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里，韩国电子舞曲“江南 Style”在韩剧之后再次引发“韩潮”，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铁腕总统朴正熙之女、执政党新国家党领袖朴槿惠当选韩国首位女总统，进一步引发各智库对“韩国模式”的争相探讨，美国彼得森研究所试问“韩国新时代是否到来？”事实上，韩国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在增长乏力的后危机时代“老树焕新春”，成为“新钻11国”中唯一的发达国家。当今的韩国，仿佛80年代“如日中天”的日本一般势不可挡。
　　2012年6月，美国颇具政治决策影响的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关注到了这一动向，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称，应有学者撰写“韩国第一”来取代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著作《日本第一》；英国智库型媒体《经济学人》亦称，相较大国和特殊地区，中等规模的韩国模式更适合发展中国家效法。
　　关注韩国模式尤其是转型经验的还包括中国的研究机构。2012年下半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韩国东北亚研究基金会共同在京举办“韩国经验”系列讲演，本刊作为媒体支持进行跟踪报道，并对韩国前财政部长李揆成、前财政部副部长郑德龟、前产业资源部长李熙范等多位通晓学、政、商三界的前政要进行专访，勾勒出韩国从战后欠发达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信息产业强国转变的全过程。韩国秉承务实作风，推崇渐进改革，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齐头并进，将危机作为改革发展契机，成功实现转型。


　　朴正熙的“三角决策”均衡
　　1971年，美国俄裔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时说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其居民提供日益多样化的经济品能力的长期提升，这个不断增长的能力靠的是技术进步以及所需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调整。”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库兹涅茨的判断在韩国身上似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印证，韩国经济的成功与其适时地选择了相对集权化与进一步民主不无关系。
　　“每个阶段都是经过理性选择的”，这当然也包括颇具争议的独裁总统朴正熙所开创的“汉江奇迹”，前韩国财政部长李揆成说道。1910-45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实行“南农北工”战略，专家和技术人员大多在北朝鲜，南朝鲜只有少量低端技工，产业结构单一，电力、资本匮乏。随后的朝鲜战争更是将整个朝鲜半岛几乎夷为平地。1948年李承晚在美国扶持下直选成为韩国“第一共和国”总统，然而美式民主直接移植并未给新生的韩国带来稳定发展的可能。1960年“4.19”学生运动推翻李承晚政权，继任者进一步扩大民主，但时局更加混乱。1961年5月，军人出身的朴正熙发动政变，韩国进入“维新体制”的第三共和国。
　　前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东北亚研究基金会主席郑德龟先生，这样描述朴正熙总统此时所面对的现实状况：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争先确立恢复建设、发展经济和社会民主的共同目标，这需要以资金为前提；受长期殖民和内战影响，韩国几乎没有资本存量，就连通过投资主导形成的企业和市场都基本不存在；外部移植的民主和混乱的政党使得政权不稳，社会充斥着对经济发展的怀疑，依靠民间发展经济不可行。
　　“朴正熙意识到只靠意愿无法实现产业化的事实，于是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市场，在短期内扮演企业家角色”，郑德龟说。1962年朴正熙访美后，深刻认识到引进外资的重要性，政府直接向海外借款，逐渐积累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资本；为了弥补巨大资金缺口，政府开始建立使用内资的政策体系，控制央行、控股民间银行；大力鼓励民间投资，培育企业集团，现代、三星等财阀由此发展。朴正熙总统构筑起“内资-外资-企业家精神”相结合的三角经济开发战略，郑德龟总结道。
　　郑德龟认为，这种三角开发战略背后是“官僚圈-政治圈-企业集团”三角经济政策决定结构。总统位于决策最顶端，扮演总协调者角色；官僚圈，即行政部门，拥有实际资源配置权利；政治圈，即包含其他党派的国会，发挥动员作用；企业集团作为经济政治的牵引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角。
　　由此，朴正熙政府制定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一五计划”，同时兴修电力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扶植企业发展。在给予国内企业资金支持的同时，政府承担投资风险，以刺激企业投资欲望，从而调动大规模投资，外向型出口导向经济开始启动。韩国发展初期享受相对集权所带来的经济建设红利。
　　苦痛动荡的转型期
　　面对前两个“五年计划”所带来的初步发展成果，70年代初朴正熙政府开始推动“新村运动”以及重工业化。前者改良土地、兴修水利、促进农民增收，为平稳跨过刘易斯拐点提供了基础；而后者在发展初期则不适时地遭遇石油危机，并触发了蕴藏已久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
　　危机初期，铁腕总统朴正熙推动韩企到中东搞建设，短期内缓解了外汇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然而“长期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峻，危机中国际需求下降，国际利率陡升，韩国市场狭小且工资上涨快速，诸多企业出现高成本低效率问题”，前韩国产业资源部长、现任STX重工董事长李熙范介绍道。
　　重化工业亏损，财团重复投资，很多产业集中于少数财阀掌控中，但政府管控的银行仍在向财阀注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贫民窟出现。“很多人认为他们被社会剥离了，以前是绝对贫穷，现在是相对贫穷，这就是70年代末的状况。” 李揆成先生若有所思道。
　　“1979年，朴正熙总统遭遇暗杀，我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如果朴总统能提前五年卸任，也许暗杀不会发生。”郑德龟先生略表惋惜。“70年代末，韩国已进入转型期，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百姓认识发生了变化，‘三角决策’机制理应发生变化。”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经济落后时期为韩国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政府主导”模式开始走向反面，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韩国政府和民众逐渐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必要门票，这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强烈诱因。
　　朴正熙总统遇刺身亡后，韩国一时出现“民主之春”。然而此后不久的全斗焕政府政改倒退，直至卢泰愚总统作出“六·二九”宣言承诺改革，韩国政治正式由集权向民主转型。此后继任总统金泳三任期，这种趋势已不可逆转。
　　金大中化危机为契机
　　“民主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包容多样性”，李揆成说。适时的政治改革，使得经济自由化和银行民营化成为可能。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政府对经济的支配作用大大削弱，市场主导地位日渐增强，民营资本进入使得经济焕发新活力。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东欧爆发改革浪潮，外向型经济为主的韩国受到冲击，经常项目顺差变为逆差，对外开放压力加大。1996年，韩国加入世界经合组织（OECD），正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首先带来的是金融和资本方面的好处，海外借款利息为3%，韩国国内借款利息高达7%，4%的利息差使得海外资本大举进入韩国市场成为可能。然而初尝甜头不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依靠外国债务作为重要资本来源的韩国首当其冲。
　　“危机是改革的良机。”与会的韩国理工学院基金会主席朴钟九说道。他的主题演讲是“韩国财阀改革经验”。1997年初，韩国发生“起亚事件”，大批上市企业倒闭。临危受命的金大中政府以此次危机为理由，通过与IMF协商确定的金融企业改革推进方案，割裂财阀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裙带关系，要求它们公开信息，并对银行杠杆率以及企业并购、收购做了明确规定。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韩国开始了企业、金融、劳资、公共机构四大领域改革，经济重新企稳。
　　如今的韩国，液晶显示器产量世界第一，造船世界第一，汽车排名第五，钢铁排名第六。三星、LG及海力士等电子厂商势头正猛，现代汽车在全球大卖，2011年底韩国人均收入已超欧盟。正如李揆成先生在讲演中设问，新形势下“韩国领导人是否需要重新树立一个新的时代精神呢？” 铁腕总统之女朴槿惠总统将迎接“后危机时代”的新挑战。“相比对手，朴槿惠的渐近式改革和务实作风或许是其胜出的关键”，《日本经济新闻》这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