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毕启（Joseph Beech，1867-1954），美国人，文学博士、神学博士，1898年来华传教，1903年来川，创办有重庆求精中学、成都华美中学。1905年，他代表美国美以美会与加拿大英美会、英国公谊会、美国浸礼会决定联合创办华西协合大学，1913年当选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1930年改任华西协合大学校务长，1946年退休回国。
倡办大学，合五差会之力
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西方教育传入四川。在西学传播浪潮中，基督教传教士起着先锋作用，“创办教会学校是传教士传播教义和西方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1] 至1901年四川各地各类教会学校已达460所。清末新政以后废科举、兴学校，四川兴办的新式学堂，讲西学不让人先，出现“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蜀学勃兴局面。四川社会对新式教育的亟需，为基督教教育的迅速扩张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教会人士也逐渐改变了只注重中小学的做法，开始计划在华西地区创办基督教高等教育。他们深切体会到，教会中学“开办多年，颇著成效。迩来由此项学校毕业者，岁不乏人。莘莘群彦，皆征有用。若限于中道不使之上达，则本末未赅，终非全材，而于教育前途，难期进步。”[2] 故再办大学实属必要。“让我们创建一所大学来满足需要！”[3] 美以美会传教士，后来成为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的毕启（Joseph Beech）博士发出倡议。
但是，在基督教华西高等教育的早期规划中，一些差会（如美国浸礼会、加拿大英美会）计划设立小型的独立学院。1904年秋季，在成都文庙附近美国浸礼会的学院开始上课，但只有3名传教士和2名中国教师。距离不远，四川高等学堂已告成立，其规划之宏伟，进步之神速，逼得教会学校抬不起头来，“当中国政府在同一街道上开始精心地筹建一所大学时，刚刚开课的教会学校的弱点就曝露无遗。”[4]
教会人士如此目光短视的教育计划，自然是源于各差会有限的资金困境。毕启考虑到在遥远的成都建立一所大学，距离的遥远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学校的设备和人员开支也将会耗资巨大，单凭一会之力无能承担，“除非各个差会联合起来形成力量，与政府的标准一致”[5]，否则差会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不会成功的。于是，毕启决定与英美会启尔德博士（Dr.Omar L·Kilborn）、公谊会陶维新先生（R·T·Davidson）商议，计划合作建立一所教会大学。据毕启后来回忆，当英美会启尔德博士来访，两人以协合大学为谈资，如何购地，如何建筑，如何设立系科，站着谈了一个时辰，“协合”观念在分手时形成了……1933年，毕启在演讲华西协合大学的起源时，他拿出一个纸包，里面包着拳头大一团泥土，“这便是我与启尔德博士第一次谈到华西协合大学所站的地方一块泥土，是我当时保存起来的”。[6]
当时教会守旧人士，对于教育十分淡漠，稍热心者也觉得在遥远的中国西部四川办大学的时机尚未成熟。毕启多方游说呼吁，历时两年，始得联合三国教会共同开办大学于第四国的土地上。1908年春，将原华英、华美、广益三所教会中学，迁移于成都南门外的南台寺侧近，试办高等预备学堂，到1910正式组建大学。[7]所以，一所西式大学得以在西部内陆四川破土而出，毕启博士有首创之功。
兴建大楼，造就千年不朽之建筑
华西协合大学平坦清幽的校址，雄伟庄严的建筑，完备的图书仪器，不乏毕启博士的苦心经营。毕启办大学的步骤与别人不同，别人是先有教师，然后有设备，然后有校舍……他主张：首先是“广大的校地”，以建筑校舍、修造道路、培植树木；其次是“坚实的建筑”，使之可以历数百年而不朽；第三要有“充实的设备”，使学生学有所学。三者具备，方有人才源源而出。[8]
百年前的华西坝，半是荒冢，半是稻田。毕启在此购买土地，建修校舍，由于有充裕的扩展空间，以后校址达千亩之多。为校舍的规划设计、建筑结构造型等，聘请来英国著名建筑师罗楚礼（F·Rowntree）来帮助。这在尔后实践中表明是颇有远见的。毕启主持了大学的主要基建，前后植树2000余株，修建大厦20余幢，教员住宅50余幢，运动广场8处，建筑样式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华丽坚实。“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华西坝竟容纳了3000余人，令人叹服当年计划的宏大。毕启游历南北，目睹很多庙宇和学馆，因年久失修，败坏零落，徒供凭吊，因此募集大学建筑维修基金，作为校舍的岁修经费，使大学保持面貌如新。
募集巨资，以为大学的发展基本
在西部中国建立大学，耗费巨大。校长的重任是募集巨资，以为大学提供经济支柱。毕启曾谈到他的办学经验：每到一地，首先拜会地方长官，以求取同情与赞助。他募集的第一笔办学款，也出自四川都督胡景伊、陈廷杰省长，两人各捐银3000元以示倡导；又通过胡景伊牵线，面见袁世凯。袁不仅褒扬这位洋人是“宗教大家”，并捐赠给大学4000元。
毕启服务华西30余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为钱奔波劳碌。1913年-1946年，他奔走新旧大陆，横渡两洋（曾15次横渡大西洋回美国），为大学募集资金达100万美元之巨。[9]所募资金皆用以购买校地，建筑校舍，增加设备。最大的一笔募捐，即是向在中国赚了钱的美国家、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Hall）募得的50万美元基金。然而为谈成这笔捐款，他与基金管理人德伟士前后谈话却只有25分钟，精彩对白如下：
毕启：我要一百万元。德伟士：你得不到。毕启：我相信能得到。德伟士：我不相信。毕启：我们应得到。德伟士：那么给你十万元。毕启：十万元不够。德伟士：你不知十万元是好大一笔巨款么？[10]
毕启乘机发起反攻，德伟士一口气问了他好几十个问题，一一对答如流，让德十分满意。这时时钟显示已满会客的25分钟。德伟士说“时间到了”。一个月后，霍尔基金决定给华大50万美元。
大学的赞助人中，还有川江航运大亨、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重庆大银行家杨开甲、杨璨三，重庆商界巨子、胜家公司总经理刘子如等人。毕启邀请他们作为大学校董，说服他们捐资兴学。抗日战争时期，毕启不顾年老体弱，长途跋涉携带在美募集的医药物品（价值2万美金）和华大建筑材料10余吨，重返中国。 特聘中西名儒，分门教授
在西部偏远的四川兴办大学，需要汇聚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以提高大学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毕启计划的大学，不仅广聘英国剑桥、牛津，加拿大多伦多，以及美国哈佛、耶鲁等院校的洋博士，还应该罗织富有学识的中国文人。他说在混乱时期，华西协合大学可以作为一道屏障，挡住对传统价值的破坏和抛弃。毕启曾自诩：“华西大学校之设，萃聚各科以为之极，盖会通乎中外天人之理，学之以精”；又称“特聘中西名儒，分门教授”[11]。这样经他聘请来校任教的国文教员，多标有前清优贡、举人、进士、翰林以及内阁中书的头衔。他们中有的为当地的“五老七贤”之一，有的被称为“蜀学宿儒”，有的被誉为“经学大师”，有的被尊为“古音韵学家”、“古典文学家”。如1915年聘廖平，前清进士；1916年为刘复礼，京师大学堂进士；1919年-1923年为刘豫波，前清拔贡；1924年为文龙，前清翰林。1925年为林思进，前清内阁中书；1926年为龚道耕，前清举人。这批文人，其旧学学识、当世名望都令人称奇。这些身着长袍，手拿长拖至地板的旱烟杆的旧文人，给这所洋学堂带了“诗、书、礼、义”。他们的进进出出，也减少了当地社会对洋学堂的猜忌。[12]
1946年，毕启即将告老归国。刘豫波即以诗奉赠：“万里云山归国路，廿载风雨故人情。礼堂种树枝柯老，回首知君旧梦萦。” 这位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与毕启个人的莫逆之交始于20多年前。当时刘豫老为大学题写校歌，歌词中有“合纵横上下一书城，到此间别有乾坤”，暗合了毕启校长的办学思路。
实业教育，以造福华西
毕启在《发展四川省工业及改良经济状况的商榷》中曾提出：“兹积极提倡实业教育，以利本省天然出产，增进人民殷富。”他认为，为了发展种桑、养蚕、缫丝、造林教育、皮毛生产、制革工业、矿业开发、五金制作等方面的事业，必须培养人才；并在该文中详述了办学的准则、条件、方法、经费自力来源，以及现代工厂管理、技工培养等。他要求华西协合大学培养“学生真正实用于社会”；认为“在一个农业人口与绝大多数的地区，帮助大多数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显然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在他的倡导下，逐步在华西协合大学兴办了医科、牙科、药学以及农艺专科、农艺系、乡村教育系、乡村建设系等。
共同建设，促进东西方交流
毕启的贡献及声誉，不限于华西协合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主任孙恩山1944年在美国《Asia and America’s》杂志上发表的《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写道：
在这一时期，卢先生认识了创办华西大学的美国人毕启博士。由于毕启博士的帮助，卢先生熟悉了美国生活和文化最好的一些方面，并获得了一些美国办的机构的帮助。反过来，毕启博士也从卢的成就中找到了最好的证明，证实他长期怀有的对中国人民前途的信心。这样，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13]
毕启对如何把西方现代科技同中国和四川的实际结合进行过有益有实效的探索，为中国的建设和四川的经济发展作过种种考虑和努力。毕启以科学的眼光认识到，华西“在地球上是个非凡的地方，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的宝库”。这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生物，而美洲大陆和欧洲，由于冰川运动毁灭了很多动植物。卢作孚曾回忆道，1924年-1925年他在成都办通俗教育馆时，曾与毕启校长合作督造桥梁，以两夜一天工夫造成；又计划与华西大学合作建立一个动物陈列馆，一个植物陈列馆。
毕启从1898年来华以来，曾受到不少的责难、辱骂，被人指为帝国主义侦探、先锋、走狗，甚至自己的学生有时也不能谅解他。正是在无数的挫折中，使他领悟要使华西大学归中国人办理，为中国所设置。1946年，年逾古稀的毕启告老回乡，离开成都。就在这一年，他荣获中国政府授予外籍特殊勋绩人士的荣誉奖：红蓝镶绶四等采玉勋章（比照美国杜威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勃兰克博士先例）。
注释：
[1]隗瀛涛：《西方宗教势力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拓展》，载隗瀛涛著《巴蜀近代史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2]《华西协合大学校章程汇录》，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15年。
[3][4][5][10]Lewis C. Walmsley，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North Newton， Kansas： Mennonite Press， Inc， 1974， p.18.20.20.
[6]刘之介：《毕启先生逸事》，载《毕启先生授勋典礼纪念特刊》，1946年。
[7]华西协合大学由美、英、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联合开办于1910年，联合办学的五个差会是：最初参与的美以美会（M·E·M，又称卫理公会）、浸礼会（A·B·M·U）、英美会（C·M·M，又称中华基督教会）、公谊会（F·F·M·A），以及1918年加入的圣公会（C·M·S·）。
[8]参见张丽萍、郭勇：《华西协合大学的“洋校长”毕启》，《四川日报》，2006年8月23日。
[9]刘吉西、李栋等：《四川基督教》，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596页。
[11]《华西协合大学校章程汇录·序》（1922年）。
[12]参见张丽萍：《相思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5-46页。
[13]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作者 张丽萍：四川大学校史办（成都）研究员
郭勇：四川省艺术研究院（成都）研究员
倡办大学，合五差会之力
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西方教育传入四川。在西学传播浪潮中，基督教传教士起着先锋作用，“创办教会学校是传教士传播教义和西方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1] 至1901年四川各地各类教会学校已达460所。清末新政以后废科举、兴学校，四川兴办的新式学堂，讲西学不让人先，出现“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蜀学勃兴局面。四川社会对新式教育的亟需，为基督教教育的迅速扩张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教会人士也逐渐改变了只注重中小学的做法，开始计划在华西地区创办基督教高等教育。他们深切体会到，教会中学“开办多年，颇著成效。迩来由此项学校毕业者，岁不乏人。莘莘群彦，皆征有用。若限于中道不使之上达，则本末未赅，终非全材，而于教育前途，难期进步。”[2] 故再办大学实属必要。“让我们创建一所大学来满足需要！”[3] 美以美会传教士，后来成为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的毕启（Joseph Beech）博士发出倡议。
但是，在基督教华西高等教育的早期规划中，一些差会（如美国浸礼会、加拿大英美会）计划设立小型的独立学院。1904年秋季，在成都文庙附近美国浸礼会的学院开始上课，但只有3名传教士和2名中国教师。距离不远，四川高等学堂已告成立，其规划之宏伟，进步之神速，逼得教会学校抬不起头来，“当中国政府在同一街道上开始精心地筹建一所大学时，刚刚开课的教会学校的弱点就曝露无遗。”[4]
教会人士如此目光短视的教育计划，自然是源于各差会有限的资金困境。毕启考虑到在遥远的成都建立一所大学，距离的遥远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学校的设备和人员开支也将会耗资巨大，单凭一会之力无能承担，“除非各个差会联合起来形成力量，与政府的标准一致”[5]，否则差会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不会成功的。于是，毕启决定与英美会启尔德博士（Dr.Omar L·Kilborn）、公谊会陶维新先生（R·T·Davidson）商议，计划合作建立一所教会大学。据毕启后来回忆，当英美会启尔德博士来访，两人以协合大学为谈资，如何购地，如何建筑，如何设立系科，站着谈了一个时辰，“协合”观念在分手时形成了……1933年，毕启在演讲华西协合大学的起源时，他拿出一个纸包，里面包着拳头大一团泥土，“这便是我与启尔德博士第一次谈到华西协合大学所站的地方一块泥土，是我当时保存起来的”。[6]
当时教会守旧人士，对于教育十分淡漠，稍热心者也觉得在遥远的中国西部四川办大学的时机尚未成熟。毕启多方游说呼吁，历时两年，始得联合三国教会共同开办大学于第四国的土地上。1908年春，将原华英、华美、广益三所教会中学，迁移于成都南门外的南台寺侧近，试办高等预备学堂，到1910正式组建大学。[7]所以，一所西式大学得以在西部内陆四川破土而出，毕启博士有首创之功。
兴建大楼，造就千年不朽之建筑
华西协合大学平坦清幽的校址，雄伟庄严的建筑，完备的图书仪器，不乏毕启博士的苦心经营。毕启办大学的步骤与别人不同，别人是先有教师，然后有设备，然后有校舍……他主张：首先是“广大的校地”，以建筑校舍、修造道路、培植树木；其次是“坚实的建筑”，使之可以历数百年而不朽；第三要有“充实的设备”，使学生学有所学。三者具备，方有人才源源而出。[8]
百年前的华西坝，半是荒冢，半是稻田。毕启在此购买土地，建修校舍，由于有充裕的扩展空间，以后校址达千亩之多。为校舍的规划设计、建筑结构造型等，聘请来英国著名建筑师罗楚礼（F·Rowntree）来帮助。这在尔后实践中表明是颇有远见的。毕启主持了大学的主要基建，前后植树2000余株，修建大厦20余幢，教员住宅50余幢，运动广场8处，建筑样式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华丽坚实。“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华西坝竟容纳了3000余人，令人叹服当年计划的宏大。毕启游历南北，目睹很多庙宇和学馆，因年久失修，败坏零落，徒供凭吊，因此募集大学建筑维修基金，作为校舍的岁修经费，使大学保持面貌如新。
募集巨资，以为大学的发展基本
在西部中国建立大学，耗费巨大。校长的重任是募集巨资，以为大学提供经济支柱。毕启曾谈到他的办学经验：每到一地，首先拜会地方长官，以求取同情与赞助。他募集的第一笔办学款，也出自四川都督胡景伊、陈廷杰省长，两人各捐银3000元以示倡导；又通过胡景伊牵线，面见袁世凯。袁不仅褒扬这位洋人是“宗教大家”，并捐赠给大学4000元。
毕启服务华西30余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为钱奔波劳碌。1913年-1946年，他奔走新旧大陆，横渡两洋（曾15次横渡大西洋回美国），为大学募集资金达100万美元之巨。[9]所募资金皆用以购买校地，建筑校舍，增加设备。最大的一笔募捐，即是向在中国赚了钱的美国家、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Hall）募得的50万美元基金。然而为谈成这笔捐款，他与基金管理人德伟士前后谈话却只有25分钟，精彩对白如下：
毕启：我要一百万元。德伟士：你得不到。毕启：我相信能得到。德伟士：我不相信。毕启：我们应得到。德伟士：那么给你十万元。毕启：十万元不够。德伟士：你不知十万元是好大一笔巨款么？[10]
毕启乘机发起反攻，德伟士一口气问了他好几十个问题，一一对答如流，让德十分满意。这时时钟显示已满会客的25分钟。德伟士说“时间到了”。一个月后，霍尔基金决定给华大50万美元。
大学的赞助人中，还有川江航运大亨、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重庆大银行家杨开甲、杨璨三，重庆商界巨子、胜家公司总经理刘子如等人。毕启邀请他们作为大学校董，说服他们捐资兴学。抗日战争时期，毕启不顾年老体弱，长途跋涉携带在美募集的医药物品（价值2万美金）和华大建筑材料10余吨，重返中国。 特聘中西名儒，分门教授
在西部偏远的四川兴办大学，需要汇聚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以提高大学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毕启计划的大学，不仅广聘英国剑桥、牛津，加拿大多伦多，以及美国哈佛、耶鲁等院校的洋博士，还应该罗织富有学识的中国文人。他说在混乱时期，华西协合大学可以作为一道屏障，挡住对传统价值的破坏和抛弃。毕启曾自诩：“华西大学校之设，萃聚各科以为之极，盖会通乎中外天人之理，学之以精”；又称“特聘中西名儒，分门教授”[11]。这样经他聘请来校任教的国文教员，多标有前清优贡、举人、进士、翰林以及内阁中书的头衔。他们中有的为当地的“五老七贤”之一，有的被称为“蜀学宿儒”，有的被誉为“经学大师”，有的被尊为“古音韵学家”、“古典文学家”。如1915年聘廖平，前清进士；1916年为刘复礼，京师大学堂进士；1919年-1923年为刘豫波，前清拔贡；1924年为文龙，前清翰林。1925年为林思进，前清内阁中书；1926年为龚道耕，前清举人。这批文人，其旧学学识、当世名望都令人称奇。这些身着长袍，手拿长拖至地板的旱烟杆的旧文人，给这所洋学堂带了“诗、书、礼、义”。他们的进进出出，也减少了当地社会对洋学堂的猜忌。[12]
1946年，毕启即将告老归国。刘豫波即以诗奉赠：“万里云山归国路，廿载风雨故人情。礼堂种树枝柯老，回首知君旧梦萦。” 这位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与毕启个人的莫逆之交始于20多年前。当时刘豫老为大学题写校歌，歌词中有“合纵横上下一书城，到此间别有乾坤”，暗合了毕启校长的办学思路。
实业教育，以造福华西
毕启在《发展四川省工业及改良经济状况的商榷》中曾提出：“兹积极提倡实业教育，以利本省天然出产，增进人民殷富。”他认为，为了发展种桑、养蚕、缫丝、造林教育、皮毛生产、制革工业、矿业开发、五金制作等方面的事业，必须培养人才；并在该文中详述了办学的准则、条件、方法、经费自力来源，以及现代工厂管理、技工培养等。他要求华西协合大学培养“学生真正实用于社会”；认为“在一个农业人口与绝大多数的地区，帮助大多数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显然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在他的倡导下，逐步在华西协合大学兴办了医科、牙科、药学以及农艺专科、农艺系、乡村教育系、乡村建设系等。
共同建设，促进东西方交流
毕启的贡献及声誉，不限于华西协合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主任孙恩山1944年在美国《Asia and America’s》杂志上发表的《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写道：
在这一时期，卢先生认识了创办华西大学的美国人毕启博士。由于毕启博士的帮助，卢先生熟悉了美国生活和文化最好的一些方面，并获得了一些美国办的机构的帮助。反过来，毕启博士也从卢的成就中找到了最好的证明，证实他长期怀有的对中国人民前途的信心。这样，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13]
毕启对如何把西方现代科技同中国和四川的实际结合进行过有益有实效的探索，为中国的建设和四川的经济发展作过种种考虑和努力。毕启以科学的眼光认识到，华西“在地球上是个非凡的地方，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的宝库”。这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生物，而美洲大陆和欧洲，由于冰川运动毁灭了很多动植物。卢作孚曾回忆道，1924年-1925年他在成都办通俗教育馆时，曾与毕启校长合作督造桥梁，以两夜一天工夫造成；又计划与华西大学合作建立一个动物陈列馆，一个植物陈列馆。
毕启从1898年来华以来，曾受到不少的责难、辱骂，被人指为帝国主义侦探、先锋、走狗，甚至自己的学生有时也不能谅解他。正是在无数的挫折中，使他领悟要使华西大学归中国人办理，为中国所设置。1946年，年逾古稀的毕启告老回乡，离开成都。就在这一年，他荣获中国政府授予外籍特殊勋绩人士的荣誉奖：红蓝镶绶四等采玉勋章（比照美国杜威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勃兰克博士先例）。
注释：
[1]隗瀛涛：《西方宗教势力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拓展》，载隗瀛涛著《巴蜀近代史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2]《华西协合大学校章程汇录》，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15年。
[3][4][5][10]Lewis C. Walmsley，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North Newton， Kansas： Mennonite Press， Inc， 1974， p.18.20.20.
[6]刘之介：《毕启先生逸事》，载《毕启先生授勋典礼纪念特刊》，1946年。
[7]华西协合大学由美、英、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联合开办于1910年，联合办学的五个差会是：最初参与的美以美会（M·E·M，又称卫理公会）、浸礼会（A·B·M·U）、英美会（C·M·M，又称中华基督教会）、公谊会（F·F·M·A），以及1918年加入的圣公会（C·M·S·）。
[8]参见张丽萍、郭勇：《华西协合大学的“洋校长”毕启》，《四川日报》，2006年8月23日。
[9]刘吉西、李栋等：《四川基督教》，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596页。
[11]《华西协合大学校章程汇录·序》（1922年）。
[12]参见张丽萍：《相思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5-46页。
[13]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作者 张丽萍：四川大学校史办（成都）研究员
郭勇：四川省艺术研究院（成都）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