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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怎么增加需求上。从短期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政府的投资去增加需求，结果就使得经济结构里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抑制消费需求的增加。
也有人说，政府支出用来增加居民的消费。当然其中有一些办法，比如说用政府的支出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来改变居民的预期。不过，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政府没有太多直接的办法去直接增加居民消费。而且，政府自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它的收入不外乎两部分：一部分是税收，另外一部分就是发钞票。靠这样的办法做，不可能持久地增加居民消费。
转型及途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以什么形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形式加入分配。我们要避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和处理我们长期的经济问题。这就是说，不但要用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止住市场下滑的状态，避免出现市场崩溃；同时要用一系列的政策去改变我们过去的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敢率提高支撑的发展模式。
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致上有四个途径：
第一，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大量的农民转变为市民。
第二，发展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先进制造业”。
第三，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目前我们存在很多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实现的情况并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落后体制的压制、垄断企业得到政府的保护等等，使得许多可能性很可惜地丧失了，无法实现产业化。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发展模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第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新的有效率的集约发展方式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革的问题。
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到底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是强化对市场活动的干预压制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重在产业升级
2009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优化经济结构，已经成为经济工作最突出的任务。胡锦涛总书记2月3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他一连50次使用“加快”的字眼来强调问题的迫切性。这说明旧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那么，该如何做呢?
我认为其中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改造现有的加工制造业。
加工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很高。台湾宏若的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台湾地区以前做代工，跟大陆现在加工制造业的情况大体相同。但是后来不行了，他们就靠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来寻求出路。
“微笑曲线”的中间是简单的组装、加工业务，盈利性很弱，而赚钱则在“两端”，前端是研发、设计等，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和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售后服务。台湾地区信息产业企业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了转型。如今，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跟邻国相比，竞争力已大为减弱了，周边一些国家比我们劳动力更加便宜，所以一定要转型。
第二是要培育我们的新兴产业。
我们的加工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链相当完整，研发人才绝对数量在世界也位居前列，完全有条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也完全有可能在国际的技术标准制定上有一席之地。比如在三网融合、电动汽车等领域，目前都已达到技术升级的临界点，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促进转型的实现。
消除体制性障碍
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消除体制性障碍，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比如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等。
我们调查到很多地方有保护本地企业、利用垄断抑制创业企业的现象，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垄断好啊，国家挣钱能增强国家力量。
这里有一个很可怕的怪圈，因为垄断容易造成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然后将问题推到市场化改革上，再说要靠加强行政的干预、国家的垄断来杜绝。而越是这样，寻租的条件就越加具备，腐败就越控制不了，因为到处都有寻租的可能性，法不责众。
所以说，市场化改革倒退是绝没有出路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科技习惯上靠政府主导和规划，政府调配人力、物力、财力，这不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政府需要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制定倾斜性的政策，跟市场的力量形成合力，而不是简单依靠规划、认定等方式。
首先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此外还要提供共用性的技术。日本在实现赶超的阶段，采取了“PPP”的方式，即建立公共单位和私营单位的伙伴关系。例如日本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几家大的电器制造商入股，政府对应入股，技术开发成功后，成果成为一个商品，全社会都可以用。后来美国也采用这种办法。我国台湾地区做得比较好的是成立了工研院。还有，政府可以对新产品从公共开支中给予补助，但是应该补助给消费者，而不是补助给定点的厂，是由消费者去选择哪一个产品好。
政府要有所不为，不设立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不指定特定的技术路线。各种产业都有不同的技术路线，其中很多是有争论的，领导最好不要去指定，因为领导一般不具备判断技术发展的优势，导致技术发展存在很大的市场风险。日本在计算机领域就吃了很大的亏。
也有人说，政府支出用来增加居民的消费。当然其中有一些办法，比如说用政府的支出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来改变居民的预期。不过，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政府没有太多直接的办法去直接增加居民消费。而且，政府自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它的收入不外乎两部分：一部分是税收，另外一部分就是发钞票。靠这样的办法做，不可能持久地增加居民消费。
转型及途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以什么形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形式加入分配。我们要避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和处理我们长期的经济问题。这就是说，不但要用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止住市场下滑的状态，避免出现市场崩溃；同时要用一系列的政策去改变我们过去的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敢率提高支撑的发展模式。
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致上有四个途径：
第一，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大量的农民转变为市民。
第二，发展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先进制造业”。
第三，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目前我们存在很多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实现的情况并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落后体制的压制、垄断企业得到政府的保护等等，使得许多可能性很可惜地丧失了，无法实现产业化。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发展模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第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新的有效率的集约发展方式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革的问题。
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到底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是强化对市场活动的干预压制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重在产业升级
2009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优化经济结构，已经成为经济工作最突出的任务。胡锦涛总书记2月3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他一连50次使用“加快”的字眼来强调问题的迫切性。这说明旧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那么，该如何做呢?
我认为其中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改造现有的加工制造业。
加工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很高。台湾宏若的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台湾地区以前做代工，跟大陆现在加工制造业的情况大体相同。但是后来不行了，他们就靠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来寻求出路。
“微笑曲线”的中间是简单的组装、加工业务，盈利性很弱，而赚钱则在“两端”，前端是研发、设计等，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和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售后服务。台湾地区信息产业企业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了转型。如今，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跟邻国相比，竞争力已大为减弱了，周边一些国家比我们劳动力更加便宜，所以一定要转型。
第二是要培育我们的新兴产业。
我们的加工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链相当完整，研发人才绝对数量在世界也位居前列，完全有条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也完全有可能在国际的技术标准制定上有一席之地。比如在三网融合、电动汽车等领域，目前都已达到技术升级的临界点，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促进转型的实现。
消除体制性障碍
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消除体制性障碍，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比如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等。
我们调查到很多地方有保护本地企业、利用垄断抑制创业企业的现象，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垄断好啊，国家挣钱能增强国家力量。
这里有一个很可怕的怪圈，因为垄断容易造成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然后将问题推到市场化改革上，再说要靠加强行政的干预、国家的垄断来杜绝。而越是这样，寻租的条件就越加具备，腐败就越控制不了，因为到处都有寻租的可能性，法不责众。
所以说，市场化改革倒退是绝没有出路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科技习惯上靠政府主导和规划，政府调配人力、物力、财力，这不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政府需要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制定倾斜性的政策，跟市场的力量形成合力，而不是简单依靠规划、认定等方式。
首先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此外还要提供共用性的技术。日本在实现赶超的阶段，采取了“PPP”的方式，即建立公共单位和私营单位的伙伴关系。例如日本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几家大的电器制造商入股，政府对应入股，技术开发成功后，成果成为一个商品，全社会都可以用。后来美国也采用这种办法。我国台湾地区做得比较好的是成立了工研院。还有，政府可以对新产品从公共开支中给予补助，但是应该补助给消费者，而不是补助给定点的厂，是由消费者去选择哪一个产品好。
政府要有所不为，不设立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不指定特定的技术路线。各种产业都有不同的技术路线，其中很多是有争论的，领导最好不要去指定，因为领导一般不具备判断技术发展的优势，导致技术发展存在很大的市场风险。日本在计算机领域就吃了很大的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