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青少年时就喜欢文学，尤其爱读新诗。从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一路读下来，一直读到新中国的中青年诗人，诸如闻捷、沙鸥、未央、流沙河、邵燕祥等。我不仅读，而且也学着写。当时中学里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十几个人，还编了一个墙报。我就在墙报上胡乱地发表自己的诗作，究竟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至今了无痕迹，只记得我在《解放日报·朝花版》上写过一篇诗评，题目叫《读扬场》，千把来字。严格来说，它是一篇读后感，算不上诗评。但这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与诗结缘的见证。文章写在1962年，我正在复旦读“大二”，暑期留校写的，所以记得很清楚。
　　邵燕祥先生的诗，说句实话，在当时几位中青年的诗人中，给我留下的印象不算太深。也不知为什么，他成了右派。恕我不恭，我第一次见到邵先生，是在广播剧场，时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正在广播事业局轰轰烈烈地展开。我分配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工作不久，记得有一天，在广播剧场开会，批斗梅益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罪行之一是他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批判者列数了好几位电台“右派分子”的名字，每点一位，这位就要登台亮相，其中点到了邵燕祥（批判者为他戴了顶“黑秀才”的帽子），他就走上台去，低头陪绑。我远远地站在台下，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仰慕中的诗人身影，心中有点不是滋味。平时很少见到梅益局长，只是听说他十分有才，也爱才，结果爱才成了一大罪状，在“义愤填膺”的大批判声浪中，我也跟着举过手、呼过口号，像着了魔一样。广播文工团批斗侯宝林时，侯氏戴着纸糊的高帽，低着头，弯着腰，脸上似笑非笑，很逗人乐。侯宝林后来成了相声大师、语言艺术大家，可是当年谁又把他当人看？像耍猴一样任意践踏、污辱他。我与邵先生站在一边，都成了看客，才得以近距离地看到了他：个头不高，面清目秀，是个斯文人。我们没有交谈，也不便交谈，只知道他是广播文工团的编剧。文工团、电视台都属广播局管辖，在一个院子的一排楼，可以说，我与他是广播局的大同事，同进出大门十来年。
　　说来也巧，“文革”后，我与他相继调离了广播局，他调入《诗刊》社，诗人调进诗刊社，门当户对；我这个中文系的学子，调进《文艺报》，也可说是如愿以偿。《诗刊》和《文艺报》又都归口中国作家协会。广播局归新闻口，中国作协归文艺口，按照中央机关的组织系统分类，新闻口文艺口又都要归到宣传部。由此看来，我和邵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两度在一个部门工作，都是宣传战线上的普通一兵。任职期间，我们并无交往，只是偶尔在报刊上相遇。七八十年代邵先生的写作领域，似从诗歌转向杂文，而我则是一名杂文新兵，初试身手。巧合的是，我与邵先生的杂文，竟都被前辈曾彦秀看中，并选入他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7至1982年）。邵先生是杂坛久经沙场的老将了，据说他的右派帽，就因触及时弊的杂文所致；而我却是初出茅庐的新兵，老将新兵同入一集，使我大有不胜荣幸之至的感觉。后来邵先生的杂文越写越多，越写越老辣，越写越见风骨，被读者公认为“杂坛一支笔”，也有人认为，“他列入当今杂文强手之林而无愧”；而我只是昙花一现，90年代后，基本不再涉足杂坛了。
　　邵燕祥的诗文，我读过不少，很敬佩他有见义勇为、敢于登高放言的铮铮铁骨。但与他交往甚少，严格说来，仅有一面之缘，记得是到他府上拜见赠书的一面之缘。奇巧的是，今年初，罗海雷给我打来电话说，邵燕祥为他父亲（罗孚）写了一首祝寿诗，托我找一位名书家抄录一下，说是要作为寿礼，献给他老爸。我说好啊，请把邵先生的诗稿传来。他很快传来了手稿，我在网上拜读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读邵先生的手稿，也是第一次读他的祝寿旧体诗。题为“遥祝罗孚先生九秩大寿韵语九则为献”。诵读之下，觉得它像是一首七言歌行体的新乐府，采用明白如话的口语入诗，朗朗上口，诗中很少用典，更不用僻典，真正做到了“我以我手写我口”，老少皆可吟读。诗中写到的今典，多为我亲见亲闻，诵读再三，爱不释手。于是我给海雷回电道：邵先生的诗拜读了，写得真好。你要我找书坛名家，一是名家都是大忙人，怕未必接手；二来即使接手了，润笔费怕也少不了。我虽不是书家，但每天在练字，如果你不在意写得好坏，我倒可以试试。如行，我希望罗老今年的大寿之日，能亲手把这幅拙书祝寿诗献给老寿星。海雷听了很高兴地说，正好姚锡佩、周健强、张玲三位女士也要去香港，你们可以同行。紧接着，他细心安排了我们赴港的行程。
　　邵先生的祝寿诗，全诗九则（首），分为四大段落。一二两首，写他们从相识到相交的过往：相识在长安街上，相交在酒店茶楼。谈些什么？谈的是诗，“莫谈国是谈诗事”；为什么莫谈国事？因隔墙有“耳”，不光有“耳”，而且有“眼”。我也多次去罗孚先生处，对周边环境有所了解，所以交谈的内容，也不外乎诗，尤其是聂绀弩的诗。三至五首，是第二大段落，写罗孚如何由“港岛一支笔”，奉命更名换姓，变成史林安、柳苏，据说是为了便于外出行动，便于发表作品。罗夫人又如何千里寻夫奔京城，“一送寒衣二投诉”，要为丈夫讨个说法，邵先生深受感动，要向“夫人三鞠躬”。“未放流人宁古塔”，据《辞海》载，宁古塔是地名，现在黑龙江宁安县，相传清皇族远祖兄弟六个人曾居于此。满语“六”为宁古，“个”为塔，故称宁古塔，意为罗孚没有被流放黑龙江，流放到当年右派的集居地，却从南海羁居到京城。要说用典，这可算一典。六七两首，写这位半是囚徒半是作家的罗孚，如何在双榆树囚居处，“南冠文事未蹉跎”。据《辞海》，南冠，也可称典，春秋时代楚人头上戴的帽子叫楚冠，也称南冠。后人就把南冠作为远使或羁囚的代称，意为罗孚在囚居中，不忘著书作文，没有蹉跎岁月。《北京十年》、《燕山诗话》中的大半篇什都完成于此间，还为老友聂绀弩编注出版了《聂绀弩诗全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最后两首写罗孚后继有人，才人辈出，罗海雷奋笔为父著书立传，去伪存真，还历史清白，“覆盆之下见胸怀”，改“无完卵”为“见胸怀”，改得好。而罗孚也成了20世纪冤假错案中，名列前茅的幸存生还者。罗海雷本在英国学土木工程，后转型搞工程管理的电脑软件，对文史是外行，为了为父讨个清白，花了近两年时间，到处采访当事人，搜集素材，终于完成了二十多万字、一百多张照片、图文并茂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2011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出版后反响强烈。全诗四大段落，以杂文笔法写来，夹叙夹议，绵里藏针，柔中有刚，正气凛然。我作为罗孚“北京十年”的见证人之一，读来弥觉情真意切。 　　关于罗孚的案子，据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宗中美“间谍案”，从事发宣判至今，已过去了30年。尽管疑雾重重，多有议论，但有关方面仍坚持原判。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上有不少冤假错案，都是自下而上，由不同时期的知识群体，平民百姓自发地为其呼吁，然后由执掌正义的最高当局予以平反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现当代史上，这种案件我们见到的还少吗？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首次出版《罗孚文集》七卷本，皇皇数百万言，在全国发行，反应颇大。2012年初，罗孚九十晋二大寿，在香港湟府大饭店举行，出席贺寿的亲友达三百余人，其中有老《大公报》、《新晚报》的同仁五六十人，金庸也赶来贺寿。大家向当年的“罗老总”贺寿，香港诸多新闻媒体均有报道。尤其值得一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今年5月被评为香港十大新书奖。新书奖的主办方是香港官方电台、香港出版总会、康乐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三家单位，可以说是一项由香港新闻出版部门颁发的奖项。以上三事足以说明，罗孚在新闻出版界的人心向背。知识阶层尽管手无寸铁、无职无权，不能发号施令，但有一张嘴可以说，有一支笔可以写，人人心中有杆秤。正如20年前，罗孚刑满返港前，在上海见到巴金。巴老对他说：“虽然你的事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常识判断。”常识是什么？常识就是一杆秤，一杆公平秤。
　　拙书邵燕祥的祝寿诗，装裱后当面交到了罗老的手中，并且当着他的面，由姚锡佩、张玲大姐与我一起诵读。承海雷美意，翻拍洗印了几份，一份寄邵先生，一份寄我留念。邵先生看了我书写的影件，给海雷回信道：
　　谢谢你将包立民先生书拙诗的影件见赠，也请代向包先生致意，他费心抄录我献给罗老的祝寿诗，亦是出于对罗老的爱敬也。抄诗中四首三句，“底缘事”应为“缘底事”。“缘”（因）“底”（什么）“事”；七首中第五字“竟”应为“兢”，前说百年光阴飞快，日和月竞相奔波，如“穿梭”；七首末句，“南冠之事”应为“南冠文事”，南冠，指狱中，全句指罗老虽在监控，但未废文事，仍写了大量文章“未蹉跎”。虽有此三小疵，但写件中凝聚着友谊的精神价值不受影响。
　　海雷将邵先生的信转给了我，拜阅后我一则以愧，一则以敬。愧的是由于粗心未及细校，二三百字的一幅抄件，竟有三处差错；敬的是邵先生不以为怪，反而一再体谅我对罗老的一片敬爱心意。未能征得邵先生的同意，就擅自发表了他给罗海雷的私信，这是要请邵先生见谅的，为了使读者能看到拙书邵先生祝寿诗的全貌，我就不怕拙书劣字，将书作附在文后一并发表（见图）。
　　如果说，诗是缪斯，是青少年的情侣；那么也可说，诗是美酒，是中老年的至友。青少年时代的邵燕祥，以新体诗步入诗坛，扬名海内；中老年的邵燕祥，又以旧体诗交游士林，不畏权威，仗义执言，远扬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