样住下去肯定不行，可是又能怎么办？”
一旁的女儿并不能理解妈妈说了什么。她正捧着小碗，在黑暗中，把一片片橘子往嘴里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