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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中间剧场，终于借着秋风来看了一场姬沛导演的话剧《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这部舞台剧截取了很多真实史料和文献，还原了曹禺创作《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的故事背景与人物原型，还让三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穿越时空进行交流，向观众普及了曹禺的生平与创作。
坦率地说，这样一部《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在当下这个时代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看懂这出戏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譬如关于曹禺其人和其主要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乃至经典台词。而现在的观众走进影剧院，往往是奔着烂俗无聊撒狗血去的，只图傻乐一场，又哪里有心情玩高雅呢？
反而我觉得比较震撼的是话剧《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中不断插入的那几段“解放后”、“反右”、“文革”戏，把一个23岁就写出中国话剧史上扛鼎之作《雷雨》、三十岁之前完成《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一系列力作的剧作家曹禺后大半辈子经历的劫难与苦闷展现得非常充分。特别是舞台上形象地展示着红卫兵对曹禺及家人的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堪称怵目惊心。
这样的悲剧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又算得了什么呢？老舍的含恨投湖自尽和傅聪夫妇的悬梁自尽更是引领了那个时代大知识分子们最极端的悲惨人生。表面上看，他们是不堪政治的批判、社会的打击、群众的揪斗甚至家人的抛弃才选择了“士可杀而不可辱”，可造就这一切外部环境的根本原因一直未得到深入的清算。特别是看到最后一场戏中曹禺的苦闷、呐喊以及惨痛的忏悔时，谁还能继续无动于衷？
无论是话剧《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中的曹禺，还是《太平湖》里的老舍，以及傅聪等无数死在那场浩劫中的冤魂，本质上都是一个“跟不上形势”的好人，所以不是饱经磨难就是死的很惨。来自旧时代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要是不能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会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面对“文革”的“红色恐怖”，连国家主席都自身难保，这些知识分子又能怎样选择？坚忍者把痛苦埋在心底，刚烈者则不惜放弃了生命。
比死亡更怵目惊心也更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忏悔！话剧《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中触及了一些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间为求自保不惜出卖灵魂的“劣迹”。虽然没有赖声川的话剧《冬之旅》那样集中火力，但这里的角色却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能够做到不“为尊者讳”殊为不易。如果再联想到话剧《冬之旅》的编剧万方正是曹禺的女儿，这其中的忏悔更有一些意味深长。大时代像一架“绞肉机”，每一个恐惧于这种威胁的人都可能说过违心的话或做过令人不齿之事。今天，站在一个摆脱了这种威胁的时代，去指责被威胁中的人们软弱，是容易的，却也是不公道的。人性都是有弱点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向“高大全”看齐，得允许有人软弱、有人自私、有人苟且偷生。他们也许不是世俗道德标准下完美的“好人”，但也绝不是最坏的“坏人”。真正最邪恶的“坏人”是那些制造出不良社会环境来考验人性的人，就像《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中张副部长、李副主任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让高压下的知识分子发生精神异化，最终堕入“把人变成鬼”的人间地狱。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近期一部观赏性极强的韩国电影《暗杀》，影片的商业元素有目共睹，而看热闹之余我们还不应该忘记韩国电影人对人性的深刻剖析。电影中的廉硕晋队长年轻时也是出生入死刺杀日本驻朝鲜总督的抗日义士，被捕后没有能够宁死不屈，因为对生命最后那么一点儿小贪恋，脆弱地开始成为日寇的间谍。这样的故事相信在那段战争岁月里并不罕见，甚至是多数，毕竟舍生取义者是稀罕人才会被尊为“英雄”并号召大家学习。电影《暗杀》的“三观”极正，讴歌了那些为民族独立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也没有让任何一个“反面人物”活到电影散场以后。可有意思的是韩国导演在影片最后，让“大反派”廉硕晋队长一度逃脱法律制裁，再安排正面英雄人物“代表人民代表党宣判狗韩奸死刑”，还在实施私刑之前问他“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同志”？这时“大反派”廉硕晋队长的回答既绝望、无奈又耐人寻味：“我不知道啊，我没想到会解放啊！”
在那样一场旷日持久又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侵略战争大背景下，曾经英勇的杀手也会脆弱到好死不如赖活着，也会因为对本方阵营中的某些现象不满而丧失斗争到底的信心，进而在悲观的预期下为了自己的安全彻底倒向敌方。是的，英雄应该歌颂，韩奸应该恶有恶报，韩国电影人也选择了这样的“政治正确”。但同时也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和更深一层的反思：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严酷的环境来考验人性？如果没有这场残酷的战争，不仅不会牺牲那么多英雄儿女，也就可以让许多潜在的“反面人物”免于毁灭在人性的“生态灾难”中。
话剧《冬之旅》和《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的时代背景虽然不是侵略战争，但扭曲人性的力量丝毫不逊于战争时期，所以连巴金老人在劫后余生的岁月里都要写下真诚忏悔的《随想录》。人，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有“罪”才忏悔，而“罪”是以主流价值观所判断的“对”来界定的。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营造一个不要人人自危、不要过关站队的和谐社会。要知道，很多“恶之花”本来可以不开放，却被特殊的社会和时代土壤滋生出来。一个在极端环境下考验人性的社会和时代，总是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灾难和更久的痛苦。
坦率地说，这样一部《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在当下这个时代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看懂这出戏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譬如关于曹禺其人和其主要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乃至经典台词。而现在的观众走进影剧院，往往是奔着烂俗无聊撒狗血去的，只图傻乐一场，又哪里有心情玩高雅呢？
反而我觉得比较震撼的是话剧《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中不断插入的那几段“解放后”、“反右”、“文革”戏，把一个23岁就写出中国话剧史上扛鼎之作《雷雨》、三十岁之前完成《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一系列力作的剧作家曹禺后大半辈子经历的劫难与苦闷展现得非常充分。特别是舞台上形象地展示着红卫兵对曹禺及家人的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堪称怵目惊心。
这样的悲剧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又算得了什么呢？老舍的含恨投湖自尽和傅聪夫妇的悬梁自尽更是引领了那个时代大知识分子们最极端的悲惨人生。表面上看，他们是不堪政治的批判、社会的打击、群众的揪斗甚至家人的抛弃才选择了“士可杀而不可辱”，可造就这一切外部环境的根本原因一直未得到深入的清算。特别是看到最后一场戏中曹禺的苦闷、呐喊以及惨痛的忏悔时，谁还能继续无动于衷？
无论是话剧《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中的曹禺，还是《太平湖》里的老舍，以及傅聪等无数死在那场浩劫中的冤魂，本质上都是一个“跟不上形势”的好人，所以不是饱经磨难就是死的很惨。来自旧时代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要是不能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会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面对“文革”的“红色恐怖”，连国家主席都自身难保，这些知识分子又能怎样选择？坚忍者把痛苦埋在心底，刚烈者则不惜放弃了生命。
比死亡更怵目惊心也更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忏悔！话剧《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中触及了一些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间为求自保不惜出卖灵魂的“劣迹”。虽然没有赖声川的话剧《冬之旅》那样集中火力，但这里的角色却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能够做到不“为尊者讳”殊为不易。如果再联想到话剧《冬之旅》的编剧万方正是曹禺的女儿，这其中的忏悔更有一些意味深长。大时代像一架“绞肉机”，每一个恐惧于这种威胁的人都可能说过违心的话或做过令人不齿之事。今天，站在一个摆脱了这种威胁的时代，去指责被威胁中的人们软弱，是容易的，却也是不公道的。人性都是有弱点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向“高大全”看齐，得允许有人软弱、有人自私、有人苟且偷生。他们也许不是世俗道德标准下完美的“好人”，但也绝不是最坏的“坏人”。真正最邪恶的“坏人”是那些制造出不良社会环境来考验人性的人，就像《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中张副部长、李副主任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让高压下的知识分子发生精神异化，最终堕入“把人变成鬼”的人间地狱。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近期一部观赏性极强的韩国电影《暗杀》，影片的商业元素有目共睹，而看热闹之余我们还不应该忘记韩国电影人对人性的深刻剖析。电影中的廉硕晋队长年轻时也是出生入死刺杀日本驻朝鲜总督的抗日义士，被捕后没有能够宁死不屈，因为对生命最后那么一点儿小贪恋，脆弱地开始成为日寇的间谍。这样的故事相信在那段战争岁月里并不罕见，甚至是多数，毕竟舍生取义者是稀罕人才会被尊为“英雄”并号召大家学习。电影《暗杀》的“三观”极正，讴歌了那些为民族独立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也没有让任何一个“反面人物”活到电影散场以后。可有意思的是韩国导演在影片最后，让“大反派”廉硕晋队长一度逃脱法律制裁，再安排正面英雄人物“代表人民代表党宣判狗韩奸死刑”，还在实施私刑之前问他“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同志”？这时“大反派”廉硕晋队长的回答既绝望、无奈又耐人寻味：“我不知道啊，我没想到会解放啊！”
在那样一场旷日持久又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侵略战争大背景下，曾经英勇的杀手也会脆弱到好死不如赖活着，也会因为对本方阵营中的某些现象不满而丧失斗争到底的信心，进而在悲观的预期下为了自己的安全彻底倒向敌方。是的，英雄应该歌颂，韩奸应该恶有恶报，韩国电影人也选择了这样的“政治正确”。但同时也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和更深一层的反思：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严酷的环境来考验人性？如果没有这场残酷的战争，不仅不会牺牲那么多英雄儿女，也就可以让许多潜在的“反面人物”免于毁灭在人性的“生态灾难”中。
话剧《冬之旅》和《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的时代背景虽然不是侵略战争，但扭曲人性的力量丝毫不逊于战争时期，所以连巴金老人在劫后余生的岁月里都要写下真诚忏悔的《随想录》。人，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有“罪”才忏悔，而“罪”是以主流价值观所判断的“对”来界定的。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营造一个不要人人自危、不要过关站队的和谐社会。要知道，很多“恶之花”本来可以不开放，却被特殊的社会和时代土壤滋生出来。一个在极端环境下考验人性的社会和时代，总是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灾难和更久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