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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德班，再到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一路走来，2013年11月11日将在波兰首都华沙再次开启谈判。今年6月在德国举行的联合国2013年第二轮气候变化谈判取得进展但也遭遇难题。这给华沙气候大会带来希望，也带来了压力。
毋须讳言，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中国目前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中国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已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列入约束性指标。201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中国推进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是自身发展的需求，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这是中国对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务实合作。2011-2013年，中国已累计投入2亿元人民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国际气候谈判的会场从来就不会平静，去年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进行了加时谈判，才最终保证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如约在2013年实施。在谈判进程当中，最主要的谈判焦点是如何公平分配各国排放空间、如何保障各国的公平发展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多哈会议的成果来之不易，只有切实予以落实，维护好各方的政治互信，才能为推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安排的谈判汇聚最多的正能量。因此，遵循气候变化公约的基本原则、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成果、兑现既有的谈判承诺、推进德班平台的谈判，应成为今年底即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华沙会议的主题。
今年华沙气候大会的焦点议题会有哪些？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点在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会往何处发展？在中国代表团即将前往华沙之际，中国报道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权威解读华沙气候会议。
中国报道：11月，第19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波兰华沙举行，请您介绍下这次大会的主要主题是什么？将会对今后的世界气候大会产生哪些影响？
解振华：这次华沙气候大会有50多个议题要同时谈判，中国代表团将与会。去年的多哈会议完成了2020年之前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形成共识和协议，同时也提出来尽快明确2020年之后各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需要制定一个新的协议。各方明确定了一个期限：2015年底要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从2013年开始至2015年底，用三年的时间达成新协议的任务就非常明确了。
为了增强政治共识，形成推动力，与2009年类似，2014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集各国元首在纽约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从最高政治层面推动谈判，于2015年达成协议。这也将对明年年底在秘鲁利马召开的缔约方大会形成重要影响。利马气候大会对2015年新协议的内容可能会进入更为实质性的谈判，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要达成新的协议。因此，今年的华沙会议主要是为2014年实质性谈判和2015年达成新的协议奠定基础。
各个国家和各个集团都会在今年的大会上提出自己政治诉求和立场。但它不是做出最后决定的一次会议，按我们的说法是一个“小年”，但一定会有成果。
中国报道：请您预期一下，本次华沙大会上各方博弈的焦点和难点是什么？
解振华：华沙大会可能是一次争论比较激烈的会议。刚刚开完的由40多个国家部长参加的预备会上很多观点既有分歧又有共识，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建设性的。大家都预计明年气候变化关注度会升温，到后年可能又会是一个新的高潮。如果能达成新协议的话，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进程。
与以往不同，华沙会议应该是一次落实的会议，优先任务是有效履行巴厘进程的各项决定，兑现业已做出的承诺，特别是发达国家根据其历史责任率先承担全球经济范围的量化减排指标，并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
最近各国都在就今年的会议表态，美国代表在伦敦讲了他们对今年大会的看法，有很多和承诺不一致，反倒指责发展中国家排放量大，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大量减排，这完全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从工业革命到2010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占70%，发达国家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是不能抹杀的，历史都否认了，如何继续谈判呢？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责任早已达成共识，现在想推翻这个共识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够接受的。
另外，怎样在新的协议中体现出区别。中国的基本观点是由于历史责任是不同的，各个国家发展到现在的基础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现在积累的财富和取得的低碳技术，应该说也是牺牲了我们过去的气候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的。现在造成气候变暖的问题，是由于历史上发达国家无约束的排放造成的。这一点不容忽视。在这个领域其实有一个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谁贡献了污染，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才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要提供资金和技术。
“共同但有区别”有三个所指：第一，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第二，各国在义务上有区别；第三，各国都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也是应该有区别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应该按照公约的要求，发挥领导能力去积极减排。中国面临的是发展问题，我们不能牺牲发展专门去做减排。中国目前正在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来解决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消除贫困，还要关注民生，更要保护环境的多方面挑战。中国通过走低碳发展的道路，即发展了经济，也积极应对了气候变化。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做得更好，需要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这也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体现。一些发达国家强调，新的协议适用于所有各方。中国的观点是，新的协议适用于所有各方是对的，达成的共识中国是支持的。但他们强调的“适用于各方”恰恰是“共同但有区别”中的“共同”，大家都有责任来采取积极措施，尽自己所能来应对气候变暖，但是我们认为在采取行动的时候，确实应该有区别。区别就是刚才所讲的三点。其实，“共同”和“但有区别”是一致的，不能把“共同”割裂出来，第一，这样做，根本否定了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第二，“适用于各方”指向大家都一样，这是不公平的，谈判的结果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大家才能接受。如果把“共同”和“但有区别”割裂开，不讲公平，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中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也希望一些国家真正负起责任来。发达国家应承认历史责任和义务，至少应该在国内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减排力度。 再有，华沙会议成败很大因素取决于能否有效解决资金问题。德班平台谈判同样旨在通过进一步行动加强公约的实施，其过程和结果应遵循公约的框架、原则和规定。华沙会议应在德班平台下就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公约支柱开展平衡、结构化、正式的谈判，就如期达成2015年协议发出积极信号。谈判是长期的，应对气候变化更是长期的，因为经济危机产生的资金不能兑现的问题却是短期的。现在有困难不代表以后有困难。现在拿出钱，不代表三年、五年之后拿不出钱。在制度和机制下，发达国家应该拿出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发达国家自己承诺要拿出资金，最近三年拿300亿，到2020年之前每年拿出1000亿，这是发达国家自己承诺的，必须要兑现，即使有困难也应作出财政上的安排。如果承诺了却没有财政安排，会让大家觉得缺乏政治互信。
还有，政府不应该把公共资金推卸给社会，政府要发挥作用，第一，政府必须出一部分公共资金，这是不能少的；第二，如果发挥私人资金的作用政府应该有鼓励政策和措施。要想让企业投钱，政府要设定有力度的减排目标，企业才能看到市场是稳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才愿意投资气候市场。如果光简单地让私营企业投钱，这是推卸政府的责任。通过公共资金的引导和政策的保护，把气候市场的蛋糕做大，才能让气候市场健康发育、成长。
谈判不能像“狗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年年有成果，最后都不落实。中国主张谈成一个落实一个。这是增加政治互信，进行谈判的基础。中国提出的行动目标一定会认真完成。比如，我们承诺加强“南南合作”，近三年我国每年提供10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尽管中国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依然认真落实了这一承诺。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目前已经有了机构也有了机制，现在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效果，让国际社会看到过去的谈判成果大家都在落实。再有就是提高减排的力度。据一些机构测算，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全球排放量的70%，发展中国家占了30%；而目前已经做出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占总承诺量的70%，发达国家只占了30%。因此，发达国家应加大力度，做出有力度的减排实际行动。因此，这次大会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兑现承诺、采取行动、落实共识、增加政治互信。
第二大问题在于新的谈判要落实公约。坚持公约的框架、坚持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基本原则。
其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所有国家的挑战是一致的，大家都要采取行动，按照原则做贡献。这个原则就是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并要在各谈判要素中加以体现。
其二，减排的模式是什么？《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模式，也就是先确定减排总量，然后分配各个发达国家。这一方式的缺陷是即使分配了减排量，一些国家也拒绝实行。另一种方法是“自下而上”，即各国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和能力提出目标，做出承诺，但是又会产生各国承诺的减排量偏低，完不成全球的减排目标。因此，有的国家提出“自下而上 评审”的方式，但是这一方式也有不同意见，提出涉及到国家的主权问题，实践中难以落实。
我们的立场是开放的，只要符合公约的基本原则，我们都愿意开展深入的讨论，直至取得共识。
其三，是法律约束力的问题。新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各国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目前尚无定论。我们主张先内容、再形式，形式服从于内容。新协议各国都要严格遵守，不能有例外。
其四，是统一核查问题。要不要核查，核查时候怎么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下一步要谈判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基本意见是各国措施要有透明度，但也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首先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统计监测核查的能力。
谈判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各国关注点也不同，发达国家关注减排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损失损害等一揽子问题共同解决，最后应当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方案。华沙会议至少应当确定谈判题目、时间表、路线图。
中国报道：国际气候大会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各国政府间的博弈场，在今年华沙大会上中国面临的主要压力是什么？如何看待这些压力？
解振华：西方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有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转移自身压力的情况。你所说的“压力”归根结底体现为中国要相应地表现一种积极的建设性态度。
其实，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是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大趋势相一致的。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这样一个总体要求，这与国际绿色低碳发展大势非常一致，所以中国政府肯定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促进者。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既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也在逐渐成为气候变化的“贡献者”。一方面，近十年，中国有越来越多极端天气出现，已造成7.6万人死亡，经济损失已经达到4.7万亿元，所以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受害者。在减排方面，力度越小，适应气候变化的压力就越大。中国有责任大力减排，同时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采取的措施。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中国现在已经是二氧化碳气体的第一排放大国。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临近完成的阶段，既处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又处在转型期。另外，城镇化阶段也并没有完成，从发展规律上看，在这个阶段，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是很高的。但是，这个阶段需要采取措施有效约束二氧化碳排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相应的就是努力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改变消费方式，这些正好都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相一致。因此，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一定是促进者，正在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最近的雾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不合理，煤炭用比太多。另外，我们的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产业结构不均衡，京津冀地区有很多钢铁、水泥和电力产业。在人口密度这么大的地区，燃烧大量的煤炭等化石燃料，必然会造成问题。现在国家出台的“大气十条”，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在发展方式上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把过剩的产能压下来，把落后的产能淘汰掉，控制煤炭的使用总量、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控制汽车数量、调整产业结构，这些措施既解决大气污染，也可以应对气候变化。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实际上同根同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也是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做贡献。 中国报道：节能减排作为一个世界性话题，您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多次参与国际气候大会谈判，可谓波澜起伏、艰难困苦。在国际谈判中，中国目前最大的利益点在哪里？
解振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更多的是要把自己放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去考量这个群体的发展权益，维护公约和议定书的机制安排，坚持公约确立的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权益。
比如，在核查问题方面，中国就采取了灵活姿态，促成了会议取得成果。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违背公约的规定，要求发展中国家行动要接受国际核查，发展中国家反之，谈判面临失败的边缘。是中国和基础四国采取灵活的立场，达成了发达国家接受国际核查，发展中国家接受“磋商与分析”，且“磋商与分析”是尊重国家主权、非侵入性、非惩罚性、鼓励性的协议。同时，我们接受“磋商与分析”，前提是发达国家提供快速启动资金，2010年到2012年每年1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
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协定，事实上可以反过来促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与国内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相一致。在国内促进节能减排，提倡绿色环保意识，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才能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国内的节能减排工作做好了，是对全世界的贡献。我们做的越多，贡献越大，代表发言权也越大。这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国际国内共同促进的一个结合点，中国与世界的利益趋向是一致的。
中国报道：在气候谈判中，您作为中国的权威发言人，从2007年巴厘岛会议到现在，谈判心态上有什么变化？源自于什么？
解振华：最大的感觉是我们的话语权大大提升了，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在人类共同未来的大前提之下，要兼顾各国利益，最后找到一个既兼顾人类长远利益又满足各国发展的合理诉求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大家都不满意但又都能接受，就是多边机制最好的结果。如果一方认为全满意，另一方都说不满意，这个结果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那种强权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早已是合作共赢的时代。
全球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问题，我们考虑问题就要把人类的大前途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尊重历史发展潮流，顺势而为。
毋须讳言，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中国目前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中国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已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列入约束性指标。201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中国推进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是自身发展的需求，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这是中国对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务实合作。2011-2013年，中国已累计投入2亿元人民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国际气候谈判的会场从来就不会平静，去年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进行了加时谈判，才最终保证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如约在2013年实施。在谈判进程当中，最主要的谈判焦点是如何公平分配各国排放空间、如何保障各国的公平发展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多哈会议的成果来之不易，只有切实予以落实，维护好各方的政治互信，才能为推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安排的谈判汇聚最多的正能量。因此，遵循气候变化公约的基本原则、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成果、兑现既有的谈判承诺、推进德班平台的谈判，应成为今年底即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华沙会议的主题。
今年华沙气候大会的焦点议题会有哪些？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点在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会往何处发展？在中国代表团即将前往华沙之际，中国报道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权威解读华沙气候会议。
中国报道：11月，第19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波兰华沙举行，请您介绍下这次大会的主要主题是什么？将会对今后的世界气候大会产生哪些影响？
解振华：这次华沙气候大会有50多个议题要同时谈判，中国代表团将与会。去年的多哈会议完成了2020年之前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形成共识和协议，同时也提出来尽快明确2020年之后各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需要制定一个新的协议。各方明确定了一个期限：2015年底要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从2013年开始至2015年底，用三年的时间达成新协议的任务就非常明确了。
为了增强政治共识，形成推动力，与2009年类似，2014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集各国元首在纽约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从最高政治层面推动谈判，于2015年达成协议。这也将对明年年底在秘鲁利马召开的缔约方大会形成重要影响。利马气候大会对2015年新协议的内容可能会进入更为实质性的谈判，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要达成新的协议。因此，今年的华沙会议主要是为2014年实质性谈判和2015年达成新的协议奠定基础。
各个国家和各个集团都会在今年的大会上提出自己政治诉求和立场。但它不是做出最后决定的一次会议，按我们的说法是一个“小年”，但一定会有成果。
中国报道：请您预期一下，本次华沙大会上各方博弈的焦点和难点是什么？
解振华：华沙大会可能是一次争论比较激烈的会议。刚刚开完的由40多个国家部长参加的预备会上很多观点既有分歧又有共识，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建设性的。大家都预计明年气候变化关注度会升温，到后年可能又会是一个新的高潮。如果能达成新协议的话，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进程。
与以往不同，华沙会议应该是一次落实的会议，优先任务是有效履行巴厘进程的各项决定，兑现业已做出的承诺，特别是发达国家根据其历史责任率先承担全球经济范围的量化减排指标，并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
最近各国都在就今年的会议表态，美国代表在伦敦讲了他们对今年大会的看法，有很多和承诺不一致，反倒指责发展中国家排放量大，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大量减排，这完全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从工业革命到2010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占70%，发达国家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是不能抹杀的，历史都否认了，如何继续谈判呢？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责任早已达成共识，现在想推翻这个共识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够接受的。
另外，怎样在新的协议中体现出区别。中国的基本观点是由于历史责任是不同的，各个国家发展到现在的基础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现在积累的财富和取得的低碳技术，应该说也是牺牲了我们过去的气候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的。现在造成气候变暖的问题，是由于历史上发达国家无约束的排放造成的。这一点不容忽视。在这个领域其实有一个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谁贡献了污染，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才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要提供资金和技术。
“共同但有区别”有三个所指：第一，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第二，各国在义务上有区别；第三，各国都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也是应该有区别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应该按照公约的要求，发挥领导能力去积极减排。中国面临的是发展问题，我们不能牺牲发展专门去做减排。中国目前正在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来解决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消除贫困，还要关注民生，更要保护环境的多方面挑战。中国通过走低碳发展的道路，即发展了经济，也积极应对了气候变化。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做得更好，需要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这也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体现。一些发达国家强调，新的协议适用于所有各方。中国的观点是，新的协议适用于所有各方是对的，达成的共识中国是支持的。但他们强调的“适用于各方”恰恰是“共同但有区别”中的“共同”，大家都有责任来采取积极措施，尽自己所能来应对气候变暖，但是我们认为在采取行动的时候，确实应该有区别。区别就是刚才所讲的三点。其实，“共同”和“但有区别”是一致的，不能把“共同”割裂出来，第一，这样做，根本否定了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第二，“适用于各方”指向大家都一样，这是不公平的，谈判的结果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大家才能接受。如果把“共同”和“但有区别”割裂开，不讲公平，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中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也希望一些国家真正负起责任来。发达国家应承认历史责任和义务，至少应该在国内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减排力度。 再有，华沙会议成败很大因素取决于能否有效解决资金问题。德班平台谈判同样旨在通过进一步行动加强公约的实施，其过程和结果应遵循公约的框架、原则和规定。华沙会议应在德班平台下就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公约支柱开展平衡、结构化、正式的谈判，就如期达成2015年协议发出积极信号。谈判是长期的，应对气候变化更是长期的，因为经济危机产生的资金不能兑现的问题却是短期的。现在有困难不代表以后有困难。现在拿出钱，不代表三年、五年之后拿不出钱。在制度和机制下，发达国家应该拿出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发达国家自己承诺要拿出资金，最近三年拿300亿，到2020年之前每年拿出1000亿，这是发达国家自己承诺的，必须要兑现，即使有困难也应作出财政上的安排。如果承诺了却没有财政安排，会让大家觉得缺乏政治互信。
还有，政府不应该把公共资金推卸给社会，政府要发挥作用，第一，政府必须出一部分公共资金，这是不能少的；第二，如果发挥私人资金的作用政府应该有鼓励政策和措施。要想让企业投钱，政府要设定有力度的减排目标，企业才能看到市场是稳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才愿意投资气候市场。如果光简单地让私营企业投钱，这是推卸政府的责任。通过公共资金的引导和政策的保护，把气候市场的蛋糕做大，才能让气候市场健康发育、成长。
谈判不能像“狗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年年有成果，最后都不落实。中国主张谈成一个落实一个。这是增加政治互信，进行谈判的基础。中国提出的行动目标一定会认真完成。比如，我们承诺加强“南南合作”，近三年我国每年提供10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尽管中国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依然认真落实了这一承诺。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目前已经有了机构也有了机制，现在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效果，让国际社会看到过去的谈判成果大家都在落实。再有就是提高减排的力度。据一些机构测算，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全球排放量的70%，发展中国家占了30%；而目前已经做出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占总承诺量的70%，发达国家只占了30%。因此，发达国家应加大力度，做出有力度的减排实际行动。因此，这次大会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兑现承诺、采取行动、落实共识、增加政治互信。
第二大问题在于新的谈判要落实公约。坚持公约的框架、坚持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基本原则。
其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所有国家的挑战是一致的，大家都要采取行动，按照原则做贡献。这个原则就是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并要在各谈判要素中加以体现。
其二，减排的模式是什么？《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模式，也就是先确定减排总量，然后分配各个发达国家。这一方式的缺陷是即使分配了减排量，一些国家也拒绝实行。另一种方法是“自下而上”，即各国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和能力提出目标，做出承诺，但是又会产生各国承诺的减排量偏低，完不成全球的减排目标。因此，有的国家提出“自下而上 评审”的方式，但是这一方式也有不同意见，提出涉及到国家的主权问题，实践中难以落实。
我们的立场是开放的，只要符合公约的基本原则，我们都愿意开展深入的讨论，直至取得共识。
其三，是法律约束力的问题。新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各国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目前尚无定论。我们主张先内容、再形式，形式服从于内容。新协议各国都要严格遵守，不能有例外。
其四，是统一核查问题。要不要核查，核查时候怎么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下一步要谈判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基本意见是各国措施要有透明度，但也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首先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统计监测核查的能力。
谈判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各国关注点也不同，发达国家关注减排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损失损害等一揽子问题共同解决，最后应当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方案。华沙会议至少应当确定谈判题目、时间表、路线图。
中国报道：国际气候大会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各国政府间的博弈场，在今年华沙大会上中国面临的主要压力是什么？如何看待这些压力？
解振华：西方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有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转移自身压力的情况。你所说的“压力”归根结底体现为中国要相应地表现一种积极的建设性态度。
其实，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是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大趋势相一致的。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这样一个总体要求，这与国际绿色低碳发展大势非常一致，所以中国政府肯定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促进者。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既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也在逐渐成为气候变化的“贡献者”。一方面，近十年，中国有越来越多极端天气出现，已造成7.6万人死亡，经济损失已经达到4.7万亿元，所以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受害者。在减排方面，力度越小，适应气候变化的压力就越大。中国有责任大力减排，同时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采取的措施。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中国现在已经是二氧化碳气体的第一排放大国。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临近完成的阶段，既处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又处在转型期。另外，城镇化阶段也并没有完成，从发展规律上看，在这个阶段，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是很高的。但是，这个阶段需要采取措施有效约束二氧化碳排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相应的就是努力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改变消费方式，这些正好都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相一致。因此，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一定是促进者，正在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最近的雾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不合理，煤炭用比太多。另外，我们的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产业结构不均衡，京津冀地区有很多钢铁、水泥和电力产业。在人口密度这么大的地区，燃烧大量的煤炭等化石燃料，必然会造成问题。现在国家出台的“大气十条”，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在发展方式上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把过剩的产能压下来，把落后的产能淘汰掉，控制煤炭的使用总量、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控制汽车数量、调整产业结构，这些措施既解决大气污染，也可以应对气候变化。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实际上同根同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也是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做贡献。 中国报道：节能减排作为一个世界性话题，您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多次参与国际气候大会谈判，可谓波澜起伏、艰难困苦。在国际谈判中，中国目前最大的利益点在哪里？
解振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更多的是要把自己放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去考量这个群体的发展权益，维护公约和议定书的机制安排，坚持公约确立的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权益。
比如，在核查问题方面，中国就采取了灵活姿态，促成了会议取得成果。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违背公约的规定，要求发展中国家行动要接受国际核查，发展中国家反之，谈判面临失败的边缘。是中国和基础四国采取灵活的立场，达成了发达国家接受国际核查，发展中国家接受“磋商与分析”，且“磋商与分析”是尊重国家主权、非侵入性、非惩罚性、鼓励性的协议。同时，我们接受“磋商与分析”，前提是发达国家提供快速启动资金，2010年到2012年每年1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
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协定，事实上可以反过来促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与国内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相一致。在国内促进节能减排，提倡绿色环保意识，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才能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国内的节能减排工作做好了，是对全世界的贡献。我们做的越多，贡献越大，代表发言权也越大。这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国际国内共同促进的一个结合点，中国与世界的利益趋向是一致的。
中国报道：在气候谈判中，您作为中国的权威发言人，从2007年巴厘岛会议到现在，谈判心态上有什么变化？源自于什么？
解振华：最大的感觉是我们的话语权大大提升了，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在人类共同未来的大前提之下，要兼顾各国利益，最后找到一个既兼顾人类长远利益又满足各国发展的合理诉求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大家都不满意但又都能接受，就是多边机制最好的结果。如果一方认为全满意，另一方都说不满意，这个结果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那种强权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早已是合作共赢的时代。
全球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问题，我们考虑问题就要把人类的大前途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尊重历史发展潮流，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