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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术史的发展来看，民国以前的国画可以统称为古画。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画在古代没有确定的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是画在绢、宣纸、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的统称。近现代以来，为区分从西方输入的油画（又称西洋画）等外国绘画，才有了中国画这个名字，通常也简称“国画”。它是用毛笔、水墨和颜料等中国所独有的工具，依照长期积淀下来的表现形式及艺术法则创作出的绘画。中国画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创作上，都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和见解。这些认识和见解有着很强的教育意义，但是跟传统的教育不一样的是，这种教育不再是冷冰冰的刻板说教，而是跃然纸上，让人在赏心悦目的同时陶冶了情操，提高了认识，实现了“寓教于乐”。
“寓教于乐”思想的源远流长，并且在艺术的历史上划下过了浓厚的几笔。例如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就是从“寓教于乐”中获得的重要灵感。发展至今，“寓教于乐”的思想仍是艺术的主流思想之一，一个作品是否有活力，是否能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到现在还是衡量艺术作品优劣好坏的重要标准。“教”，主要是指社会思想、道德教育，兼涉文化开发。教是目的，是最终的落脚点。教往往是枯燥的、学术的、乏味的，往往需要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得到较好的实现。在诗和艺术作品中教化功能也是应当通过使人获得愉悦的种种具体形象来实现，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这样才容易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很多人会说，学习中国画会修身养性，很多人也把练习中国画作为一种娱乐，但一幅好的中国画，是蕴含丰富思想的，读懂它才能更好欣赏它。
中国美学思想丰富多彩，而且自成体系，形成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儒家主张审美观上的“中和之美”，而道家则主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追求平淡、素朴的审美观，后来又有宋代朱熹“文以载道”的审美观，清朝王国维“意境说”等等。文化形式是在一定审美思想的支配下产生，而且一个民族的人们总会有趋同的审美观，中国画作品也是如此，我国的中国画作品体现出我国民族传统的审美观。
我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儒家思想强调社会责任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艺术的社会功用。“文以载道”影响了人们的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文以载道”也深刻影响了我国传统中国画的创作，在中国画的创作中一直有“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寓教于乐”意味着通过艺术作品达到教化的目的，潜移默化地把要传达的思想让观众接受。深受绘画美学的影响，我国绘画强调 “以形写神”，强调诗意的韵味，重视创作者的主观性和意会，要求抒情性的表达出作者的意图，这影响到我国传统画的发展。
中华民国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新兴改革和马克思主义等诸多启蒙思想在神州大陆传播、发扬，启蒙的艺术家们也提出了“民众的艺术”、“走向十字街头”和“大众化”等口号。中国画也在这种潮流中进行了自我改革，在题材内容和形式表现上都有所创新，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清末民初，著名画家吴友如用传统绘画手法描绘城市世俗生活和中外新鲜见闻，让中国画走下了庙宇，走到了人民身边。他利用石印画报作为他的通俗作品的传播手段，在当时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著名国画家陈师曾画成《北京风俗图》册页，用半写意半漫画的笔法描绘了北京街头的人力车、泼水夫、算命者、磨刀者、掏粪夫、嘛僧、老西儿等，真实反映了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是当时的“清明上河图”。20年代末30年代初，岭南画家黄少强、方人定决意走向十字街头，秉持同情的态度，用画笔反映城乡劳动者真实的悲惨生活；北部的赵望云则在冀南、塞上等地以农村题材写生，以农民的痛苦生活作为创作之源，并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这些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这种“不遵师道”、“不法古人”、“任意涂抹”的魄力，為当时的艺术创作开辟了新的纪元，这种画风的创新源自于那个改革的时代，同时又对那个时代的改革起到了引领的作用，“教”这种原本枯燥乏味的东西，渗透在艺术的审美中，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巨龙”。随后时间转移到了抗战期间，在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各条战线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外敌的关键时刻，我们的艺术家们利用自己手中的画笔，为祖国“奋勇杀敌”。国画家沈逸千出入烽火战场作几十次，在战地实地写生；身居敌占区的蒋兆和顶住多方压力创作了《流民图》；四川等大后方的画家如关山月等，西北地区写生反映一线的战斗场景，他们的用画笔当武器，凝聚了全国上下的力量，在文化领域“奋勇杀敌”，为抗战发挥了不和替代的作用。他们紧踏着时代的脚步，把中国画扩展到新的领域，使高雅、超逸的传统绘画走出逃避人生斗争的象牙之塔，“寓教于乐”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画开始普遍描绘现实生活，即便山水花鸟画也联系现实社会内容，更加强调思想性与教育意义。一个民族的社会观、哲学观和审美心理都会影响作品的创作，使不同民族的美术作品体现出不同的美学特点。因此，中国画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都有着“寓教于乐”的功能。
（作者单位：东营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
“寓教于乐”思想的源远流长，并且在艺术的历史上划下过了浓厚的几笔。例如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就是从“寓教于乐”中获得的重要灵感。发展至今，“寓教于乐”的思想仍是艺术的主流思想之一，一个作品是否有活力，是否能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到现在还是衡量艺术作品优劣好坏的重要标准。“教”，主要是指社会思想、道德教育，兼涉文化开发。教是目的，是最终的落脚点。教往往是枯燥的、学术的、乏味的，往往需要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得到较好的实现。在诗和艺术作品中教化功能也是应当通过使人获得愉悦的种种具体形象来实现，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这样才容易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很多人会说，学习中国画会修身养性，很多人也把练习中国画作为一种娱乐，但一幅好的中国画，是蕴含丰富思想的，读懂它才能更好欣赏它。
中国美学思想丰富多彩，而且自成体系，形成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儒家主张审美观上的“中和之美”，而道家则主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追求平淡、素朴的审美观，后来又有宋代朱熹“文以载道”的审美观，清朝王国维“意境说”等等。文化形式是在一定审美思想的支配下产生，而且一个民族的人们总会有趋同的审美观，中国画作品也是如此，我国的中国画作品体现出我国民族传统的审美观。
我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儒家思想强调社会责任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艺术的社会功用。“文以载道”影响了人们的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文以载道”也深刻影响了我国传统中国画的创作，在中国画的创作中一直有“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寓教于乐”意味着通过艺术作品达到教化的目的，潜移默化地把要传达的思想让观众接受。深受绘画美学的影响，我国绘画强调 “以形写神”，强调诗意的韵味，重视创作者的主观性和意会，要求抒情性的表达出作者的意图，这影响到我国传统画的发展。
中华民国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新兴改革和马克思主义等诸多启蒙思想在神州大陆传播、发扬，启蒙的艺术家们也提出了“民众的艺术”、“走向十字街头”和“大众化”等口号。中国画也在这种潮流中进行了自我改革，在题材内容和形式表现上都有所创新，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清末民初，著名画家吴友如用传统绘画手法描绘城市世俗生活和中外新鲜见闻，让中国画走下了庙宇，走到了人民身边。他利用石印画报作为他的通俗作品的传播手段，在当时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著名国画家陈师曾画成《北京风俗图》册页，用半写意半漫画的笔法描绘了北京街头的人力车、泼水夫、算命者、磨刀者、掏粪夫、嘛僧、老西儿等，真实反映了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是当时的“清明上河图”。20年代末30年代初，岭南画家黄少强、方人定决意走向十字街头，秉持同情的态度，用画笔反映城乡劳动者真实的悲惨生活；北部的赵望云则在冀南、塞上等地以农村题材写生，以农民的痛苦生活作为创作之源，并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这些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这种“不遵师道”、“不法古人”、“任意涂抹”的魄力，為当时的艺术创作开辟了新的纪元，这种画风的创新源自于那个改革的时代，同时又对那个时代的改革起到了引领的作用，“教”这种原本枯燥乏味的东西，渗透在艺术的审美中，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巨龙”。随后时间转移到了抗战期间，在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各条战线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外敌的关键时刻，我们的艺术家们利用自己手中的画笔，为祖国“奋勇杀敌”。国画家沈逸千出入烽火战场作几十次，在战地实地写生；身居敌占区的蒋兆和顶住多方压力创作了《流民图》；四川等大后方的画家如关山月等，西北地区写生反映一线的战斗场景，他们的用画笔当武器，凝聚了全国上下的力量，在文化领域“奋勇杀敌”，为抗战发挥了不和替代的作用。他们紧踏着时代的脚步，把中国画扩展到新的领域，使高雅、超逸的传统绘画走出逃避人生斗争的象牙之塔，“寓教于乐”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画开始普遍描绘现实生活，即便山水花鸟画也联系现实社会内容，更加强调思想性与教育意义。一个民族的社会观、哲学观和审美心理都会影响作品的创作，使不同民族的美术作品体现出不同的美学特点。因此，中国画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都有着“寓教于乐”的功能。
（作者单位：东营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