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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慈善避免商业利益诉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的慈善中，专门为高中班主任高君昭老师设立了一个纪念项目，她对你的人生给与了怎样的启迪与帮助？ 李东生：1973年前后，邓小平复出的那段时间，社会重新对知识比较重视，后来叫“批回潮”。那一年，工农兵大学入学做了一次文化考试，但很快出现了张铁生事件，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高老师一直都很鼓励同学去学习，谆谆引导。在高中那个阶段，我能打下很好的文化基础，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考入大学，高老师的帮助是一个重大的基础。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教育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怎样的意义？ 李东生：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我始终认为，教育对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他一生就有了获得更大成就的可能，如果没有，可能这一辈子很难有和别人一样成功的机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你发起公益基金和公益基金会也是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 李东生：一个人能力有限，之前做的公益慈善项目比较零散，后来我考虑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到一个领域。和我的太太魏雪商量以后，觉得我们自己应该搞一个教育基金，这样的话就可以参与到项目当中，做起来更有意义。做教育的捐助，特别是华萌基金做的这些基础教育的项目相对纯粹，不太容易引起其他的解读和误会。这些年也有很多慈善的案例被解读，也有可能有个别是这种情况，捐助慈善搞一个名堂，实际上把很多商业利益的诉求放在里面。我们做基础教育，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何选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李东生：青基会之前做的“希望工程”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最成功的公益项目，它有经验，挂在青基会下面，由青基会来管理，这样也保证资源投放相对公正。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华萌基金和深圳TCL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你会做哪些参与？ 李东生：“宏志班”的参与比较多，我们不只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资金支持，重要的是参与进去，比如新生入学、毕业生离校，中间每年还会有两三次活动，希望在人格成长上，给学生们一些帮助。在他们眼里，我们是“成功者”，他们在心里可能希望能够像我们一样成功，价值观方面会多一些交流。另外，毕业班的同学，我们都会让他们来公司做参访，让他知道，做企业是什么样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何看公益慈善对社会的推动力和它的价值？ 李东生：公益这种力量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的提高。某种程度上讲，公益慈善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一个更加文明、进步的国家、社会，一定会有更多社会资源包括资金、人力投入到公益活动当中，我觉得这是进步的一个表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未来你个人以及企业方面会加大公益慈善投入？ 李东生：对，随着我们自己的业绩越来越好，我们投入慈善的资源会越来越多，这是必然的。一般企业里用于慈善的投入，个人用于慈善的投入，和你创造财富的比例，一定是相关的。 要有超越金钱物质以外的目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工作、生活，对你来说哪个更重要？ 李东生：不夸张地说，我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家人还是挺理解的。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能持续成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在经济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企业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企业间的竞争，市场的竞争，不断的技术升级、创新的竞争，所以要持续成功，就一定要有责任感，自己要全力以赴，全情投入。我觉得这是这么多年，企业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对于企业家来说，创造物质财富之外，是否需要创造一些精神财富？ 李东生：人一定要有理想，有追求，这样才能走得更远。一定要有超越金钱物质以外的目标，因为金钱和物质的目标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在若干年前，单从金钱物质来讲，其实我不需要再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目标，对我来说，我希望把企业做成一个全球领先，有竞争力的企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开始就有这个目标？ 李东生：这些东西都是一步一步的。先有一个目标愿景，为此而追求，目标和愿景一定要符合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目标是要超越金钱以外的一个目标。这不单是一个口号，是真正源自内心的一个追求，是你真正幸福的一个坚持，这样才能够支撑你走更远。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听说1997年你有当副市长的机会？为什么拒绝了？ 李东生：当时我已经是TCL集团的董事长，那年惠州市政府换届，要推荐我为副市长候选人，是很正式的，省委组织部一位处长到惠州考察找我谈。我当时觉得很意外，也认真考虑了一下，听了一些人的意见，后来还是谢绝了。那个时候我自己正雄心勃勃，自己掌舵一个大企业，希望能够干一番事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但是企业有很大风险，殚精竭虑，做公务员可以高枕无忧。 李东生：我自己还是有一种兴趣，有一个目标，希望把自己的企业，能够做到在中国最有竞争力，创中国名牌，做一流企业。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确实有很多乐趣，虽然做企业很辛苦，要承担很大责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享受这个过程？ 李东生：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中国，TCL是少有的掌握一条完整产业链的企业，TCL为什么不走苹果公司那条路？ 李东生：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它更多是靠技术创新，他的核心能力在于它的创新技术产品，特别是基于互联网应用这一技术创新，来支撑他的竞争力，而不在他的硬件产品制造方面，在于它的产品设计，特别是一些软件应用等等，所以制造这一部分由专业的公司帮他来做，这种模式，实际上欧美有一部分公司是这样做的，但是像苹果做到这么极致的，完全没有自己的制造能力的，它还是首创。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他们一些公司，都是保留了最核心的制造能力，并没有把这些能力外包出去，中国企业比他们低一点，我们更加不可能这样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一直推崇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 李东生：我很敬重他，我觉得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践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的一个代表。他处在乱世，能够完成他的一番使命，在文化、思想、价值观方面，我很欣赏、赞善、理解、认同他的一些做法。有几点敬佩：第一，他一生做任何事情都勤勉、尽责，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付出和牺牲很多，甚至可以忍辱，这是他做人的品格，没有这些品格，很难成功；第二，自律，他一生都很自律，按照现在共产党的标准，我看曾国藩当之无愧，反腐什么的，他可能不会牵连到里面，无论是财、权，都不能打动他；另外，他有很强的应变、创新能力。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曾国藩也是主张实业强国的。 李东生：曾国藩出自封建的教育，按道理他是比较难接受新事物的。在清朝晚期，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曾国藩看到全球的改变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他第一个主张实业强国；另外，中国的第一届留学生是曾国藩领衔向清政府建议的，曾国藩是科举出身，他能够向清政府建议送学生去国外留学，真的不容易。曾国藩为人，无论他做人、做事风格，其远见，其价值观，都非常让我钦佩，在思想上，我能找到很多共鸣。 家电业进入中日韩三国竞争时代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TCL的国际化进程已进入一个坦途期了？ 李东生：不能说坦途，但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比较好的布局。在欧洲、美国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市场的布局比较均衡。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家电业前景如何？ 李东生：我觉得未来全球家电市场中，一定有有中国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中国要取得一个更强的市场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中国家电业在未来需要面对哪些国家的竞争？ 李东生：欧美已经没有家电业了，他们已经被Out掉了，现在还是中日韩三足鼎立。韩国企业比较强，产业集中度高，综合实力强，规模大，中国企业也在快速崛起，日本企业相对在衰落，所以未来我们可能要更多考虑日韩的竞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内容和服务一直是传统家电业的短板，TCL也是在向这方面转型，今年是转型的关键时期吧？ 李东生：是，我们现在提出“双+”战略转型，向智能加互联网转型，要建立产品加服务的新商业模式。我们主要的产业，无论是智能电视，还是智能手机，都是以智能技术、互联网应用技术嵌入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在这块的布局，如果我们不能更快地形成自己的特点、优势，我们就很容易被Out掉了。我们不能只是一个硬件产品制造商，而是要把更多的智能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嵌入到产品中，直到我们从一个终端产品变成一个智能的终端，能够搭载很多互联网的应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转型之后会给产业形态、管理理念带来哪些具体改变？ 李东生：以前我们是卖产品，产品卖出去，你的业务就结束了，未来产品卖出去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你要对顾客提供服务。以前只是经营产品，现在经营产品的同时也要经营好服务。这都要求企业经营管理的观念、方法做出很大的改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互联网环境下，是否要对“产业强国”进行新的解读？ 李东生：产业不能简单理解为制造业，服务也是一个产业，制造不单单理解为硬件制造，软件也是制造。在你的整个产品中，除了有硬件的价值，还有很多软件的价值，有这样一个变化。产业从一个广义角度来理解的话，“产业强国”不会过时。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有报道说你60岁的时候会退休？ 李东生：企业是我自己创办的，对我来说，我很愿意在能够推动企业成长的时候继续下去。至于什么时候退休，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在能力、精力方面，不能够胜任工作，我会主动退下来，不要让自己成为企业发展瓶颈。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能否用简短的话评价你在TCL的三十多年？ 李东生：这个我还没想过。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努力，尽力往前走，一直在通过TCL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只要我对企业的发展还继续有推动力，有能力带动企业往前走，我不会懈怠，不会贪图安逸去放弃这个进步。因为我自己对这种责任的承担很享受，做企业的这个过程，如果不是自己喜欢这个事业，很难坚持到今天。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马蔚华退休了去管理壹基金，如果你退休了是否也会去管理基金会？ 李东生：对于公益慈善，在我有生之年还是愿意长期做下去，退休了以后肯定还是要在这里花更多的时间，这是必然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的慈善中，专门为高中班主任高君昭老师设立了一个纪念项目，她对你的人生给与了怎样的启迪与帮助？ 李东生：1973年前后，邓小平复出的那段时间，社会重新对知识比较重视，后来叫“批回潮”。那一年，工农兵大学入学做了一次文化考试，但很快出现了张铁生事件，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高老师一直都很鼓励同学去学习，谆谆引导。在高中那个阶段，我能打下很好的文化基础，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考入大学，高老师的帮助是一个重大的基础。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教育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怎样的意义？ 李东生：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我始终认为，教育对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他一生就有了获得更大成就的可能，如果没有，可能这一辈子很难有和别人一样成功的机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你发起公益基金和公益基金会也是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 李东生：一个人能力有限，之前做的公益慈善项目比较零散，后来我考虑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到一个领域。和我的太太魏雪商量以后，觉得我们自己应该搞一个教育基金，这样的话就可以参与到项目当中，做起来更有意义。做教育的捐助，特别是华萌基金做的这些基础教育的项目相对纯粹，不太容易引起其他的解读和误会。这些年也有很多慈善的案例被解读，也有可能有个别是这种情况，捐助慈善搞一个名堂，实际上把很多商业利益的诉求放在里面。我们做基础教育，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何选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李东生：青基会之前做的“希望工程”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最成功的公益项目，它有经验，挂在青基会下面，由青基会来管理，这样也保证资源投放相对公正。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华萌基金和深圳TCL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你会做哪些参与？ 李东生：“宏志班”的参与比较多，我们不只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资金支持，重要的是参与进去，比如新生入学、毕业生离校，中间每年还会有两三次活动，希望在人格成长上，给学生们一些帮助。在他们眼里，我们是“成功者”，他们在心里可能希望能够像我们一样成功，价值观方面会多一些交流。另外，毕业班的同学，我们都会让他们来公司做参访，让他知道，做企业是什么样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何看公益慈善对社会的推动力和它的价值？ 李东生：公益这种力量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的提高。某种程度上讲，公益慈善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一个更加文明、进步的国家、社会，一定会有更多社会资源包括资金、人力投入到公益活动当中，我觉得这是进步的一个表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未来你个人以及企业方面会加大公益慈善投入？ 李东生：对，随着我们自己的业绩越来越好，我们投入慈善的资源会越来越多，这是必然的。一般企业里用于慈善的投入，个人用于慈善的投入，和你创造财富的比例，一定是相关的。 要有超越金钱物质以外的目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工作、生活，对你来说哪个更重要？ 李东生：不夸张地说，我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家人还是挺理解的。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能持续成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在经济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企业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企业间的竞争，市场的竞争，不断的技术升级、创新的竞争，所以要持续成功，就一定要有责任感，自己要全力以赴，全情投入。我觉得这是这么多年，企业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对于企业家来说，创造物质财富之外，是否需要创造一些精神财富？ 李东生：人一定要有理想，有追求，这样才能走得更远。一定要有超越金钱物质以外的目标，因为金钱和物质的目标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在若干年前，单从金钱物质来讲，其实我不需要再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目标，对我来说，我希望把企业做成一个全球领先，有竞争力的企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开始就有这个目标？ 李东生：这些东西都是一步一步的。先有一个目标愿景，为此而追求，目标和愿景一定要符合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目标是要超越金钱以外的一个目标。这不单是一个口号，是真正源自内心的一个追求，是你真正幸福的一个坚持，这样才能够支撑你走更远。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听说1997年你有当副市长的机会？为什么拒绝了？ 李东生：当时我已经是TCL集团的董事长，那年惠州市政府换届，要推荐我为副市长候选人，是很正式的，省委组织部一位处长到惠州考察找我谈。我当时觉得很意外，也认真考虑了一下，听了一些人的意见，后来还是谢绝了。那个时候我自己正雄心勃勃，自己掌舵一个大企业，希望能够干一番事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但是企业有很大风险，殚精竭虑，做公务员可以高枕无忧。 李东生：我自己还是有一种兴趣，有一个目标，希望把自己的企业，能够做到在中国最有竞争力，创中国名牌，做一流企业。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确实有很多乐趣，虽然做企业很辛苦，要承担很大责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享受这个过程？ 李东生：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中国，TCL是少有的掌握一条完整产业链的企业，TCL为什么不走苹果公司那条路？ 李东生：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它更多是靠技术创新，他的核心能力在于它的创新技术产品，特别是基于互联网应用这一技术创新，来支撑他的竞争力，而不在他的硬件产品制造方面，在于它的产品设计，特别是一些软件应用等等，所以制造这一部分由专业的公司帮他来做，这种模式，实际上欧美有一部分公司是这样做的，但是像苹果做到这么极致的，完全没有自己的制造能力的，它还是首创。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他们一些公司，都是保留了最核心的制造能力，并没有把这些能力外包出去，中国企业比他们低一点，我们更加不可能这样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一直推崇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 李东生：我很敬重他，我觉得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践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的一个代表。他处在乱世，能够完成他的一番使命，在文化、思想、价值观方面，我很欣赏、赞善、理解、认同他的一些做法。有几点敬佩：第一，他一生做任何事情都勤勉、尽责，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付出和牺牲很多，甚至可以忍辱，这是他做人的品格，没有这些品格，很难成功；第二，自律，他一生都很自律，按照现在共产党的标准，我看曾国藩当之无愧，反腐什么的，他可能不会牵连到里面，无论是财、权，都不能打动他；另外，他有很强的应变、创新能力。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曾国藩也是主张实业强国的。 李东生：曾国藩出自封建的教育，按道理他是比较难接受新事物的。在清朝晚期，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曾国藩看到全球的改变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他第一个主张实业强国；另外，中国的第一届留学生是曾国藩领衔向清政府建议的，曾国藩是科举出身，他能够向清政府建议送学生去国外留学，真的不容易。曾国藩为人，无论他做人、做事风格，其远见，其价值观，都非常让我钦佩，在思想上，我能找到很多共鸣。 家电业进入中日韩三国竞争时代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TCL的国际化进程已进入一个坦途期了？ 李东生：不能说坦途，但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比较好的布局。在欧洲、美国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市场的布局比较均衡。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家电业前景如何？ 李东生：我觉得未来全球家电市场中，一定有有中国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中国要取得一个更强的市场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中国家电业在未来需要面对哪些国家的竞争？ 李东生：欧美已经没有家电业了，他们已经被Out掉了，现在还是中日韩三足鼎立。韩国企业比较强，产业集中度高，综合实力强，规模大，中国企业也在快速崛起，日本企业相对在衰落，所以未来我们可能要更多考虑日韩的竞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内容和服务一直是传统家电业的短板，TCL也是在向这方面转型，今年是转型的关键时期吧？ 李东生：是，我们现在提出“双+”战略转型，向智能加互联网转型，要建立产品加服务的新商业模式。我们主要的产业，无论是智能电视，还是智能手机，都是以智能技术、互联网应用技术嵌入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在这块的布局，如果我们不能更快地形成自己的特点、优势，我们就很容易被Out掉了。我们不能只是一个硬件产品制造商，而是要把更多的智能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嵌入到产品中，直到我们从一个终端产品变成一个智能的终端，能够搭载很多互联网的应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转型之后会给产业形态、管理理念带来哪些具体改变？ 李东生：以前我们是卖产品，产品卖出去，你的业务就结束了，未来产品卖出去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你要对顾客提供服务。以前只是经营产品，现在经营产品的同时也要经营好服务。这都要求企业经营管理的观念、方法做出很大的改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互联网环境下，是否要对“产业强国”进行新的解读？ 李东生：产业不能简单理解为制造业，服务也是一个产业，制造不单单理解为硬件制造，软件也是制造。在你的整个产品中，除了有硬件的价值，还有很多软件的价值，有这样一个变化。产业从一个广义角度来理解的话，“产业强国”不会过时。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有报道说你60岁的时候会退休？ 李东生：企业是我自己创办的，对我来说，我很愿意在能够推动企业成长的时候继续下去。至于什么时候退休，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在能力、精力方面，不能够胜任工作，我会主动退下来，不要让自己成为企业发展瓶颈。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能否用简短的话评价你在TCL的三十多年？ 李东生：这个我还没想过。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努力，尽力往前走，一直在通过TCL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只要我对企业的发展还继续有推动力，有能力带动企业往前走，我不会懈怠，不会贪图安逸去放弃这个进步。因为我自己对这种责任的承担很享受，做企业的这个过程，如果不是自己喜欢这个事业，很难坚持到今天。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马蔚华退休了去管理壹基金，如果你退休了是否也会去管理基金会？ 李东生：对于公益慈善，在我有生之年还是愿意长期做下去，退休了以后肯定还是要在这里花更多的时间，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