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公布的1、2月经济数据却一反市场悲观预期，各项指标均超预期。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开年成绩单？
“还需要继续观察，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数据。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投资驱动国家，虽然现在消费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了，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依然十分巨大。而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都非常大，因而房产投资增速值得格外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余永定告诉《陆家嘴》记者。
经济复苏有待进一步观察
《陆家嘴》：年初时你曾提到，2018年中国经济可能没想象的那么乐观。1、2月经济数据却一反市场悲观预期，各项指标均超预期。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开年成绩单？
余永定：今年1、2月份的数据好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对今年经济增长的一些忧虑得到缓解。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还需要继续观察，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数据。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投资驱动国家，虽然现在消费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依然十分巨大。
从今年头两个月，同去年下半年相比，投资同比增长速度由负转正，名义增速还比较高。这些当然是好消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几年来中国投资增长有一个规律，就是在每第一季度增速都是有所回升的，然后再往下走，去年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还得等待，比如说至少等到二季度的数据出来后再说。如果我们看到投资增速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令人放心的水平上，我们才能够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感到放心。
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都非常大，因而房产投资增速值得格外关注。鉴于中央目前的房地产政策，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应该是下降的，这种下降又会给中国投资增长造成重要下行压力。如果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滑，GDP的增长速度就一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2017年以来，中国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下降严重，第三、第四季度同比都是负增长。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见的。所以我们比较担心这个趋势会在2018年继续下去。只有当投资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实际增速同6.5%上下的GDP增速相一致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放心。
《陆家嘴》：1、2月经济数据，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大超工业平均水平，新经济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动能？
余永定：作为一个趋势来看，新经济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中确实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现实，就是新经济在中国GDP中的比重还依然很小。我们必须创造非常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条件，使得这种新经济产业的发展持续下去，使新经济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扩大。否则，我们还难以依赖新经济的发展的增长来推动GDP的增长。一方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但是在短期内，我不认为我们的新经济可以对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汇率最不值得保，外储值得保”
《陆家嘴》：作为汇率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你对于今年的人民币汇率走势怎么看？
余永定：汇率问题，我从来只敢谈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从来都拒绝预测汇率到底会是什么样，特别是在中、短期汇率的发展趋势。因为决定汇率的因素非常复杂，具有极大不确定性。一个国家的经济好，你可能认为这个国家的汇率会上升，其实不一定，它可能会下降。国家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的进口会增加，贸易顺差会减少，汇率就会有贬值压力。另一方面经济形势不错， 资本外流会减少，流入会增多，汇率就会有升值压力。到底是升还是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甚至陷入了金融和经济危机，你以为这个国家的汇率会贬值，其实也不一定，这个国家的汇率可能会升值。美元和日元都往往如此。
人民币最近企稳跟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首先，中国经济趋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2015年大家对中国经济形势有很多不安，这个时候可资本外流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其次，资本跨境流动管理的加强。政府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跨国并购实行一系列管控措施。第三，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汇率同我们的贸易形势密切相关。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上升，贸易顺差增加。第四，特朗普上台后，由于种种不确定性增加，美元指数一路走强的势头被削弱。
人民币未来走势如何呢？从贸易项目看，一方面，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应该是不错的。美国的经济形势确实很不错，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也不错。这种形势对中国的出口有非常正面的作用，有助于人民币走强。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现在准备跟中国打贸易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受阻。此外，由于基数作用，中国贸易顺差也应该有所减少。这些则会使汇率受到不利影响。
从资本项目来看。在2015年，汇率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外流或者资本外逃走造成的，我们强化了资本管制，这样的外逃外流就大量减少，这个对于我们的汇率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我们现在出台一系列稳定金融、深化金融改革和开放的举措，如果这些举措取得成效，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和深化有更大的信心，资本流入会更多。但也有可能由于我们加强资本管制，外资认为中国的限制太多，资金就不流进来。中国目前的“走出去战略”和美国的升息和量化宽松退出都会通过中国的资本项目造成人民币贬值压力。由于各种相互矛盾、相互抵消的因素太多且難以量化，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判断2018年人民币的走势。
我倾向于认为，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由于美国公共债务形势的恶化，美元应该会承受较大贬值压力。我对人民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目前重要的是汇率体制改革和发展供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各种衍生产品。至于人民币汇率，升、降都不是什么十分严重的事情。
《陆家嘴》：对于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的不可能三角，你认为中国目前处在哪一个组合中，未来应该向何种组合发展？
余永定：所谓“不可能三角”，从经济学上来讲是指在三个角的顶端，如果你处在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那确实是存在一个必须从三里头取二的问题，不可能三点都取到。但是中国的政策组合它并不是在弗莱明蒙代尔三角的三个顶点上，它是在中间，它是一种组合。就是说我们有资本管制，但是资本也不是说不可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相当自由的。另一方面，我的汇率是有管制的，央行是要不断干预汇率的，但是我们又不是一个固定的汇率制度，更不是盯住美元的这样一种制度。此外，中国经济具有典型市场经济所不具有的一系列制度特点，但我们还是保持相当大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过去这20多年以来，中国在处理蒙代尔三难问题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对冲政策对冲政策，强化了我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果没有对冲政策，我们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确确实实就难以维持。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我们在过去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是否存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资产泡沫是否和我们货币政策过松有关等等，这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从总体来看，我们是克服了蒙代尔所谓“不可能三角”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限制。应该说央行在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但代价也是巨大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其中的得失利弊还有待历史的进一步检验。
《陆家嘴》：你曾提到，“汇率最不值得保，外储值得保”，请你谈谈这个论断背后的逻辑？
余永定：这是很清楚的，外储是真金白银，是我们几十年辛辛苦苦挣来的，是我们国民财富的一部分，汇率只是个价格，价格一会儿高点，一会儿低点，让这样一种名义的东西变动，你的牺牲大呢，还是说实际的财富减少牺牲大？关键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外汇储备的减少确确实实是“藏匯于民“，本来是国家持有的外储现在变成海外资产，变成中国企业、居民的财富，还可以说中国并未遭受重大的损失，这里可能仅仅是资源配置问题，宏观调控问题以及其它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国民财富损失问题。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外汇储备减少并没有转化为中国居民或者企业的财富的相应的增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和海外投资头寸表上，我们找不到这笔钱。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减少了一万亿外汇储备，那么我在统计上就应该看到我们的企业和个人在海外持有的非储备资产增加一万亿。但是我们现在对不上账，我们找不到这笔钱。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一种解释就是统计上面有误差与遗漏。虽然统计误差不可避免。有时误差确实可能比较大。但我这个误差也未免太大。一场严重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也很难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当初央行不干预汇市，这1万亿美元就不会失掉。人民币汇率会贬值，会贬多少呢？会贬50%，100%或崩溃？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支持这种事后的推想。相反，人民币贬值+资本管制很快会使人民币稳定下来。市场信心从根本上是要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而不是央行干预。
我觉得现在央行现在所采取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一方面加强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另一方面对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基本停止常态化干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组合，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能过渡到一个比较完善的资本流动管理体制和汇率体制。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是可以实现汇率自由浮动的这样一种汇率体制改革的。所谓自由浮动并不是完全不干预，只不过是把干预减小到最低限度，在一般情况下我不去干预，让市场来决定汇率，而不是由央行来决定汇率，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完成汇率体制改革，我们就可以抛开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紧身衣。
要坚持市场化改革
《陆家嘴》：中美的贸易争端有所升温，你认为会有哪些影响？
余永定：在过去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危机，美国历届政府时不时就会发出某种威胁，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前，美国动不动就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以每次大家都觉得危机就来了，贸易战就要发生了，但是到最后关头，通过双方的努力都化解了。要想打贸易战，对于美国来讲也是需要下决心的，因为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反对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声音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于美国，美国内部的反对之声也是非常强的。
我们现在还很难判断，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一方面相信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像我们国家领导人讲的，我们要建立世界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利益是相互一致的，虽然有矛盾，但是总体上是一致的，是可以谈判的。特朗普搞边缘政策，中国不能屈服于讹诈。
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也是有些事情可以做的，比如我们的企业改革，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尽可能的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要一致，这样才能够使人家没有口实，或者是增加人家的信心。我们需要对这些政策可以做一些检查，就看看我们的这些政策里头有没有并不十分符合WTO规则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改掉的，这个不仅对外国，我们的贸易对象国有好处，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
我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我们市场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一定要遵循的，按照这样一种方案去走，我觉得我们中国无论是贸易体制也好，金融体制也好，一方面能够保持中国的特色，一方面是跟国际接轨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和美国发生贸易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同时我觉得中国还应该更多占据“道德高地”。特别是继续捍卫多边协商机制，特别是WTO。美国是搞单边主义，那么我们就要搞多边主义，我们在政治上比它更正确。实际上特朗普也得不到它的盟友的支持的，所以我相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机会去避免贸易战。一旦打起来，我觉得我们也不必害怕，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经济体，我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不怕美国的贸易战。它的各种各样的歧视性的措施等等，我觉得不必太担心。
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减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在国内市场的建设。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依然是非常高的，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世界市场相对中国正在逐渐变小。我们应该、也可以做适当的调整，这种调整本身有利于中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
《陆家嘴》：在通胀上行，实体经济平稳向好，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央行今年是否会加息？
余永定：我觉得从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紧的，在货币市场上也看到一些利息在上升。但是也要看我们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对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有些忧虑，对中国GDP增长趋势，它的动力是否充分也有所忧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最好还是继续采取中性的政策，不要急于加息。
尽管美联储今年肯定进一步加息，其它国家，比如欧洲，因为欧洲经济也复苏，可能要加息。除了日本之外，大多数的发达经济体可能都会出现加息的状况，那么中国加不加？刚才谈到了蒙代尔三角的问题，由于中国存在着一系列体制上的优势和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中国完全可以根据国内的经济状况，决定货币政策。我认为维持中性的货币政策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我们有很多工具，所以我们不必——至少从目前来讲——像你刚才所说的，提高基准利息率。
“还需要继续观察，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数据。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投资驱动国家，虽然现在消费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了，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依然十分巨大。而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都非常大，因而房产投资增速值得格外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余永定告诉《陆家嘴》记者。
经济复苏有待进一步观察
《陆家嘴》：年初时你曾提到，2018年中国经济可能没想象的那么乐观。1、2月经济数据却一反市场悲观预期，各项指标均超预期。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开年成绩单？
余永定：今年1、2月份的数据好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对今年经济增长的一些忧虑得到缓解。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还需要继续观察，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数据。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投资驱动国家，虽然现在消费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依然十分巨大。
从今年头两个月，同去年下半年相比，投资同比增长速度由负转正，名义增速还比较高。这些当然是好消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几年来中国投资增长有一个规律，就是在每第一季度增速都是有所回升的，然后再往下走，去年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还得等待，比如说至少等到二季度的数据出来后再说。如果我们看到投资增速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令人放心的水平上，我们才能够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感到放心。
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都非常大，因而房产投资增速值得格外关注。鉴于中央目前的房地产政策，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应该是下降的，这种下降又会给中国投资增长造成重要下行压力。如果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滑，GDP的增长速度就一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2017年以来，中国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下降严重，第三、第四季度同比都是负增长。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见的。所以我们比较担心这个趋势会在2018年继续下去。只有当投资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实际增速同6.5%上下的GDP增速相一致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放心。
《陆家嘴》：1、2月经济数据，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大超工业平均水平，新经济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动能？
余永定：作为一个趋势来看，新经济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中确实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现实，就是新经济在中国GDP中的比重还依然很小。我们必须创造非常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条件，使得这种新经济产业的发展持续下去，使新经济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扩大。否则，我们还难以依赖新经济的发展的增长来推动GDP的增长。一方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但是在短期内，我不认为我们的新经济可以对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汇率最不值得保，外储值得保”
《陆家嘴》：作为汇率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你对于今年的人民币汇率走势怎么看？
余永定：汇率问题，我从来只敢谈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从来都拒绝预测汇率到底会是什么样，特别是在中、短期汇率的发展趋势。因为决定汇率的因素非常复杂，具有极大不确定性。一个国家的经济好，你可能认为这个国家的汇率会上升，其实不一定，它可能会下降。国家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的进口会增加，贸易顺差会减少，汇率就会有贬值压力。另一方面经济形势不错， 资本外流会减少，流入会增多，汇率就会有升值压力。到底是升还是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甚至陷入了金融和经济危机，你以为这个国家的汇率会贬值，其实也不一定，这个国家的汇率可能会升值。美元和日元都往往如此。
人民币最近企稳跟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首先，中国经济趋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2015年大家对中国经济形势有很多不安，这个时候可资本外流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其次，资本跨境流动管理的加强。政府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跨国并购实行一系列管控措施。第三，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汇率同我们的贸易形势密切相关。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上升，贸易顺差增加。第四，特朗普上台后，由于种种不确定性增加，美元指数一路走强的势头被削弱。
人民币未来走势如何呢？从贸易项目看，一方面，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应该是不错的。美国的经济形势确实很不错，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也不错。这种形势对中国的出口有非常正面的作用，有助于人民币走强。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现在准备跟中国打贸易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受阻。此外，由于基数作用，中国贸易顺差也应该有所减少。这些则会使汇率受到不利影响。
从资本项目来看。在2015年，汇率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外流或者资本外逃走造成的，我们强化了资本管制，这样的外逃外流就大量减少，这个对于我们的汇率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我们现在出台一系列稳定金融、深化金融改革和开放的举措，如果这些举措取得成效，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和深化有更大的信心，资本流入会更多。但也有可能由于我们加强资本管制，外资认为中国的限制太多，资金就不流进来。中国目前的“走出去战略”和美国的升息和量化宽松退出都会通过中国的资本项目造成人民币贬值压力。由于各种相互矛盾、相互抵消的因素太多且難以量化，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判断2018年人民币的走势。
我倾向于认为，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由于美国公共债务形势的恶化，美元应该会承受较大贬值压力。我对人民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目前重要的是汇率体制改革和发展供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各种衍生产品。至于人民币汇率，升、降都不是什么十分严重的事情。
《陆家嘴》：对于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的不可能三角，你认为中国目前处在哪一个组合中，未来应该向何种组合发展？
余永定：所谓“不可能三角”，从经济学上来讲是指在三个角的顶端，如果你处在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那确实是存在一个必须从三里头取二的问题，不可能三点都取到。但是中国的政策组合它并不是在弗莱明蒙代尔三角的三个顶点上，它是在中间，它是一种组合。就是说我们有资本管制，但是资本也不是说不可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相当自由的。另一方面，我的汇率是有管制的，央行是要不断干预汇率的，但是我们又不是一个固定的汇率制度，更不是盯住美元的这样一种制度。此外，中国经济具有典型市场经济所不具有的一系列制度特点，但我们还是保持相当大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过去这20多年以来，中国在处理蒙代尔三难问题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对冲政策对冲政策，强化了我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果没有对冲政策，我们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确确实实就难以维持。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我们在过去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是否存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资产泡沫是否和我们货币政策过松有关等等，这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从总体来看，我们是克服了蒙代尔所谓“不可能三角”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限制。应该说央行在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但代价也是巨大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其中的得失利弊还有待历史的进一步检验。
《陆家嘴》：你曾提到，“汇率最不值得保，外储值得保”，请你谈谈这个论断背后的逻辑？
余永定：这是很清楚的，外储是真金白银，是我们几十年辛辛苦苦挣来的，是我们国民财富的一部分，汇率只是个价格，价格一会儿高点，一会儿低点，让这样一种名义的东西变动，你的牺牲大呢，还是说实际的财富减少牺牲大？关键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外汇储备的减少确确实实是“藏匯于民“，本来是国家持有的外储现在变成海外资产，变成中国企业、居民的财富，还可以说中国并未遭受重大的损失，这里可能仅仅是资源配置问题，宏观调控问题以及其它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国民财富损失问题。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外汇储备减少并没有转化为中国居民或者企业的财富的相应的增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和海外投资头寸表上，我们找不到这笔钱。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减少了一万亿外汇储备，那么我在统计上就应该看到我们的企业和个人在海外持有的非储备资产增加一万亿。但是我们现在对不上账，我们找不到这笔钱。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一种解释就是统计上面有误差与遗漏。虽然统计误差不可避免。有时误差确实可能比较大。但我这个误差也未免太大。一场严重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也很难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当初央行不干预汇市，这1万亿美元就不会失掉。人民币汇率会贬值，会贬多少呢？会贬50%，100%或崩溃？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支持这种事后的推想。相反，人民币贬值+资本管制很快会使人民币稳定下来。市场信心从根本上是要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而不是央行干预。
我觉得现在央行现在所采取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一方面加强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另一方面对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基本停止常态化干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组合，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能过渡到一个比较完善的资本流动管理体制和汇率体制。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是可以实现汇率自由浮动的这样一种汇率体制改革的。所谓自由浮动并不是完全不干预，只不过是把干预减小到最低限度，在一般情况下我不去干预，让市场来决定汇率，而不是由央行来决定汇率，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完成汇率体制改革，我们就可以抛开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紧身衣。
要坚持市场化改革
《陆家嘴》：中美的贸易争端有所升温，你认为会有哪些影响？
余永定：在过去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危机，美国历届政府时不时就会发出某种威胁，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前，美国动不动就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以每次大家都觉得危机就来了，贸易战就要发生了，但是到最后关头，通过双方的努力都化解了。要想打贸易战，对于美国来讲也是需要下决心的，因为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反对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声音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于美国，美国内部的反对之声也是非常强的。
我们现在还很难判断，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一方面相信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像我们国家领导人讲的，我们要建立世界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利益是相互一致的，虽然有矛盾，但是总体上是一致的，是可以谈判的。特朗普搞边缘政策，中国不能屈服于讹诈。
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也是有些事情可以做的，比如我们的企业改革，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尽可能的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要一致，这样才能够使人家没有口实，或者是增加人家的信心。我们需要对这些政策可以做一些检查，就看看我们的这些政策里头有没有并不十分符合WTO规则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改掉的，这个不仅对外国，我们的贸易对象国有好处，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
我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我们市场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一定要遵循的，按照这样一种方案去走，我觉得我们中国无论是贸易体制也好，金融体制也好，一方面能够保持中国的特色，一方面是跟国际接轨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和美国发生贸易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同时我觉得中国还应该更多占据“道德高地”。特别是继续捍卫多边协商机制，特别是WTO。美国是搞单边主义，那么我们就要搞多边主义，我们在政治上比它更正确。实际上特朗普也得不到它的盟友的支持的，所以我相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机会去避免贸易战。一旦打起来，我觉得我们也不必害怕，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经济体，我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不怕美国的贸易战。它的各种各样的歧视性的措施等等，我觉得不必太担心。
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减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在国内市场的建设。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依然是非常高的，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世界市场相对中国正在逐渐变小。我们应该、也可以做适当的调整，这种调整本身有利于中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
《陆家嘴》：在通胀上行，实体经济平稳向好，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央行今年是否会加息？
余永定：我觉得从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紧的，在货币市场上也看到一些利息在上升。但是也要看我们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对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有些忧虑，对中国GDP增长趋势，它的动力是否充分也有所忧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最好还是继续采取中性的政策，不要急于加息。
尽管美联储今年肯定进一步加息，其它国家，比如欧洲，因为欧洲经济也复苏，可能要加息。除了日本之外，大多数的发达经济体可能都会出现加息的状况，那么中国加不加？刚才谈到了蒙代尔三角的问题，由于中国存在着一系列体制上的优势和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中国完全可以根据国内的经济状况，决定货币政策。我认为维持中性的货币政策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我们有很多工具，所以我们不必——至少从目前来讲——像你刚才所说的，提高基准利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