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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缩小班级规模计划，但至今对这个计划的评价也莫衷一是。本文介绍了田纳西州、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实施的缩小班级规模计划，并分析他们实施这一计划的研究成果。从教师和学校公共设施的角度理性地思考了缩小班级规模计划的利弊。继而从班级规模问题、实施阶段问题、师资配备问题三个方面分析了该计划给我国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缩小班级规模 教师 学校
20世纪初期，教育个性化、民主化的思潮将小班化呼唤上了历史的舞台。20世纪50年代英、法等国经历了小班化的一个低潮之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入学人数的增加，六七十年代又迎来了小班教学的一个新浪潮。从80年代开始，美国部分州和地区就开始了缩小班级规模的实验。1993年，克林顿总统倡导全国性提高学生学习成绩运动，教育部开始大力推动缩小班级规模，并制定了相关法规。克林顿又在其1998年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第二轮教育发展的四个目标，首要的一个就是降低学校班级人数，拟在未来几年中把小学低年级的班级学生平均数量降至18人以下。自此，美国联邦政府从1999学年开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缩小班级规模计划（Class-size reduction，简称CSR）。为此，美国全国包括至少24个州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为实施CSR计划花费了上百亿美元。9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每年花费15亿用于缩小低年级的班级规模。从2002年开始，佛罗里达州花费了200亿美元用于缩小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个年级的班级规模。联邦政府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为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CSR计划提供12亿到16亿美元。
一、美国缩小班级规模计划之争
CSR计划实施业已十余年，美国各界对其评价仍是众说纷纭。缩小班级规模到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民众莫衷一是。
1．美国各州的CSR计划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田纳西州进行了师生比例改进计划研究（Student 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简称STAR），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在1985年进入幼儿园的小朋友，研究者将学生和教师随机分配到平均人数为15人的“小班”和平均人数为22人的“常规班”中。在这项研究中班级规模有了大幅度的缩减（减幅为7个学生，或者32%）。一年后的研究结果令人鼓舞：通过一年的学习，在标准测验下，“小班”的学生表现优于“常规班”学生的15%。但是，这一结果在一年后并没有持续增长。那些参加了STAR实验的学生在以后的几年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大多数是第一年参加小班化实验的过程中获得的。同时，在STAR项目中获得积极影响最大的是黑人学生、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以及男生。
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是在康涅狄格州，由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卡罗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主持，时间跨度从20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霍克斯比注意到学龄人口的随机变化是导致班级规模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例如，如果一所小学校在第一年招收15个一年级学生，而在下一年可能会有18个，班级规模就会相应地增加。此外，如果一所学校将一年级班级人数限制为25人，那么将会有一个25人的二年级班；如果有26个二年级学生，要分成两个班级，那么一个班级只有13人。他发现在四年级和六年级两个年级段，班级规模与学习成绩并没有直接关系，对于那些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学生也没有显著的影响效果。
加利福尼亚州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了将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班级减少10个学生（从30个学生减少到20个）的政策。对这项花费数十亿美元的政策的最仔细的研究发现，在一年的学习中，它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仅有6%~11%，其中的一些还被聘用没有经验的教师去领导新创的班级而抵消掉了。该项政策的一些其他的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还包括四年级和五年级班级规模的扩大和多年级混合教室的使用。
佛罗里达州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实施了CSR政策，就是对每个年级的核心科目的课堂班级规模都施加了特定的上限。在前8年里，这个政策的实施花费了大概200亿，在随后的一年，仍旧花费了40亿到50亿。在最近的一个研究里，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政策对四年级到八年级的测试分数有影响，可能也是因为班级规模的大小对这些年级影响不大。
2．对CSR计划实施的研究
研究班级规模的首要困难就是不同的学校存在着差异，很难去观察。富裕的学校更有可能具备资金以缩小班级规模，这可能会制造出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小规模班级更好。而一个有很多行为问题学生的学校会发现较小的班级更有利于管理。
现有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明确班级规模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因果关系。斯坦佛大学的学者埃里克·汉纳舍克（Eric Hanushek）剖析了59项研究中关于班级规模的276个评估结果发现，有11%的学生学习成绩与小规模班级成正相关，有9%与小规模班级成负相关，另外80%的评估结果与班级规模之间在统计学意义上差异不显著。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以另一种方法来计算这些评估结果，但也只是将正相关提高到26%，总体上仍然呈现出负相关或者是差异不显著的情况。对此种情况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班级规模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学生学习成绩。另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就是低信度的研究导致低信度的研究结果。
田纳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实施CSR计划取得了不同的结果，对于产生这个相冲突的结果的原因还没有定论，这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康涅狄格州和田纳西州的很多不同导致了在后者中班级规模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1994~1995年，康涅狄格州是全国教师工资最高的州，而田纳西州排名第34。或许高薪能吸引更多的好教师，而不论班级规模大小，好教师都能教好。在STAR项目中，班级规模的影响在不同的学校也不同——2/3的学校小规模班级产生的是积极的影响，而另外1/3是消极的影响。埃里克·汉纳舍克把这个结果理解成为教师素质的差异是特别重要的。第二，这两项研究之间的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田纳西州的STAR项目中的教师指导是实验的一部分，而在康涅狄格州是没有实验的，只是实施之后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这个事实能够影响结果的一个方式就是如果STAR的教师被安排在正常规模的班级，他们会感到失落，结果减少他们的努力。第三，值得一提的区别就是田纳西州的STAR没有包括小学校，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学生在一个单一的年级去随机分配到不同类型的班级。而康涅狄格州的研究聚焦于小学校，因为他们的班级规模大部分是受适度的人口变化影响的。因此，这可以说明班级规模在大一些的学校里发挥的作用比小学校大。
唯一的高质量的对初中或者高中的班级规模的研究是托马斯·迪伊（Thomas Dee ）和马丁·西（Martin West）对八年级学生的分析。他们对比了相同的学生参加不同规模的班级学习不同的科目的成绩，发现班级规模对测试分数没有影响（在城市学校有一小点影响），但是却发现对于诸如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态度之类的非认知技能有适度的影响。
显然对于班级规模来讲，还需要更多的严谨的研究，但是现有的研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共识。第一，全州范围内的缩小班级规模可能会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就像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例子一样。第二，学校或者区范围的CSR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效益。
二、对美国缩小班级规模计划的理性思考
很多人将CSR计划看成最昂贵的学校改革。影响该计划效果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它的获利是不确定的。因此，对于CSR计划，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更理性的思考。
1．教师
缩小班级规模就意味着需要聘请更多的教师。在美国缩小班级1/3的规模，从24个学生减少到16个学生，需要另外聘请50%的教师。考虑这个例子：一个每年支付给教师5万美元工资的学校（大约全美平均水平），如果把班级规模从15人增加到20人，就可以在教师工资方面为每个学生节省833美元。而如果这些节省下来的钱都用于提升教师工资，那么教师平均工资将会从1.7万增长到6.7万。正在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教师效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决定因素，所以教师招聘、保留和补偿政策应该被放在首位。
经济学家埃里克·汉纳舍克和史蒂芬·里夫金报告了使用学生测验成绩去衡量教师效能的10项研究的结果。这些研究表明，高于平均水平的教师比平均水平的教师教一个学生，学生多学到一年的值得学习的东西。汉纳舍克估计，以平均水平的教师代替5%~8%的水平差的教师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成绩。学校可以改变他们的人事政策，例如解雇长期无效的教师，以更好地反映市场现实。罗宾·蔡特（Robin Chait）和瑞根·米勒（Raegen Miller）认为，学校应该“以不同的政策对待不同的教师”，根据教师在班级里所教的科目上所取得的不同成效而获得不同的工资。
为了弥补教师在工作安全保障上的缺失，他们应该获得更多的补助。为高需求的专业的教师提供佣金，学校也将消耗资源。如果这些政策的花费比缩小班级规模低，那么扩大班级规模以实现这些政策将会提高学生的成绩。强制地全面推行CSR政策，使学校占用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去实现不确定的结果，似乎是值得商榷的。
2．学校公共设施
建更多的教室是缩小班级规模所带来的另一个显著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学校还有多少额外的空间，除此之外还必须配备新的设备以配合增加的班级。例如，为推行CSR计划，加利福尼亚州仅在1996~1997学年，就需新增28%的教室。虽然许多学校通过购买或者租借一些移动教室部分地缓解了教室的缺乏，但是由于经费短缺，大多数学校还是采取其他一些廉价的方式来满足CSR项目对教室的需求。而这些都为学校今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不能满足学生长期稳定的学习和发展的需要。
三、美国缩小班级规模计划给我国教育的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一些地区中小学入学人数的回落，我国教育界也开始了对缩小班级规模的关注。在分析国外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也有了一些研究。但是美国对缩小班级规模的研究是在实践中总结，继而再实践；我国目前的研究多处于理论建构与应然构想层面。美国的缩小班级规模计划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1．班级规模问题
班级规模多大，才可以算得上是“小班”？“小班”在美国和我国的定位肯定是不同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统计年鉴，1990~1991年间美国与中国的中小学班额比如下：美国小学班额平均数为24人，我国则为50人，最多至80人；美国中学班额平均数为25.6人，我国依然为50人，最多至78人。[1] 美国实施缩小班级规模计划，将学生缩减到18人或者20人，而我国现在开展的小班化教育的班级规模也达到了24~32人。[2] 这样的班级规模在美国无疑是“大班”。然而，即使我们将班级规模缩小至24~32人，在平均水平上也已经缩小了将近50%。增加一倍的班级数量，这在目前的中国来讲，无疑是“千斤重担”。地域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所以是全国全面推行小班化，还是部分有能力的地区推行，值得进一步考量。
2．实施阶段问题
在美国已有的实践中，偏重于从幼儿园到三年级这一阶段，认为这一阶段更加适合小规模的班级。这个结论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目前在哪一阶段适合推行小班化，还没有具体细致的研究，在已有的理论和实践中，遍布基础教育阶段的各个年级。在没有确切的研究结果表明小班化的实施对各年级都是利大于弊的情况下，是否继续推行，推行得值与不值都是值得商榷的。
3．师资配备问题
充分的教师供应，是实现小班化教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目前我国小班化教学的实施还不是很广泛，再加上免费师范生政策的推广，培养出了一大批高学历的师范生，所以师资配备上还没有面临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偏远贫困地区师资的缺乏仍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此外，缩小班级规模对教师的质量也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推行小班化教学之前，改变教师观念是首要的一步。这样涉及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教师职前和职后的培训问题。一个完备的培训体系才能更好地保障小班化教学的效果。
展望未来，教育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也可能会考虑寻找一种能够比缩小班级规模更高效的方式，比如说更多的个性化教学，它没有高昂的成本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要求是使教学模式扩大，使之包括高品质的网络教育。可以设计一个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并且允许每个学生以自己的步伐学习的精密的软件，这将会以很小的成本为大规模的学生提供小规模的课堂。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多元化的教学形式，单一必然会落伍，“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200234）
参考文献：
［1］俞玲萍．研究报告——我国与国外中小学师生比和教师周课时数的比较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1997（4）．
［2］谢维和．论班级活动中的管理主义倾向：——兼答吴康宁教授的商榷文章［J］．教育研究，2000（6）．
【关键词】缩小班级规模 教师 学校
20世纪初期，教育个性化、民主化的思潮将小班化呼唤上了历史的舞台。20世纪50年代英、法等国经历了小班化的一个低潮之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入学人数的增加，六七十年代又迎来了小班教学的一个新浪潮。从80年代开始，美国部分州和地区就开始了缩小班级规模的实验。1993年，克林顿总统倡导全国性提高学生学习成绩运动，教育部开始大力推动缩小班级规模，并制定了相关法规。克林顿又在其1998年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第二轮教育发展的四个目标，首要的一个就是降低学校班级人数，拟在未来几年中把小学低年级的班级学生平均数量降至18人以下。自此，美国联邦政府从1999学年开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缩小班级规模计划（Class-size reduction，简称CSR）。为此，美国全国包括至少24个州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为实施CSR计划花费了上百亿美元。9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每年花费15亿用于缩小低年级的班级规模。从2002年开始，佛罗里达州花费了200亿美元用于缩小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个年级的班级规模。联邦政府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为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CSR计划提供12亿到16亿美元。
一、美国缩小班级规模计划之争
CSR计划实施业已十余年，美国各界对其评价仍是众说纷纭。缩小班级规模到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民众莫衷一是。
1．美国各州的CSR计划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田纳西州进行了师生比例改进计划研究（Student 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简称STAR），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在1985年进入幼儿园的小朋友，研究者将学生和教师随机分配到平均人数为15人的“小班”和平均人数为22人的“常规班”中。在这项研究中班级规模有了大幅度的缩减（减幅为7个学生，或者32%）。一年后的研究结果令人鼓舞：通过一年的学习，在标准测验下，“小班”的学生表现优于“常规班”学生的15%。但是，这一结果在一年后并没有持续增长。那些参加了STAR实验的学生在以后的几年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大多数是第一年参加小班化实验的过程中获得的。同时，在STAR项目中获得积极影响最大的是黑人学生、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以及男生。
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是在康涅狄格州，由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卡罗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主持，时间跨度从20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霍克斯比注意到学龄人口的随机变化是导致班级规模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例如，如果一所小学校在第一年招收15个一年级学生，而在下一年可能会有18个，班级规模就会相应地增加。此外，如果一所学校将一年级班级人数限制为25人，那么将会有一个25人的二年级班；如果有26个二年级学生，要分成两个班级，那么一个班级只有13人。他发现在四年级和六年级两个年级段，班级规模与学习成绩并没有直接关系，对于那些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学生也没有显著的影响效果。
加利福尼亚州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了将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班级减少10个学生（从30个学生减少到20个）的政策。对这项花费数十亿美元的政策的最仔细的研究发现，在一年的学习中，它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仅有6%~11%，其中的一些还被聘用没有经验的教师去领导新创的班级而抵消掉了。该项政策的一些其他的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还包括四年级和五年级班级规模的扩大和多年级混合教室的使用。
佛罗里达州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实施了CSR政策，就是对每个年级的核心科目的课堂班级规模都施加了特定的上限。在前8年里，这个政策的实施花费了大概200亿，在随后的一年，仍旧花费了40亿到50亿。在最近的一个研究里，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政策对四年级到八年级的测试分数有影响，可能也是因为班级规模的大小对这些年级影响不大。
2．对CSR计划实施的研究
研究班级规模的首要困难就是不同的学校存在着差异，很难去观察。富裕的学校更有可能具备资金以缩小班级规模，这可能会制造出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小规模班级更好。而一个有很多行为问题学生的学校会发现较小的班级更有利于管理。
现有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明确班级规模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因果关系。斯坦佛大学的学者埃里克·汉纳舍克（Eric Hanushek）剖析了59项研究中关于班级规模的276个评估结果发现，有11%的学生学习成绩与小规模班级成正相关，有9%与小规模班级成负相关，另外80%的评估结果与班级规模之间在统计学意义上差异不显著。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以另一种方法来计算这些评估结果，但也只是将正相关提高到26%，总体上仍然呈现出负相关或者是差异不显著的情况。对此种情况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班级规模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学生学习成绩。另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就是低信度的研究导致低信度的研究结果。
田纳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实施CSR计划取得了不同的结果，对于产生这个相冲突的结果的原因还没有定论，这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康涅狄格州和田纳西州的很多不同导致了在后者中班级规模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1994~1995年，康涅狄格州是全国教师工资最高的州，而田纳西州排名第34。或许高薪能吸引更多的好教师，而不论班级规模大小，好教师都能教好。在STAR项目中，班级规模的影响在不同的学校也不同——2/3的学校小规模班级产生的是积极的影响，而另外1/3是消极的影响。埃里克·汉纳舍克把这个结果理解成为教师素质的差异是特别重要的。第二，这两项研究之间的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田纳西州的STAR项目中的教师指导是实验的一部分，而在康涅狄格州是没有实验的，只是实施之后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这个事实能够影响结果的一个方式就是如果STAR的教师被安排在正常规模的班级，他们会感到失落，结果减少他们的努力。第三，值得一提的区别就是田纳西州的STAR没有包括小学校，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学生在一个单一的年级去随机分配到不同类型的班级。而康涅狄格州的研究聚焦于小学校，因为他们的班级规模大部分是受适度的人口变化影响的。因此，这可以说明班级规模在大一些的学校里发挥的作用比小学校大。
唯一的高质量的对初中或者高中的班级规模的研究是托马斯·迪伊（Thomas Dee ）和马丁·西（Martin West）对八年级学生的分析。他们对比了相同的学生参加不同规模的班级学习不同的科目的成绩，发现班级规模对测试分数没有影响（在城市学校有一小点影响），但是却发现对于诸如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态度之类的非认知技能有适度的影响。
显然对于班级规模来讲，还需要更多的严谨的研究，但是现有的研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共识。第一，全州范围内的缩小班级规模可能会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就像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例子一样。第二，学校或者区范围的CSR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效益。
二、对美国缩小班级规模计划的理性思考
很多人将CSR计划看成最昂贵的学校改革。影响该计划效果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它的获利是不确定的。因此，对于CSR计划，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更理性的思考。
1．教师
缩小班级规模就意味着需要聘请更多的教师。在美国缩小班级1/3的规模，从24个学生减少到16个学生，需要另外聘请50%的教师。考虑这个例子：一个每年支付给教师5万美元工资的学校（大约全美平均水平），如果把班级规模从15人增加到20人，就可以在教师工资方面为每个学生节省833美元。而如果这些节省下来的钱都用于提升教师工资，那么教师平均工资将会从1.7万增长到6.7万。正在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教师效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决定因素，所以教师招聘、保留和补偿政策应该被放在首位。
经济学家埃里克·汉纳舍克和史蒂芬·里夫金报告了使用学生测验成绩去衡量教师效能的10项研究的结果。这些研究表明，高于平均水平的教师比平均水平的教师教一个学生，学生多学到一年的值得学习的东西。汉纳舍克估计，以平均水平的教师代替5%~8%的水平差的教师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成绩。学校可以改变他们的人事政策，例如解雇长期无效的教师，以更好地反映市场现实。罗宾·蔡特（Robin Chait）和瑞根·米勒（Raegen Miller）认为，学校应该“以不同的政策对待不同的教师”，根据教师在班级里所教的科目上所取得的不同成效而获得不同的工资。
为了弥补教师在工作安全保障上的缺失，他们应该获得更多的补助。为高需求的专业的教师提供佣金，学校也将消耗资源。如果这些政策的花费比缩小班级规模低，那么扩大班级规模以实现这些政策将会提高学生的成绩。强制地全面推行CSR政策，使学校占用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去实现不确定的结果，似乎是值得商榷的。
2．学校公共设施
建更多的教室是缩小班级规模所带来的另一个显著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学校还有多少额外的空间，除此之外还必须配备新的设备以配合增加的班级。例如，为推行CSR计划，加利福尼亚州仅在1996~1997学年，就需新增28%的教室。虽然许多学校通过购买或者租借一些移动教室部分地缓解了教室的缺乏，但是由于经费短缺，大多数学校还是采取其他一些廉价的方式来满足CSR项目对教室的需求。而这些都为学校今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不能满足学生长期稳定的学习和发展的需要。
三、美国缩小班级规模计划给我国教育的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一些地区中小学入学人数的回落，我国教育界也开始了对缩小班级规模的关注。在分析国外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也有了一些研究。但是美国对缩小班级规模的研究是在实践中总结，继而再实践；我国目前的研究多处于理论建构与应然构想层面。美国的缩小班级规模计划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1．班级规模问题
班级规模多大，才可以算得上是“小班”？“小班”在美国和我国的定位肯定是不同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统计年鉴，1990~1991年间美国与中国的中小学班额比如下：美国小学班额平均数为24人，我国则为50人，最多至80人；美国中学班额平均数为25.6人，我国依然为50人，最多至78人。[1] 美国实施缩小班级规模计划，将学生缩减到18人或者20人，而我国现在开展的小班化教育的班级规模也达到了24~32人。[2] 这样的班级规模在美国无疑是“大班”。然而，即使我们将班级规模缩小至24~32人，在平均水平上也已经缩小了将近50%。增加一倍的班级数量，这在目前的中国来讲，无疑是“千斤重担”。地域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所以是全国全面推行小班化，还是部分有能力的地区推行，值得进一步考量。
2．实施阶段问题
在美国已有的实践中，偏重于从幼儿园到三年级这一阶段，认为这一阶段更加适合小规模的班级。这个结论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目前在哪一阶段适合推行小班化，还没有具体细致的研究，在已有的理论和实践中，遍布基础教育阶段的各个年级。在没有确切的研究结果表明小班化的实施对各年级都是利大于弊的情况下，是否继续推行，推行得值与不值都是值得商榷的。
3．师资配备问题
充分的教师供应，是实现小班化教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目前我国小班化教学的实施还不是很广泛，再加上免费师范生政策的推广，培养出了一大批高学历的师范生，所以师资配备上还没有面临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偏远贫困地区师资的缺乏仍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此外，缩小班级规模对教师的质量也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推行小班化教学之前，改变教师观念是首要的一步。这样涉及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教师职前和职后的培训问题。一个完备的培训体系才能更好地保障小班化教学的效果。
展望未来，教育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也可能会考虑寻找一种能够比缩小班级规模更高效的方式，比如说更多的个性化教学，它没有高昂的成本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要求是使教学模式扩大，使之包括高品质的网络教育。可以设计一个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并且允许每个学生以自己的步伐学习的精密的软件，这将会以很小的成本为大规模的学生提供小规模的课堂。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多元化的教学形式，单一必然会落伍，“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200234）
参考文献：
［1］俞玲萍．研究报告——我国与国外中小学师生比和教师周课时数的比较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1997（4）．
［2］谢维和．论班级活动中的管理主义倾向：——兼答吴康宁教授的商榷文章［J］．教育研究，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