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此岸与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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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古老而悠远的鲁西大地上,在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的交汇之地,活跃着一群优秀的山东省聊城籍作家。而在聊城作家群中,范玮是少有的扬弃自身文化局限的小说创作者。范玮善于汲取外国作家作品的精髓,超越了聊城作家群普遍坚守着的传统文学质地,获得与世界交流的可能。从《刺青》开始,西方小说和西方电影的影响已渐渐体现在范玮的文本中,他的新作《太平》更是另辟蹊径,“毫不客气、不容商量地打破小说与读者既定的契约”,以“冯内古特式“黑色幽默指出了当今社会爱的断层和人与人之间爱的桎梏和干涸。
  关键词:范玮;《太平》;梦;现实;爱
  这是一个喜爱阅读西方作家作品并热衷于讨论西方哲学思想的生活体验者,这是一个试图跳脱自身文化局限固执地向世界进发的山东省签约作家。诚如马尔克斯所言,归根结底,文学不是在大学里掌握的,而是从对其他作家的作品的阅读、再阅读中掌握的。范玮是一个商人,但他更偏爱自己的“作家”身份,他说“偏爱在所难免”,但他所偏爱的,都是“能够投入巨大热情和葆有神秘忠诚”的创作。2014年,范玮中篇小说《太平》刊登于《小说选刊》,再次引起文坛极大地关注。
  生活与技艺同在:小说中的小說
  聊城作家群中,范玮是少有的扬弃自身文化局限的小说创作者。从《刺青》开始,西方小说和西方电影的影响已渐渐体现在范玮的文本中,范玮善于吸取外国作家作品(比如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的经典巨著)的精髓,超越了聊城作家群普遍坚守着的传统文学质地,获得与世界交流的可能。他的新作《太平》已经很难辨认出“聊城味”,反而是“毫不客气、不容商量地打破小说与读者既定的契约”,从另外的地点出发,开辟不同的路径。这条“新的路径”便是一个小说套着另外一个小说,层层连环,环环相扣,就像作者精心设计的“一道超难度的数学题”,需要读者开启智慧去探索“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运算步骤”,但得出的答案还必须往往不止一个。
  其实这部小说是有前世的,我们先来说转世之后的小说。小白是“我”暗恋已久的公司主管,“我”决定写一篇小说给小白,来诉说自己失踪四天去往太平镇的故事。在小说中的这篇小说里,太平镇很神秘,父亲年轻时近乎荒唐的离婚闹剧,母亲从忍辱负重到无视婚姻,父亲与太平镇的于勒叔叔的亲近关系及其莫名其妙的突然断交,讲述通过第一个悬念逐渐切入小说的主体。“我”之所以要去太平镇,是因为父亲看到了十五年前的一张旧报纸上的丑闻,让“我”去给丑闻的主角于勒叔叔上坟,此时,于勒叔叔的死亡之谜成为另一个更大的悬念。在赶往太平追寻这一真相的过程中,“我”在与警察老韩、红星旅社的胖老头儿、六姑、“五四青年”等人的交谈中,逐渐拼贴出了我父亲、于勒叔叔和邮政局职员张映红之间复杂而暧昧的情感纠葛。父亲深爱张映红,而张映红不爱父亲;张映红深爱于勒,而于勒只喜欢“坏女人”,他对张映红的不屑一顾——发生在太平镇所有的爱都是错位的,错位的爱在小说中被一一打成死结。父亲哀求好朋友于勒和张映红缔结婚姻,于勒坚决不从;张映红为了获取于勒的爱情,不惜变成一个坏女人来迁就,她把嫖资视作了爱的尊重——他们都怀揣以另一种爱来成就自己心中的所爱秘密折返,所有的生活因此拐了一个弯儿——而当于勒拒付嫖资时,张映红以捍卫爱情尊严的方式举起了手里的刀子。最后,真相变得越来越莫衷一是,也越来越无关紧要,太平镇也越来越折射出“不太平”的歧义。
  在那篇写给小白的小说中,“我”隐晦地描摹了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爱的断层。这条断层清晰地体现在“小说”里的那些爱情中,父亲和母亲,父亲和张映红,张映红和于勒,六姑和校长,“五四青年”和张小琴,甚至包括“小说”之外此时此刻的我和小白,这些各式各样的爱情,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和“小说”中屡屡提到的冯内古特的爱情遭遇一样,都隔着一条巨大的“圣安德利亚斯断层”。这正是当今社会人们困陷入爱的阻隔,囿泥于爱的困境的生活表征,而这也仅仅是小说的一个层面。作者在小说中的“小说”中,看起来是在抽丝剥茧地寻找真相,实际上却干了另一件活儿,一再地靠近模糊、复杂的生活“本相”。此“本相”便是小说的另一个层面:“断层背后是孤独、绝望和悲凉,再之后的层面,是隐忍、慈悲和爱。”作者用其高超娴熟又不露痕迹的写作技巧,讲述了一个从“爱”到“爱”的故事,一个试图由爱的此岸到彼岸的故事。他在提供读者所不知事物的同时,让读者进行了从未开启的思索,带给读者复杂的崭新的认知、体验、智慧和乐趣,由现实世界的此岸将读者摆渡到可能世界的彼岸。
  这个故事的前世其实很简单,因为它真的是一则新闻,某地一个妓女因为嫖客拒付嫖资,而到派出所举报了嫖客。范玮已不满足于制造一个臃肿或出奇的故事,而是让真实的生命体验说话,以别有用心的讲述方式让现实的材料转世为小说。他通过想象和创造的技艺与紧张的现实生活达成和解,这是一种创造,更是我们“可以获取另外的人生,以及可能的生活”的美好体验。
  “真”与“不真”同在:现实与梦的结合
  梦和现实的结合,是范玮小说的显著特质之一。范玮的后期小说充满了卡尔维诺式的自由想象和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神秘色彩,读者读完之后感觉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醒时分,开始分不清是梦还是这个真实的世界。聊城作家乃至山东作家中没有谁像范玮那般对虚幻的精神之地如此着迷。在越来越多小说陷入肤浅的物质现实的泥沼中收获廉价而巨大的点击量时,范玮小说一直在向后退、朝内转,退向精神的大后方、转向自我的内心,并在后退和内转中到了一种自己接受也能让读者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精神之地:做梦和幻想。从2009年的《刺青》(寻找少年成长的迷途)到2010年的《乡村催眠师》(寻找死去记忆的复活)、《桃镇之行》(寻找一生等待的缘由)到2013年的《太平》(寻找父辈与自己这一辈徘徊在爱情与友谊之间的爱)等,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打开了最为自由的想象,虚构了孟村、桃镇、欢城、太平等地,虚构了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和众多人物形象,营造了一个个梦的世界。这些地方应该有一致的地方,它们都是寄托精神的虚幻之地,没有人知道这些“城”会发生什么,它们在坚定,也在迷失,充满不可知的一切。可以说,它们都是作者精神上的故乡,是小说版图上的一块块土地,而作者是这些城镇的建设者,可以随意增砖添瓦,可以随意添丁进口,可以随意安置故事。作者甚至可以站在一定的高度,当一个隐身的国王,以一个清醒者的身份,俯视全村(镇)人驳杂的悲欢离合。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特别的艺术手法,让梦融进现实生活,从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范玮的小说总是不自觉地引领读者从日常现实中悄然进入到梦境中,并在这种自我营造的“化境”中马不停蹄地行走和寻找。他用梦和幻想编织一条与当下现实的隔离带,种种寻找总是不断地遭遇梦境和幻想,比如《太平》中父亲看到了十五年前的一张旧报纸上的丑闻,让“我”去一趟太平镇,给丑闻的主角于勒叔叔上坟,伴随着故事情节发展更大悬念的出现,让一切真相更加迷雾重重。正如范玮所说,“小说所提供的是一个中间地带,向下可以打捞人所不知的幽深之处,向上可以升腾起意象之灵”,范玮正是在这三个方面有意识地努力着,写出了这部“有点阅读价值”的《太平》。在《太平》中,范玮用多年丰富的写作经验和汪洋恣肆的想象自由神秘地穿梭着,可以说,范玮担任了密语者和解密者的双重身份,他设定了从欢城到太平的这趟列车,设定了故事迷局中众多复杂的人物和解密需等待的漫长过程。作者一开始看似漫不经心地澄明,实际是已在布控的烟雾中遮蔽着什么,“当时,在火车上,我没有构思什么小说,我有些焦急。我的焦急并非是急于早点到达终点站太平,到太平只是一个过程,相反,我的心一直留在欢城,在买去太平的车票的同时,我也买了返程的车票,我在盼望返回欢城的日子。在欢城有一位姑娘,我踏上火车的时候,才发觉真的不愿意离开她太久,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终点站,不是太平,而是始发站——欢城”。这种表达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使欢城和太平两个地点不断间离、不断瓦解,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依靠,既血肉相连,又貌合神离。而到底作者心中到底最想去的是哪里,去了那里又要去做些什么,自然成了本篇最复杂、最多义又最不确定的核心所在。
  想必作者是深谙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现象,无意识现象又可以划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前意识是指能够进入意识中的经验;潜意识则是指不能进入或很难进入意识中的经验,它包括原始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望。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是:意识只是前意识的一部分,二者虽有界限,但不是不可逾越的;前意识位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扮演者“稽查者”的角色,严防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闯入意识中;潜意识则始终在积极活动着,当“稽查者”放松警惕时,就通过伪装伺机进入意识中。而且他认为,潜意识的心理虽然不为人们所觉察,但却支配着人的一生。毫无疑问,范玮笔下构写的梦境和幻想都是其难以说出口的“潜意识”,是其生活的映照,更是他自身内心乃至整个社会现实的映照。《乡村催眠师》中,小林医生和桃镇的一切明显地沾染着我们生活的影子,《桃镇之行》中,想象和“幻觉”进一步侵入进来——“虚构的小说”有了“现实呼应”,而在《太平》中,范玮走出了更为辽远的一步,此时的范玮,为自己的梦境和现实“建造”了一个大桥,让二者绝对隔离又互相通联,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说服自己也说服读者的神秘高地。这块陌生的梦幻高地,远离现实又处处都是现实,在这里。范玮突破了现实与梦境的阻隔,弥合了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关系,他的讲述也变成了无从拆解的连环套:每个人都等待到别处,每个人都被改写成别人。
  独特的叙事模式和语言风格
  《太平》中“我”在和小白有这样几句对白:“库尔特·冯内古特说,小说的开头要尽可能接近结尾”。“没有听说过冯内古特这个人。”“他是德裔美国人,在1960年代,他的小说在美国校园内人手一册,大学生宿舍里到处都是他卷了边的小说。”“那你快写吧,第一,我好奇你去太平的故事,第二,我想看看你有没有成为中国冯内古特的可能。”实际上,这正显露了作者的文学修养和平日里为小说写作而储备的知识力量。冯古内特被格雷厄姆·格林称为“当今美国最有才能的作家”,他摒弃了传统的小说结构和标点,常常一句话成段,大量运用惊叹词和斜体。一些评论家认为他发明了新的文学体裁;同时亦有一些评论者指责他自我重复、循环利用主题和人物。很显然,范玮在本篇《太平》中学习并运用了冯内古特这种“语无伦次”的表达方式。
  可以看出小说有较为明显的两条线索:一个是“我”和自己的女上司小白的故事,一个是“我”所讲述的有关太平这个地方的故事。这两个线索平行推进,互相缠绕,彼此影响。“我”最终因为向曾招募自己进公司的女上司,也就是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小白,交代和讲述自己失踪4天的经历而赢得了她的爱情。小白的聆听与参与,影响了“我”有关太平故事讲述的节奏和方向。这篇小说的内核是“我”去太平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又分出两个线索:一个是“我”的父亲与他死去的朋友于勒的友情故事,另一个则是于勒与太平邮政局女职工张映红的爱情故事。这两个故事都被作者书写得扑朔迷离。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给小白讲故事的过程中采取了两个手段:一是根据上司小白的要求,作为文学爱好者、库尔特·冯内古特小说迷的“我”,在讲述中尽可能地采用各种现代叙事,使得“我”的太平经历具有了勾人的兴致,同时也使故事本身变得复杂和精致;二是因为与小白同在一个公司,“我”的故事讲述,大多是依靠网络交流来进行,由此又造成了叙事的简洁和散碎,甚至时常被打断;同时,也因为这种虚拟的交流,使小说有了一种虚幻和鬼魅之气。这种“时常被打断”的虚拟交流,也正是冯内古特“语无伦次”表达风格的精准体现。
  范玮放弃了传统故事的规则,也放弃了现代小说在意义象征上的野心,也就是说他放弃了塞万提斯们的传统、卡夫卡们的象征野心,而走上了一条移动互联时代小说创作的新路子——重视营造独特感觉和氛围。他用奇特的叙事方式避免了信息的“克隆”和空转,用简练而丰富、带有“冯内古特式”黑色幽默的那种类似“独木成林”的语言风格,避免了表达上的平庸和乏味——这两方面的出色让范玮的小说“在今天这个对小说万般挑剔的时代获得了被青睐的可能”。
  小说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在人物塑造方面,《太平》缺乏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深入细致的展开,涉及到心理活动的部分多是一笔带过,即使对核心人物于勒和张映红的心理刻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明显不够,仅有的几处也多是他们在面临感情纠葛时苦闷情绪的描写。作者意图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爱的隔阂和当今社会爱的断层,这一主题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文本中,很容易导致读者的误读或多重解读。作者对人性层面的追问和反思做了浅层次、简单化的处理,人物的丰满度和立体感稍显不足,从而缺乏足够的冲击力使读者感到震撼。因为作者設定的是网络聊天讲故事的模式,文本因两个人对话铺展太多而致一些内容流于空泛,对于情节的推进有时太过于均衡以至于矛盾冲突的表现力度不够,给读者的阅读经验过于平淡。
  写小说是一种有创造的建设,需要智慧和气力,对个人的知识构架和心理构架都有着近乎指标化的要求。范玮的新作《太平》虽然存在一些艺术个性上的不足,但作者在生活提炼与技艺结合、梦与现实相映照、独特的叙事模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均进行了有意义地探索与创新,并由此产生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特质,引起我们对“爱的断层”这一命题的深切思考,所以,我们认为《太平》仍不失为一部出色且值得关注的小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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