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这么一段时期，许多人都认為处于分配层级的中段——无论是在社会，政治和商业世界——是一种有利，稳定且理想的状态。从中产阶级对社会的锚定作用到中型企业应对商业变化的敏捷度和韧性，中间状态被认为是与个人福祉和集体福利一致的。但近年来，中间状态已经变得不那么稳定，难以预测，并且更加难以捉摸，其在经济、政治、商业、资产管理甚至体育方面的首要地位也日益难以为继。
　　在结构性变革以及商业和政策滞后反应的推动下，中间阶层基本上处处被挖墙脚或暴露于风险之下。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这在方面已经有很多讨论——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几十年来，发达经济体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上升令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而这一群体往往会选择政治中间派系。中产阶级与稳定且值得信赖的机构一道成为了一个更繁荣社会的稳定剂。在商业上，中型企业蓬勃发展的环境也被认为是可取的，因为它一方面比小企业拥有更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又不会像大企业那样倾向于寡头垄断。
　　但是眼下收入中位数增长陷入了停滞，再加上科技的影响以及对无限制全球化潜在分配效应的政策关注不足，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逐渐被掏空。实现富足中产阶级生活的希望和现实可能性以及其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潜力都在下降。
　　除了削弱一个重要的社会稳定力量之外，中产阶级的减少也加剧了政治愤怒化，破坏了迄今为止由现有政党主导的政治中间派系。随着两极分化和碎片化现象的增加，两党政治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这一趋势也反映在了公众对专家意见和体制机构的信任度下降上。而这一切都助长了更多极端政党和/或反体制运动的发展。
　　中型企业的困境和不稳定性也逐渐得到了证实。在各行各业，中型企业都面临着来自小型搅局者和/或其大型同行的更剧烈竞争。在金融行业，中型金融产品供应商的持续运营能力逐渐消耗在了更高昂的监管以及合规成本之上。这在那些缺乏强大母公司的中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兼并大潮中可见一斑。
　　体育领域也在去中层化。在缺乏强制平等机制的情况下（如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所使用的这类机制），如今的欧洲足球已经成为少数商业巨头球队的天下。
　　上面最后一个例子也点出了一系列关于未来走向的重要问题。中间阶层的腐蚀是否真的不可避免？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经济学家称之为“多重均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利的变化容易引发另一个更糟的变化。或者是否会有一个自然均值回归（mean reversion）和应对性政策的组合，来修复中间阶层的健全性和利益？
　　鉴于技术和政治纷争的迅速变化，我们很难去预测未来。但似乎有足够的指标表明，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只要政策能足够快地做出回应，就确实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在涉及经济政策的时候可能就是如此，因为人们最终认识到了结构性变化和分配效应的重要性。
　　例如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那种抵制依赖太多简单化假设的倾向，因为这些假设虽然有利于数学建模，但却脱离了现实。他们也开始纠正没有充分纳入金融关联性和行为学科的洞察力，以及过分单一均衡条件的问题，并加深对与技术相关的加速结构性变化、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以及愤怒政治的理解。
　　如果这些变革能越多地转变为更靠谱的政策，政党提出更具说服力议程的可能性就越大，倘若能由更具个人魅力的领导人来提出的话效果更佳。
　　商界中间阶层的下滑也可能产生一些反弹，尽管这一影响在不同行业可能存在差异，并将不断受到结构性逆向因素的挑战。它更可能发生在诸如大型科技这类特定行业，在那里监管反应可能是不断增强的抵制行为的其中一个结果，而出现在资产管理行业的可能性则较小。
　　这些事态发展有可能减缓目前这种自我强化的偏离中间阶层行为。但恢复对中间阶层的可行性和可取性的信心——相信中间阶层会变得足够强大以促进稳定和繁荣——将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而这种信心的丧失，加上技术变革的加速和国际秩序的分化，则非常有助于解释为何未来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以及普通人为何会日益感到不安。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