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夏商时代，就强调专门的武术教育。当时奴隶制国家的主要大事就是“祀”与“戎”，所以学校对传授祭祀和军事作战的技能较为偏重。西周时，奴隶主贵族子弟学校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其中的射、御属军事武艺训练内容。“射”就是射箭技能，“御”就是驾车技能。射、御既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能，也是学校中的教育内容。“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提倡学武习礼。
　　儒家：习武以传神
　　文武兼备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善于射御，常带领弟子于射圃习射，对军旅之学精通，并传于弟子，有若、子路等都是武艺高强之人。据《史记》记载：孔子“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不以力自矜，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孔子主张通过武术活动培养学生尊重礼法之习惯和精神，“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可见中华民族对武德的重视。
　　墨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墨家非常重视武术教育。《淮南子》说：“墨子之门多勇士”“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历史上有墨翟陈辞止楚攻宋的典故，聂政行刺自毁容貌的故事，荆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燕赵悲歌。他们或怀恩报主，或排忧纾难，或不辱使命，或杀身成仁，真正是天下缟素，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所为。墨家对武术教育的重要贡献，是把侠义精神贯穿于武术教育之中，把武术这一具有攻击性的手段用在维护“义”上，以自己高超的武功为社会锄强扶弱，惩恶扬善，重诺轻生，践行赴难，这是后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侠义精神的垂范。
　　文武缺一岂道乎
　　我国的书院制度滥觞于唐代。唐末五代以降，由于战事频仍，官学衰微之故，一些士大夫便选择远离战争的山林之地，筑屋建房，或研究学问，或聚众讲学，宋代的书院文化相当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石鼓、应天、岳麓。很多书院都是由理学大师主持，朱熹就曾经先后主持白鹿洞、岳麓等多家书院。宋代学院培养了很多人才，但“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对于武术教育相当忽视。此后，中国古代官学教育都以儒家典籍为主要教育内容，除了射箭伴随射礼而存在外，基本没有专门的武术教育。
　　明清时期，社会局势紧张、有识之士号召抗击侵略，武术教育有所回升。如清初进步的教育家颜元，他主张培养人才要文武兼备。他晚年主持漳南书院，计划“建正庭四楹，曰‘习武堂’。‘武备’课兵法、战法、射御、技击等科”。其中射御、技击等与武术教育有关。然而，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重文轻武、武备松弛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改变，幸而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活动非常盛行，这一时期，民间“聚徒传教演习刀枪，不分男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武术教育的发展。
　　毛泽东曾经于1917年撰写《体育之研究》，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文中评述：“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文武缺一岂道乎？这恰是中华传统文化文武相融的博大精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