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初到西藏边境亚东县从事对敌宣传工作。其间，我被安排在半山腰、林木簇拥着的一座印欧式别墅房中。那房子砖混结构，铁皮盖顶，内部设施相当不错，很有档次。从房子上用水泥嵌着的“1934”阿拉伯字样，可以断定，这房子建于1934年。从院坝中还摆放着的那三辆已被拆卸的仅剩外壳和轮胎的小轿车来看，过去这里曾住过很有身份的人。后来明白，这里果然曾是英属印度公司的商务代办处。西藏和平解放收归国有后，我们总部设在了这里，从此成了军事禁区，一般人不准来往。但有一人例外，他是一个畸形“藏族人”。
　　开始那些天，我在门口，老是发现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摇摇晃晃地在我们院子的几株苹果树下逗留、穿过。有时还手脚乱颤地咿咿哦哦几声。我上前细看，发现他的样子很猥琐：四肢短小，头颅扁平，口斜眼歪，狰狞怕人。嘴里发出来的话不是话、语不是语，只是一种怪声。走起路来一摇三晃，像个轧花车。在我好奇的时候，单位的人对我说，你别小看这“轧花车”，他可是周恩来总理钦定的“国宝”，吃的商品粮，穿的公费衣，还有专职保姆。这话说得我一头雾水。畸形人见得多了，他为何独有此优厚待遇？
　　原来，这个不能言语、没有姓名，只用代号写在户籍册中的畸形人，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那是1962年西藏边境自卫反击战前夕，周总理应邀到印度出访，对方有意安排他到某大城市的一处公园“观光”。在装着黑猩猩的大笼子中，装着这个畸形人。标牌上写着“瞧！这是西藏人”。周总理明白，这是他们给他，乃至他代表着的共和国的难堪。是可忍，孰不可忍！善于外交的周总理，气愤中照会印度总理说：畸形人在你们这个把人分为上下等的国度里绝对是不会被当人看待的。但在我们人人平等的国家里，却是被尊重的。不管他是不是我们西藏人，这不重要，但他是个人，确定无疑，因此我们要收养他。请贵国开个价，就是花重金赎回，我也不允许他在你们这里受非人对待。
　　后来，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几经周折，这个畸形人终于被送到了西藏，安排在气候条件、生活条件都相对优越的亚东，当“国宝”养了起来。
　　爱人者，人恒爱之。这件事在亚东一直传为美谈，使居住在亚东沟的各民族同胞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亚东沟的藏族群众，至今一提到周总理，就肃然起敬。有不少人家，干脆像崇奉神明一样，在燃着酥油灯的香案上，敬着周恩来总理的画像。在亚东沟，每当节日、盛典，家家户户门楣上最不忘记的是，要插上一面象征祖国的五星红旗。这恐怕与周总理当年关怀那个畸形人乃至全体藏族同胞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