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几年来，“中国梦”成了中国社会公众和媒体日益深入讨论的热点话题。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3年的全国两会之后，这一话题的讨论更加广泛与深入。2012年11月29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年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习近平，对如何实现中国梦作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从民间的广泛讨论，到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概括总结，中国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时代强音和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共同心声。为了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梦，坚定自觉地实践中国梦，本文试从哲学角度对中国梦加以解读，并对近年来讨论“中国梦”的观点略加综述。
中国梦：社会存在的综合反映和时代呼唤
辩证唯物论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中国梦作为一种理想、愿景、期盼和追求，是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存在的综合反映和时代呼唤。精神分析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梦往往象征着被压抑的愿望的达成，是现实生活的衍生。证之于近代至当代，中国梦的形成正是其社会现实矛盾的反映或衍生。
中国人近代以来“强国富民、救亡图存”的“中国梦”，是在中国遭受世界列强侵略而不能自保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且不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古代辉煌，曾经创造康乾盛世、GDP占当时世界GDP近三分之一的满清王朝，竟然从19世纪中叶起每况愈下、任人宰割。翻开中国近代历史，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了；1857～1861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了；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战败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中国又战败了。而且，中国政府在列强的枪炮胁迫下，签订了700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受尽耻辱，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喊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中国由此步入了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社会变迁进程。
为了“强国富民，救亡图存”的梦想，先有李鸿章等人主导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继有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运动，试图像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制，来推进中国的发展；在维新变法失败以后，更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试图建立多党竞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以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然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及其建立的中华民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多党竞选的民主也蜕变为军阀混战和军阀统治。直到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和“科学”的先进知识分子，把刚刚传播进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期间曾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从此，“中国梦”开启了“强国富民，文明复兴”的新征程。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使“强国富民，文明复兴”的中国梦有了实现的必要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之有了实现的必要经济条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意识形态及其精神文化，使之有了实现的必要文化条件。但是，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并形成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特点鲜明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概括为两个阶段：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二是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实现复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进一步科学地规划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使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变得更加具体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百年目标”努力奋斗。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物质生活显著改善，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因而特别需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做到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团结奋斗。不然，就可能功败垂成或功亏一篑。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引发的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和观念多元化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入，拜金主义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和公信力危机三大危机。而三大危机的出现，跟一部分人缺乏理想、缺乏追求、缺乏远大的目标密切相关。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思考与广泛关注，以“中国梦”凝聚国家的精气神和社会共识的各种讨论应运而生。
继2003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之后，2006年4月，第一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政界、学界、工商界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中国梦”的内涵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梦”的思想与实践、“中国梦”与“美国梦”的跨文化比较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交流。研讨会的发起者，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吴建民认为：“任何国家在崛起时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士去努力奋斗，取得成功，为国家的崛起作出贡献，中国今天就处在这个时期。”他概括了“中国梦”有三个特征：首先是规模大。中国有13亿人口，这决定了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成功人士的规模将是史无前例的。其次是领域广。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的崛起发展将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繁荣。第三是“中国梦”是与世界分享的。中国的开放度不仅使中国人可以做“中国梦”，而且可以使海外华人甚至外国人都一起来实现“中国梦”。2007年3月，第二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官、产、学三方的代表围绕“中国梦”的内涵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梦”的思想与实践等专题进行讨论交流。2008年3月，第三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奥运年和改革开放30年、“中国梦就是建设一个和谐世界，中国的发展和机遇与世界人民一道分享”等主题进行讨论与交流。 吴建民认为，现在有些人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是最可怕的。没有信仰，什么坏事都敢干，这不得了。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就学坏了？因为他没有追求。如果他有一个很好的追求，一可以促使他奋进，二可以推动他自律。我们国家发展起来又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样个人的梦想就跟国家的梦想连在一起了。他说，我以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中国梦”。这包括“做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世界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包括“做事”，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即使平凡但也很辉煌。提出“中国梦”的理念，就是试图在国内提倡一种主流、健康和积极进取的社会意识，引导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理想、信念，促进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上提倡和平、合作、共赢，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在国际上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创建和谐世界作出贡献。中国人需要“中国梦”，“中国梦”有助于解决三大危机，有助于使社会更加友善、更加和谐。据吴建民回忆，基辛格的合伙人、美国学者雷默听到“中国梦”这个想法后非常兴奋，他说：“这是非常好的点子。中国正在崛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崛起的时候给世界提供这么多机会。”
2010年1月，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的《中国梦》出版。《中国梦》纵论天下大势，从全球视角探讨了21世纪中美决赛的特点、方式和规律，提出21世纪的中国，要“冲刺世界第一，决赛冠军国家，创造中国时代，建设无霸世界”，应当采取的富国强军战略与策略。有媒体称该书“集学术研究、现实政治、舆论焦点于一身，融理性分析、民族豪情、忧患意识于一体”，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看的一本书”（也应是中国中高级党政干部和企业高管必看的书）。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以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就连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在他于2011年出版的新作《论中国》中，以近千字的内容两次提及《中国梦》。有媒体评论，《中国梦》的时代价值，在于激励和振奋千百万颗“中国心”，堪称当今中国顶级水平的国策论著作。
2011年6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周天勇出版了他的国策论力作《中国梦与中国道路》。全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21世纪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中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选择，协调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关系，财税体制改革，防止两极分化和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土地制度、金融体系、国有经济等领域的改革，以及实现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等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评价此书“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中国国策论著中，顶尖级水平的一部书”；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称：“此书的出版将为体现公民共识的‘中国梦’和中国精神的形成作出贡献，并为我国重大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和逻辑支撑。”
2006年以来对中国梦的持续大讨论，既是对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奋斗历史的回望和追寻的概括，更是当下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期盼、对中国人共同命运中凝聚的感情和力量的诉求、对普通民众希望和追求幸福的表达，必将成为推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也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的“大家”的背景。
中国梦：知与行相统一的逻辑内涵与外延
我们今天谈论中国梦或中国理想，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少数理论家们的闭门造车和设计，不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是从人民对日常生计的盼望和需求中总结出来的、能代表十几亿中国人的实践中能够实现的未来之梦和理想。1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人梦想的有机集合，构成了中国梦或中国理想最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人民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实现中国梦需要“知”与“行”相统一。
首先要知梦。知梦即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梦的逻辑内涵与外延。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深入的分析。如郑必坚认为：“中国既不能做美国梦、欧洲梦，也不能做苏联梦，而只能做中国梦，从根本上说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用和平、文明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崛起之路。一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文明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这种文明不是狭义的文明，而是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乃是基于中国国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要坚持谋求三个超越：一是超越西方大国近代以来依靠殖民主义掠夺世界资源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老路；二是超越当年的德国、日本等军国主义依靠发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老路；三是超越霸权主义搞超级大国争霸和争夺势力范围的老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中国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和共赢。
李君如认为，“中国梦”最深刻的内涵和要求，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与当代社会各种文明的交汇之中，在不断弘扬民族精神和自主创新的过程中，用文明的理念、文明的方式、文明的形象去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所谓文明的理念，就是以科学发展观这样的“绿色”理念，来解决和应对现代化面临的难题和挑战；文明的方式，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科技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现代化之梦；文明的形象，就是坚决防止随着国力提升而出现的心态膨胀，不断强化诚信意识，树立新安全观、新荣辱观，形成“绿色”的新文明观，在全世界树立起“和平中国”的形象和“文明中国”的新形象。
中国台湾的龙应台女士则对中华文明复兴作了更为具体的理解，她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她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她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认为，中华民族复兴至少应该包括：第一，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现代化。第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各个领域整体协调发展，科技、教育、医疗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第三，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完备，人民的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社会秩序良好。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第五，实现祖国统一，并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中国梦”的内涵极为丰富，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通过自己在创业和就业中的奋斗，实现自己安居乐业的需要，以及所追求事业的成功；就是数亿向往城市的人，到城市里工作、居住和生活，成为新市民，并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通过诚实合理纳税，希望政府能提供、建立和建设满意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工作和生活在生态优美、环境卫生、空气清新的环境之中，我们的家园是美丽中国；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心情舒畅，工作和生活在自由、民主、平等、公平、公正、正义和有秩序的和谐社会之中；就是通过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奋斗，凭着根植于“中国梦”的中国精神，再经过40年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生态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上述观点，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梦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是圆梦。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验证和实现。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于以行动圆梦。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空谈必然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我们在讨论中国梦时，人们往往会提到美国梦，虽然中国梦不是美国梦，但却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或启发，在开阔我们对中国梦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同时，从中吸取自由、平等、开拓、进取、独立精神等合理内容，使之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智慧与力量。1929～1933年，经济危机重创美国。那是一个人心凋敝的时代，不少人甚至因为找不到工作养不活家人而自杀。媒体人沃尔特李普曼曾描述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在美国总统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鼓舞民众的同时，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在当年创作的《美国史诗》中提出的美国梦，提倡人们通过自身努力和奋斗改善自身的处境，激励了一代代失落的美国人的心灵。亚当斯宣称：“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如果要让美国梦成真并长伴我们，那么这件事归根到底将取决于人民自己。”于是“美国梦”这个词语在20世纪30年代成了美国的流行文化并广泛传播开来，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与世界。尽管亚当斯提出的美国梦诞生于困境穷厄之中，但却成了重振美国人民精神的强大力量。1974年，记者出身的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出版了长达近2 000页的《光荣与梦想》，记录了上世纪1932年至1972年间美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40多年间，美国成为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正如曼彻斯特所写道的，是每一位美国人心中的“美国梦”，创造了这个新兴国家的荣光和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国世纪”。
值得中国人反思的是，根据有关资料，在亚当斯勾勒美国梦之际，当时在中国也曾经发起过一场由一百多位各界人士参与的“中国梦”的大讨论，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以实业家穆藕初先生所言，对今天的中国梦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他说：“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几乎是同时，1935年，共产党人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预言：“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比起梁启超在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所写的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期望：“无端忽作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无疑要真切、深刻、实在、具体得多。
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穆藕初先生和无数先烈当年的梦想已经部分实现，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赋予“中国梦”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进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实现祖国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没有祖国的统一，就不会有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复兴。三是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四是人民幸福。使13亿中国人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关于知与行的关系，中国古代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两种观点。事实证明，在动态性复杂条件下，知不易，行更难。因此，实现中国梦，既要全面透彻的知，更要坚定持续的行。知行的统一在于实践。最要紧的是要将中国梦化作正确的系统性思路、系统性战略和系统性政策，变成综合性、整体性的方案和蓝图，并从上至下地在各部门和各阶段得以协同实施。特别是要改变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以讨论贯彻讨论、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的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而实际上却没有使好的思路和观念转化为战略构思，好的战略规划未能据其形成实施方案、法规、法律，好的方案、法规、法律未能在实际中落实，甚至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状况；要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方式，树立综合的和系统的思维方式；要改变发展战略不系统、不配套，政出多门、敷衍塞责、互相推诿，各个阶段衔接差和各方面综合性不强的局面；要提高坚持走中国发展道路和转变发展方式、纠正道路偏差、克服政策失误等方面综合而又系统的、各阶段各方面有机贯通衔接的治国理政的执行能力。 放眼全球，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就会机遇无限，坚持科学发展，中国就会希望无限。只要我们坚持“中国梦”不动摇，始终做到知与行、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就一定能像美国人实现“美国梦”那样，在21世纪书写出属于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创造无愧于人类历史的“中国世纪”来。
中国梦：社会基本矛盾规律与改革遵循
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动力，源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实现“中国梦”的过程，是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机体，社会发展进步都是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推动的，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时，社会就进步，反之，就倒退；当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保护这种束缚时，就必须改革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社会才能前进。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一般通过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制度、体制集中体现出来，或者通过一定的发展道路集中体现出来。所以，看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运行是否适合，主要就是看其体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制度、体制及其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是否有活力或生命力。如果道路走对了，社会就充满生机与活力，可以避免发展中的陷阱；走错了，社会就可能跌入政治动荡、经济低速发展、人民长期不富裕、国家竞争力不强并下降等矛盾重重之中难以自拔，是以“道路决定命运”。
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因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 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曾试图在中国走西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多次的尝试证明，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失败之路。而且更因为其所体现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实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基本经济制度，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基本国情基本相适合的。正是这条基本适合的道路，以连续30年保持近10%的经济增长，城乡居民30倍以上收入增长，把中国送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让我们10年间构筑起一些西方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基本社会保障网，不到20年里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超过70%的贡献。从而增强了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因为一方面，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人民不懈奋斗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开阔了人民的胸怀；君子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使人民敢于直面现实，按规律办事；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民贵君轻、载舟覆舟的民本精神使政府尊重民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强化了人们的责任感；天道酬勤、天人合一的精神促使人们热爱劳动、爱护自然；义者利也、仁者爱人的仁义精神使人们重视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安不忘危、兴不忘衰、存不忘亡的忧患精神使人们保持清醒和防控风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律精神使人们尊重他人；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诚信精神使人们诚实守信，等等，这些中国精神是使中华民族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能历经五千年风雨不倒而活力永续的精神血脉所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这些中国精神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起，有机地构成的思想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形态，适合了中国社会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是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强大精神武器。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所说：“在艰难的过程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大义，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其市场转型期间，中国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人瞩目。”
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构成生产力各要素中首要的和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凝聚中国力量，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正是由于它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的主体，能够不断地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和不断适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变化，能够使公平正义得到实现，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而把社会潜在的或者说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激发出来，把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重新激发出来。
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许多环节、方面，还存在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甚至严重束缚阻碍生产发展的情况。正如十八报告指出的：“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这种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突出表现，周天勇教授在《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将其概括为四大结构偏差扭曲和四个重大失误。周天勇认为，中国发展道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结构偏差和扭曲：一是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和扭曲；二是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比率之间的偏差；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结构、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之间的偏差；四是经济发展总量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偏差。在过去30年中，还无意识地造成了全局性、积重难返和可能影响深远的四个重大失误：一是没有及时推进城市化；二是改革选择了一种客观上剥夺农民利益和推高房价的土地和房屋制度；三是对能解决中国最头痛的就业问题的小企业的发展，一开始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体制和政策上没有支持，甚至加以各种限制；四是在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同时，没有设计和建立“预算——编制”联动体制，没有从制度上控制住需要供养的党务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规模的扩张，没有将党务行政事业的收钱和花钱管住。针对这些结构偏差扭曲和重大失误，周天勇认为，改革是走中国道路的最大动力，坚决推进改革是中国道路的关键。21世纪的中国道路，必须调整城乡、产业和企业结构，转变发展模式；实施赶超型科技进步战略；克服利益梗阻，坚定地推进改革，形成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深入推进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体制改革。其中最紧迫改革的是放宽创业就业的改革，最核心改革的是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这是第二次改革的重点。事实上，坚定地推进改革，这也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力量的最大动力和关键战略。
总之，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而中国道路或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国精神的弘扬和中国力量的凝聚，具有主观性能动性。中国梦必须把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与客观规律性的深刻把握紧密结合起来，知行合一才能实现。只有当主观选择的道路、精神与力量，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符合时，这种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才会成功；符合的程度越高，成功的把握就越大。反之，就会失败。
实现中国梦，关键在党。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的“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将这些危险排除掉，那么再美好的中国梦也有可能转化为“白日梦”甚至噩梦，“中国崛起”也可能转化为“中国崩溃”。党只有经受住考验，化解了风险，才有资格和能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矢志不移地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责任编辑：任 真）
中国梦：社会存在的综合反映和时代呼唤
辩证唯物论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中国梦作为一种理想、愿景、期盼和追求，是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存在的综合反映和时代呼唤。精神分析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梦往往象征着被压抑的愿望的达成，是现实生活的衍生。证之于近代至当代，中国梦的形成正是其社会现实矛盾的反映或衍生。
中国人近代以来“强国富民、救亡图存”的“中国梦”，是在中国遭受世界列强侵略而不能自保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且不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古代辉煌，曾经创造康乾盛世、GDP占当时世界GDP近三分之一的满清王朝，竟然从19世纪中叶起每况愈下、任人宰割。翻开中国近代历史，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了；1857～1861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了；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战败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中国又战败了。而且，中国政府在列强的枪炮胁迫下，签订了700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受尽耻辱，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喊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中国由此步入了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社会变迁进程。
为了“强国富民，救亡图存”的梦想，先有李鸿章等人主导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继有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运动，试图像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制，来推进中国的发展；在维新变法失败以后，更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试图建立多党竞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以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然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及其建立的中华民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多党竞选的民主也蜕变为军阀混战和军阀统治。直到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和“科学”的先进知识分子，把刚刚传播进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期间曾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从此，“中国梦”开启了“强国富民，文明复兴”的新征程。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使“强国富民，文明复兴”的中国梦有了实现的必要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之有了实现的必要经济条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意识形态及其精神文化，使之有了实现的必要文化条件。但是，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并形成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特点鲜明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概括为两个阶段：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二是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实现复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进一步科学地规划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使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变得更加具体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百年目标”努力奋斗。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物质生活显著改善，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因而特别需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做到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团结奋斗。不然，就可能功败垂成或功亏一篑。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引发的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和观念多元化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入，拜金主义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和公信力危机三大危机。而三大危机的出现，跟一部分人缺乏理想、缺乏追求、缺乏远大的目标密切相关。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思考与广泛关注，以“中国梦”凝聚国家的精气神和社会共识的各种讨论应运而生。
继2003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之后，2006年4月，第一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政界、学界、工商界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中国梦”的内涵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梦”的思想与实践、“中国梦”与“美国梦”的跨文化比较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交流。研讨会的发起者，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吴建民认为：“任何国家在崛起时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士去努力奋斗，取得成功，为国家的崛起作出贡献，中国今天就处在这个时期。”他概括了“中国梦”有三个特征：首先是规模大。中国有13亿人口，这决定了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成功人士的规模将是史无前例的。其次是领域广。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的崛起发展将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繁荣。第三是“中国梦”是与世界分享的。中国的开放度不仅使中国人可以做“中国梦”，而且可以使海外华人甚至外国人都一起来实现“中国梦”。2007年3月，第二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官、产、学三方的代表围绕“中国梦”的内涵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梦”的思想与实践等专题进行讨论交流。2008年3月，第三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奥运年和改革开放30年、“中国梦就是建设一个和谐世界，中国的发展和机遇与世界人民一道分享”等主题进行讨论与交流。 吴建民认为，现在有些人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是最可怕的。没有信仰，什么坏事都敢干，这不得了。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就学坏了？因为他没有追求。如果他有一个很好的追求，一可以促使他奋进，二可以推动他自律。我们国家发展起来又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样个人的梦想就跟国家的梦想连在一起了。他说，我以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中国梦”。这包括“做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世界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包括“做事”，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即使平凡但也很辉煌。提出“中国梦”的理念，就是试图在国内提倡一种主流、健康和积极进取的社会意识，引导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理想、信念，促进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上提倡和平、合作、共赢，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在国际上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创建和谐世界作出贡献。中国人需要“中国梦”，“中国梦”有助于解决三大危机，有助于使社会更加友善、更加和谐。据吴建民回忆，基辛格的合伙人、美国学者雷默听到“中国梦”这个想法后非常兴奋，他说：“这是非常好的点子。中国正在崛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崛起的时候给世界提供这么多机会。”
2010年1月，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的《中国梦》出版。《中国梦》纵论天下大势，从全球视角探讨了21世纪中美决赛的特点、方式和规律，提出21世纪的中国，要“冲刺世界第一，决赛冠军国家，创造中国时代，建设无霸世界”，应当采取的富国强军战略与策略。有媒体称该书“集学术研究、现实政治、舆论焦点于一身，融理性分析、民族豪情、忧患意识于一体”，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看的一本书”（也应是中国中高级党政干部和企业高管必看的书）。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以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就连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在他于2011年出版的新作《论中国》中，以近千字的内容两次提及《中国梦》。有媒体评论，《中国梦》的时代价值，在于激励和振奋千百万颗“中国心”，堪称当今中国顶级水平的国策论著作。
2011年6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周天勇出版了他的国策论力作《中国梦与中国道路》。全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21世纪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中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选择，协调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关系，财税体制改革，防止两极分化和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土地制度、金融体系、国有经济等领域的改革，以及实现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等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评价此书“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中国国策论著中，顶尖级水平的一部书”；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称：“此书的出版将为体现公民共识的‘中国梦’和中国精神的形成作出贡献，并为我国重大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和逻辑支撑。”
2006年以来对中国梦的持续大讨论，既是对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奋斗历史的回望和追寻的概括，更是当下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期盼、对中国人共同命运中凝聚的感情和力量的诉求、对普通民众希望和追求幸福的表达，必将成为推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也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的“大家”的背景。
中国梦：知与行相统一的逻辑内涵与外延
我们今天谈论中国梦或中国理想，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少数理论家们的闭门造车和设计，不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是从人民对日常生计的盼望和需求中总结出来的、能代表十几亿中国人的实践中能够实现的未来之梦和理想。1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人梦想的有机集合，构成了中国梦或中国理想最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人民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实现中国梦需要“知”与“行”相统一。
首先要知梦。知梦即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梦的逻辑内涵与外延。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深入的分析。如郑必坚认为：“中国既不能做美国梦、欧洲梦，也不能做苏联梦，而只能做中国梦，从根本上说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用和平、文明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崛起之路。一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文明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这种文明不是狭义的文明，而是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乃是基于中国国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要坚持谋求三个超越：一是超越西方大国近代以来依靠殖民主义掠夺世界资源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老路；二是超越当年的德国、日本等军国主义依靠发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老路；三是超越霸权主义搞超级大国争霸和争夺势力范围的老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中国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和共赢。
李君如认为，“中国梦”最深刻的内涵和要求，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与当代社会各种文明的交汇之中，在不断弘扬民族精神和自主创新的过程中，用文明的理念、文明的方式、文明的形象去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所谓文明的理念，就是以科学发展观这样的“绿色”理念，来解决和应对现代化面临的难题和挑战；文明的方式，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科技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现代化之梦；文明的形象，就是坚决防止随着国力提升而出现的心态膨胀，不断强化诚信意识，树立新安全观、新荣辱观，形成“绿色”的新文明观，在全世界树立起“和平中国”的形象和“文明中国”的新形象。
中国台湾的龙应台女士则对中华文明复兴作了更为具体的理解，她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她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她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认为，中华民族复兴至少应该包括：第一，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现代化。第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各个领域整体协调发展，科技、教育、医疗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第三，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完备，人民的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社会秩序良好。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第五，实现祖国统一，并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中国梦”的内涵极为丰富，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通过自己在创业和就业中的奋斗，实现自己安居乐业的需要，以及所追求事业的成功；就是数亿向往城市的人，到城市里工作、居住和生活，成为新市民，并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通过诚实合理纳税，希望政府能提供、建立和建设满意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工作和生活在生态优美、环境卫生、空气清新的环境之中，我们的家园是美丽中国；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心情舒畅，工作和生活在自由、民主、平等、公平、公正、正义和有秩序的和谐社会之中；就是通过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奋斗，凭着根植于“中国梦”的中国精神，再经过40年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生态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上述观点，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梦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是圆梦。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验证和实现。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于以行动圆梦。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空谈必然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我们在讨论中国梦时，人们往往会提到美国梦，虽然中国梦不是美国梦，但却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或启发，在开阔我们对中国梦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同时，从中吸取自由、平等、开拓、进取、独立精神等合理内容，使之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智慧与力量。1929～1933年，经济危机重创美国。那是一个人心凋敝的时代，不少人甚至因为找不到工作养不活家人而自杀。媒体人沃尔特李普曼曾描述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在美国总统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鼓舞民众的同时，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在当年创作的《美国史诗》中提出的美国梦，提倡人们通过自身努力和奋斗改善自身的处境，激励了一代代失落的美国人的心灵。亚当斯宣称：“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如果要让美国梦成真并长伴我们，那么这件事归根到底将取决于人民自己。”于是“美国梦”这个词语在20世纪30年代成了美国的流行文化并广泛传播开来，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与世界。尽管亚当斯提出的美国梦诞生于困境穷厄之中，但却成了重振美国人民精神的强大力量。1974年，记者出身的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出版了长达近2 000页的《光荣与梦想》，记录了上世纪1932年至1972年间美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40多年间，美国成为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正如曼彻斯特所写道的，是每一位美国人心中的“美国梦”，创造了这个新兴国家的荣光和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国世纪”。
值得中国人反思的是，根据有关资料，在亚当斯勾勒美国梦之际，当时在中国也曾经发起过一场由一百多位各界人士参与的“中国梦”的大讨论，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以实业家穆藕初先生所言，对今天的中国梦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他说：“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几乎是同时，1935年，共产党人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预言：“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比起梁启超在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所写的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期望：“无端忽作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无疑要真切、深刻、实在、具体得多。
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穆藕初先生和无数先烈当年的梦想已经部分实现，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赋予“中国梦”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进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实现祖国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没有祖国的统一，就不会有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复兴。三是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四是人民幸福。使13亿中国人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关于知与行的关系，中国古代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两种观点。事实证明，在动态性复杂条件下，知不易，行更难。因此，实现中国梦，既要全面透彻的知，更要坚定持续的行。知行的统一在于实践。最要紧的是要将中国梦化作正确的系统性思路、系统性战略和系统性政策，变成综合性、整体性的方案和蓝图，并从上至下地在各部门和各阶段得以协同实施。特别是要改变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以讨论贯彻讨论、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的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而实际上却没有使好的思路和观念转化为战略构思，好的战略规划未能据其形成实施方案、法规、法律，好的方案、法规、法律未能在实际中落实，甚至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状况；要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方式，树立综合的和系统的思维方式；要改变发展战略不系统、不配套，政出多门、敷衍塞责、互相推诿，各个阶段衔接差和各方面综合性不强的局面；要提高坚持走中国发展道路和转变发展方式、纠正道路偏差、克服政策失误等方面综合而又系统的、各阶段各方面有机贯通衔接的治国理政的执行能力。 放眼全球，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就会机遇无限，坚持科学发展，中国就会希望无限。只要我们坚持“中国梦”不动摇，始终做到知与行、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就一定能像美国人实现“美国梦”那样，在21世纪书写出属于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创造无愧于人类历史的“中国世纪”来。
中国梦：社会基本矛盾规律与改革遵循
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动力，源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实现“中国梦”的过程，是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机体，社会发展进步都是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推动的，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时，社会就进步，反之，就倒退；当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保护这种束缚时，就必须改革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社会才能前进。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一般通过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制度、体制集中体现出来，或者通过一定的发展道路集中体现出来。所以，看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运行是否适合，主要就是看其体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制度、体制及其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是否有活力或生命力。如果道路走对了，社会就充满生机与活力，可以避免发展中的陷阱；走错了，社会就可能跌入政治动荡、经济低速发展、人民长期不富裕、国家竞争力不强并下降等矛盾重重之中难以自拔，是以“道路决定命运”。
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因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 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曾试图在中国走西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多次的尝试证明，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失败之路。而且更因为其所体现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实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基本经济制度，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基本国情基本相适合的。正是这条基本适合的道路，以连续30年保持近10%的经济增长，城乡居民30倍以上收入增长，把中国送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让我们10年间构筑起一些西方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基本社会保障网，不到20年里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超过70%的贡献。从而增强了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因为一方面，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人民不懈奋斗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开阔了人民的胸怀；君子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使人民敢于直面现实，按规律办事；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民贵君轻、载舟覆舟的民本精神使政府尊重民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强化了人们的责任感；天道酬勤、天人合一的精神促使人们热爱劳动、爱护自然；义者利也、仁者爱人的仁义精神使人们重视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安不忘危、兴不忘衰、存不忘亡的忧患精神使人们保持清醒和防控风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律精神使人们尊重他人；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诚信精神使人们诚实守信，等等，这些中国精神是使中华民族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能历经五千年风雨不倒而活力永续的精神血脉所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这些中国精神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起，有机地构成的思想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形态，适合了中国社会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是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强大精神武器。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所说：“在艰难的过程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大义，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其市场转型期间，中国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人瞩目。”
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构成生产力各要素中首要的和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凝聚中国力量，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正是由于它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的主体，能够不断地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和不断适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变化，能够使公平正义得到实现，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而把社会潜在的或者说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激发出来，把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重新激发出来。
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许多环节、方面，还存在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甚至严重束缚阻碍生产发展的情况。正如十八报告指出的：“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这种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突出表现，周天勇教授在《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将其概括为四大结构偏差扭曲和四个重大失误。周天勇认为，中国发展道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结构偏差和扭曲：一是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和扭曲；二是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比率之间的偏差；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结构、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之间的偏差；四是经济发展总量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偏差。在过去30年中，还无意识地造成了全局性、积重难返和可能影响深远的四个重大失误：一是没有及时推进城市化；二是改革选择了一种客观上剥夺农民利益和推高房价的土地和房屋制度；三是对能解决中国最头痛的就业问题的小企业的发展，一开始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体制和政策上没有支持，甚至加以各种限制；四是在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同时，没有设计和建立“预算——编制”联动体制，没有从制度上控制住需要供养的党务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规模的扩张，没有将党务行政事业的收钱和花钱管住。针对这些结构偏差扭曲和重大失误，周天勇认为，改革是走中国道路的最大动力，坚决推进改革是中国道路的关键。21世纪的中国道路，必须调整城乡、产业和企业结构，转变发展模式；实施赶超型科技进步战略；克服利益梗阻，坚定地推进改革，形成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深入推进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体制改革。其中最紧迫改革的是放宽创业就业的改革，最核心改革的是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这是第二次改革的重点。事实上，坚定地推进改革，这也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力量的最大动力和关键战略。
总之，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而中国道路或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国精神的弘扬和中国力量的凝聚，具有主观性能动性。中国梦必须把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与客观规律性的深刻把握紧密结合起来，知行合一才能实现。只有当主观选择的道路、精神与力量，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符合时，这种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才会成功；符合的程度越高，成功的把握就越大。反之，就会失败。
实现中国梦，关键在党。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的“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将这些危险排除掉，那么再美好的中国梦也有可能转化为“白日梦”甚至噩梦，“中国崛起”也可能转化为“中国崩溃”。党只有经受住考验，化解了风险，才有资格和能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矢志不移地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责任编辑：任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