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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内尔•诺丁斯是关怀伦理学最重要的学者。她主张将关怀伦理学运用于公共领域,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本文主要就这部著作对诺丁斯公共领域的关怀理论进行解读。
在批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的理性道德的基础上,诺丁斯借鉴存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吉利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学术观点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关怀理论。其中,吉利根的女性主义心理学对诺丁斯的影响最大。吉利根担任柯尔伯格的助手时曾质疑过柯尔伯格的“女性道德发展似乎不足”的观点。经过实验,她发现,在道德判断上,男女表现是不同的,男性倾向于公正的原则和个人的权利,而女性更多地考虑关系和关怀,男性和女性形成了两套不同的道德判断体系。这两套不同的道德判断体系给诺丁斯以很大的启发。于是,诺丁斯基于女性的道德判断体系提出了关怀理论,但是自从她的关怀理论提出后,便经常受到这样一种批评:认为关怀理论是“家庭”层面的一种精致理论,对社会层面上的政策制定并无裨益。于是,诺丁斯2002年又撰写了《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一书。她指出:“关怀作为一种道德取向,并不局限于一个领域或一个性别,关怀理论在社会政策制定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此书以女权主义视角审视关怀,凸现了女性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权能和自觉意识。下面,我们拟对本书的理论基础——关怀理论从四个层面进行解读。
一、关怀的场域性
物理学中的“场”指的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这里借用物理学上“场”的概念,并引介日常生活中“域”——范围这一范畴,生发出的“场域”是指动态的、在变化中走向更广领域的事物活动范围。这个概念用在关怀领域指的是关怀的原初生存时空和影响领域以及它的走向。诺丁斯在本书中所要凸现的正是关怀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所具有的穿透力和影响力的素养,所以她语境中的关怀具有明显的场域性。以下我们就从关怀的原初生存领域和它的走向两个维度对诺丁斯著作中关怀的场域性进行阐述。
1.关怀原初生存领域。泰勒认为文化具有塑造可贵能力的功能,诺丁斯在反对这种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家庭应该更多地承担塑造“关怀”这种能力的责任。她说过:“我们最可贵的能力是在家庭或与之相似的组织中培养起来的。”她认为,关怀源自家庭。并且,这种直接关怀体验固化于女性,这是女性主义的视角。
2.关怀的走向。诺丁斯说:“最终我感兴趣的是家庭及其价值可能如何向外扩张,及至世界。”“我的基本观点是,直接关怀他人者﹙如果自己得到了充分的关怀﹚很可能发展出一种可以称为关怀伦理的道德取向。”我们认为诺丁斯在这里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关怀起源于女性,但她认为从具有关怀特质的女性出发,是可以和男性共同建立关爱儿童的家庭的。这种充满关爱的家庭具有孕育儿童雌雄同体精神的语境结构,具有雌雄同体精神的儿童从家庭走向世界,就会把关怀素养带进公共领域,从而影响社会政策。所以,我们认为诺丁斯的关怀理论具有弥散性、参与性。我们若用福柯的权力网络概念来理解的话,诺丁斯话语中的关怀是一种权力,它渗透于女性生活空间,但透明性和回应性赋予它向男性生活空间扩展的穿透力。以逻辑理性为标记的男性思维对社会政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的负面效应所导致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为关怀理念的参与提供了合法性。因此,起源于家庭的关怀理念成为社会政策的影响因素,这是拯救社会的价值选择。但问题在于:权力的扩展不是无所借重的。在这里,诺丁斯借用了一个概念,即“在意”。她说:“‘在意’使我们从面对面的世界走进更大的公共领域。”因此,在“关怀”和“正义”之间,也就是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正义”是公共领域的概念﹚,“在意”起着媒介作用。
二、关怀的关系性
我们平常所谓的关怀一般被理解为关心、爱护和重视。这种关怀的本质多带有单向度性、无私奉献性、道德性;然而,诺丁斯语境中的关怀的本质却具有关系性和对被关怀者的偏异性,甚至道德性。正如诺丁斯所说:“第二个问题是:关怀是不是一种美德、一种道德卓越的表现?这个问题……如果关怀是一种美德,我们就要着眼于梅尔奥夫所描述的起点。但是,如果我们把关怀看作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关系属性,那么我们的出发点就可能会倾向于被关怀者……将关怀看作一种美德,就要求了解当事人的个人身份……我并不完全摒弃关怀是一种美德的观点……”可见,诺丁斯颠覆了传统的关怀理念,其语境中的关怀具有关系性,是对关怀关系性的理解而不仅仅是道德性的理解,使得研究的起点可能会倾向于被关怀者的需要以及关怀者对被关怀者的需要作出的回应。若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道德的话,那研究的起点更多的在于对关怀者的研究。由此可知,诺丁斯对关怀关系性的理解比传统的对关怀的道德性理解更看重整体性和体验性。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关怀关系性的特征。概括起来,诺丁斯就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以现象学的方法来描述道德语境中关怀的关系性特征的。
1.诺丁斯认为关怀是由处于关怀关系的双方的相遇行为所构成的,关系双方对关怀的形成都负有责任:对关怀者而言,表现为同情性关注和“动机移置”;对被关注者而言,表现为接受性回应。诺丁斯说:“关注——接受性的关注是关怀性相遇的根本特征”。简单地说,她认为关怀关系双方在相遇中达到“共振”,对各自的需要作出相互的回应。我们认为诺丁斯的关怀关系性的核心理念外显为行为双方都主动积极地争取关系中的话语权,争取一种平等协作的关系,而不是从上到下的恩赐。在父权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多重主体丧失话语权的时代,诺丁斯对关怀的关系性作出了异样的理解,发出了道德领域中的另一种声音。
2.诺丁斯认为关怀动机是由积极的情感激发的,重感受性,与男性奉行的社会正义有质的区别。诺丁斯曾说:“如果A对于B的困境感到同情,在关注之后就会发生动机移置。”据此可知,她认为同情心是一种毫无利害关系的由自然激起的情感,动机移置就是由此激发的。我们认为,诺丁斯对关怀的情感性解读,比父权文化中的理性道德更凸显人文关怀。因为,母性之爱更带有自然性,即自然激发的情感性,少社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诺丁斯对关怀的情感性理解加重了母性的爱,但忽视了父亲对孩子的责任性要求。
3.诺丁斯认为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关系双方对对方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不同的,道德情境冲突也是不同的,其所激发的道德双方的情感体验也是不一样的。诺丁斯说:“任何丰盈的人生都可能充满着不一致性……在每一个自我中,都有许多子集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下被激活……对于一个吁求,我的回应有时慷慨、有时漠然、有时愤怒……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作为关系性的自我,我们从矛盾情绪和前后相悖中学到的东西超过不断追求一致性的收获。”从她的观点出发,那么,普遍的道德准则在此是不受欢迎的,酿造良好的激发道德冲突的社会情境就变得十分必要了。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赞许的,因为关系是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进行的,它排斥规范性而具有多变性,在不同的情境冲突中,关系双方的体验更本真。诺丁斯期待超越普通道德原则而回归到女性经验,但是,她在企图超越普遍道德原则的同时,又陷入了女性经验普泛化的困境。没有普遍道德原则的话,又怎能证明女性的经验就值得提升为普遍原则而被推广、普泛化呢?
三、关怀的个体性
对这个性质的说明,诺丁斯从需要入手,因为需要是个体性的。诺丁斯说:“关怀是基于需要的一种社会理论,因此要致思于识别不同社会集团必须满足需要,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棘手问题……生理需要虽然因年龄、性别、文化而略有差异,但其识别是毫无困难的……虽然基本需要具有长时的稳定性,但是在短时期内它们并不稳定。在特定的时间里……社会理论被善意的设计来满足基本需要,但是有时不能奏效或效果不佳,这恰是因为我们简单地假定需要总是稳定的。”由此可知,诺丁斯语境中的关怀具有个体体验性。在不同的情境中,每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每个社会团体组织的需要也是不同的,关怀者要识别不同的需要,包括明示出的需要、推断出的需要,对这种需要的识别不可用普遍规则统一制定,而要借助于个体每时每刻不同需求的变化,由个体移位去体验关系对方的需要。我们认为,公共政策追求的是大众利益最大化,“权其利而选其优”,这必然导向正义,因为理性的素养是它的价值追求;而体验的特征是个体性,个体体验的价值追求更多地表征为局部性、经验性,不是稳定的,而是特质的。因此,诺丁斯用关怀理论无法融合这两者价值目标的冲突。
在批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的理性道德的基础上,诺丁斯借鉴存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吉利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学术观点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关怀理论。其中,吉利根的女性主义心理学对诺丁斯的影响最大。吉利根担任柯尔伯格的助手时曾质疑过柯尔伯格的“女性道德发展似乎不足”的观点。经过实验,她发现,在道德判断上,男女表现是不同的,男性倾向于公正的原则和个人的权利,而女性更多地考虑关系和关怀,男性和女性形成了两套不同的道德判断体系。这两套不同的道德判断体系给诺丁斯以很大的启发。于是,诺丁斯基于女性的道德判断体系提出了关怀理论,但是自从她的关怀理论提出后,便经常受到这样一种批评:认为关怀理论是“家庭”层面的一种精致理论,对社会层面上的政策制定并无裨益。于是,诺丁斯2002年又撰写了《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一书。她指出:“关怀作为一种道德取向,并不局限于一个领域或一个性别,关怀理论在社会政策制定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此书以女权主义视角审视关怀,凸现了女性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权能和自觉意识。下面,我们拟对本书的理论基础——关怀理论从四个层面进行解读。
一、关怀的场域性
物理学中的“场”指的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这里借用物理学上“场”的概念,并引介日常生活中“域”——范围这一范畴,生发出的“场域”是指动态的、在变化中走向更广领域的事物活动范围。这个概念用在关怀领域指的是关怀的原初生存时空和影响领域以及它的走向。诺丁斯在本书中所要凸现的正是关怀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所具有的穿透力和影响力的素养,所以她语境中的关怀具有明显的场域性。以下我们就从关怀的原初生存领域和它的走向两个维度对诺丁斯著作中关怀的场域性进行阐述。
1.关怀原初生存领域。泰勒认为文化具有塑造可贵能力的功能,诺丁斯在反对这种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家庭应该更多地承担塑造“关怀”这种能力的责任。她说过:“我们最可贵的能力是在家庭或与之相似的组织中培养起来的。”她认为,关怀源自家庭。并且,这种直接关怀体验固化于女性,这是女性主义的视角。
2.关怀的走向。诺丁斯说:“最终我感兴趣的是家庭及其价值可能如何向外扩张,及至世界。”“我的基本观点是,直接关怀他人者﹙如果自己得到了充分的关怀﹚很可能发展出一种可以称为关怀伦理的道德取向。”我们认为诺丁斯在这里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关怀起源于女性,但她认为从具有关怀特质的女性出发,是可以和男性共同建立关爱儿童的家庭的。这种充满关爱的家庭具有孕育儿童雌雄同体精神的语境结构,具有雌雄同体精神的儿童从家庭走向世界,就会把关怀素养带进公共领域,从而影响社会政策。所以,我们认为诺丁斯的关怀理论具有弥散性、参与性。我们若用福柯的权力网络概念来理解的话,诺丁斯话语中的关怀是一种权力,它渗透于女性生活空间,但透明性和回应性赋予它向男性生活空间扩展的穿透力。以逻辑理性为标记的男性思维对社会政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的负面效应所导致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为关怀理念的参与提供了合法性。因此,起源于家庭的关怀理念成为社会政策的影响因素,这是拯救社会的价值选择。但问题在于:权力的扩展不是无所借重的。在这里,诺丁斯借用了一个概念,即“在意”。她说:“‘在意’使我们从面对面的世界走进更大的公共领域。”因此,在“关怀”和“正义”之间,也就是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正义”是公共领域的概念﹚,“在意”起着媒介作用。
二、关怀的关系性
我们平常所谓的关怀一般被理解为关心、爱护和重视。这种关怀的本质多带有单向度性、无私奉献性、道德性;然而,诺丁斯语境中的关怀的本质却具有关系性和对被关怀者的偏异性,甚至道德性。正如诺丁斯所说:“第二个问题是:关怀是不是一种美德、一种道德卓越的表现?这个问题……如果关怀是一种美德,我们就要着眼于梅尔奥夫所描述的起点。但是,如果我们把关怀看作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关系属性,那么我们的出发点就可能会倾向于被关怀者……将关怀看作一种美德,就要求了解当事人的个人身份……我并不完全摒弃关怀是一种美德的观点……”可见,诺丁斯颠覆了传统的关怀理念,其语境中的关怀具有关系性,是对关怀关系性的理解而不仅仅是道德性的理解,使得研究的起点可能会倾向于被关怀者的需要以及关怀者对被关怀者的需要作出的回应。若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道德的话,那研究的起点更多的在于对关怀者的研究。由此可知,诺丁斯对关怀关系性的理解比传统的对关怀的道德性理解更看重整体性和体验性。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关怀关系性的特征。概括起来,诺丁斯就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以现象学的方法来描述道德语境中关怀的关系性特征的。
1.诺丁斯认为关怀是由处于关怀关系的双方的相遇行为所构成的,关系双方对关怀的形成都负有责任:对关怀者而言,表现为同情性关注和“动机移置”;对被关注者而言,表现为接受性回应。诺丁斯说:“关注——接受性的关注是关怀性相遇的根本特征”。简单地说,她认为关怀关系双方在相遇中达到“共振”,对各自的需要作出相互的回应。我们认为诺丁斯的关怀关系性的核心理念外显为行为双方都主动积极地争取关系中的话语权,争取一种平等协作的关系,而不是从上到下的恩赐。在父权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多重主体丧失话语权的时代,诺丁斯对关怀的关系性作出了异样的理解,发出了道德领域中的另一种声音。
2.诺丁斯认为关怀动机是由积极的情感激发的,重感受性,与男性奉行的社会正义有质的区别。诺丁斯曾说:“如果A对于B的困境感到同情,在关注之后就会发生动机移置。”据此可知,她认为同情心是一种毫无利害关系的由自然激起的情感,动机移置就是由此激发的。我们认为,诺丁斯对关怀的情感性解读,比父权文化中的理性道德更凸显人文关怀。因为,母性之爱更带有自然性,即自然激发的情感性,少社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诺丁斯对关怀的情感性理解加重了母性的爱,但忽视了父亲对孩子的责任性要求。
3.诺丁斯认为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关系双方对对方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不同的,道德情境冲突也是不同的,其所激发的道德双方的情感体验也是不一样的。诺丁斯说:“任何丰盈的人生都可能充满着不一致性……在每一个自我中,都有许多子集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下被激活……对于一个吁求,我的回应有时慷慨、有时漠然、有时愤怒……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作为关系性的自我,我们从矛盾情绪和前后相悖中学到的东西超过不断追求一致性的收获。”从她的观点出发,那么,普遍的道德准则在此是不受欢迎的,酿造良好的激发道德冲突的社会情境就变得十分必要了。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赞许的,因为关系是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进行的,它排斥规范性而具有多变性,在不同的情境冲突中,关系双方的体验更本真。诺丁斯期待超越普通道德原则而回归到女性经验,但是,她在企图超越普遍道德原则的同时,又陷入了女性经验普泛化的困境。没有普遍道德原则的话,又怎能证明女性的经验就值得提升为普遍原则而被推广、普泛化呢?
三、关怀的个体性
对这个性质的说明,诺丁斯从需要入手,因为需要是个体性的。诺丁斯说:“关怀是基于需要的一种社会理论,因此要致思于识别不同社会集团必须满足需要,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棘手问题……生理需要虽然因年龄、性别、文化而略有差异,但其识别是毫无困难的……虽然基本需要具有长时的稳定性,但是在短时期内它们并不稳定。在特定的时间里……社会理论被善意的设计来满足基本需要,但是有时不能奏效或效果不佳,这恰是因为我们简单地假定需要总是稳定的。”由此可知,诺丁斯语境中的关怀具有个体体验性。在不同的情境中,每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每个社会团体组织的需要也是不同的,关怀者要识别不同的需要,包括明示出的需要、推断出的需要,对这种需要的识别不可用普遍规则统一制定,而要借助于个体每时每刻不同需求的变化,由个体移位去体验关系对方的需要。我们认为,公共政策追求的是大众利益最大化,“权其利而选其优”,这必然导向正义,因为理性的素养是它的价值追求;而体验的特征是个体性,个体体验的价值追求更多地表征为局部性、经验性,不是稳定的,而是特质的。因此,诺丁斯用关怀理论无法融合这两者价值目标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