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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要】：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总体蒸蒸日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日益深化与推进，我国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同时也进入急剧转型的阵痛期。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与变化、人民观念的变化、社会分层的加速演进造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社会冲突日益加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群体性事件使得社会矛盾公开，引起了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经济状况，民权状况，中国特有的体制与国情下人们遭遇不公上诉的途径，以及单独论述民权之中的言论自由在中国的限制等方面简述中国群体性事件的起因。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民权状况；言论自由
抗争性政治的研究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是排到头等的大事，何况在问题层出、建国几十余年的中国。塞缪尔·P·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1]社会和谐的构建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过程，是不断调整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过程。在当代中国急剧转型的期间，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一、以刘瑜《民主的细节》讨论政治状况
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以美国的制度为例（在此讨论他国的政治制度，不在于赞扬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而在于分析其政治建设中的得失。）其中重要的一点这样讲到“对美国历史的进一步观察表明，也许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设计美国宪法时，其主导的思想本来就不是‘民主最大化’，而仅仅是‘制衡最大化’。”这其中很好理解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立宪会议的大部分人认为，纯粹的民主制也可能是暴政的一种；区别暴政与否的标准不在于少数，而在与“不容分说的强制性”。我们论述书中的细节不在于分析“中国应该是怎样的”，而应该说中国“不应该是怎样的”。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利益加剧冲突、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在当前无论是民众为反抗拆迁之类的经济矛盾，还是有关于自发游行之类公民权力意识的觉醒，都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中国，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唯物论，但是从共和国历史来看，经济原因似乎都不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因此，社会的失衡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一方面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利失衡，政府權利过于膨胀，没有一个很好的制约权利的机制。另一方面上诉渠道的不畅通，人民上诉无门，越级上访、上街游行等情况时有发生。近几年来，我国政治制度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但还是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以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等著作讨论经济状况
吴敬琏在书中说，“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的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2]很显然，有权贵就会有对应被欺压的奴隶（在此我们讨论的只是单纯的经济性质的剥削与被剥削）。
在中国政治经济分不开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腐败，而腐败则源于政治权利的不受约束。因为腐败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我们很难估计腐败的规模。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央不仅认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并且采取了强有力的惩处措施，诸如“打铁还需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等一系列措施。但是由腐败而引起的机会不平等，直接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所以，群体性事件的大多数原因就是分配的不公，一些地方政府在旧城改造、移民安置、工程建设、劳资纠纷等工作中，官商勾结、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等，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百姓苦不堪言，不满情绪高涨，积累到一定程度，遇到合适时机就会骤然爆发。
三、以中国群体游行最多的“PX”事件讨论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状况
“PX”为低致癌物，但其液体和蒸汽容易燃烧，是一种危险化学品，导致胎儿畸形的几率很高，此化合物暴露在氧气中或遇水时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简单来说，“PX”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威胁性。
近些年因“PX”项目而发生游行的城市有：厦门，昆明，大连，宁波，青岛，成都等。“PX”项目有没有危险，肯定有，而且任何一个地方建造化工厂一旦泄露或爆炸都是灾难。厦门“PX”事件、大连“PX”事件、宁波“PX”事件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在这几起群体性事件中，民众自发聚集起来抗议建设“PX”项目，反映出公民开始多途径、多角度的参加社会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公民以个人身份和个体的权利来参加示威游行，极大的证明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四、小结
通过讨论，我认为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民族地区除外）发生的机制一在于改革三十多年的分配不均产生的社会矛盾，二在于上述过程中政府失信与普通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而第一点的分配问题，在下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经济不会再像这三十年那样的高速发展，而且社会养老等支出成本将会不断增加。政府也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顾及的到（所有地方顾及到，就不会出现麻烦，一旦一个地方不公便会有反抗）。第二点，中国目前的腐败加上独特的官僚作风，我很难信它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但是当前中国已经已在反腐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更好。
在民权意识不断膨胀，法制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之下，群體性事件在我国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或许会集中爆发。
参考文献：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40-41
[2]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M].北京：三联书店.2007：40
[3]吕鹏.私营企业主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3（4）.
[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摘要】：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总体蒸蒸日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日益深化与推进，我国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同时也进入急剧转型的阵痛期。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与变化、人民观念的变化、社会分层的加速演进造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社会冲突日益加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群体性事件使得社会矛盾公开，引起了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经济状况，民权状况，中国特有的体制与国情下人们遭遇不公上诉的途径，以及单独论述民权之中的言论自由在中国的限制等方面简述中国群体性事件的起因。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民权状况；言论自由
抗争性政治的研究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是排到头等的大事，何况在问题层出、建国几十余年的中国。塞缪尔·P·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1]社会和谐的构建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过程，是不断调整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过程。在当代中国急剧转型的期间，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一、以刘瑜《民主的细节》讨论政治状况
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以美国的制度为例（在此讨论他国的政治制度，不在于赞扬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而在于分析其政治建设中的得失。）其中重要的一点这样讲到“对美国历史的进一步观察表明，也许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设计美国宪法时，其主导的思想本来就不是‘民主最大化’，而仅仅是‘制衡最大化’。”这其中很好理解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立宪会议的大部分人认为，纯粹的民主制也可能是暴政的一种；区别暴政与否的标准不在于少数，而在与“不容分说的强制性”。我们论述书中的细节不在于分析“中国应该是怎样的”，而应该说中国“不应该是怎样的”。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利益加剧冲突、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在当前无论是民众为反抗拆迁之类的经济矛盾，还是有关于自发游行之类公民权力意识的觉醒，都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中国，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唯物论，但是从共和国历史来看，经济原因似乎都不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因此，社会的失衡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一方面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利失衡，政府權利过于膨胀，没有一个很好的制约权利的机制。另一方面上诉渠道的不畅通，人民上诉无门，越级上访、上街游行等情况时有发生。近几年来，我国政治制度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但还是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以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等著作讨论经济状况
吴敬琏在书中说，“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的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2]很显然，有权贵就会有对应被欺压的奴隶（在此我们讨论的只是单纯的经济性质的剥削与被剥削）。
在中国政治经济分不开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腐败，而腐败则源于政治权利的不受约束。因为腐败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我们很难估计腐败的规模。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央不仅认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并且采取了强有力的惩处措施，诸如“打铁还需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等一系列措施。但是由腐败而引起的机会不平等，直接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所以，群体性事件的大多数原因就是分配的不公，一些地方政府在旧城改造、移民安置、工程建设、劳资纠纷等工作中，官商勾结、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等，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百姓苦不堪言，不满情绪高涨，积累到一定程度，遇到合适时机就会骤然爆发。
三、以中国群体游行最多的“PX”事件讨论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状况
“PX”为低致癌物，但其液体和蒸汽容易燃烧，是一种危险化学品，导致胎儿畸形的几率很高，此化合物暴露在氧气中或遇水时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简单来说，“PX”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威胁性。
近些年因“PX”项目而发生游行的城市有：厦门，昆明，大连，宁波，青岛，成都等。“PX”项目有没有危险，肯定有，而且任何一个地方建造化工厂一旦泄露或爆炸都是灾难。厦门“PX”事件、大连“PX”事件、宁波“PX”事件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在这几起群体性事件中，民众自发聚集起来抗议建设“PX”项目，反映出公民开始多途径、多角度的参加社会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公民以个人身份和个体的权利来参加示威游行，极大的证明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四、小结
通过讨论，我认为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民族地区除外）发生的机制一在于改革三十多年的分配不均产生的社会矛盾，二在于上述过程中政府失信与普通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而第一点的分配问题，在下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经济不会再像这三十年那样的高速发展，而且社会养老等支出成本将会不断增加。政府也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顾及的到（所有地方顾及到，就不会出现麻烦，一旦一个地方不公便会有反抗）。第二点，中国目前的腐败加上独特的官僚作风，我很难信它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但是当前中国已经已在反腐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更好。
在民权意识不断膨胀，法制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之下，群體性事件在我国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或许会集中爆发。
参考文献：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40-41
[2]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M].北京：三联书店.2007：40
[3]吕鹏.私营企业主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3（4）.
[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