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虽然纯属虚构（这绝对是一句真话，小说本是想象的艺术，即使它是来自生活，有着现实生活的影子），却极欢迎对号入座（这就是小说的意义了，也是它的气场所在，无论它是形而上的还是它是形而下的）。
　　——作者
　　给这些闲人立传，是我二十多年的愿望了，直到现在，要动笔了，却在“传”字上转不出来。
　　“正传？”
　　这些人当然应入“正传”，连阿Q都入“正传”的。
　　“闲人怎么能比阿Q，能与阿Q相提并论？”
　　“怎么不能？”
　　“闲人配吗？”
　　“阿Q配吗？”
　　我先设想我是阿Q，然后设想我是闲人，想来想去，没个头绪。
　　一连几天，我的脑子，就是这样，一直都有两种声音，或许还有第三种？互相搅拌，互相分化，全都亡我之心不死，吵得我的头都痛了。
　　我的头在痛，眼睛也酸痛，躺在闷热的屋子里，望着窗外灰色的天空，心就像是高楼上的孤零零的避雷针，细细的，尖尖的，向上，向上，直指天空，似在穿透我的皮囊，扎进我的骨髓深处，痛——痛——痛——
　　要想不痛只有速决，要想速决只有速战，从古至今，历来如此。
　　这些闲人，成天想的，不就是个待遇么？不就是个级别么？要是给个处级局级，哪怕就将他们阉了，他们也会情愿的。
　　那就都入“正传”吧，与阿Q同等待遇好了，就这么定了，就“正传”了。
　　谁不想做好人呢？我当然也不例外，况且，那个小闲人，多少与我有些关系。我也是人嘛！这么一顶“正传”的帽子，飕地一下，送了出去，不说非要讨好什么，总能和谐一点气氛。何况还可收回来呢？权利是党和人民给的，党和人民不满意了，当然可以收回去，而且应该收回去！地位也一样，名誉也一样。
　　凡事都需有个决定，一旦决定了，头就不痛了。
　　于是，慢慢坐起来，再次瞅瞅外面的天空，天色已经由灰变暗。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全都成了一堆剪影，重重叠叠，几何交错，非常现代。那根笔直的避雷针也已隐入黑暗之中，哪怕你就打着灯笼，仔细搜寻，也找不到，就像先前不曾存在。如果有盏探照灯，也许就能看见了，这样想着，在键盘上，嗒嗒敲出四个字，当然就是“闲人正传”。可是，看着，看着，看着，心思忽又转开了，老毛病，又犯了。
　　“一点不想小闲人吗？”
　　我的大脑——“司令部”，高高在上的“司令部”，居然真的指挥不了这把始终属于我的、忠于我的、为我打下江山的、并且天才地造就了我的唯一的接班人的、无比神奇的“小手枪”。
　　看看，他又不听话了，因为天色已经黑了，也该让他放放风了。让他露露头，稍稍吐口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已知晓天命，他却依旧青春永驻，没事就爱探头探脑，一副盲目骄傲的样子。
　　“你真不想小闲人吗？”
　　继续重复他的话题。
　　“不想。”
　　“真的吗？”
　　“真的。”
　　“嗤——”
　　朝我吐了一汪口水，一汪憋足精气的口水，缩回去时，还挺了挺已经软了下去的光头，叹口气，说：“阿Q不如。”
　　“不如就不如，你能怎么样？你还要怎样？我还没有满足你吗？”
　　我的心里这样想着，随手点燃一枝香烟，为的是能多多少少冲淡他在临走之时所留下的腥膻的狐狸一样的味道。
　　两缕青烟，袅娜着，在我中指食指之间，升起，飘出，然后分开，然后合拢，然后再分开，然后再合拢。
　　我下意识看了看夹着香烟的手指，挺糙的。这是我在拉板车时，打铁时，修路时，落下的，与文人的，区别很大。小闲人，却喜欢。她说摸起来虽然粗糙，可是却又颇具质感。她说这手本质上纯粹就是女人的。摸着我的手，她的心就静。只要和她在一起，她就扯着我的手，放在她这里，放在她那里，就是睡着了，她也不肯放，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那烟最后形成一团灰不灰白不白既像雾又非雾不好说像什么的东西罩在我的头顶上，好久，好久，才飘散。
　　我真“阿Q不如吗？”
　　又想到了那句话：“人为什么而活着？”这个老得发酸的问题。尽管它在散发酸味，可是，还是老是想着，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头痛的原因了。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只要活着，就想女人，并由女人想到爱情，该是非常自然的吧。
　　爱情是什么？
　　当然要困觉。
　　所以，阿Q向吴妈大胆地表示了他的爱情。可惜，吴妈不喜欢。
　　我常想，如果吴妈喜欢阿Q，她应该是很希望阿Q说出这句话的。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互相喜欢，最终是要通过肉体这个硬道理说话的。否则，还叫喜欢吗？不然，还叫爱情吗？
　　人活着，不就是应该自然而然地表达心中所想吗？人活着，不就是应该自然而然地去做心中想做吗？这样才算一个人！就像阿Q，该撑船时便撑船，该舂米时便舂米，想吴妈了，他就说：吴妈，我想跟你困觉了！多么人啊！何等牛！而我，包括小闲人，还有我要为他们树碑立传的大闲人，二闲人，能够这样做人吗？好像现在还不能。
　　看看软了下去的他，我笑了。
　　看见我笑，他又复出，又得意地昂起头来，想要蠢蠢欲动了。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正”改为“外”。因为，所有的大小闲人，基本上，全都是，虽然长着自己的嘴巴却不会说自己的话，仅就这一点来说，他们都不如阿Q，尽管他们肚里的学识以及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知高出只见过假洋鬼子的阿Q几千几万几亿倍。
　　窗外，一道闪电划过，雷声隆隆，由远而近，细碎的雨点打在窗上，发出翻报一样的声响。身处这样一个夜晚，使人身感幽暗，神秘，我说不想小闲人，你说会是真话吗？
　　想着小闲人，我又再躺下。
　　一阵兴奋过去了。
　　睡不着，又坐起，还是一鼓作气吧，否则，放下，就可能，再也不会动笔了。这既对不住小闲人，也对不起我的读者，更对不起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闲人了。
　　我笔下的这些闲人活着为了什么呢？当然，都是为了级别。为了能使我的读者轻松愉快进行阅读，我先简单地说说“级别”。所谓“级别”也就是行政机构的等级。如果部门是部级，那么这个部门的首长无疑就是部长了，依次类推，副部长、局长（有的部称为司，所以统称为司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科长以下，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是实职，即“挂长”的，位子总是不多的，用机关的话说就是“狼多肉少”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相应也就有了“待遇”。比如，某人干久了，还是没有位子的话，便给个级别，享受“相当于”某级的“待遇”，差别只是没有实权。比如享受正局级待遇，他可能是副局长，也可能是副处长，但更多的是没有“长”，仅仅只是待遇而已。这一系列的等级有：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调研员、助理调研员，诸如此类。 　　好了，有关“级别”的知识背景以及“待遇”的具体内容就算介绍到这里了，如果还有不明白的，请到网上去查吧，网上什么都有的，只是暂时还没有我笔下的这些闲人。
　　这些闲人，在机关里，至少都混了十年以上，或者二十年以上了，有的甚至是一辈子。他们有的活得如意，有的却是不甚如意，有的甚至很不如意。可是，不管如不如意，他们能够心甘情愿把他们的宝贵青春，不，简直可以说是一生，贡献给国家的公务事业，仅从这一点来说，就是非常可敬的了。
　　我是文人，所接触的，自然多属文化界，所知所识也仅仅限于这个小圈子，所以，希望读者诸君，千万对我嘴下留情，不要事事与我抬杠。比如，我说女博士都很傻，长得也不太漂亮，一般都独身，有人立即就会说：“某某就是博士呀，长得也很漂亮呀，嫁得也很不错呀。”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还是有言在先的好，我说的只是“这一个”，与其他人无关的，即使我说了一个“都”字。
　　好了，言归外传吧。
　　从何说起呢？这么大的一个机关，运转起来都不容易，所以，不能没有办公室。那么，就先说办公室吧。办公室的人最重要。而要先说办公室，只能先说穆翠薇了。
　　一、穆翠薇
　　穆翠薇，女，一九五四年生，办公室的副主任，副局级，曾在圣地延安插队，返城后，进机关，已经呆了三十年了。
　　只要你能进这个门，百分之九十九，就能遇到她：瘦瘦的总穿着一套贴身的灰西服。右手拿着一部手机，指尖挂着一串钥匙。左腋夹着一叠文件，要不就是几份材料。对面走过来，不是接电话，就是发短信，边走边说，边说边走，看见了熟识的，还要抽出她的脸来，朝你笑笑，点点头，或用夹着文件的那只胳膊下的小手，向你小幅度地摆摆，算是打过招呼了。大家都知她很忙，没有时间跟你说话，公家每月所发的一百八十元通讯费，对于她来讲，真的很不够，她没算过一年下来自己到底贴了多少。
　　她每天都取件，送件，送了这件，又取那件，或者拉着小推车，哗啦啦地行进在大理石料铺就的过道走廊的地面上。不是在领复印纸，就是在运办公用品，再不就是接送客人。她每天都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她的存在让别人都感觉得很惭愧。
　　然而，在这文化部门，要上台阶，须有文凭，可惜，她却没有文凭。
　　赶紧弥补吧，可怜她在工作之余，还在读大专，还要读大本，还要读在职研究生。
　　十年前，她怀孕了，正要去医院检查呢，一出办公室的门，碰上部长的秘书小刘，说部长要某文件，她就去复印。一看，没有复印纸了，便又赶紧转身去领。拉着车，整四箱，上台阶，憋气用力过了度，觉得肚子疼，赶忙去厕所，下体已见红，还是硬撑着，直到第二天，去医院一查，结果，胎儿，保不住了。由于她的年龄过大，这个孩子一没了，也就永远都没了。每次一旦提及此事，再与提级之事联系，她就总是泪汪汪的。
　　她这样在办公室做了十几年，才提了个调研员，正处级。她在正处的位子上一做又是十多年，每到考核，总通不过。倒不是学历文凭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她不能干，而是她把活都干了，一般都不分给别人。她处里算上她，整整四个人，除了处长，我们不说，其他两个人，基本无事做。办公室的活，不是取件就是送件，不是领领办公用品就是去取杂志报纸。取件，送件，天经地义，是要接触部长的。这是一件显眼的活。在这部门，谁有资格，经常接触部长呢？除了局长还可以，副局长都不可以！除了部长召唤某人，其他人无特殊情况，越级接触？不想活了！穆翠薇就这样牢而又牢地把握了这个小小的主动权。几十年来，部长轮流，换了又换，人们都不记得部里有过几任部长了，只记得她每天都在部长小院进进出出。她的两个可怜的下属：一个每天取一次报纸，有时连报纸也不取。一个，基本上是养花，或者喂喂缸里金鱼，或者两个人叽叽哝哝，嘲笑她，挖苦她，说她累死，那是活该。
　　机关是讲民主的，每提一个人，都要进行民主评议。每次，一到评议她，总是通不过。那没办法，她没靠山，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她说话，做工作。
　　现在，她的年龄大了，经常出现一些工伤。上次，她的胳膊吊着，吃惊，一问，原来是她在拖拉复印纸时，箱子要倒，她欲抢救，下意识地用手一扶，咯嚓一声，骨折了。结果，吊了好几个月，才勉强地恢复原状。
　　吊着胳膊也要干，大家看在眼里的。
　　尽管她是干得苦，简直是个出苦力的（在部里，如果说，一个人是苦力，那就清楚地说明他，或者她，真正是个干活的。因为，在这文化部门，出苦力的并不多），每次进行民主评议，结果还是通不过。最后，部长真急了，哗啦一声，站起来，左手五指按着桌子，右手拿着穆翠薇的厚厚一叠评议材料，身体倾成七十度，举在空中摇晃着，指着底下不吱声的有权决定穆翠薇的苦干实干的命运的人们：“都十几年了（当然是指穆翠薇当了十几年副处长，十年‘正处调’，按照人事部的文件，怎么样都应该提了。可是，就在这个部门，你可千万别提‘应该’，因为‘应该’多着呢），部里还有吗？我告诉你们，就这么定了，上！如果同意也就罢了，如果还要这样下去，那我实话告诉你们，下次谁都没有机会！”
　　在部长的干预下，亲自的，深度的，穆翠薇解决了副局级，成了助理巡视员。本来，她的这个外传，到此也就该结束了，句号画得也比较圆，可又出了一件事，记下，算个备忘录吧。
　　二〇〇八年，事件比较多，大事多，喜事多，麻烦事也多，她有时都不回家了，完全住在部里了。
　　开完捐款动员会，大家鱼贯出大楼。
　　大楼门两张，左一张，右一张，两门中间是一块与门一样大小的玻璃，每天都被勤杂工擦得水一般的透明。平时，人少，走一个门，也就够了，谁也没有注意到两门之间的那块玻璃没像公共场所那样贴上“小心玻璃”的字样。
　　穆翠薇真累晕了，竟然一头撞上去，撞在玻璃上，“咚”地一声响，大家全呆了。有几个人反应快，赶紧上前扶住她。她的双目紧闭着，血从嘴角流出来，前门四颗牙都欲掉下来。她一急，一抬手，硬给托了回去了。大家一边扶着她，一边纷纷谴责着：为啥不在玻璃上贴个提示标识呢？这是撞了穆翠薇，要是撞了部长的话，怎么办？谁负责？ 　　干净透明的玻璃上留下了三块白白的带有人味的油污。任谁看，都知道，那是人脸撞出的。大家劝她到医院去，可她还是坚持着回到办公室去了。她的前门牙已折，要切断，要用药物杀神经，经过根管治疗后，才能镶上人工牙。
　　第二天，玻璃上，贴了一张方纸条，上边粘在玻璃上，下边向上卷着边，轻风一吹，一扇一扇，微微翻动，像只蝴蝶。无论什么人经过，都忍不住地停下来，走过去，看一看。估计是撞了穆翠薇后，有人向上强烈反映，应该有个“小心”警示。然而，干活的图省事，就用密封文件的胶带，随手一剪，贴上了。
　　密封条上赫然印着两个鲜红的一号楷体——“绝密”。
　　二、林启明
　　林启明，男，一九四二年生，以正局级待遇退休。
　　林启明在部内外，甚至整个系统中，可以说是很有名：“文革”前的大学生，“文革”后的研究生，而且是京华大学的第一届的研究生，而且是京华大学的通过竞选上台的第一任的响当当的研究生会的主席，这在京大的校史上也是重点记录的。那时，国家现在的几颗璀灿的政治新星都曾围绕他的身边，轰轰烈烈，转过一阵。《中国新闻周刊》杂志也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报道那次竞选之事，后来还用表格列出历届主席姓甚名谁以及他们的各种去向。名单上的第一位，就是林启明，只是去向一栏里写的却是去向不明。
　　林启明有著作《宣传学大纲》，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宣传的专著。凡是从事宣传工作并且想用宣传理论武装一下头脑的同志都会翻翻这本书。部里只要有人出差，到了外地，接待的人大多会习惯性地问一声：“林启明还好吧。”由此可见他的名声是如何的在外了。可惜的是，其运如何，只须看看他的简历，就知什么叫做“天命”，什么叫做“命矣夫”了。
　　林启明毕业时，正逢国家人才奇缺，当时的分配政策是：三十岁以上的进中央机关，三十岁以下的进团中央。当然，也非谁想进就一定能进得了。能进这些部门的人，在学校里再怎么也得是学生会主席了，或者是别的什么主席，或者诸如此类的大官。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嘛就有点稍逊风骚了。林启明当时正当壮年，自然也就到了部里。
　　仅仅过了六七年，他就当上了处长，这是自然而然的。就是现在，在部里，京大毕业的研究生也可说是凤毛麟角。本来，马上，办公厅的那个副主任的位子十拿九稳是他的了。文字工作，在部里，不是他，还有谁？可是，活在这个世上，千万别有这样的想法，那会让人失望的。煮熟的鸭子还能飞？煮烂的鸭子都能飞！
　　部长的秘书，原来的司机，跟部长都十几年了。十几年如一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不容易。部长要退了，一定要把他安排了，这也是行规。不过，也要看那位部长腰杆子是不是非常硬了。部长当然硬，建国前的前北京的地下党的人物之一，策划了各类学生运动，在部里，老革命，应该可以算得上。他想安排谁就能安排谁。何况还是他的秘书？麻烦，只是这个秘书，毕竟只是司机出身，只好安排到办公厅了，当个副主任也就足够了。林启明，干看着，还是当他的处长吧。好在他倒不在乎，只是撂下话一句：“我，京大的，怎么能向他们低头！”他的头总昂得很高，走起路来，咚咚作响，一如既往，目不斜视。
　　某一年的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国人民不是身，就是心，不是直接，就是间接，大多参与了这件事。林启明的这个处在部里是一个大处，一共一十二个人，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在部里也算得上学历最高的一个处了。林启明他太爱人才，只要感觉是个人才，便会想法要到处里。比如，现在的某报社长（可不是一般的什么报），当年博士毕业时，别的局都不要，都嫌学历太高了，林启明就要来了。林启明的这些手下，胆子也是特别大，他们背着林启明在呈上的文件中，夹带私货，暗渡陈仓，就那大事给上面写了一封长的信。事件结束后，此信被退回，追查谁写的，林启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回事。这事可不小，这事很严重，这事关系到处里十来个人的命运。
　　林启明找到机关党委，一字一句，认真说：“我是处长，处里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我这处长的责任。这事与其他同志无关。这信——是我决定写的。发——也经过了我的同意。”
　　处里的同志没事了。
　　部长又换了一任了。怎么也得解决一下几个“老处”的待遇了。
　　林启明当年收留的人才，也就是原来的那些部下，有几个都提了局长，要不就是副局长了，林启明还是个处长。经过几个来来回回，反复研究，反复讨论，部里终于下定决心解决他的待遇问题，给了他一个“副局调”（也就是助理巡视员）。就是这个“副局调”，也与穆翠薇一样，是在部长的干预下才勉勉强强通过的。通过时，还要他写了一份长长的对那信的深刻认识，交到组织部门备案。
　　虽然已是“副局调”，其实只能算号称，终归还是一处长。新来的部长一上任，立即就有新发现：这么大的一个处，这么重要的一个处，怎能放在办公厅呢？于是决定这个处整建制地挪一下，挪到调研室。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林启明怎么办？再说分管的副部长也是一个新来的，年纪与他差不多，高干子弟，学工的，林启明也不服气。下级不服气，上级要教训，这在哪里都一样，要不怎么叫上级？偏偏林启明，“不受这个气”，有次，竟然跳起来，指着“副部”的鼻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靠着个后台！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指手画脚？我——再差，也是研究生，京华大学的研究生，你算一个什么东西！”“副部”都快气疯了，他也是个高材生，虽然是个学工的，出身却是搞文字，正是因为他曾经主笔过某个重要的大报告，所以才会提上来，调到这里任“副部”，你林启明竟这样，你又算个什么东西！一次，两人还曾为一个标点争起来，这句话的原文是“团结稳定以正面宣传为主……”就是这么一句话，部长认为“团结稳定”中间应该加个逗号，林启明却不以为然，认为应该加个顿号。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谁都不买账，争到最后，林启明又拿出那杀手锏：“你又不是学文科的，跟你无法说明白。”“副部”气得摔门而去。
　　在机关，就这样，别说你是一个部长，就是“最高首长”来了，也没办法开除一人，只要那人没犯大错。但是，你的主管领导却可以不提拔你，也可以视他的感觉不给你该得的待遇。这一点，你反抗，也没用。就是“最高首长”来了，主管领导若不买账，一般来讲，也不管用。当然，话要说回来，林启明若真的认识某位“最高首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不是买账的问题，而是压根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命就这么不好，他的兵全被带走了，他却留在办公厅，继续当他的“副局调”。手下没有一个人，无论什么事，都得亲自办。一晃，又是七八年，若再不提他，领导都没面子了，终于给了个实职，就是办公厅副主任，不过不是弄文字，而是主管信访工作。这个部门，倒也轻松，似乎事情并不太多，谁会为了多说一句或者少说那么一句而不远千里来京上访？然而，林启明偏就在任上还真遇到那么一个。据说是从湖北来的，站在部门口，双手捧着一大摞已经发黄的稿纸，纸上密密麻麻的挤满暗黑的字迹。他说这是某某三卷，是用自己的鲜血抄就，希望部里出面帮助，给予出版和宣传。下属来汇报，林启明听毕，顿时大骂道：“你去叫他滚！否则，就送公安局！查查那些是狗血还是什么猪的血！混帐之极，岂有此理！”
　　办公厅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部长的生活。部长来了，办公厅的主任还有副主任都是要去迎接的。一二三，四五六，站在部门口。部长下车了，主任迎上去，一手轻轻打开车门，一手护着门框顶部，免得碰坏了领导的头，其余的则跟着围在车周围。部长下了车，走在最前面，主任紧随后，然后第一副主任，然后第二副主任，然后按照排位顺序，保持距离，慢步进楼。林启明，副主任，身为副主任之一，还是部长亲自关心，亲自干预，他才得到提拔的，不去接，就罢了，还要背后大放厥词：“我可丢不起这张脸，也弯不下那个腰！我可是京大毕业的，要我去接，不可能！”还有一次，部长要来，一干人在门口等着，他却若无其事地夹着他那心爱的那个乡镇干部式的油漆锃亮的小黑皮包，昂首挺胸往外走。正好部长的车进来，车人缓缓擦肩而过，他连停都没停一下，就那么扬长而去了。一般情况下，部里的干部，若是见到部长本人，或是碰到部长的车，都会停下，站到一边，礼让部长，或让部长的车先过，这是规矩，也是习惯，可以理解，并且接受，唯他林启明不理解，理解了也不接受。
　　领导看他实在难受，在他五十五岁那年，也就是他退休前夕，让他去部里的扶贫点祖国的西部去扶贫，一去就是整三年。那地方是真穷真苦，而且交通极不方便，林启明却毫不在乎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他启动了同学关系，搞了许多对口支援，办了不少益民实业。他原先是大师兄，而且又是自由竞争民主选出的学生领导，至今还有相当威信。他的那些小兄弟，过去虽然是一般，现在却已不一般，个个都是一方诸侯，有的还是顶尖人物。这些人，很自然，也就成了林启明的现在的人生支柱了。他们也都很念旧，都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了林启明很多面子。
　　退了休的林启明再也不说他那句“我是京大的研究生了！”而是“某某，某某某，我当年的小兄弟！”而是“某某的秘书是我同学的学生！”而是“某某？呵，某某，我们可是熟悉得很！”而是“某某，在昨天，我们还一起吃饭哩！”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当然，这些某某某，不是一般的某某某，而是你在电视机里经常看到的某某某。然后，就是这些人，未成名时什么模样，与他之间有些什么可堪经典的逸闻趣事，谁听了都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
　　退休了的林启明，比他上班还要忙，一般来说，不在京城，他没时间在京城。他的那些当官的同学，还有师弟，实在太多。何况，他是个热心人，很多人在先前都曾受过他的恩惠，所以，一旦林启明以正局级待遇退休，先是在京的各色人等纷纷出面请他吃饭，接着就是周游全国，然后就是周游世界，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嫁人了，他要出国去探亲。就是现在，部里有谁遇到什么为难之事，第一个所想到的还是林启明，看看这事情，可不可能办。
　　林启明，很圆满，很快乐，很知足。他说他的小学同学以及他的父老乡亲有的吃穿都难说呢。“我已经是很好了，已经过得很好了。我也很感知足了。那么多的人，请我当顾问，要给我车子，给我办公室，让我挂名，我都不要。我的钱够花了。我还要钱做什么？我是搞文字出身的，我还能做的，就是把把关，把把文字关，把把政策关。”退休后的林启明，在一家杂志当顾问，而且还是名誉的，见着下属，重复的，一般就是这些话。
　　再补充一点花絮吧。
　　林启明在部里还有这么几段佳话，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一是：“不要搞错了，我可是国家干部呀！”多年前，他回贵州老家探亲，很晚了才赶到他的家乡某县城。当时，夜色已很浓。两个女子，莲花似的，移了过来，对他说：“大哥——玩什么都不如玩我们！玩玩吧！玩玩吧！”林启明吓坏了，见鬼似地转身就跑，一边跑还回头，忙不迭地警告说：“不要搞错了，我可是国家干部呀！”
　　二是：“这车子是你的吗？请上来，谈一谈。”多年前，他的自行车丢了。一天，他在自家楼下，发现了他的自行车！他的脑袋顿时就计算机般运转起来：在这里等着那个贼吧，怕那贼会不好意思。若是不等吧，实在又是自己的车子，应该要回来。就这样干脆推着走吧，跟贼又有什么区别？于是，他从黑皮包里，拿出纸笔，写了一条，放在车前的车筐里：“这是你的车子吗？请上四楼四○二室，我想跟你谈一谈。”然后，他就上楼去了，等着那个小偷上来。他就那样等呀，等呀，左等左不来，右等右不来，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小偷毫无来谈的意思。于是，他又下楼去，定睛，一看，哪里还有车的影子，他所留的那张纸条正在地上滚来滚去。
　　三是：过家门而不知。这得事先交待一下：在部里，只有“副部”以上的，国家才会配专车。林启明他们那一代，都是自行车上下班，要么就是坐班车，就是局长，也不例外。林启明在京城虽说呆了大半辈子，最熟悉的一条路，还是从家到部里。一次，天津请他讲课，讲完后，派车送他回京城。车从南边进城的，司机问他去哪里，他说：“先到部里吧。”司机以为他还有公要办。可是，车到部门口，他却不下车，又对司机说：“到方庄。”他只知道这样走。于是，司机又打转，将他拉回了方庄。然后，他再下车回家，差点没把司机气死，因为刚才进城时，车就路过方庄的。
　　四是：冻了一个晚上。多年前了，是冬天，他带两个部下出差。晚上，他睡里边的大间，随从住外间。睡觉时，他发现床上只有被单可盖，太冷了，冻得他，睡不着。他奇怪，为何外间的两个随从居然睡得那么香，不冷吗？忍不住，出去看，原来，他俩都有被子，而且盖得很厚实。怎么办？怎么办？事情怎么会这样？他不明白，抱着胳膊，走回里间又看外间，走到外间又看里间，怎么就我没被子呢？是否他们两个人将我的也盖上了？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半夜叫醒两个随从。于是，只好呆在里间，走一会儿，躺一会儿，躺一会儿，走一会儿，太冷了，实在困，却又无法睡，就这样折腾了一夜整。第二天，一大早，忍不住，问随从，两个手下全傻了，一齐走到柜子前，啪地打开了柜门，里面两床雪白的被子，整整齐齐摆在那里，他差点没气昏过去。 　　林启明在快退休时，好像找了个相好的。为了能够约她出来，他找到了原来的手下，也就是我的小闲人，让她给她家打一个电话，告诉吃饭的地点，并请小闲人作陪客。考虑那是一个场合，他又叮嘱小闲人：“对他们，你就说，她是你的一个亲戚。”等到那个女的来了，小闲人却非常失望：真是没眼光！就是找情人，也得找个好看的呀！也得让大家都能看得过去呀！不但黑不溜湫的，而且骨瘦如柴的！小闲人可不敢恭维。小闲人她不明白情人眼里出西施。或者，平时，她也明白，理论上也很明白，面对人就不明白了。
　　不知现在的他与她相好得成什么样了？
　　三、文道成
　　文道成，男，一九二九年生，正局级退休。他的待遇有些特殊，不得不多说几句了。
　　文道成，解放前，是上海的地下党，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后来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成了一名随军记者。解放后，先在新华通讯社，继而又到人民日报，也曾做过管理者，只因先前革命过的各种人物实在太多，他在他们的面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只能算是萝卜头。不过，就是萝卜头，也是长在辈份上的，所以，很早，他就是真真正正的正局级了，直到退休部里面才给了他一个“准副部”，也就是能部分地享受副部级的待遇，比如有事可派车。这有事的定义是：接他到部里来开会，送他到医院去看病，就像大观园里的袭人，有实惠，无名份。
　　文道成一辈子都在作着各种斗争，不是在与地主阶级就是在与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者他们的思想认识。他与他们不共戴天，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他坚定地相信党，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每次大风大浪面前，他都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他从来都不曾对党丧失过信心，哪怕就是一丝半毫，他也从未丧失过，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有这样的认识。这种认识绝非虚言，每一字都有根有据。
　　文道成，革命早，结婚迟，生育相应也就晚，膝下只有一个女儿。“文革”期间，孩子高烧，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落下小儿麻痹的残疾，只能依靠双拐走路。
　　“文革”时的文道成曾是部里揪出的一条可怜的小鲨鱼。当年，那些别的部，虽说也都有坏人，但部还算是好部，因此顶多也就在部里抓几条泥鳅了。而文道成所在的这个部就不同了，是被上面定了性的洪洞县里无好人，主子是阎王，手下是小鬼。别的部抓泥鳅，这个部抓鲨鱼。大鲨鱼被抓出后，总得有几条小鲨鱼吧，于是，自然，不用说，文道成就成了几条小鲨鱼之一了，成天不是学习开会，就是检讨交代批斗，女儿的病，耽误了。
　　对“文革”，文道成，一直高调坚持的就是“娘打儿子”的理论，对于他的家庭不幸，从来没有抱怨过。老婆孩子若是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说怪话，发牢骚，他是绝对不允许的，只要他在家，就要作斗争。每次若不斗到女儿撑着拐杖站起来朝他声嘶力竭喊道：“看看我！你还有脸说？你养我！”或者他的老婆说：“你革命，革命到底给了你啥？”他绝不会鸣金收兵。当然，饭也不吃了，只能摔门回屋了，丢下娘俩，对坐，垂泪。他们仨，只有到了吃饭时，才能坐在一起的，一吃饭，又要吵。他总条件反射似的，只要有人一说起社会风气不好了，或者民间流传的哪个领导的笑话，他都认为是反党，是在专找党的错，给党脸上抹锅灰。他认为，党是没有一点错的，错只错在一些人执行党的政策错了，没有学好党的政策，没有把握好那个度。但是，即使就是这样，他也坚决不允许对党产生任何怀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也坚决地如此落实。不管在哪里，无论他是谁，只要听到或看到诋毁党的言论存在，他都不会听之任之。他掌握的革命理论也是符合科学的武器，放之四海而皆准。
　　每当大家一起吃饭，偶尔议论到了腐败，人们问他，为何这样，他就认真地放下筷子，腾出右手，伸着食指，上下晃动，好像对面坐着的都是坏分子一样：“这些，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丧失了革命意志！对党，对国家，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起码来说，是对自己不负责！一个丧失了革命意志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每句话的最后那字都要打一个惊叹号。
　　他女儿在出版社。听说女儿要入党了，他竟亲自骑着单车，顶着烈日，从城西到城北，穿过大半个京城，来到女儿的单位，找到社里的党委书记：“听说，你们要发展文晨入党？我可以说，现在她还不够格。考察一个党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要看她的思想深处，看她对党的一贯态度。我们党为什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威信也较先前降低，就是发展了一些不具备党员素质的人。这些人，入了党，无论言论，还是行为，都会给党抹黑的。别的人，我不了解，文晨，我是了解的，至少，她到目前为止，对党还缺乏充分认识，对党还是有怀疑的。这样的人能入党吗？当然是不能入党的！”就差一点没有说他女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分子。出版社的党委书记，张着嘴，发着呆，半天都没说出话来。他在怀疑自己的耳朵，也在怀疑自己的眼睛。他在怀疑这样一个站在自己面前的、干瘦得像包裹在一个塑料套里的、冒昧、突然、激烈的人，是不是真的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文道成资格太老了，要升却又升不上去，于是，只好在部里，做了这个局，又做那个局。那时，部里的业务局，总共才有五六个，他就干了三四个，可以说是老局长了。
　　他还当过党委书记，当然是机关党委书记。一个小学开学典礼，请部里的领导参加，文老当仁不让地去了。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当然要从娃娃抓起。文老在开学典礼上，从我党的革命历史，慢慢讲到改革开放，然后讲到小平理论，讲到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整整两个多小时，九月份，北京的秋老虎也毒人，几个豆芽菜似的花朵在操场上晒昏过去，文老还是坚持着把话讲完了，这是他当书记时所谱写的一段佳话。
　　局长资格哪怕再老也终归是一个局长，部长资格即使再嫩也终归是一个部长，终归都得听部长的。文道成在工作上，却总坚持自己的原则，弄得主管他的部长都很恼火和生气，却又没有一点办法拿到桌面上来论说。
　　新任部长很年轻，其实一点不年轻，只在文道成的眼里，他们显得很年轻。这就有些问题了。这就说明文道成是从资格这个角度是从年龄这个角度去看人和衡量人了。新任部长曾经在辽宁、江西工作过，现在刚刚当上部长，总想回去看一看，会会老朋友，见见老熟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谁会愿意锦衣夜行？于是，一年一度的会议，也就放到那里去开。开了一次，再开一次，文道成就反对了。因为部里组织的会议，补贴的钱非常少，一行人的吃喝住行，地方要贴不少钱！比如住，上面文件有规定，局级每天四十元，处以下的二十元，谁的心里都清楚，拿着这点钱，住马车店都不够呀！现在，上面的领导来了，地方真能一板一眼按照这个标准接待？怎么办？只好地方全贴了。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都得贴钱，特别是一些全国性会议，若在地方开，不知要贴多少钱！考虑这些问题时，文道成只是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部里的宏观角度看问题。地方的钱是哪里的？不也都是上面的吗？他根本就不明白，下面贴钱贴得再多，也不是个人掏腰包。再说，就是个人掏，也没要你文道成掏！再去一次让部长满足不就完了吗？可是，不成，坚决不成，他死活都不肯去。下属苦口婆心地反复陈述这些道理，让他再上一趟辽宁，或者再下一回江西，他都丝毫不为所动，反说人家太势利是小人。 　　在中国，凡行事，都是“现官不如现管”，这一条才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文道成是“现管”，说不去，就不去，“现官”也没用。可是，部长也很绝，那好，那好，你不去，那我也不参加会。部长不来参加会，让与会者极失望。一年一度的大会议，部长不参加，还叫全国性的吗？回去怎么向下传达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呢？怎么才能真正体现这次会议的高规格呢？这给今后的工作要添多少麻烦呀！对这些，文道成，全不管，部长也不管。等到会议开完后，稍稍过了一段时间，部长还是找了个理由，去了一趟辽宁、江西。
　　文道成在岗位上，虽说不是副部级，却也干到了六十五。到了六十五，他还没退休，还在部里的阅评小组当了一个小小的组长，切切实实地领导着十几个已退下来的、有经验的、有水平的、有思想的、而且大多在相关单位担任过领导的老同志，对全国的各大报刊进行毫不留情的阅评，好的表扬，坏的批评，声音洪亮，警钟长鸣。这个小组对于那些成天想搞歪门斜道而又认为自己聪明自己能干的文化人，起到了非常的震慑作用，使得新闻出版单位没有偏离正确的航道。
　　这一干就是十来年。
　　文道成在本质上是个唯物主义者，而且完全，彻底，坚定。可是，对待一些同志，或者是在审读之中与他意见相左的同事，甚至某些文章的作者，最后却用唯心主义所宣扬的观点总结：这些人是天生的。天生就是有反骨。他是这样论述的：“他们也是党员呀，也是我党的领导干部，怎么会持这种观点？只能说他们是天生的了，是一贯坚持错误的，教育也教育不过来的。从‘文革’，不，从‘反右’，应该是从‘反右’开始，他们就这样，‘反右’未必就错了，只是扩大化而已。他们看问题很偏激，不全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就很是影响了他们对于大局的判断。他们从来不看主流，不看变化，死盯过去还有现在某些支流某些错误，这样的人怎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呢？就像一个钟表停了，这个钟表，可以说，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坏了，但是，它在一天之中，也有两点是正确的。比如，它停在了七点十分，那么，早晨的七点十分，它是正确的，晚上的七点十分它也是正确的。这意思，就是说，哪怕就是一个错误，它也有两点正确的。但是，只要时钟，分钟，一旦过了那个点，或者不在那个点，或者七点零九分，或者七点十一分，就错了。”说完，他就得意地笑了，他用他的这番话非常充分地证明了他的对立面不正确，不应该总是看到不足所导致的某些阴暗而不看到光明的正确。
　　去年，他的一次阅评导致了一个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导致他彻底退休回家休息。但是，在他退休之时，部里还是专门为他开了一次极隆重的局级以上的干部会，历述他为部里做的异常优异的工作成绩，并且反复再三强调，这次退休并非是因为这个严重的事件，而是因为老文同志已经七十多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确实也该休息了，也该回去充分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了。最后，特别郑重地宣布：文道成同志，虽然只是个局级干部，但是，部里记得他，而且一定要对得起他为部里做出的贡献。老文虽然不是“副部”，但是，部里会派专车为老文同志服务的。这部专车在部里，随时听候老文的调遣。这种待遇在部里可是绝无仅有的。
　　严重的事件是这样的：这个小组在审读时，认为某报有一个叫做热点的栏目，刊登的内容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因此，所写的阅评意见也就要比往常尖锐。领导根据阅评意见，严肃地处理了该报栏目，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该报发生反弹。于是，顿时，天上，地上，国际，国内，左左，右右，反正构成了一个事件，而且居然惊动了上面，给上面的某些工作多多少少添了些乱。不过，若是客观地讲，站在老文的位置上，或者依据老文的观点，看问题，想问题，处理问题，老文也没做错什么。所以，老文一直认为，上面的手有些软。老文认为那些人是不能纵容姑息的。
　　文道成退休后，偶尔也来部里走走，报报销，领点工会所发的洗衣粉洗头水，还有医务室发的几瓶小小的风油精或者其他职工福利。他一次都没用过部里曾经保证的他可随时调动的专车。
　　四、智行安
　　智行安，男，一九五三年生，正处长都当了十几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给他一个“副局调”。这事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却极简单，这是因为他年轻时，肝火旺，心气盛，看不惯处里那一位飞扬跋扈的女强人：“他妈的，活生生一个大男人，要受一个女人的气！”和平共处，做不到。不共戴天，努点力，还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坚决要求调离，调到了另外一个处。他当时就没想想，一个女同志，部里能够为了她专门成立一个处，她的能量会小吗？和她作对，有好处？他真的是没想到，从那之后，女强人可以说是一路飙升，就像一个绩优股，不几年就一个涨停，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知何时涨到顶点。而他自己，没跌停，就已经是命大了。于是，早在几年前，智行安就甩手，将处里的日常工作交给了新来的年轻人，自己也就潇潇洒洒，落得一个清闲自在。
　　“呵－呵－呵－呵－老——刘——哇，那个地方有特色。哎——有道菜，你，一定，要去吃——就今晚，我已邀了几个人——没别人——文化部的王司长，你认识的。中央电视台的齐主任，你见过的。嗳——没啥事，就是聊聊，放松一下，小范围的聚，小范围，这样好说话。好，就这么定了。等我订好了，我再电话通知你，或者给你发短信。”
　　“咯－咯－咯——咯－咯－咯——王司长，今天，你可得去呀，人家回请呀，而且——我请了一个人，你可得见见，老人家总得瞻仰瞻仰吧。亲自体验一下和名人在一起的感觉，怎么样？我把那位名演员都请来了！呃——去见见，老人家，演得好，呵－呵－呵——呵－呵－呵——等我订好了房间，我再通知你，或者给你发短信。”
　　“这样吧，韩局呀，还是上次那些人。这次我把总参的李部长也叫上，你俩也好认识认识。这次，就是这么些人，等我订好了，我再通知你。”
　　“老——李——呀，这个周末，我找了个车子，带上你的家人，咱们到郊区转转，住上一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轻松一下。妈的，城里的空气质量，太糟糕，时间呆长了，要憋出病来的。好，就这么定了，等我安排好，再通知你。对，带上家人。我约了三家，不多，小范围，小范围，都是老朋友，大家出去走走，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差不多，每星期，智行安都这样组织一次两次聚会。如果没人请他赴宴，他就组织他人赴宴。他每天都必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升起，准时准刻来到单位，先是倒掉隔夜的茶水，然后上趟卫生间，一切收拾妥当后，上身靠在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黑皮椅上，将那两条大长腿啪嗒搁在桌子上，与那靠在椅背上的他的极其舒适的身子形成一个漂亮的仰角，举起报纸，仔细看报。当领导，也就是他的直接的顶头上司，主管精神文明的主任，对他所持的这种坐姿委婉地提出异议时，他就轻轻放下报纸，侧过身子，指着腰，说：“我这里——不行！他妈的，坐着，不行！疼！只有这样才能缓解一下。不，不，不，是腰锥管狭窄，走路，疼！坐着，也疼！只有这样，才好受点。”然后，再也不看领导，接着看他的那张报纸。
　　“喂——哪位？噢——老范呀！哎呀，我，刚刚才从——上海回来。这次——出去，收获很——大。哎，就是忙，哪天，咱们聚聚？你说的那件事，我正在办，没问题。”
　　其实，他早回来了，至少也有半个月了。
　　“喂——哪位？噢——李总呀！哎呀，我最近出去了一趟，刚刚——回来。这次去的地方比较多，跑了几个城市，收获比较大。因此，有时间，一定要出去走走。出去与不出去大不一样，视野大开呀。呵—呵—呵——哪天，咱们聚聚？叫上老刘？你们也好久没见面了吧。老朋友，应该常聚聚。这次，我们去京西宾馆。我认识一个人，刚刚认识的，那可是给最高首长做过饭的。而且呀，上次，全国厨艺大赛，一共十二块金牌，京西宾馆就拿了十块。那——菜，做得到家，咱们也去尝尝？呵—呵—呵——应——该——呀！那里的酸奶，是部队自制，哎，外头的，根本没法比！这样吧，我现在就落实，争取明天，或后天，咱们就去。你可带上你的夫人，咱们小范围的聚，呵—呵—呵——”
　　到底哪一天就不一定了，那要看他的腰部如何。
　　“喂——哪位？噢——西藏的央金来了呀！他，重量级！这次，咱们到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聚，叫上老曹。这次就不要带家人了，郑重一些。我叫上总参老郭，我的老战友，他妈的，最近也是不太走运，让他出来，一起散散心。中纪委的老苗，中组部的老陈，他在西藏挂过职，认得央金。咱们这次，小范围，小范围，这次有四位部级领导，所以，一般人就不要带了。你把车号和要来的人的姓名发短信告诉我，别到时进不去。呵—呵—呵——我给你们准备了一点小小礼物，这可是送‘一号领导’的，你们，肯定喜欢，《中国百年经典》。大家聊聊，你也认识认识，以后，到地方，怎么都好说。这次，放心，时间不会太长，八点左右就可以结束了，你尽管再去忙你的，你可以少喝点。”
　　智行安主动打电话出去，以约人吃饭为主。智行安被动接电话时，总是出差刚刚回来，然后开始约人吃饭，他总是能发现好吃好喝的新地方。
　　智行安，女儿在美国，夫人在部队医院里，家里，外头，基本上，他都没有事可干，于是，每天请客吃饭也就成了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时不时的，他也自嘲，“时代不同了，革命也一样。”
　　他的腰椎管狭窄，每每疼痛，就看报纸，查那些说得水能点灯、仙女散花一样的广告，然后就是电话咨询。他很相信广告的。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他必定要买来试试。一次，他在广告上，看到一种增氧机，立即花了三千元，依他最喜欢的方式，请销售商送货上门，而且是要送到部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又收到什么礼物。可是，还没用两天，就坏了，再打电话，也无人接，似从人间蒸发了。至于什么相纸呀，胶片呀，MP3呀，等等，等等，都是他在仔细阅读精心研究广告之后，让人送货上门的。尤其是最近，他又迷上了一种叫做小针刀的非常奇怪的手术方法。于是，他就老老实实按照广告所宣传的，四面八方进行咨询。广告上，说得好，咨询的又是广告商，自然更说好，他居然也真相信，准备以腰试法了。他的同屋的同事们，自然也就是他的手下，一男一女，一大一小，一反过去对其言行不闻不问不管的常态，异口同声，一致反对，希望他能多多考虑，万一出意外，可不是小事，那可是腰呀！并且强烈要求他，一定要与夫人商量，好好听听夫人意见，夫人没意见，再去也不迟。夫人果然也反对，智行安才没成行。
　　一般情况下，中午吃完饭，他都组织一桌牌。一玩一中午。三个人一间办公室，确实也没办法休息。
　　在部里，只有副局级以上的，才有资格一个人享受一间办公室。带长的，还可以配备一张单人床。副局级，年龄大，而且身体又不好的，也可配备单人床。可是，哪个副局级年龄又会不大呢？所以，凡是“副局”以上，都在他们的办公室配了一张单人床。局以下的，就只能将几张椅子并在一起，打个瞌睡，凑合着了。部里的人，无论男女，一般都有这种本事，就是靠边睡，再窄都不会掉下来。回到家里，床再大，也习惯了睡边上，而且还是紧靠边。这京城，这么大，中午哪能回家呢？一般都在单位吃，吃了再在单位睡。
　　智行安的最大娱乐就是中午打扑克。
　　“不当大贡，我是不上厕所的。呵－呵－呵——”
　　“不当大贡，我是不喝水的。呵－呵－呵——”
　　只有当了大贡时，他才一手扶着腰，一手端着他的水杯，心满意足，出去一下。
　　下午上班了，他又开始用他的上午看报的姿式，进入一段时间的假寐。有时，还要呼呼地放出一些鼾声来。
　　智行安是二十七军转业来到部里的，水平没得说，特别是口才，说起话来抑扬顿挫，层次分明，思路清晰，再加上他个子大，出去，讲话，极富魅力。
　　他是很喜欢出去的。
　　出去坐在主席台上，摆好姿势，拉开架式，讲上几句，既宏观，又微观，对下面的各项工作，有指导，可操作。吃饭时，又能喝，还会讲点小笑话，有时还可披露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某个事件的背景细节。
　　比如上次的“禁书事件”，那可算得是一次影响全国的事件了，甚至可以说，惊动了世界。智行安作为局内人自然而然会知道一些不曾披露的内情，也就是一些花絮了。为了将他知道的而他那些朋友们却又一点不知道的背景细节广而告之，当然就要吃饭了。何况是岁末，辞旧又迎新，那就更要吃饭了。
　　一个饭局的形成，有主请，有主客，有主陪，最主要的当然是还要一个掏钱的。智行安就挣得再多，在京城也不够吃他一顿两顿的，有时甚至不够一顿，尤其是他去的地方全都是些神秘的地方。所以，要请客，首先就要找好“主掏”。因此，吃饭时，你看吧，那个坐在一旁的，一般不怎么说话的，也不怎么插言的，一会儿就出去一趟，一会儿又叫服务员给大家添点茶水的，或者递点餐巾纸的，或者饭局快结束时，他先出去一下的，准是掏包的。 　　主宾坐定，宴席开场，智行安作为当然的主角，自然就是主讲了。一连十几天，十来次饭局，他的报告的主题都是“关于这次‘禁书事件’，我所知道的一点背景”。
　　智行安是这样把大家引向这个话题：
　　“唉，老洪，真是倒霉呀！老洪，你们，知道吧？”
　　老洪，当然知道的，圈子里的都知道，只是这件事，有些人知道，有些人还不知道。
　　“怎么，这事儿，地球人都知道，你还不知道？”
　　“最近，我一直在外边。”
　　“那——我就先说说这事吧。”
　　于是，智行安伸长脖子，尽量调低他的音量，先喝一口茶，然后，从容，娓娓道来。
　　“当然，话要说回来，老洪，对我，还不错。一起共事这么多年，发生这件事，我心里也不好受。他——是上当了！妈的——这些人，心肠还真坏！但是，也怪他自己，换了别人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本来嘛，你去念念就得了，干嘛要点人家的名？干嘛要说那些话？这就是人呀，这就是人！”
　　这里不得不停下来，介绍一下智行安所要说的这次“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事件”。
　　老洪在一年一度的会上，在念那篇讲话稿时，念着念着，激动起来，忘乎所以，竟脱稿了！他一手挥着手中的稿子，一手摘下他的眼镜，重重地放在桌子上，同时，桌子拍得山响：
　　“她的书，别家都不敢出，就你们胆子大，骨头硬，敢不听招呼！”
　　“可以说，这本书，我们就是因人废书！”
　　一般领导讲话时都是不会脱稿的。老洪傻了，老洪疯了，公开对一家出版社未经批准就擅自出版了不准出的图书，毫不客气，大肆批评，一丝半点也不讲究应该讲究的修辞艺术，这在这个清明世界、全国都在推进民主、和谐已成主旋律时，真是大大的不合时宜。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捅了马蜂王的窝，一时，世上的所有马蜂，仿佛全都憋足了劲，劈头盖脑，纷纷刺来，尤其是网上，完全乱了套。
　　“谁说没有斗争了？我看就不是。老洪这次不就是掉进了一个陷阱吗？你想呀，你看他，这次居然去找方隼。方隼，也是我党的党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洪还是通过朋友才好不容易找到他的。这老家伙，开始不见，让老洪写封信。现在想想，这写信，本身就是一个阴谋。有信，不就是证据了？幸亏老洪没写信。你想呀，一个老人，八十多了，字都不会打，怎么就把老洪说的整得那么清清楚楚，一下挂到了网上呢？还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特地录了音。老洪一进他的屋，就可说是进了套了。你看看，他先说，我认为，你们应该严格管理，只是这个管理的方法，管理的水平，有待改进。得，老洪一听他这话，立即感动了，以为见到亲人了，以为他就真的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就交心了，就连讲话稿的底稿也拿出来给他看了，而且还不知天高地厚，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这样，这个老东西，便把这个交心活动，弄了一个会议记录，贴到网上，老洪就更加被动了。其实，他不该乱了方寸。管它呢，要是我，我就不说话，不就什么都完了。”
　　“老洪也是太顺了，这次跌得可不轻。”
　　座中的大都知道老洪，有的甚至可以说比他智行安还要了解这老洪。
　　“真是呀，人呀，顺利时要想不顺时，得意时要想失意时。人太得意了，准要犯错误。我看要不是头天晚上，他太得意了，可能也就不会犯第二天的错误了。头天晚上，住进宾馆，我也去蒸了一下桑拿。一进去，我的妈，一片雾气腾腾的。老洪满面春风地坐在水池的边上，三四个人围着他。他的秘书，他的司机，他的手下，嗬，那个得意劲！给他搓背的，替他捏脚的，陪着他聊的，我当时都一愣，妈的，以为到了天宫了！老洪那感觉，当然是玉皇大帝了！他都已经不知道他到底是姓啥的了！他到底是干啥的了！我想，对于他来说，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是再正常不过了。”
　　大家听着，笑了起来，自然就着这个话题，漫无边际，聊了开去。大的大到国家大事，小的小到个人修养。这些话，那些事，他们是有资格谈的。
　　就这样，边吃着，边聊着，两个小时，刚刚好。再加上点闲人的插话，再掺和点流行的笑话，两个半小时，完全足够了。然后，大家微醺着，披着晚风，门口握手，寒暄道别，纷纷说着“这次很好”或者相约“下次再聚”，然后各自钻进专车，飕飕打道回府了。
　　既然说到了老洪事件，那就写一下老洪吧。本来，确实没有考虑，将他放入“闲人外传”，而是打算特地为他写上那么一个“正传”——因为他的“三级跳”，跳得实在太快了，以至旁人眼神再亮，还没看清他的身影，他就摘到“奖牌”了。所以，真要给他写传，不作准备还真不行。不过，既然笔已至此，大概也是天意了，那么，还是尽力吧。凡事只要尽了力，多少总有收获的。
　　五、洪 盈
　　洪盈，男，一九五五年生。上大学前，下过乡，在工厂里当过锻工，当过钳工，这一直都是他特别引为骄傲的，并且因此而骄人而傲人。他的一切都很顺，在部里算得是年轻有为的极少数。在无背景的情况下，能够跳到副部级，这在很多人的眼里真是想都别想的事情，那确实，太难了。因为，人一跳到“副部”，才是凤凰变成了鸡，这种情形，太少见，整个人生可以说，那是发生了质的变化。到了部级立即有看得到的待遇了：至少两个专职人员，日日紧跟，随时侍候，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司机。若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两人就已是你的私人财产了，使用时，可随意，大到工作，小到生活。还有奥迪A6的专车，住房标准也升到二百五十平方米。住在专门的部长小区，还有武警保卫生命以及你的财产安全，看病也有专门医院。可以这么说，只要你跳到了副部级，这辈子那就是进了双重保险箱，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由国家包了下来，只要你不自寻烦恼，请过你的神仙日子。
　　绝大多数人的目标，一辈子若能够熬个“副局”或“正局”就算功德圆满了，而洪盈却能够在那短短几年里，先“副局”，后“正局”，然后，一跃而为“副部”。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也可说是他的废话，不幸的人总是相似的，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愚蠢的人也是相似的，聪明的人各有各的聪明。洪盈的聪明在哪里呢？比他人，他这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洪盈大学毕业之后，来到这个部里之时，已经根本没有什么特殊优势可言了。人才，已非那么奇缺，工作也是按部就班，也就是说所谓机会，一眼看上去全都均等了，就看你会抓不会抓或者会钻不会钻了。洪盈不仅会抓会钻，而且还会创造机会，这话的意思也就是：有困难——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在部里，一件事，只要领导重视了，也就能够办成了。一个人，也一样，只要领导重视了，也就能够当官了。那时，部里的所谓人才，大都是学社科的，不是学党史，就是学中文，要不就是学哲学，学历史，而洪盈，则不同，是学经济的。他的头脑转得飞快，不仅要比别人快，而且讲究投入产出，追求利益最大化。
　　那时，很多学文科的，连电脑都不会用，大多处在领稿纸、用手写、写毕再交打字员、由打字员打出后、再送领导审阅的阶段，至于什么数据库，那就提都别提了。面对这种工作模式，洪盈不会陷入其中，去写什么劳神的稿子。他组织了图书馆的以及电脑软件的专家，将全国的所有期刊做了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功能，现在看来极其一般，但在当时，别说部长，就连那些用电脑的（专用电脑打字的），看着它的搜索功能，计算功能，都似青蛙出井观天，眼界大开，惊叹神奇。
　　洪盈设法请来部长，当场演示给他看。
　　“部长，你看，比如这里，打上《求是》——”
　　电脑飞速运转之后，屏幕上出现了《求是》杂志的基本信息。
　　“你看，创刊日期，主办单位，主管单位，主编，电话，地址，你想要什么，这里都有，包括历任主编和杂志的不良记录。”
　　部长真是太高兴了，恨不得就把头钻进那台电脑里去，仔仔细细，看个究竟。
　　第一桶金，在官场，洪盈就这样捞到了。
　　那时，加紧发展经济，正是全国重中之重，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经济中心来进行。然而，就在全国上下都在学点经济的时候，洪盈却已开始转向，钻研政治关系学了。
　　洪盈每隔一段时间，会找一些专家座谈，或者亲自礼贤下士，到专家的家里走访。他可是部里的领导呀！那些专家，那么多年，什么时候享受过如此高的待遇呢？部里的领导都亲自到家里来走访了！还有什么不能跟上面的领导谈的呢？于是，洪盈充分地随时地了解了也掌握了业内外的新知识，特别是业内的一些动态以及这些专家学者对于这些动态的看法。洪盈极聪明，这一点，无论谁，恐怕也难否认的。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消化他所获得的一切，将它变成自己的东西。有一次，他一得意，将其心思流露出来，那是他在教训手下不会了解情况时：“你们不会抓猪吃吗？尤其是肥猪！”他所指的所谓肥猪就是那些专家学者。
　　每当开会时，他都会用他特有的南方普通话，一板一眼，循序而进。南方话加普通话，就像南拳加北腿，说起来自然有一股压人的气势。如果他再加上一些他所掌握的各种数据以及他所提出的论点，你就不得不觉得自己确实低一头，并且对他敬而佩之。如此，几个回合下来，他又非常巧妙地把政坛上流行的什么学识丰富呀学者型官员呀业务好呀平易近人呀等等头衔都赚到了。他所使用的这些手法就像隋末唐初的勇将程咬金的三板斧，抡起来，非常猛，也吓人，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再深入，就有可能风马牛了。不过，领导没时间，也无精力往下问。谁也不是万能的，谁知道的都不多，就像看变脸，吃惊，赞叹，也就够了，谁还真的会去问或者会去想变脸到底怎么一回事？洪盈对此非常清楚。所以，每每一开会，领导若是问到数据，他就毫不犹豫地报出八三四一来或者七九六五去，每个数字都很确切，一个，一个，斩钉截铁，不由得你不相信他所说的是对的。领导问过也就算了，底下的人也不清楚他的数据从何而来，自然不敢提出质疑。于是，情况熟的名声，又被他轻易博得了，这对一个干部的成长可是相当重要的。
　　好苗子，要培养，而且应该加速培养，千万不能让他老了，老了就不是苗子了。于是，他被提拔之前，又被送到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去进修。从此，以后，不管何人，不管他是什么官，不管他是哪里的官，刚提的，或者马上要提的，都是他的同学了。于是，他在同事心中，份量也就更重了。看人家，你看看，同学都是官！
　　洪盈还有一个特点，前面已经说过的，就是走访老同志。部里的那些老同志可不比一般的老同志，不仅斗争经验丰富而且个个德高望重，随便拎出一个两个，都是全国的专家名人。他们的话，现任领导，不听也要重视一下，就像原来的中顾委。洪盈没事就会往这些老同志家里跑，当然，是去请教汇报。老同志们也自然对他印象特别好，夸他不但素质好，而且学习也很好。老同志的家，去的还有谁？当然是领导！不是老领导就是新领导。新领导是不能不去看望老领导的。去了说些啥？肯定要说人，即使谈工作也会要说人，也难不说老同志的心目里的那些新人，那些可堪造就的放得心的接班人，洪盈当然是一个了。
　　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哪有命是天生的？古人强调未雨绸缪，知己知彼，方能取胜，说得相当有道理。这就像下棋，有的人走一步看一步，有的人走一步看两步，有的人走一步看三步看四步看五步，当然能赢了。前面在说智行安时所提到的那一位心高气盛的女强人，想要快点上，企图破格提，心情可理解，但她心里只有上，没有下，不知部里也不是一个人就说了算的。就是说了算，还得有程序，还要进行民主测评。结果，测评没通过，一连两次未通过。其原因主要是几个紧贴洪盈的处长，找到干部局的同志，说：“如果她要上，我们都调走，不干了！”干部局就重视了。于是，只能等下次了。等下次，在部里，若要再上一级台阶，可是顶顶要命的事情，好比晚了一班车。等下次，情况可能全变了。下次到来时，洪盈也有资格了。资格虽然浅了点，但，毕竟，掂一掂，也算是一个重量级了。
　　就在那位女强人，又等到了下一次，与另一位争局座，处于胶着状态时，老同志们投票了，票竟全部给了洪盈。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洪盈当上了局长。
　　洪盈当上了局长，手下们才感觉到有点倍受煎熬了。
　　“你们——别以为有什么了不起，不是部里的头衔，出去，你们一文不值！”
　　“你们——成天不学习，新情况又知道多少？新技术，新媒体，知道多少？”
　　“我仔细看了你写的东西，数据都是几年前的，太陈旧了。”
　　“就这么个破东西，改来改去，都搞不好，干什么吃的！”
　　“你们都是干什么的，这么大的事，你们不知道？部领导一再在强调，耳朵要长些，信息要灵些，你们成天干些什么？”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不报告，我怀疑你们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 　　“我准备调小赵到你处里当处长。有意见吗？没意见吧？你看看，你们这个样子！交给你们，不放心呀！”
　　他就像是一只皮球，充满了气，到处乱跳，搅得局里无法安宁。
　　可是，正是这个小赵，这个让他放心的小赵，在他委以重任之后，便以重任为跳板，带着局里的无数机密，纵身一蹦，喊声拜拜，跳到一家外国公司，为外国人服务去了。
　　这可算得一件大事！老洪禁止下属议论，于是大家都不议论，似如没有发生一样。老洪就坚信，只要人不说，上面不知道，此事也就不存在。
　　发生的事，不准说，没有的事却关注。尤其新名词，他最感兴趣，不管词的效果如何，只要新奇特怪就行。
　　一九九八年，发了大洪水，老洪终于又发现一个叫做“管涌”的名词。于是，每次会次上，他都语重心长地用他非常沉痛的声调，说：
　　“现在，谁帮我们发现管涌啊！”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发现管涌！”
　　这话，是他该说的吗？所依据的是何方针？所执行的是何政策？
　　“现在，有些人就是要打擦边球，钻空子，闯黄灯！”
　　“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使他们知道，就是绿灯也不能闯！”
　　乖乖，绿灯亮了都不能闯，这就是老洪。
　　于是，手下纷纷议论：幸亏他还不是皇帝！
　　“有些人，成天就是吃喝玩乐，凭什么——就要我——专为他们保驾护航？”
　　他总觉得自己委屈。他总觉得在部里只有他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其他人都怀有二心。所以，他总在斗争，不仅要与下面斗，而且还要时时刻刻盯着睡在身边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有时，他还会觉得，他的这种清正廉洁，他人一点都不知道。他就像是一个寡妇，竭力拒绝各种诱惑，护住身体，保持贞洁，可是，最终却无人来给他立贞节牌坊。
　　有次，参加一个会，评审会，会上发了六百元，他没要。没要那就没要呗，他却拿着这件事，大会，小会，反复说：“这钱，我没要，我老婆挣的多得多。我希望大家以后呀也不要贪这种便宜，给我局抹黑，给我局丢脸。”谁的心里都清楚，除了局长，谁去了，都不会给这些钱，给个纸袋子，装上两本书，就很不错了。下面的，精得很，都讲经济效益的，一分钱，一分货，什么级别值多少，人家不糊涂。你不值钱，伸手要，谁给呀？
　　六百块钱事件后，也没见有什么人真在会上表扬他。领导也需表扬的。他也再也不提了。以后参加此类会，人家给的评审费，也不知他收了没。收了，也是应该的，劳动所得嘛。只有出席这种会，他才能够一转身变出一副专家脸，而非只被人看作一个精明的管理者。
　　“如果不行，就出局！”
　　“如果这事都干不好，我看快要出局了。”
　　“出局”这两字，是他当了局长以后，经常挂在嘴上的。似乎他让谁出局，谁就一定得出局，好像这个局真是他的了。
　　“《西部》也要一号多刊，知道吗？他们要办《农家美食》、《庄稼活》、《农村饮用水卫生》等几个版面，知道吗？”
　　这是他在气势汹汹责问主管副局长。原来，《西部》杂志的老总昨日深夜拜访他，说要增办这些版面。他不仅是当面赞成，而且出了一些主意，结束时，还亲自把那老总送到楼下。老总真是千恩万谢，感到遇到了好领导，懂业务，知下情，体谅人，于是，到处说他好话。可是，他却不知道，第二天，一大早，主管报刊的副局长就被打了一闷棍，因为这位副局长就是先前准备提的最有资格当局长的与那霸道的女强人有得一比的候选人。
　　“《支部生活》要自减发行，只印六万，知道吗？”
　　又是一闷棍，跟着打过来。
　　原来，大家去某省，某省的省委副书记跟他说到“减负”工作，自然也就提到此事。此事，书记只跟他说，别人怎么能知道？他以此来批评下属，一是显得自己精明，二是树立个人威严。因为，在他上台之前，这个部里的平等意识可以说是太强了，谁都不把当官的放在自己眼角里。对上级也不称官职，而是开口直呼名字，这种官兵平等的风气是从延安传下来的。现在，他这新官上任，就要打掉这种风气，着手树立自己的权威。如何打掉？怎么树立？他想到的是泰山压顶，先从精神层面摧毁，比如这样的突然“袭击”：
　　“成天都在干些什么？就没见你好好工作。”
　　“我这局长办公的屋子，你怎么能说进就进？跟办公室说了吗？”
　　部下，不明他的想法，突遇奇袭，大都发懵，先是被他的气势吓倒，等到后来缓过了劲，也没机会反扑了。
　　何况，他还特别敏感，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人家在指他的背脊。于是，他便越发地要与“人民群众”为敌，哪怕就是一个孩子，他也不会轻易放过。
　　部里有个幼儿园，不在部机关，距离部机关约摸四里地。因此，每天，孩子们都是随着自己的家长，先到部里吃过早饭，再用面包车送到幼儿园。有个下属的孩子淘气，坦白地说不隐瞒，就是小闲人的儿子，曾是部里的“第一恶少”。洪盈当上局长时，恶少已四岁，不仅不叫局长伯伯，还要随手给他一拳，或者口称一个“屁”字。有时，恶少不高兴了，还会跺脚，砰地一声，摔摔办公室的房门。洪盈局长火冒三丈，认为孩子所以这样，一定是受家长影响，这话的意思也就是家长在背后议论他了，于是，他对恶少妈下了他的最后通牒：“把孩子领走，你的孩子！别让他上楼，这是公家的门，要摔，摔你家门去！我是局长，摔的是局里的门，摔局里的门，我就要管！”局长的话音还未落，恶少开门出来了，冲到他面前，像只小山羊，朝他腿上撞过去，撞得局长一二三，一个劲地往后退。这时，大家跑过来，当然是来拉恶少，恶少仍然拽着门边，气呼呼地不肯走。好不容易，到最后，才被他妈哄下楼。等到恶少妈回来，洪盈正式找她谈话，局办主任一边作陪，话的意思很简单：孩子没罪，罪在家长。恶少的这种造反行为，秉承的是家长遗风，“文革”遗风。
　　恶少妈，不接受，顶嘴说：“‘文革’时，我刚生。等我记事了，‘文革’结束了，不知啥是‘文革’遗风。”
　　“如果不能教育好，长大后，别人会替你教育的。我这都是为你好。”
　　“这我明白，也知道。”恶少妈，没办法，很无奈，只好接受了他的“好”，从此，就是走错路，也不会把小恶少带到部里的楼上了。 　　在他领导的三年里，局里可谓怨声载道，就差揭竿而起了，他对同事太凶了。
　　这个部是清水衙门，老局长是受过苦的，知道没有钱的滋味。何况他也需要钱，要供两个孩子上学。于是，每年，他都会带着局里的上上下下多多少少编点书。这样，每到逢年过节，也能多少搞点福利。可别小看这点钱，一年发个两三千，对于过日子，也不无小补，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洪盈当上局长后，这点福利便没了，当他听说有人抱怨，马上声色俱厉地斥道：“为了你们发这点钱，我凭什么要担风险？我老洪又不缺钱用！”
　　他是不缺钱，而且他还反复强调他的老婆会挣钱，而且他还反复说他的亲戚都有钱。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大家始终不明白。于是，大家感慨道：那帮老家伙，虽说左了点，还知道点民间疾苦，还能为部下谋一点福利。现在，好了，这帮所谓的知识分子，上来了，更狠了，自己什么都有了，就一点不想别人了。他自己是知识分子，别人的知识在他眼里，就不算什么东西了，就不如他一个手指头了！知识在他眼睛里，算什么？算个屁！最后大家得出结论：他这是在双重剥夺，不仅物质上，而且精神上。他什么都要硬，不仅仅是两手硬，那就更是多重剥夺。
　　洪盈在位上，不仅不愿为部下多少谋一点福利，你若提不上，他还这样说：“提不上，别怪我，是你自己没本事。”
　　“我靠，本事都让他长了，我们当然没本事了。”部下这么说。
　　于是，他便开始了一个人对全局的战争，逮谁训谁，逮谁批谁。他是局里的一把手，他想怎么训，他就怎么训，我是局长我怕谁？小小一个局，十几个菩萨，被他闹得乌烟瘴气，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谁都成了王八了。洪盈自己这么认为，手下也是这么认为。于是，冲突，连连不断。于是，他的这种行为，终于导致有部以来，有局以来，领导竟与自己的部下，或者部下竟与领导，在那光天化日之下，在那神圣的办公室中，展开了公开的肢体摩擦。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
　　年终了，按惯例，都要开个什么会，总结一年的工作，布置下年的任务。这是部里的会议，有头有脸的，当然都要去，局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男，一个女，而且还是一个处的，美其名曰是看家。另外，局里还要到下面几个地方调研，于是洪盈便吩咐：留在家里的那个男的负责起草通知书，留在家里的那个女的负责进行电话通知。
　　这两个人自然是洪盈最不爱见的。女的，就是恶少妈，也就是我的小闲人，她已经在这个处呆了差不多十年了，男的也有七八年了。可是，副处长的位子却让洪盈分给了他自己的一个亲信，一个无论是资历是年龄是工龄都不如这两人的人，而且，根本没做过这个方面的业务。然而，业务算什么呢？这些活，他看来，任是谁都能做的，可靠不可靠才是重要的。可靠才能对党忠诚。至于是谁对党忠诚，那就须他说了算了。他说谁忠诚，谁就是忠诚。他说谁是不忠诚，那谁就是不忠诚。为了培养忠诚者，也就是他信得过的，或者说是他的亲信，他要局里连续三年将这亲信评为先进，凡是稍微露脸的活也只能让这亲信做，这在机关，就叫栽培。到了第三年，他便将亲信，这时已经成了心腹，安排到了这个处，担任副处长。当然，这只是个过渡，下一步，他将把这个处的处长调开，官升一级，腾出位子，让他这个心腹接班。这是非常明显的路子，是谁都能看得出来。不过，就是看出来了，你又能够怎么样呢？确实，不能怎么样，只能老实把事办。
　　男的起草好了通知，立即起身，甩给女的，说是要到医院看病，请她帮忙打一下。大懒支小懒，小懒虽然懒，也不好拒绝，还是要帮忙。这时，就听副处长，也就是洪盈的那个心腹，站在楼道里大声嘶喊，拜托局办主任老李再对通知把把关，因为他要上会了。在部里，能上会，可不是一般人物了。胸前的那个会议牌，会开完了还吊着，都舍不得摘下来。这牌子对他们就像戏里的乌纱帽。那女的，小闲人，听着楼道里的喊，心里那个气，不打一处来：
　　“他妈的，这不是——故意歪嘴恶心人嘛！我连照着改，都不胜任吗？我不行，就你行，所以你才来当处长！你他妈的真恶心！”
　　她的心里当然有气。气什么？级别呗。凭什么让他当处长？既然让他当处长，也应给她一个级别。结果，不但不给级别，还要这样羞辱她。
　　“那——好吧！那——就看——你们如何把关吧！”这是她成心，标题一看就是错的，她才不管呢。内容也有错，她也不会管。
　　她把照着录好的通知交给局办主任老李，然后，接她的恶少去了。事也偏偏这么凑巧，这天老李的一个老乡从那遥远的家乡来了，邀他一起去喝酒，那酒喝到什么时候，恐怕也是不好说了。第二天，他没看，就把通知按级上交，先是交给了副局长，副局长也没看，转手交给了局长洪盈。洪盈也没看，转手交给了部长。部长拿过去一看，顿时，马上，就火了。
　　然后，部长训洪盈，洪盈又训副局长，并且责成两个“副局”立即结束外地调研，赶回部里，查明情况，追究责任。如此这般，还不解气，他又随手抄起电话，臭骂了主任老李一顿：“这么点事都办不好，干什么吃的，干不好就别干，要你干什么！想出局就说！”
　　老李气得浑身发抖，浑身冷汗直往下流，也将电话一摔，骂道：“他妈的，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党龄，我都三十多年，也算是个老革命了，用得着你他妈的这么样地教训我？就是要教训也轮不到你！”
　　当然，所有这一切，恶少妈是不知道的。两个“副局”赶回来后，刚提拔的“第一副局”自然也就成了主审，“第二副局”便是陪审，再就是主任老李了，他也只好作陪审。
　　审讯室就设在“第一副局”的办公室。
　　一般局长的办公室都是这样摆设的：门口一张单人床，专供局长休息的。里边一张办公桌。办公桌的正对面，放着几把扶手椅，供来谈事的同志坐。
　　恶少妈推开门，先将头探进去，见那第二副局长和那老李坐在那“第一副局”的桌子前面。“第一副局”看见她，怒气冲冲地招呼道：“来，来，来，你——进来！”“第一副局”挺直腰，坐在他的宝座上，手里捏着一支铅笔，看都不用看，中华Ｂ2的，部里所有的铅笔都是中华Ｂ2的，因为部长就爱用这种中华Ｂ2的。
　　恶少妈想，啥事呀，这么一本正经的，便笑嘻嘻走过去，站在他身边，歪着那身子，探着那脑袋，斜着那眼睛，看着中华Ｂ2下的那张划着红杠的通知。 　　“这——是——你——改——的？”
　　恶少妈心里乐：“对呀，这是我录的。”
　　“谁叫你录的？”
　　“大赵叫我录的呀。”
　　“我是说，你到底是如何录的？”
　　“就是这么录的呀。”恶少妈伸出十个指头，做出敲键盘的姿式。
　　“副局”指着那个错处：“你怎么就不看看，不看看，这——可——是——错——的！”
　　恶少妈，很镇定，立即收起了笑容，直呼“副局”的名字，气又不打一处来：“我说沈清沈局长，你还真别这么说，我这是可学雷锋，做好事，你还得表扬一下我呢。电话通知，我早完了。文字是大赵拟就的，处长请老李负责把关，还真的和我没关系。要说，你先跟他说。”她将手朝旁边一挥，直指局办主任老李，然后，摔门出去了。
　　一般知道分寸的领导，这事也就这样算了。事都发生了，又不是大事，至少可说绝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大事。何必呢？然而，这个局的局风已被洪盈训坏了，大家都爱训斥人。局长名正言顺地训，“副局”就找软的训，错的训，得把权威树起来。处长呢，小一些，只好试探性地训。“副局”一看，这一下，不但没训成，权威还被打破了，那不行。于是，跟着追出门，把恶少妈拉回来，继续先前那样地抓着那支中华Ｂ2，戳着通知上的错处。
　　恶少妈，气疯了，恶向胆边生，一把夺过中华Ｂ2，一撅，两截，扬起手，朝他脸上甩过去：“操你妈的，没完了你！”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第二副局”也一样，老李主任也一样，三人一下全呆了，恶少妈又趁机抄起他的桌上的那只不锈钢的水杯朝他头上砸过去。这一下，还算好，头一偏，反应快，杯子砸在钢窗上。这时，旁边那两位才算有了点反应，从恶梦中醒过来，迅速分开，左右包抄，一边一个抱住了疯子一样的恶少妈，将她往那门外拉。然而，在这拉的过程，他俩又没注意拉住她那两只厉害的小手，于是，恶少妈又趁机将手左右一划拉，眼看桌上的一摞书山一样地倒下去，又把电话机拖到了地上。于是，这间屋子里，断铅笔，碎玻璃，茶叶末，电话机，还有书，就像电影里出现的国民党撤退大陆时一片混乱的状况。这时，挨打的“第一副局”也跑过来伸出手，一把拉住恶少妈，同时大声叫着说：“快叫办公厅！快叫办公厅!”
　　“叫办公厅干什么？干脆，叫武警，把我拉出去毙了算了！”恶少妈扭头摆出一副不怕上刑场的样子。
　　这时，恰好，门又开了，来的恰恰又正好是“第一副局”最喜欢的直接下属他的“姐”。
　　恶少妈一见，两眼更喷火，用脚一踹门，大喊一声：“滚！”差点没夹住“姐”的头。
　　不知费了多少劲，也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好说歹说总算把恶少妈给拖出门。整层楼都惊动了。人们纷纷跑出来，不知出了什么事。
　　“没事，没事，真没事。”
　　“大家都回屋去吧。”
　　大家都是懂味的，个个都是老麻雀了，于是，又都缩进门去。
　　这可真是一件大事，一件自从建部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
　　洪盈听到这件事，立即想到这件事可让恶少妈出局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敢打局长，还了得？这不明明反了么！
　　再说，恶少妈出局，也是全局的愿望，不，不，不，准确说，是全局大小领导的企盼。恨只恨这个用人制度，不能够让领导充分发挥自己的超强的主观能动性。他不想要的，或者根本看不上的，真还不能迅速地从他眼前彻底消失。这一点，洪局长真的非常羡慕私企。
　　“就你们？公开竞聘？竞争上岗？还能保住这份工作？真替你们担心呀！”
　　“我看——我这个当局长的，就是给你们打工的。我要是有权，给你五千块，你能不给我好好干？”
　　“老洪，老洪，别说了，别说五千块，就是给两千，我就拼了老命干了。”
　　恶少妈在平时总是这样对付老洪。老洪对她厌恶透顶，总想能够让她走人，或调走，或者犯个错误开除，或者搞个什么改革，只要她，能消失！可是，这个恶少妈却像吃了秤砣似的铁了心在局里呆着，还说要与这个局，同生死，共患难，高举旗帜永不倒。这话气得老洪们眼睛都要翻白了，脑壳也要摇断了。
　　每到中午，大家吃饭，在食堂，自助餐，一般都是几个人围成一个小圈子。恶少妈本不愿跟局里的一起吃，但是，为让领导放心，免得领导怀疑她又在背后说坏话，只好端着饭和菜一步不离局里的同志。而洪盈这时候总要义愤填膺地展示他的高风亮节，说他某事如何如何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没有听从部长的意愿，末了，还要丢下一句：“他还能把我拉出去砰地一声毙了吗？”这话很明显是学恶少妈。但恶少妈也知道，他反对的这个部长只是一个副部长，不但是副的，而且是一个受气的，不受部长待见的。所以，下面的局长们也就跟着挤踩他。尤其洪盈这个局，归这部长管，这个局的副局长们，甚至就是处长们，也都不把这个部长放在自己的眼角里。不管什么会，只管按着自己的意思写好稿子让他念，如果部长有点意见，他们就会立即说：“这个情况你不熟，基本情况是这样……”部长也就没话说了。事情过去后，就当笑话说，认为部长好糊弄。糊弄也就糊弄吧，跟恶少妈没关系，部长也不认识她。可是，她却看不惯，听了还感到恶心，于是，她就放下筷子，十分郑重地接过话题：“我说，老洪，这社会，谁也不会像你说的把你拉出去毙了的，所以，你才说这话。你要真敢说：这官我也不要了，爱谁谁，这才算大话！”
　　顿时，所有在场的，全都傻了眼，全都没了话，只有一个老同志批评恶少妈：“凡事就你嘴巴快，什么饭都堵不住。”
　　外局的一个老局长也在一旁感叹说：“你呀你，要是在‘文革’，早被打死了。”
　　“那我就逃跑！”
　　“你往哪里跑？”
　　“哼，要真在‘文革’，她还不是个造反派！”
　　“呵－呵－呵——不要等到‘文革’啦，她就已被消灭了！呵－呵－呵——”
　　气氛总算缓和下来。
　　这种事，太多了，老洪们都烦透了。老洪们虽你争我斗，但若对待恶少妈，意见却是一致的，就是想要让她出局，换句话说，就是“滚蛋！”
　　这回机会总算来了！什么处分都不过分！
　　可是，真要处分了，真要报告部长了，挨打的第一副局长却又死活不同意了。不同意的理由是，你想想，一个普通的国家干部而且还是一个女的真会平白无故地跑到领导的办公室莫名其妙打领导吗？如果不是神经病就是局长有问题。这个道理很浅显，精神病人都明白。因此，无论如何说，他都坚决不同意将此事件往上报。还是局里批评吧，这是他的个人意见。至于局里如何批评，他又没有具体办法。恶少妈比恶少可要恶过千万倍了，这个事实也简单，大家心里也清楚。何况，她正气鼓鼓的，憋着一肚子的愤怒，等着机会要爆发呢！不爆发，就算了，谁还非要寻蛇打，去撩这只母老虎？可是，不批又实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 　　老洪先把恶少妈招到自己的办公室。当然，得有人陪着。这个人又自然还是局办的老李了，这是他的职责之一。恶少妈仍笑嘻嘻的，就像前次那般模样，等着老洪的批评。老洪呢，一句多话都没说，只说本应给处分的，可是，事件的被打者沈清同志不同意。一位副局长，上任十五天，就被下面的同志打了，这是我们局的耻辱，也是我们部的耻辱，更是国家机关的耻辱，这种事怎么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呢？真是令人痛心呀！恶少妈也就坡下驴，一副万分诚恳的姿态：“那我得好好地谢谢沈清同志了……这事是我一时冲动……真是不应该……真是不应该……可是……当时……”说着，说着，话题一转，又要谴责领导了，“不过，若是实事求是，我的责任是最小的，凭什么就朝我发火？再说了，就是因为可能有错，才送部长的。部长是干什么的？就是挑错的。他看出来有错了，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要不，还要部长干嘛？再说了，局长就是把关的。局长没有把好关，为什么要批评下边？还有副局长，也是把关的。再说了，处长临走时，还在楼道里大声喊，让李主任把把关，又没让我把把关，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个打字的，而且是帮别人打字！再说了，不就错了几个字么，至于吗？多么大点的屁事，至于闹得上至部长中至局长下至两个副局长，拧成一股绳，批评一小兵？再说了，就错了，改了不就完了吗？凭什么来训斥我？训一次就完了呗，凭什么要没完没了？那劲头，老洪呀，可惜你没在场呀，如果你在场，你就知道了，你问老李吧，那天我若不打他，那我真的还不如一头撞在那墙上——砰的一声，死了算了！还有什么脸活着？现在，我的气也消了，给啥处分，都没意见。”
　　老洪非常知趣的，知道这种人，根本惹不得，惹了，没有什么好处。全局大会上，他见恶少妈不怀好意地摘下眼镜，放在门边的柜子上，就知她想做什么了。他是何等的聪明，知道这事处理不好，还会生出一系列事。于是，只是轻描淡写，说起局里有这种事，他的心里很难过，一连几夜没睡好，似乎恶少妈与此事无关，连名字都没有提。这当然是对的。谁都看得出，她准备打仗，只是不知她，准备怎么打，打算如何继续闹大，好出多年积蓄的恶气。可她没想到，她在跟谁玩？就她那点造反的水平，人家一眼就看穿了。谁会稀得搭理她？眼看一场好看的战争就这样被平息了。
　　老洪虽凶局里人，对部里人也看不上，认为他们全是废物，上上下下，不学无术，但对财务处，还有干部局，无论什么人，他都非常好，说话也不粗声粗气，甚至大庭广众之中，甘愿不惜得罪众人，以表自己尊重之心。每年一度的干部体检，大家都是早早的来，排队，抽血，抽完血就可以舒舒服服去吃饭了，而且，过了十点以后，就不能够再抽血了，所以，排队抽血的人相对也就多一些，队伍也要长一些。老洪一进来，看见一个人，干部局的新来的刚刚上任的副局长。先前，他是部长的“三秘”，也就是部长的生活秘书，部长所有的吃喝拉撒，统统，全部，归他负责。部长的“大秘”和“二秘”，都是文化人，都是能写大稿子的，有能力，有水平，都已成为部级领导，安排到重要部门去了。这个“三秘”，工人出身，不好意思安排到文人成堆的部门工作。可是，安排到办公厅吧，不是秘书怕丢人，而是反倒显得部长没有一点本事似的。他虽没文化，不，只是没文凭，还是能够管理那些有文凭的人才的。于是，也就安排为干部局的副局长了，专门管理部内的干部考察和提拔。现在，他刚来，大多数的部里人都不认识他，部里的人除了局长，又有几个亲眼见过自己部里的部长呢？更不要说部长的这位神秘的“三秘”了。洪盈当然见过的，而且还很熟，他一个健步上前去，将其拉出了队伍，然后，大步，越过他人，走到抽血的护士面前，并以不容分辩的口气，坚决果断地吩咐说：
　　“他，还有事，你先给他抽。”
　　直到亲自看着护士给副局长抽完血，才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队尾，双目平视，瞳仁散光，双手交叉于小腹之下，规规矩矩，排在队尾。没有人敢扶一扶惊讶欲跌的眼镜。有多少人一生之中曾经遇过此类事情，想做而又不敢做？他老洪怕什么！再说，每个人的工作就是要为大局服务，干部局在部里，是大局，如果要为大局服务，首先当然就得为大局的领导服务了。干部局的所有领导都是日理万机的，都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头，他不出，请问还有谁能出！
　　“要想清楚了，我们是干什么的？”
　　这是老洪的口头禅。
　　有时，为了缓和气氛，局里人以打牌为乐。小闲人，也就是那位有名的恶少妈，可是最爱玩牌的。不管什么事，哪怕天般大，一玩牌，就忘了。特别是领导，如果最近有什么不好公开说明的，而又公开要做的，又怕小闲人出来捣乱的，局长或者副局长，就会过来打打牌。局长亲自和大家坐在一起说着话，坐在一起打着牌，大家自然很高兴，于是，全局，上上下下，就都其乐融融了。
　　洪盈也爱打打牌，赢时，便得意，认为玩牌要会算，谁要不记牌，就会被他当作是没有做好工作一样，百般挖苦，万般嘲笑：
　　“两三，拿出来吧。”
　　“一个破七，还不出。”
　　他是很会记牌的。他对不记牌的人总要这样的谴责：
　　“打了这么多年了，连张牌都记不住，还要升。”
　　“刚刚出完，就记不得？一点进步都没有！”
　　打牌的人都觉得，只要有他在，玩得就会不自在，就会很紧张。他这哪里是玩牌？整个就是玩牌的水平代表工作的水平呀！他这不是通过玩考察他的下属么？
　　在洪盈当局长时，女强人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在那里，她不但学得了好多新知识，而且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知道看上面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同时还要看下面了。于是，大家就觉得她若是当局长，自己个人的处境也许会要好一些。于是，遵循约定俗成，只能升，不能降，洪盈当然只能升了。于是，部里专为洪盈在下面的一个部门腾出一个“副部”的岗位，开始广泛征求意见。于是，各种人物的作用以及精心传播的名声，就像早年栽下的树终于开花结果了。
　　不幸的是，他太好强，而且身份感太强，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换了舞台，背景完全不一样了，还用老办法就不好使了。再说，原先在部里，基本上是面对领导，领导好糊弄，而下面，面对的，就是一般群众了。群众虽一般，眼睛却贼亮，根本不好玩！于是，栽了一个跟头，就像智行安所说的，全是因为太顺利了。跌倒了，爬起来，或者倒地装死也行，也不会有什么大事，他却还要垂死挣扎，耍弄他的小聪明，没想到，演砸了。大家议论这事时，都说他是太聪明了，权术还是没学好，不懂帝王术，也没好好学点历史，包括党校教的党史。这么屁大的一点事至于慌成那样吗？想来，还是领导上对他看走眼了呀！又想，他又怎会慌，他又何尝不懂这些，只是他太觉得自己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不能因了这件小事，而丢脸，而蒙尘，结果却是马失前蹄，想要回头也难了，形象也不光辉了。 　　没想到，写洪盈，一写就写这么多，几次想收笔都没收得住。既然洪盈都写了，那也写写沈清吧，如今到处买一送一，或者叫赠送，或者叫酬宾，或者叫做回报社会，我呢，就算回报读者。诸位能够硬着头皮，不怕我的罗哩罗嗦，勉勉强强看到这里，我也应该插点花，就像书的彩色插页，或者电视里的插播，叫一声：“别走开，广告也很精彩哟。”
　　六、沈 清
　　沈清，男，一九六一年生，地道的京城人，纯粹的京城人，这在京城的机关里，尤其是国家机关里，虽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可说是少数了。京城人，在京城，能进国家机关的，大多在后勤，业务局里，少得可怜。所以，那些势利眼，都很小瞧京城人，都说京城人懒得没出息，笨得无寸用。外地人，在京城，即使入了户口的，也不会把自己当作一个京城人，每逢有事需填表，还得依照表的格式，填上自己的那个原籍。而沈清，京城人，京城生，京城长，一九七九年，出京上大学，重点大学，学中文，毕业回到北京后，就分配到部里了，给老部长当秘书。他是天生会来事，不仅部长很满意，就是部长主管的所有局长也满意。后来，部长退下来，他就没回办公厅，而是到了这个局，当了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的工作之一，或者说是主要工作，就是好好伺候局长，然后便是做好协调，协调各处之间的关系，处理各局之间的矛盾，大名叫中枢，小名叫总管，如果做好了，当然很重要，如果做不好，还是很重要。
　　在部里，就餐时，特别是中餐，那时制度没改革，不像现在改革了，三餐都是自助的了。那时，大家，无论谁，都得拿着自备的食具，排长队，买饭吃。食堂里有三个窗口，有时这个卖得快，有时那个卖得快，若是站在慢队里，你就可能会听到一个十分沉重的声音：“妈的，队又站错了！”是沈清，在叹息。
　　站错了，就改吧，这算不得什么事。沈清——不！他是一个顽强的坚定不移的站队者，只要认准了，不管什么人，无论如何说，他都钉子一样地站在原来的队伍里，不动摇也不后悔，任凭风浪起，稳站队伍中，紧紧跟着他看准的站在他的前面的领导，他则贴在领导身后，该干啥就干啥。
　　领导说起风，他就忙下雨。领导说菜有点咸，他立刻就去端水。领导什么也不说，他也什么都不做，成天迈着小碎步，顺着楼道边，一溜烟小跑，不知他在忙什么。不过，只要领导喊，即使轻轻哼一声：“沈清呀——”他就“哎——”地答应着，箭一样地飙出来，现身领导办公室，面带永远不变的微笑，两只小胖手自然下垂着，中指准确地贴着裤缝线，候在一边，聆听指示。
　　有一次，他答应，溜边溜得快了点，被从厕所弹出来的那张推门撞倒了，右胳膊竟骨折，整整吊了三个月。小闲人，笑话他，当着他的面，说他就像样板戏《红灯记》里的王连举，为了掩护交通员，自伤右臂而被捕，结果却是投降了。
　　王连举就王连举，他知自己干什么，他走的是自己的路，别人要说——说去吧。
　　他所在的办公室，在老领导当政时，是局里的所有人每天聚会的场所。不管有事，还是无事，大家都很自然地要到这里打一转，坐上一会儿，聊上一会儿。那时，只有办公室才可以打长途电话。谁没有点私事呢？局领导说了，只要不聊天，都可用一用。另外，电话通知呀发个传真什么的也都得到办公室。再就是，局会议，也只能在这里开，因为就只这里大。所以，局的办公室，也兼局的会议室。若是比较重要的会，或者比较隐蔽的会，或者某些不便让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局里的几个核心人物就到局长办公室，那叫局务会。当然，这种局务会，议的主要是人事，不管谁的人，协调好之后，或者各把各的人安排妥当平衡之后，再向大家郑重宣布，这是局务会的决定，也就是组织决定了。组织的决定，那就要服从，不服从也得服从，有意见先保留，首先是要顾全大局，服从局务会的决定。因此，局里的所有人也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是前面所说的，不管有事，还是无事，每天上班后，都要拿着本，或者端着茶，到这局的办公室稍稍呆上一会儿。特别是周一，因为按惯例，都要开个全局会，局长布置工作的。一次，大家正等着，聚在办公室，说罢又笑罢，沈清回来了，摆摆手，拉长调：“有事奏事——没事退朝——”大家知道他这是领了局长的旨意了，也就陆续散去了。唯有小闲人还在那呆着，不怀好意地傻笑个没完。沈清看看她，没好气地说：
　　“你不就是想说我是个太监吗？我就是，怎么啦？我就是，你看你能怎么的吧？”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说你是太监。”
　　小闲人，恶少妈，与沈清有矛盾，也非一天两天了。如果硬要说起来，似乎也没什么大事。如果仔细进行分析，或许真像沈清说的就因为他像个太监？
　　在家里，沈清靠的是老婆。这有什么不对吗？不靠老婆靠谁呢？他对老婆献殷勤，像在单位对领导。如果老婆在择菜，他就递上小板凳。如果老婆在扫地，他就去拿小簸箕。如果老婆在刷碗，他就陪着聊聊天。对此，他的理论是：谁都上了一天班了，谁都不容易。人家在干活，你只陪着说点话，这不应该么？当然应该的。只是每天下班后，大家不走，玩牌时，如果老婆来电话，他便立即朝大家，挤挤眼，努努嘴，点点头，摇摇手，用温柔的语气说：“你先回去吧，回去歇一歇，我这，还有点事儿，马上就走了。别急，别急，别急啊，注意安全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跟情人说话呢。
　　在局里，他则坚定不移地靠着那位女强人。那时，局里很多人还看不出女强人今后真会当局长，他就站在她一边了，唯女强人马首是瞻。另外，就是前面说的，他与手下的另一女将，很合适，极友善，成天姐长姐短的，叫得那个甜，确像亲姐弟。谁要胆敢对他姐稍有一点不敬之言，就是对他沈清不恭，就是对他有意见，就是与他过不去。偏他这位姐对谁都不恭，谁也对她姐不恭。因此，情况常常是，她姐还没开口说，他就先跳出来了，要为姐伸腰，要给姐出气。小闲人曾当着他还有他的姐的面，说他姐是属狗的，逮着谁就咬谁，成天拉着脸，像谁欠她二百吊，八百辈子没有还。这样的人，要对她恭，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沈清就常常为姐对人不恭了。不恭，就要产生矛盾，接着就会开始摩擦，这是必然的，不言而喻的。
　　局里一共四个女人：一个女处长，那位女强人，也就是后来的女局长。一个就是沈清的姐。另外一个是部队转业来到局办的，当然是位老大姐，说话不会转弯子，属于笨嘴拙舌一类，已被沈清和他姐治得像个大肚蛙，只有成天喘粗气或者呜呜叫的份了。一次，不知为了什么，反正，终归没有什么，有也是些鸡毛蒜皮，她埋着头冲进了小闲人的办公室，趴在桌子上，哇哇哭起来，哭了整整半小时，别人想劝她，也没办法劝，等她哭完了，说声没事了，还特别地叮咛一句：“你们可别出去说呀！”还挺顾全大局的。她就不知道，这样一些事，统统是屁事，谁又会去说？说了，只会讨没趣，落得两头不是人。这种亏，小闲人，吃多了，再也不会去说了。不过，话要说回来，若是小闲人，遇到这种事，小闲人就不会哭，更不会找地方哭，那就真有好戏看了。因此，沈清和他姐也就只剩小闲人暂时没有拿下了。于是，时时，处心积虑，想把小闲人，撂翻在沟里，然后，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至于背后说坏话使绊子等等幼儿园的使坏，小闲人也懒得理，没有放在眼睛里，甚至还当一种乐事，今天这样看，明日那般瞧，她感觉到这说明她还有点价值的，也算得是一种重视。 　　小闲人，怀孕了，三十四岁高龄怀孕，按理应该有些照顾。可是，她仍傲得很，一丝半点不改变，什么要求也不提，好像什么她都行，没有什么她不行。
　　比如，办公室，有阴面，有阳面，一般人都喜欢阳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这客观情况，阴面也得坐人办公，也是一种万般无奈。小闲人，不说话，不求人，亦非主要劳动力，又不是个什么领导，何况还不站好队，自然，谁都不待见了，所以，也就一直是分在阴面办公了。这回，怀孕了，也没有人说，给她调调办公室。她自己也不知道应该特别申请一下，将这机会给领导，让领导也表现一下关爱下属的姿态。她对这些事，确实不想事。
　　还是智行安，像个老大哥，拿出老大哥的关心。这次，他又要出差了，而且时间比较长，大约半个月。他从他的钥匙链上解下一片钥匙来，递给小闲人：“给，这把钥匙给你吧。你，没事，可到我——”不由自主停了一下，“可到我的办公室。你看看，多明亮。充分享受阳光吧。这对下一代，当然有好处，呵－呵－呵——”
　　由于办公条件的原因，这个局的办公室一直比较紧。智行安在名义上是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实际上却是和局办所有的文件柜同用一间办公室。局里文件各种各样，要用的人也各不同，所以全都放在柜里，以便大家随时翻阅。而局办又没有摆放这些柜子的地方，于是，这间朝阳的房间就由智行安的处室与局办合用了。局办占一半，放文件。另一半呢，两个人，一个下去挂职了，于是，这间办公室就由智行安掌管了。
　　智行安出差的同时，沈清也去了井冈山，他是去开会，一去七八天。他回来的第二天，就像鲁迅小说里所形容的狗气煞冲进了这间办公室。小闲人一个人正挺着个大肚子优哉游哉地看报呢。
　　“回来了。”
　　“回来了！你怎么会坐在这里？这是你的办公室么？”
　　“我怎么就不可以坐在这里呢？这里－虽然－确实－不是——我的那间办公室，但是，有人让我坐，我为什么不能坐？”
　　“这间办公室，局办有一半，你来，也得征求一下我们局办的意见吧。”
　　“对不起，我的屁股所坐的只是研究处的一半，可没坐你们的那一半，所以，也就用不着征求你们的意见了。”
　　“我们局办都没有这间屋子的钥匙，为什么——你就有？”
　　“你们没有，是你们——没本事。我有，是我——有本事。再说，你是局办的主任，又不是什么使唤丫头，手里拿着那么多钥匙，像个什么样子呀！”
　　“没人你就进？这又不是你的屋子，如果局长的屋子没人，你也进？”
　　“沈清，那——我告诉你，局长如果关心同志，给了我钥匙，我有什么不能进的？这说明，局长好，局长关心革命同志。还有，我再告诉你，这事，你跟我说不着，钥匙是智行安给我的，如果有意见，你找局长去，你找处长去！我知道是谁让你来的。你这人属狗哇，让你上你就上，让你咬谁你咬谁！我在这儿享受阳光，碍你屁事了？吃饱了撑的！有事，找你主子说去！”
　　“你——你——你——”
　　“你什么你？我招你了？惹你了？抱你家孩子跳井了？刚回来，正事不干，就过来咬！我还没说你气着我的儿子了呢！滚，滚，滚，我还不愿跟你说呢！你找局长去！”
　　沈清应声摔门而滚。
　　局里在顶楼，有两个小间，叫作鸽子间。一间归局办，一间分给小闲人赖以生存的那个处，各自存放自己的东西。两个鸽子间，共进一张门，各自掌有一把钥匙。沈清的姐，东西多，她的屋子不够用时，就把一些不重要的放到小闲人这边了。一天，小闲人无意中发现其中有一本自己喜欢看的杂志，于是，随手抽了出来，拿回家去，自己看了。
　　在局里，对于这些出版物，谁也不会把它们当成公有财产的。想看，就拿走。爱看书，再怎样，也不能够算罪过。有人爱看文学的就拿文学方面的，有人爱看哲学的就取哲学方面的，有人爱历史就看点历史。只有小闲人，什么书都要，难怪人家烦，确实太贪婪，不仅自己拿，还要帮着朋友拿。
　　“咦，这本唐代的舞蹈研究，挺好，我同学是学唐代文学的。”
　　“咦，这本古籍校刊不错，我同学是搞文献的。”
　　“咦，这本楚辞中的巫舞，很独特，我同学就是研究楚辞的。”
　　只要她一“咦”，就把书拿走，招呼都不打，好像这些书，本就是她的。
　　世上哪有这样的事？这些书就没人要了？没人要还可以捐呀！即使捐了没人看，就该让你拿走吗？就是要拿走，也得打个招呼吧？因此，沈清嘴边上经常挂着这句话：“我们办公室就是根木头，你也不能就这样抬起脚就迈过去。”
　　小闲人却经常要把他们迈过去。
　　“是你把我前不久放在你们屋里的那本杂志拿走了吧？”
　　沈清的姐对站在会议桌边的小闲人微微笑着这样说。
　　“我没拿。你说什么杂志呀？”
　　“你没拿？就你有钥匙，不是你是谁？”
　　“我是有钥匙。不过，能拿钥匙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处里的，谁都可以进。你们处里的也都可以进。谁去找资料，谁都可以进。怎么只能说就是我拿的？”
　　沈清的姐，挑起事，看这阵势难对付，斗也占不着便宜，立即，转身，出去了。
　　沈清得替姐出了这口气，于是，张嘴，接着说：“不是你是谁，我们放在那里的东西，说没就没了。”
　　“你说没了就没了？你还说你在昨天没了两万块钱呢，是否也得让我赔？你说什么都没了就真什么都没了？谁信呀！我还说我放在那的什么东西都没了，都是你们拿走了呢！钥匙只有你们有，你们也得赔！再说了，是你们把东西放在我们的屋子里，我还没有找你们要付该付的保管费呢！你们倒说没了东西。没了东西，我看，活该！你们说少了一本书，我还说少了五万块呢！这事，你跟我说不着。要说，你找局长去！”
　　在机关，别的好处不好说，这种好处是有的——主管领导负责制。处员归处长管，主管局长管自己主管的处，主管部长管自己主管的局，一级对一级，一般都不横着来，谁也不会乱越级。比如局长有事情，就找主管副局长，主管副局长再找他所管的处长，处长再找他的处员。其他的，就算你是副局长，只要你不是主管，你也管不着别的处以及处里的处员。处员不必对其他非主管的局长汇报，处员只对处长请示，处长只认主管他的那位副局长就是了。副局长也一样，只对他的局长负责。 　　但在重大事件上，若是局务会的成员，却可以对其他不是他所管的处员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比如提拔一个人，他们就有投票权或者说是补充权。这当然是背后的，不好拿到桌面上。所以，大家都要与这些领导拉关系。虽然管不着，但一到时候，还可以说话，而且有份量。比如，讨论你的问题，他只要“这个——嗯——这个——这个——”来一下，那你就完了。如果主管你的领导一旦提到你的名字，他立即就补充道：“嗯，这个同志是不错，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心也细，几十年如一日。这样的好同志，哪里找？”那你肯定就升了。即使这些都是会前，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只是表演一下罢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表演，事就根本做不成。
　　在机关，能这样，面对面的你来我去，一般来说，极少的。机关都是要面子的。大家都把事装在肚子里，心里记着就完了，但对小闲人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个小闲人，心里根本不装事，这让他们的文武艺完完全全没了用。即使明着说，不多说两遍，小闲人也未必能够听出话中话来。所以，只好当面锣了。于是，只能对面鼓了。可是，这个小闲人又是永远正确的，从来就没接受过无论来自何方的批评，就是帮助，也不接受。这样，自然很难进步，而且不断生出事来。自与沈清的战争升级，从语言到肢体之后，就无人再批评她了，这也同时意味着她失去了组织关心。
　　小闲人失去了组织的关心和爱护，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沈清的姐不再理她，因为她在斗争之中取得了特别伟大的胜利，终于先于小闲人提升为了处级干部。尽管小闲人根本不在意，不就是个级别吗？沈清姐却很在意，当然就是这级别！在局里的女同志中，前面说了仅四位：局长，她是够不上。那位部队转业的，本身有职位。只有小闲人，来得比她晚，年龄比她小，唯一能够和她比的就是有学历。有学历算什么？在局里，尤其老洪当局长时，只差没有说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了。老洪曾在全局会上这样表扬沈清的姐：“虽说，没学历，但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想全局之所想，急全局之所急。虽说，没学历，但是，对党，对工作是忠心的，是兢兢业业的。我们看同志，不能光看学历呀！有学历不出力，还不如没有呀！”
　　谁都清楚在说谁。
　　不论什么人，只要生活过，而且还呼吸，一般都会深深感叹，茫茫人海，世界之大，有时又是特别的小。事情确实是这样。一次，小闲人，下班打出租，司机竟是沈清的同学，不但小学，而且初中，而且高中，他对沈清清楚得连他老婆姓甚名谁，何处当差，就像他的车子一样。他说：“沈清，是班长，上学时，不大爱讲话，最爱看有关林彪的书，他的外号就叫‘林彪’。”
　　由于沈清跟对了人，即便那位女强人在与老洪的斗争中，曾经一度处于下风，但在沈清的待遇上，斗争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大胜利。她硬是在老洪的任上，把他不待见的沈清与他所喜爱的心腹捆在一起提为“副局”。这是女强人的胜利，也是沈清站队的结果。
　　升上去自然有升上去的好处了。这个局，大多数，都是老婆说了算，这也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地位决定一切。这个局所属的部，相比其他部来说，也可算得是一个所谓清水衙门了。有人曾给这个部编了一段顺口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空气能值几个钱，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在家里，都是老婆挣的多，地位自然也就高，局里不论大大小小都将自己家里的女人尊称为“领导”。而局里的四个女人，虽说挣得少，但在家里的统治地位则是不可动摇的。所以，这个局的男人，家里，外头，都怕女人。这个局里的女人呢，则是一个赛一个的，家里，外头，当领导。小闲人曾公开地无数次地反复说，她是非常真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她这个妇女，地位提高了！至于其他，她无经历，但是这个提高的成果，她是享受者！谁让她享受了，她就拥护谁。
　　沈清的官升上去了，第一件事就是去参加了一个评审会。会上给了一点钱，装在一个信封里。本想拿回家，稍稍亮一下，显示一下今日的自己也能挣点外快了。没想到，回到家，一边得意地说着，一边得意地往外拿，竟然是个空信封。
　　“他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明明在的呀！装包里前，为了踏实，我还使劲捏了一捏！他妈的，一定是——那个小子干的了！不可能有别人了！”
　　那个小子又是谁，沈清没有说，谁也不好猜。总之，他的摆没显成，还让老婆撇着嘴巴，斜着眼睛，嘲笑一番，就像那个崂山道士在自己的妻子面前表演所学的穿墙术，结果墙没穿过去，头还撞了一个包！人总是这样，有喜必有忧。本来，他的升官发财，就是别人相互斗争所衍生的相关产品，应该收敛一点才是，否则，可能喜极忧来，这是国情，也是规律，因为你的成功收获也关系到他人的荣辱。他没想到这一点，跟着也就发生了他所想不到的事，刚刚上任十五天，就被小闲人痛打了一顿，爆发了震惊全局的那桩特大的斗殴事件。
　　事后，为了表示歉意，小闲人还特地跑了一趟西单商场，去买被她砸坏的据沈清说是其妻在他四十岁生日时买给他的纪念品。小闲人在商场里，逛到这，逛到那，真想买个杯子赔他，可是，一看，那种杯，最少都要三百元，她的心眼又歪了。她心想，这么贵的一个杯子，能是自己买的吗？肯定是个腐败杯子！不定是谁送的呢！于是，她又空着两手，回到局里，对沈清说：“你那杯子，太贵了，一个就要三百元，我可赔不起，等你下次过生日，让你老婆再给你买个更加高级的吧。”
　　七、钱立意
　　钱立意，男，一九五二年生。本来他叫钱聪明，年过四十岁之后，他才发现他家长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似乎有了一点问题，有时给人叫白了，就成了“欠聪明”。于是，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这个名字改了。先是花了很多钱，到了许多起名公司或者叫做改名公司反反复复进行咨询，那些大师都认为他的名字是该改，并且给了他许多可以任意挑选的名字，如从笔画上来看应该用个什么字，如从偏旁上来看应该用个什么字，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反正每次咨询完毕都坚定了钱立意一定要改名字的信心。他就这样城里城外反反复复来回地跑，咨询费、交通费、误餐费不知花去了多少，最后，终于决定用“钱立意”这个名字了，公安局却不肯改。
　　“都多大了，还改名？神经病！” 　　这是钱立意离开后，民警们经过研究后，给他下的最后诊断。
　　最后，还是找了人，利用一点小关系，才算把这名字改了。
　　钱立意是部里的培训中心的副主任，相当于机关的副局级。培训中心主要负责本系统的干部培训。或者本系统开会时，或者部机关抽调的写作组成员写稿子时，都会集中在培训中心，生活一段，工作一段，以便不受外界干扰。
　　“照片还没拿回来？究竟怎么一回事？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不是影响大局么？影响我部的形象吗？”钱立意站在中心门口，大声吆喝，指责手下。
　　“小文已经跟我说了，图片社的机器坏了，得等一会儿，才能拿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你知道不，这会影响领导决策，影响我对事物的判断！你知道吗？严、细、深、实的工作就是这样落实的吗？跟你汇报了？那你跟我汇报了吗？你知道吗？这样信息不及时，不准确，我又怎能迅速地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事，说大了，就是干扰全局的工作！你能负得起这个责吗？我现在代理中心主任，我就得负这个责！你说，你这样隐瞒实情，信息不准确，叫我怎么做出判断？这不是干扰大局是什么！”
　　这一期的学员结业，有几位学员要先走，钱立意想将照片在学员走时发给他们，而且还可能跟他们说过了：走之前，一定发！然而，他却没想到图片社的那部机器偶尔也会出点毛病，说什么要晚一点。这一下，钱立意，不干了，继续站在大门口，继续进行他的训话。被训者也有点被他训得不服气了，上下嘴唇，不停开合，不知道在嘟哝些啥。
　　这时，小文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摞照片。
　　“小文，过来，快过来！”钱立意招呼小文过去，小文连忙紧走几走，小跑到了他的面前。
　　“我早就说过，做事要有大局意识，要有全局观念。部长一再强调，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党和国家发展的高度出发，要从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的高度出发。做工作要有理论性、针对性、指导性，这样才能开创我们工作的新局面。我们面对的是全国本行业的领导同志，我们为他们服好务，就是为全党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小事，都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这一点，我怎么教育你们的？你们都不当回事。这种服务意识上不去，工作就做不好，部里把我放在这个重要位子上，就是为了把你们这种懒散的作风改掉。从这件事上看，已经不是照片的问题，说大了是关系到我部的信誉问题。我都跟学员同志说好了，要在他们走之前把照片给他们，现在，他们，有的已经走掉了！说小了，是对领导部署的工作认不认真对待的问题，还有，就是你们的工作水平还能不能提高的问题。”
　　小文说：“领导，照片晚拿一会儿，我已打电话跟老孙说了。”
　　“那他可没跟我说。我是中心的主要负责。干部局找我谈话时，让我多负责。所以，我是绝对不能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我要把担子完全担起来。工作没做好，我是有责任，但是你们也有责任，而且责任也很大。”
　　“那我们还在这说什么，现在就去发呀，要不，还会有走的。”
　　“对呀，我光顾着跟你们说了，那还不快去！”
　　培训中心是部里的一个重要的直属单位，中心主任一直是干部局的局长兼任。副主任有两个，一个管教学，一个管后勤。钱立意来中心时，干部局长找他谈话，让他主要分管后勤。这后勤无非是管好中心的吃喝拉撒。那学习也就是把领导的各种讲话整理成册发给大家。怪只怪，谈话时，局长可能依照惯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到中心要多挑担子，不仅要管好后勤工作，也要做好教学工作。于是，他一来中心，便在惯常的欢迎会上，自封为主要负责了，并在后来的工作中俨然地成了代主任。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种作风，糟蹋东西不心疼。以后领复印纸和办公用品都要登记。发给谁了，印了什么，我要有记录！另外，咱们这台复印机，很贵，不能什么人都来复印，不能什么都复印。大的东西，到印厂去。必须用这复印机的，要有我的签字才行。这里，制定了一个复印制度，大家学学。小唐，你管理好复印机。”
　　大家一看他的制度，再也不说什么了，从此之后复印机就一直搁在那里了，闲了半年多。按照他的制度规定，每印一张得写报告，写明印的是什么，印了做什么，谁印的，等等，等等。报告写好了，先请处长签，然后是主管教学的那位副主任再签，然后才能报他签。于是，谁还印？谁也不印了。
　　“他们以后再领东西，要登记！特别是那些来写稿子的，晚饭明明都吃得几乎快要撑死了，还要领夜宵，而且早晨不起床。小唐，你给我听好了，以后要注意，他们要领方便面，每人只准领一包！买了多少，发给谁了，一定要纪录，我可是要抽查的。”
　　别人，一般，也就罢了。只能领一包？那好，就一包。唯有林启明，很有点气愤，找到钱立意：“我说——你搞什么搞？我一次就得吃两包！一包，够塞牙缝呀？”
　　“呵，呵，呵，说啥呢，怎能让你老林饿着！你找小唐要。要几包？你说几包就几包。”
　　然后，又找到小唐：“林启明就特殊一点，但也只能给两包，多了不能给。”
　　每期学员培训期间，部长都要来讲话的，这也就是说，部长要亲临中心了。中心的前面，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桥，全是麻石的，不管是谁来中心都得从这桥上过。每次，部长来之前，钱立意都领着大家，拎着水桶，端着水盆，出中心门二十米，来到桥上，泼冷水。可是，在那大热天里，这活又有谁爱干？看着大家拉着脸，一副不情愿的模样，钱立意开口了：“我所以这样做，并非因为他是部长！你们心里想些什么，我想我都知道的。说我这是清水净街，说我迎接皇帝不是？清水净街？才不是呢。你们想一想，部长年纪都那么大了，一下车，多热呀！我们泼点水，多少能起点降温作用。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再说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让领导生活安心，心情舒适，领导才能更好地工作，健康地工作。这就是为大局服务，从大局出发，要不，要我们中心干什么！”
　　谁能说他说的不对？大家只好跟着干。
　　只要听说部长来，钱立意对卫生也就要求得特别严，每件事都亲自过问，亲自督促，亲自检查。部长要走的那道楼梯，他一定要先走几遍。第一遍先从左边上楼，以左手当抹布，把楼梯扶手擦一遍，然后再从右边下楼，以右手当抹布，把楼梯扶手擦一遍，看看掌心有没有灰，如果有，那清洁工至少得让他骂上两小时：“要是部长同志的手弄脏了，要是部长生气了，我们怎么向部长交待？你们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搞清洁的吗？这么点活都做不好，还能做什么？我招你们来，不是吃闲饭，就是搞卫生，卫生搞不好，你们还想干什么？虽然都是搞卫生，但在这里搞卫生，和那一般意义上的清洁工是不一样的。你们要记住，你们是在为部里服务。这里虽然离部里比较远一点，但是，性质是一样的。部长要来，局长要来，学员要来，我们这里，是部里的对外窗口。这个窗口，首先体现在卫生上，体现在清洁度上，体现在你们身上。这是一关，你们的责任重大，不要小看这一点。我还在局里时，就曾听说过，这里发生过严重事件，连部长都摔倒了！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由于地上有水，没有拖干，造成多么大的损失！”总之，不论他训几个小时，都是围绕中心工作，围绕大局，帽子大，口气大，有理论，有实践，有经验，有教训，有历史，有现实，然后再亲自领着属下干一遍，擦一遍，直到外面他布下的岗哨回来向他报告，部长快到了，他才急急忙忙地正襟理袖迎接部长。有时，他还要在部长所经过的路线途中，比如大厅，比如厕所，比如房间，喷洒空气清新剂，边喷还要边阐述，这是他要让部长对这里的空气放心。 　　由于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管理太严，这在部里是少有的，于是，下属便纷纷给更大的领导写信或给干部局长写信，挑他的错，告他的状。部领导和干部局却像聋了哑了似的一直没来解决问题。钱立意也知道大家对他很不满，还有人在写信告状，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严格管理理论。无论什么样的机关，现在都有这点好处，那就是到年终都要进行干部述职，然后进行民主评议，就像学期末，学生要考试。这时，下属就有权无记名地给领导打个自己想打的分了。打分一般分为三等，一为优秀，二为称职，第三就是不称职了。虽说下属的这个打分并不一定会影响领导向上升的仕途，不会因有“不称职”上面就降他的职，但是，若是说起来，总是不太好听的。因此，每到年终述职，下属们就好过一些，领导这时多多少少会为下属做点好事。比如发点额外的奖金，当然都是大家挣的，但是，如果领导不给，你也没有丝毫办法，即使领导给得不均，你也没有路子知情。然后，就是吃吃喝喝，筷子一提，酒杯一端，你敬我敬，大家辛苦，都不容易，喝到痛快处或说到痛快处，恨不能就结为兄弟，所以公款吃喝之风，谁想刹都无法刹住！在集体中，不吃，行么？不吃，大家怎么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属，什么人？比起领导来，无论智商还是情商还是思想文化水平，当然都是不如的。于是，大家一高兴，你好，我好，全都好。再说，领导再怎样，都已礼贤下士了，如果还不画优秀，那就太不知趣了。别的，下属不知道，这点还是知道的：首先，就你那一票，领导根本不在乎，顶多恶心一下领导。领导是谁，还怕这个？如果真怕这个的话，那就早就不要当了。其次，就是你不给领导画上那个优，下一年你又该如何面对你的领导？于是，每到这个时候，上下都会给点面子，这在一般领导说来也都是能做到的。然而，偏偏就这点，钱立意也做不到。他放不下他的架子，暂时与民同乐一下。怎么办？只能在家装病了，只好不来上班了。装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家整整呆了七天，这对他来说，确实很痛苦。可是，除了瘫了，死了，最后还得要上班呀，媳妇就是再丑陋也得见那公婆呀！
　　在干部局的催促之下，钱立意终于来上班了。领导述职一般都是说说自己这一年来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以及优点和缺点，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钱立意却不是，一上来就这样说：“我这一年干的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了，我的辛苦就不说了，中心所创的工作成绩，主要都是我的心血。我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中心的建设上了，有些人还对我有意见，到部里告我的状，还有良心吗！我来中心工作时，部领导找我谈过话，让我多挑一些担子。我虽然是分管后勤，但是，部领导也说了，我还可以尽点力，分担一些教学工作。所以，我也就管了三分之一的教学工作。中心这一年来的教学，是有了一定的起色的，大家也是看得见的，这是因为我管理到位。一些人不接受我的这种现代的企业化的科学管理，就挑毛病，就告状，这是他们太自私，是从一己之私出发。我都累病了，不仅不看望，还说我装病，真让我寒心。我这个中心的代主任，哪里做得不对了？你们说说！你们说说！”
　　从小大家作总结，听总结，好像还没听到过他这样的总结的，在座的都想笑。
　　无奈，真正的中心主任，也就是干部局的局长，只好开口说话了：“我是中心的主任，虽然不怎么来这里，主要是干部局那边事情比较多。但是，我的心，还是想着这里的。我是这里的负责人，这里出现任何问题，我都是主要责任人，并且部领导也没明确过中心代主任。所以，责任还是由我负。另外，两位副主任，各有分工，各管一摊。立意同志分管后勤，部领导也不曾说过什么几分之几，大家都是互相协作。梅琴同志分管教学，立意同志也协助做了不少的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心去年的管理工作确实有了很大进步，立意做了大量工作，大家也都看到了，只是性情急了点，让人不太好接受，以后可以改进的。不过，有一点要强调，立意同志的工作态度以及他的工作热情，还是要充分肯定的。”主任的话，不慌不忙，慢条斯理，说得大家心里面好像舒畅一些了。想想也是，钱立意，虽说脾气急了点，事也确实做了不少。尤其是他对别人做事一万个不放心，只好事事亲自过问，亲自动手，恨不得这培训中心只有他一个人才好，当然，也就特别累了。
　　一次，部长讲完话，简报刚刚印出来，他就上前抢了一张，一路小跑，报喜似地推开会议室的门，正好会还没开始，部长也是刚落座。
　　“部长，简报出来了。”
　　“噢，这么快。”
　　部长慢悠悠地说，随手打开了简报，里面竟是一片空白！
　　“噢，是挺快，还开着天窗。”
　　钱立意，凑过去，一看，小脸都白了，一把又从部长手里夺过简报跑出来，气呼呼地撞开了教学处的门。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啦？”
　　大家对他的乱喊乱叫，已经习以为常了。
　　“看看，看看，这可是——重大的政治事故呀！”
　　小文凑过去一看，也是吓了一大跳。
　　于是，他和处长两人把那三百多份简报，一份一份又一份，地毯式地搜索一遍，每一份都很好，就那一张是空白。这事真是出鬼了！打电话问印厂，印厂说，可能是漏掉的样张吧。每次印刷前，都要打样张，试试油墨匀不匀，然后才开印。不过，一般情况来说，样张都会拿掉的，不知为何这一次偏偏漏了这一张，而这一张又偏偏让钱立意抢到手，拿给部长显眼去了。处长这次也火了，对钱立意也不客气了：“就是你！疯了一样地抢了去，自己也不看一眼！再说，等到开完会，再给部长，你会死呀！”
　　钱立意怎会错？他可从来没有错，所有错都在下属：“以后还得立个规矩，不论发什么，都要事先检查一下，不论是给领导的，还是发学员的，都要一份一份地过目。还有，小文，你发材料时要登记，我们这里的这些材料每一份都涉密的。如果一旦出了问题，谁都负不了这个责。要负，我也是领导责任，你就得负刑事责任。所以，以后印材料，每份材料印了多少，发给谁了，还剩多少，都得签字。为了吸取这次教训，培训结束后，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再在中心开展一次严、细、深、实的作风教育！小文，你把这次事故的原因写一份说明交给我，我也好跟部长解释。” 　　小文是单身，住在中心的宿舍。中心宿舍是平房，每到下雨就漏雨，小文就得用桶接。雨过天晴后，为了下次使用方便，小文就把那只桶放在宿舍的墙角了。钱立意发现后，特地召开了一次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正确对待公家的东西。他在会上说：“我们一定要养成爱惜公家东西的习惯。凡事都能以小见大。不能因为东西小，不值钱，不珍惜，不重视。要想到，这是部里的财产，要从保护的高度出发，要从爱护的高度出发，认真看待这些东西。这样，才能立意高，才能真正体会到部长向我们提出的严、细、深、实的工作要求是多么的具有针对性。我们在思想上重视了，行动上才能认真执行。我们一定要统一思想，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践行部长提出的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丝毫不能放松懈怠。部里没小事，我们中心也没小事。如果不从小事抓起，就会出大事。所以，以后，公家的东西，用完以后。一定要还！就是一根针也要树立起公家东西的意识！小田，以后，不论谁领了什么东西，都要有记录，何时领的，用于什么，何时归还，到时我要检查的。小文，你在接完水后，一定要把桶马上还回去！下次要用，下次再借，要是丢了，也是好几块钱呢。”
　　大前年的中秋节，部里组织的写作组正在中心赶稿子。大家都想早点回去，一年只有一个中秋。写作组的副组长是某局的副局长，组长就是中心的主任，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干部局的局长了。副组长没有车，事先就跟钱立意诚心诚意说好了，搭中心的班车回家。五点多了，稿没改完，钱立意不干了，气呼呼地推开了会议室的门，看都不看眼前的那位副组长一眼，而是大步绕过他，奔到组长的面前：“敬－廷－同－志——啥时结束，这么多人等一个，影响不好啊。”
　　“还有几分钟，我们就完了，让大家，再等等。”
　　钱立意转过身，一撅屁股出去了，可是，刚刚走出去，他又推门进来了：“敬－廷－同－志——还有没有点群众观念？这样影响多不好！大家都要早点回家，家里人在等着过节，我怎么跟等车的同志们去解释呢？”
　　坐在一侧的副组长，顿时，满脸都是尴尬，本想逞一下英雄本色，说一声：不坐了！你们先走吧！可是，真还不能说。如果搭车，自己回去，半夜能到家，就算不错了！再说，动辄就打车，日子不过了？这个部里的大大小小，出去就像神仙下凡，回来便都成了小鬼。出去，都是下面花钱，回来只能自己花钱，感觉当然不一样。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愿出差的。所以，这位副组长再气也没动声色。
　　“再等等，再等等，一会儿，就完了。”
　　这次，钱立意一转身，出门的声音比较大，刚出门就对着等在那里的同志说：“不管他，我们走！”
　　“这样不好吧，人家说了要搭车，我们再等一小会儿，等等吧。”
　　钱立意又耐着性子等了不到五分钟，又冲进了会议室：“敬－廷－同－志——你，还有没有群众观念？这么多同志，在等一个人，而且大家都要回去，今天是过节，是中秋，如果再不结束的话，我，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能向同志们解释了，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你可要负责。”
　　“好吧，好吧，先走吧，你们先走吧，老王搭我的车算了，我们正好聊聊天。”
　　组长这么说，为的是表示他对副组长的关心。他和副组长居住的地方正好是京城的大对角，一个在东南三环上，一个在西北四环上，如果他用车送他，真的是在兜风了。
　　钱立意即转身，出门一挥手，对着大家喊：“上车，上车，咱们走。”
　　他们上了车，车子刚起动，还没出大门，副组长就夹着包，一路小跑追上来。院里的人看见了，都叫车快停下来。这时，车正慢慢地拐出部里的大门，车上的人也听到了，钱立意还把头探出车窗看了一下，嘴里同时命令司机：“别理他，快点开！”
　　眼睁睁地看着车毫不留情开走了，副组长在车后面无可奈何停下来，摇着头，苦笑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组长，敬廷同志，也从里面追了出来，他当然很知道钱立意是做得出的，赶紧说：“不要紧，坐我的车，我送你，老钱这个人，性子就是急……”
　　没想到，过完节，就是这位副组长摇身一变竟成为办公厅的主任了。他之所以抽出来到写作组任副职，只是为了脱离一下他原来的那摊工作，好让其他人试着上上手。同时，那个写作组也是部里从各局特别抽调的精英，大多数是领导，副组长到这里也是认识一下人，熟悉一下工作环境。钱立意，做事的，而且喜欢低头做事，不知道要抬头看路，当然不知这些事了，有眼不识金镶玉。
　　办公厅主任的主要工作就是整天陪着部长，管理部长的工作生活。部长走到哪，办公厅主任也就跟着走到哪。至于，来中心，更不例外了。可是，钱立意，还是那个样，还是不把他放在眼角里。尽管这位大主任跟在部长的后边，只与部长差半步，他也依旧视而不见，不用正眼瞧他一眼。
　　“我在中心负主责。部长来这了，部长的生活就归中心了，也就归我负责了！否则，出了事，你说谁负责？当然是我负！所以，不管他是谁，只要他的脚一迈进中心，就得听我的！听我指挥，听我安排！”
　　他不仅是这么说，而且也是这么做。办公厅的大主任在这中心说的话每一句都不算数的。要算数，也好办，请他回到部里去，他的影响在中心不如路边一棵草。中心，谁会认识他？若有认他的，事情也好办，那就别怪钱立意从此再不认识你。中心的人都不傻，办公厅的主任再大，也没权力来管我，我也犯不着要去巴结你。若是得罪了钱立意，事情就不简单了，你就再别提什么办公厅的主任了！就是得罪了部长，受气也只几分钟！钱立意若恼恨了，那就判了无期徒刑。只有钱立意逝世了，或者他被调离了，你才能释放。要不，为何中心的人都到部里去告状，希望钱立意走人。
　　钱立意才不会离开，他要在此奋斗终生。于是，大家盼他高升。因为在这机关里，只有高升了，才能走人的。
　　还好，在这中心里，还没有人心怀鬼胎，希望钱立意猝死的。不像有些部门的下属，居然这样公开地说：“咋还不死！占着位子！”这话若让领导听了，还不知道有多寒心。
　　钱立意训人只在嘴巴上，后来，人们也知道他只是过嘴巴瘾。人家发言，轮不到他，他的那一肚子理论还有实践无法发表，只好有事没事地拿着下属当听众，展示他的工作能力以及他的学识水平。具体工作，他是做的，而且真累。他是真以中心为家，钱不多挣一分，气不少受一钱，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也算是个苦力了。 　　又一年盛夏，又一期培训班结束了。当然，得与部领导，合个影，留个念。中心大门前，摆好了椅子，每把椅子的靠背上都用大头针别着每位领导的名字，这样，就不会坐乱了。部长还没来，大家也都不入座。这时，只见钱立意，飕飕一溜小碎步，跑到部长的椅子前，十分郑重地搬起来，向着阴凉处，大步走过去，一边走，一边说：“这么热的天，椅子晒得这么热，部长来了怎么坐？烫着屁股怎么办？小文，出去看着点！如果部长的车来，赶快回来告诉我！”他就那样，一直站着，守着部长的椅子，直到部长的车子进院。只要事与部长有关，他都做得兢兢业业。再说了，这中心，哪件事不直接至少也是间接地与部长的事有关呢？所以，他累，比别人累，因为只要别人做，无论是谁做，他都不放心。
　　他所做的事，领导一般都放心。不过，也有一件事，弄得部长有点恼。
　　部长每次来中心，一进中心的院门，就见那棵老松树，驼着背，弯着腰，歪着一个粗脖子，鼓鼓墩墩，立在那里。上百年的古树了，当然是个文物了。因此，市里对这树可是记录在案的，损毁古树可是要担负刑事责任的。然而，部长却偏偏听了一位高人的指点，认定就是这棵树影响他的升迁发展。于是，部长便暗示钱立意把古树挪走。钱立意也心领神会，尽心尽力去办这事。转眼，半年过去了，他也反复跑遍了市里所有管树的部门，结果事情仍没办成，既没取得砍伐证，也没弄到挪树证。因此，部长每次进门，都不由得皱起眉头，钱立意则陪笑解释，说他正在想法办。“想法办？办了都快半年了，八字还没见一撇！”部长终于忍无可忍，“树是死的，你们也是死的吗？”于是，古树总算死了，身躯立即被锯走，根也连蔸被挖净，可惜还是太晚了，各种权利平衡下来，部长仍未平衡上去，大家都说是它闹的，部长可能也这么看，钱立意却觉得委屈。
　　“我在中心这么多年，干了那么多的好事，可以说，中心工作在今天能够走上正确轨道，很多都是我的功劳。除了态度不好一点，其他的，我觉得，我是对得起部里对我的信任的。”
　　钱立意在调离之时，干部局长找他谈话，他向组织这样交心。
　　干部局长肯定说：“你是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大家公认的。”
　　“那就说明我没错误，没错误就应该提拔。”
　　“部里给你换岗位，就是对你的工作的一个总体的认可嘛。”
　　干部局长这句话，有内容，也重要，钱立意无意见了。
　　钱立意在中心，确实没有给过大家值得回想的好脸色。可是，若是想一想，似乎也不绝对是。他对两位女同志好像还是挺好的。看见她俩，眉就开了，笑也从那眼里流出。谁说钱立意不会笑，那要看是对谁了。
　　他在中心这么多年，确实也没以权谋私。若要谋，在中心，还是可以谋一些的。他顶多是下班时，从他信任的小田那里，带几个馒头回家吃。
　　写到这里，抬头一看，天快亮了。我真写得太投入了。几只早起的小鸟叫着，从我窗前，一闪而过。我所养的那只傻猫也跳上了我的窗台，等着小鸟再飞回来。清扫车也出来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站起来伸了伸已快僵硬的老寒腰，点燃一支烟，心里犹豫着，小闲人还写不写呢？本来，这事由她而起，可是，回过头去看看，前面所写的这些人，怎么个个“副局”以上，小闲人却还是“副处”，也就是助理调研员。若是写她让她与这些官们平起平坐是否有点抬举她了？别人是否也会觉得我在趁机夹带私货而看不起我的文字？呵，不，不，不，不会的，还有一个智行安呢，他还是个正处级呢，虽然最近也听说他马上要“副局调”了，但现在却还不是。弹弹烟灰，青烟散去，看看表，离上班还有些时间。再说，此事由她而起，前边也曾闪现几次，还是稍稍记一下吧。这样，既能交待读者，对小闲人也好交待，对自己也是个交待。如果没有私心私情，我有闲心写这些吗？从一开始，我就有让小闲人出头的意思，让她与她的这些官们平起平坐平立平视。不光小闲人自己认为她早就该是局级了，我也认为她早就该具有这样的向上意识了。虽说我还不曾具备沈清那样能为她姐出头而且出气的本事，可是，我会舞文弄墨，是否也算一种本事？写写小闲人，替她出出气，也是人之常情呀，又有什么不可呢？何况我还不是一个凡事都讲原则的人！还是写写小闲人吧。为了保护她，姑隐其姓名，这也是我的权力之一。有了权，就要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大家都明白想必也能谅解的。
　　八、小闲人
　　小闲人，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生，年纪也是不小了。所以叫她小闲人，是因为她级别低，当然不是大闲人了。小闲人之所以能来这个部门工作，是个偶然，也是奇迹。因为，她来这个部时，不是党员，进部已经十来年了，还是一个非党员。不是党员，能够进来，而且居然呆了下来，不是奇迹是什么？所以，不论怎么样，也都应该记一笔。不过，若真要记她，还得再说林启明。
　　当年，林启明的处，在部里有两大特点：一是人多。这个部，一个局，也就那么十几个人，多的也就二十人，一个处就两三人，还有办公室为各处服务。而林启明的那个处却有十多人，比起有的局，人还要多些。第二个是学历高。部里仅有的几个博士全在他的处里了，研究生也四五个，本科学历为最低。于是，也就有了问题：每日的报纸，谁拿？每月的工资，谁领？每天送给领导的批件，谁送？每天领导批示的文件，谁取？总之，这些活，如果在局里，都是办公室干了，而林启明的这个处因为是在办公厅，也就没有专人做，精英们也不愿做，谁都认为这些事应该交给打杂的没有学历的。怎么办？没办法，大家只好轮流做，处长也一样，一人一个月，因为恰是这些事才构成了日常工作，否则，只能停摆了。然而，即使是如此，问题还是存在的，比如某人出差了，他的事，谁来接？比如某人要开会，他的活，谁来做？反正，为了这些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在反复，吵了又闹，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林启明也没办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林启明先是从部里要了一个女孩，职业学校毕业的，在部里的打字室已经做了几年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部里这些小女孩，当然还有小男孩，凡在后勤工作的，都有一定的背景。一般的孩子能来这里吗？能来的，如果不是姑奶奶，就只能是大少爷了，他们乐意侍候你？结果，自然可想象，又是一个吵翻天。没办法，林启明便想找个行政秘书，专门打理这些事情。事有凑巧，这时候，小闲人来处里办事，大热天的，流着汗，拎着大大一捆书。 　　小闲人在门口，接到入门通知后，不想把书拎上楼，想让门口的武警看着。武警不肯，小闲人便拎着书进了门。电梯没有来，小闲人性急，又拎着书上了楼。材料什么的，林启明没看，倒注意了小闲人，第一印象非常好，感觉此人很能干，这么热的天，大老远跑来，没有车还不算，还拎这么多的书！这在部里不可能的，绝对不可想象的！在部里，若出门，都要车，谁肯这么出力地跑过来又跑过去！
　　“不错，要是她能来，就好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林启明在心里想。
　　第二次，小闲人又来部里送稿子，林启明便试探地问她愿意不愿意调到部里来工作。
　　“哎呀，我又不是党员，怎么可能？当然想了。”小闲人很惊喜。
　　是呀，谁不想来呢？这里能够分房子呀！
　　房子，别说在当时，就是现在也仍是人生一件大事情。不管是什么人，若选择单位，首先想的也就是能不能够分房子？这是一个首要标准。一个单位好不好，不要看别的，就看你到这个单位能不能够分房子，分到什么样的房子。
　　“不是党员不要紧，来了可以加入嘛。”
　　林启明爱才，一见小闲人，就觉得她是个人才。其实，小闲人，什么人才呢，只不过是年轻罢了。女孩子，若年轻，即便长得不秀气，在男人的眼睛里，我说的是中年男人，就是西施了，就是水灵灵的了。况且小闲人，虽说非美女，却也不是那一种让人一见就觉得横竖不是滋味的女人。
　　就这样，在林启明的安排下，小闲人调到了部里。每天取件，每天送件，每天拿报，每天分信，月初领工资，月末领纸和领绳，然后就是打捆包书。
　　部里很清贫，每月要替杂志社打包发行一次杂志，挣得五十元，算是劳务费。这点劳务费虽然不算多，但在当时对个人却是一笔大收入。可以说，每个月，部里的官员和群众也就这点灰色收入。如果你正好不在家，出差或者有事了，对不起，你的书，谁包了，这钱就是谁的了。所以，快到月底时，大家一般不出差，不请假，就是局长，也不例外。然后，就是发纸，领绳，分书，打包，包好后要检查，检查后，统一送回杂志社。这时，既无等级之分，也无年纪大小之分，要想挣这五十块，你就得干活。另外，就是每季度，每人能发五斤鸡蛋，一到这时，各局的人，都会聚在小院内，拉车的，拿筐的，喊人帮忙的，说笑等待的，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就像一个农贸市场。
　　新部长上任，看到这景象，真是开了眼，问：“这是做什么？”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也是见过大钱的。他真的很来气：“这么大个部，成天就干这种事？像个马车店！真丢人！书不要包了，钱照样发，鸡蛋也不要分了，真是不嫌累！”
　　于是，部里的所有文人以及所有的准文人以及大小姑奶奶才结束了每月的一次重体力劳动。小闲人，高兴了，真的非常感谢部长。每个月，她的手，不知要拉多少口子！牛皮纸，硬且脆，易伤人。拉伤的口子，细又小，痒又疼，大部分都不出血，肉口泛着白茬茬，挤半天才看见那么几个小血珠，要包扎，又不值，最难受。
　　没了这么两项工作，小闲人就轻松多了，只剩下跑件了。
　　跑件，就像穆翠微，出入部长的办公室，小闲人挺喜欢。相比重体力的劳动，小闲人还这样想，处里的那些男人们，大男人，小男人，也都愿意像她这样取取件送送件活动一下筋骨的。这样，不但做了工作，而且可以接触领导。只有你入了领导的眼，眼里有了敬爱的领导，领导眼里才有你，才有可能受重用，也就有了提级的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那就只能等着了。
　　由于新部长的到来，小闲人所在的处室被成建制地移走了（前面在写林启明时，已经详细地叙述了，这里就不再说了），小闲人也无能为力，只能懵懂地跟着走，林启明便一个人孤单地留在办公厅。一般情况下，按照老规矩，也就是所谓的机关规矩，谁把你调来，你就跟着谁，可是，小闲人却不懂，林启明也未必懂。小闲人跟着处室走了，就错了，大错了，她应申请留下的。如果她留下，肯定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大历史是这样，小历史也一样。
　　处室挪了一个地方，再大再强也只能算是一个移民了，小闲人所面临的第一个的大问题就是如何为她定级。当初，来时，林启明，特意嘱咐小闲人，不要说是研究生，尽量别提什么学历，因为她的这份工作不好特别突出学历。如果你的学历突出，就不可能长期地安排你干这样的工作，领导自然就不会同意调你进来了。不知林启明最后是怎么与部里的干部局以及部的领导谈的。但是，定级，不是提职，可由领导商量敲定，而是应该按照文件，该定什么级就定什么级。若按人事部的规定，小闲人该定为“正科”，因为当时她的工资已是“正科”第二档了。如果给她定个“副处”，也许，确实，高了点，但也不是不可以，若在办公厅，那就没问题，且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处室刚挪过来，她也刚刚才到这里，事情也就有了麻烦。新部门的领导，同志，甚至原来处室的，全都对她不客气。
　　“如果给她定‘正科’，我就不干了。”
　　“她又算个什么东西！除了跑领导，还会做什么？”
　　“会什么？会的那就多着了，嘻－嘻－嘻——”
　　“瞧——她那样子，两副面孔！如果面对领导呢，那她就是满脸笑。如果面对一般同志，那她就会冷若冰霜，成天绷着个寡妇脸。看谁不顺眼，就要跟谁吵。”
　　“现在也不爱动了，也会想法支使人了，不像刚来时那么勤快了。”
　　“什么呀，还是看领导喜欢她。”
　　“她呀——认识了部长，就跟处长吵。如果认识了国家领导，还不得跟部长吵？”
　　“林启明为什么要把她调来？”
　　“开始我们还以为她有什么背景呢，还说她是高干子女，什——么——呀——”
　　“那天喝酒，她敬酒，拉着部长敬，成什么体统。”
　　“这就是穷棒子翻身了，一步登天，不知天高地厚了。一个村妞突然到了这么高的领导机关，她还知道她姓什么？”
　　“哈－哈－哈——”
　　“呵—呵—呵——”
　　“嘻—嘻—嘻——”
　　这个局的人没事，就这么说着小闲人，有些议论，她知道，还有一些不知道。
　　“你自己抽点空把你自己的材料清清楚楚整理一下，我们给你报上去，定‘正科’。” 　　部长出差时，局里决定了，要给小闲人定级了，当然按规定，报的是“正科”。
　　小闲人把材料整了，自己盖了处里的章。部里处室有章的，也就是她这个处，其他处都没有，她也觉得很奇怪。
　　有些事就是怪，有些人也很怪。事情偏偏巧得很，恰恰就在这时候，小闲人去取件时碰到了老领导林启明，林启明叫住小闲人：“你们局里怎么只给你报了一个‘副科’？”
　　“不可能！材料是我亲自打的，章是我亲自盖的，文是我亲自送到干部局去的！怎么可能？你看错了！”
　　“我——怎么可能看错哩！我刚刚从干部局来，亲眼所见，给你报的是‘副科’。”
　　“那我去问问。”
　　小闲人一转身，冲进了分管他们局的副部长的办公室。按道理，依程序，小闲人应先找处长，然后找主管副局长，然后找局长，如果问题没解决，才能找分管该局的副部长。可是，小闲人却仗着她每天的取件送件已与副部长混熟了，一动就是越几级，直接就找副部长了：“部长，这活，我不干了，太欺负人了。”
　　“又怎么啦？我说了，新到一个地方的话，一定需要磨合才行。你们现在所处的正是磨合期，所以，凡事都要忍，这样才能做得好。”
　　“部长，不是那回事，你说说，如果你能说清楚，我也没有意见了。”
　　“什么事呀，这么急。”
　　“定级呗。”
　　“定级？我管你们处，定级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就趁你不在，赶紧定了，报上去了。部长，你说，给我定‘正科’，哪一条不够？哪一点高了？我本科五年，该不该定‘正科’？我研究生三年该不该定‘正科’？再说，现在我的工资已是‘正科’第二档，定‘正科’，工资一分也不涨，一分钱也没占部里或者别人的便宜。如果说，定‘副处’，他们觉得高了一点，我一点都没意见。但是，若按级别套，我看也不是不可以，部里先前也就有讲师套改成‘副处’的。再说了，我又哪里干得不好？如果他们不同意，说别人有意见，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可以和我商量呀，为啥要骗人？当着我的面，还要让我自己打，自己送，说报的是‘正科’。实际上，背后却又动手脚，改报了‘副科’。部长，你说，你说说，你若解释清楚了，我就服气了。”
　　“不可能呀，不可能的，他们没有跟我说的。”
　　“林启明在干部局亲眼看见的！刚刚，他才跟我说的！不可能有假的！”
　　副部长一把抓起电话：“小李，请你上来一下。”
　　当时，部里不太富裕，办公条件也很有限，就连部长的秘书都没有在部长的边上弄到一间办公室。
　　“你去干部局问问，她的定级的事情。”
　　小李去了，一转身，一小会儿，就回了。
　　“报的是‘副科’，管这事的人，有事出去了。”
　　“这事情是怎么搞的？明天你去拿回来！我看看。这个局我管，人事上的事，怎么能不吱一声。”
　　“部长，你看吧，我没说谎吧。”
　　副部长喜欢小闲人，这话一点也不假。副部长刚来时，只是秘书长，那是他的过渡期。如果你非秘书长，那就根本不可能跳到部里当部长。因此，在部里，哪个局长有可能会到部里当部长，那就首先要看他能不能当秘书长。当然，话要说回来，并非一是秘书长就一定能当部长，但是，不是秘书长肯定很难当部长，就像即使是女人不一定都生孩子，但是能生孩子的那就一定是女人。不过，现在也听说男人也会生孩子了，但毕竟是白乌鸦，听说过，没见过。秘书长没秘书，秘书长所直接管的就是小闲人这个处。小闲人是处里的秘书，自自然然也就是秘书长的秘书了，所以，部长的报纸文件统统都由她代管。小闲人那时候管的人可真是多，除了处里十来个，还有几个退休的。除了在职的秘书长，还有一个副秘书长，还有一个直到现在小闲人也没见过的陌生的前任秘书长。据说这位秘书长是当时的一把手亲自点名调来的，准备接任部长的，结果那年的春夏之交所发生的那件大事闹得他的仕途命运也与他的恩公一样，既没有说免，也没说不免，反正不用来上班了。可是，每月的工资报纸以及一些别的什么，却是照样领，依旧在享受，这些东西也都由小闲人她代领了，放到他的报箱里。小闲人没来时，他没包书费，因为无人替他包，把他那份分包了。小闲人来了后就替他包了，每月他的奖金里也就多了五十元。小闲人管的闲人多，每天当然就很累，一累她就要生气，一生气就爱发火。一个真正的革命同志应该任劳任怨的，小闲人却不能。小闲人虽然能任劳却是不太能任怨，所以，也就得罪人，随着时间的不断积累，也就得罪了许多人。
　　副部长刚来时（那时还是秘书长），小闲人送件，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的眼睛就一亮，显得特高兴。
　　“你穿这件衣服好看。”
　　“真的吗？好看吗？已经穿了好多年了，还是上学时的呢！你看看，这袖子，都破了。”
　　“今年多大了？”
　　“二十六。”
　　“只比我女儿大两岁。”
　　又问：“已经成家了？”
　　“结婚都有三年了。”
　　副部长挺喜欢小闲人。看得出，小闲人，也挺喜欢副部长。
　　小闲人后来才知道，副部长是个高干子弟，延安保育院的出身。虽说林启明看不起副部长，对他一肚子的意见，小闲人却觉得副部长还是挺好的。副部长从来不多事，天生一幅菩萨像，人也讲义气。小闲人在他面前真没把他当部长，而像面对一个长辈，可以放松，可以撒娇，可以耍脾气。
　　“我问你，你知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在哪吗？”
　　一天，副部长笑眯眯地指着放错了“的”字的一份稿子悄悄问。
　　“咦，那我真还不知道。这个‘的’字真还有什么值得讲究的吗？”
　　“告诉你吧，这讲究，真可说很大呢！这个‘的’字放在前边相比将它放在后边，差别可谓天壤之别。”
　　“咦——还有这区别？我看看，我看看，以前真还没注意。”小闲人认真地看了看想了想，不由自主“噢”了一声，虽然什么也没看出，还是感叹，“是不一样。”
　　到底什么不一样，一直到现在，小闲人想了好久了，就连科学发展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她都想得很明白了，那个“的”字在她心里，还是没有想明白。 　　“这个‘的’字放在这里，经过很多回的推敲，这可是‘十三大’一个最重要的提法。”
　　副部长很得意，因为这提法，就是他所贡献的，而被中央采用的，这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可是，外头，有谁知道？外头只知道这个新提法是集体的智慧结晶。只有小闲人才知道这个“的”是副部长决定放在那里的。
　　“你看，往上报的文件，除了‘红头’，就是‘黑头’，太单调，也太难看，我们现在往上报的除了这么两个样式，能不能换一种式样呢？式样换不了，能不能换个颜色呢？”
　　副部长来之前，上报材料多，报出多门，比较乱。副部长是搞文字出身，便把各种上报的材料，统统归到他的笔下，保持只有一个出口，这样也就便于管理。可是，各种各样的材料，不是“红头”，就是“黑头”，副部长爱创新，很想变一下，于是，他便就此事跟小闲人聊起来。小闲人，很高兴，因为正对她的脾气，她恨不得将所有一本正经的文件语言全都变成诗歌语言，才符合了她的口味。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改变文件颜色，把那常用的“红头”文件改变成为“绿头”文件，即把简报的套头换成绿颜色。于是，小闲人去印厂，悄悄打了几个样张，觉得真的还不错。于是，部里便有了两种上报的简报：一种“红头”的，向下发也向上报。一种“绿头”的，专门向上报。部里哪个部门的材料如果能上“绿头”简报，到年底是要算功的，各局都以这一年发了多少“绿头”为荣。看到他们起劲的样子，小闲人就偷着乐，这个“绿头”可是她与副部长的合作成果，就像副部长的“的”，颇有一点锦衣夜行极具特色的滋味。
　　副部长还真讲义气，没把小闲人当手下，只是把她当晚辈。他更是个性情中人，与小闲人对了撇子就像林启明一见小闲人便认为她是个人才，副部长一见小闲人就感觉到她的聪明。副部长喜欢聪明人。人和人的关系建立就像所有动物一样。其实，人也是动物，只是自己给自己加了“高级”两个字。试想，不管什么动物，只要是同类，初次见面时，都会那样互相闻闻，闻来闻去，转着圈，气味对了，就点头，撒着欢地玩起来。如果不对味，就会咧开嘴，就会龇出牙，疯了似地互相咬，根本不要任何理由。
　　后来，部里都认为对小闲人真好的只有那么两个人，一个就是林启明，一个就是副部长了。对这点，小闲人，也是这么觉得的。小闲人为部里分房不公赌气时，曾经借了一笔钱，自己买了一套房，部里只有林启明，还有副部长问过她，缺不缺钱用，手头紧不紧？她当然说不要紧，如果周转不过来，肯定会和他们借。不过，话要说清楚，小闲人并没有因为副部长对她好而得什么额外好，反而因为这个好而多受了好多气。
　　副部长再次高升时，来局里向大家告别，小闲人竟不顾一切，身置众目睽睽之下，大声叫喊着，追到楼梯口：“部长，你真忘记了？还没请我吃饭呢。”
　　“什么时候我说过我要请你吃饭啦。”
　　“当然要请饭！人家跟着你，个个都升了！只有我，一个人，不但没有升，这么多年了，连党都没入！你当然要给我补偿！”
　　局长洪盈在一旁气得脸都铁青了。
　　“行，行，行，哪天请，一定请！”
　　“别忘了。”
　　小闲人在众目之下，笑眯眯地转了回来，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后来，竟然有闲人特地追问小闲人，副部长请她吃了没。
　　“当然请了，在西苑，花了三百多！他掏的是自己的腰包。他说了，他的主要工作是伺候上面的领导，抽点工夫伺候我也是他的一点心意。我说，那是当然了，谁让你们都升官，就我升不上去呢。人家认识领导沾光，一个个地升了上去，只有我，不但没，还要因此而受气，这世道，不公平！”
　　人家背后直撇嘴，小闲人就看不见。
　　副部长为了小闲人定正科级那件事，把局领导批了一顿，让拿回去重新报，这在部里可算是破天荒的新闻了，足够议论十几年了。
　　“你看，作为一个部长，居然管到一个科级，真是史无前例的。你可要知道，部长为了你，真是费了心。为此，他得罪的人可说不是少数了。你心里要明白。”
　　这是副部长的秘书小李告诉小闲人的。他说的是真话。部长管到一个科员确确实实没有先例。不过，他也管得正确，也可说是行了公道。只是这件公道之事，真像小李说的那样，被人一直议论至今，说他多是出于私情，而且不止十几年了，而且还会议论下去，更是他所难料的了。
　　洪盈他们心里清楚，副部长为了小闲人，破例说了这一回，以后不会再说了，从此，他们再怎么，也可光明正大了。
　　“我局对人一律平等，不看学历，不看背景，只看能力。”
　　于是，他们作出决定，提一司机当了处长，以此用人来证明他们的公正与公平。而其实，这司机，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他能决定什么呢？什么都是洪盈定！这样，洪盈也就能牢牢掌控这个处了。若把这个处，交给小闲人，或者小闲人之类的，洪盈这个局长的权，不说可能失去一半，至少也是四分之一。
　　有次，这位司机处长对小闲人语重心长：“你在部里的名声不好啊！”
　　“怎么不好啦？”
　　“这个，不好说。”
　　小闲人也懒得问。不就那么点破事么？真恶心。弄得这么神神秘秘，要说尽管说去好了。于是，小闲人的级别便停留在副部长的那次深度干预下，八年正科级，一动也不动。按照人事部的规定，若是在机关，“正科”三年后，便可提“副处”。八年后，局里还是不提她，而是报了沈清的姐。很明显，沈清姐，再有水平有能力也难先于她提的。于是，十年前，小闲人提了，成了副处级。
　　这期间，副部长却是一提又再提，都是比较好的部门，早已不是副部长了。好心人劝小闲人，去找他，跟他走，那些地方多好呀，你又不是不能干，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小闲人却坚决不走，理由就是她一走，人家说的那些事，不都成了事实了？我就是要呆在这里，看看到底谁对谁错。小闲人，有耐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小闲人为了自己的清白硬是呆在这个部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
　　十八年，级别上，只是提了半个格，这在全国的国家机关，想来恐怕很少了，也可载入史册了。
　　小闲人总那样不拿村长当干部，部里“副处”以上的会议，小闲人也从来不去。人问她，她回答：“哎呀呀，这年头，阿猫阿狗都‘副处’了，我——可丢不起那人!” 　　很明显，小闲人，还是在意这个级别，她是嫌她官帽太小。她想，就以她的水平，再怎么，到现在，也得是个“副局”呀！当年，她提“正科”时，那几个闹腾着与她一起提“正科”的，现在都是“正局”了，可她还是个“副处”！她生气，当然要生气。所以，在局里，她跟洪盈斗，跟沈清打，跟沈清姐争，反正无论怎么样，大家一上班，就看她脸色。凡事，她一不高兴，别人就紧张，怕她再次大打出手。
　　就是这样一个乖张没有出息的小闲人，却看上了我这个也没什么出息的人。自从她，看上我，就不看重级别了。整天一没事，她就粘着我，跟我说东，跟我说西，滔滔不绝，水流东西。看着她像花一样地来到这个赫赫的部门，然后又像花一样地枯于萎于这个部门，我的心里就觉得痛。痛罢，我的心里就想，她想当官却没有当过一官半职的感觉，我就让她有一种做女人的感觉吧。我能让她高兴的。我能让她体验到另外一种说不出的人世间的大幸福。
　　这样想着，天已大亮，雨后的天空极其清爽。
　　闲人们，包括我，得上班，得去闲人喜欢的快乐的闲人大本营或者闲人喜欢的闲人的快乐大本营。这之间有什么差别——快乐的闲人大本营——闲人的快乐大本营？我虽然是这样写了却真没有深研细究，就像那位高升的副部长对小闲人那么一问就显出了她的平凡或者说是她的平庸。我想就此结尾算了也显得是很平庸吧。
　　平庸也就平庸吧，今天实在懒得写了，也无时间再写了。
　　谁知小闲人却很不高兴，说我行文极不公平（幸亏没说我的为人）。我问哪里不公平了？她说连她都写了（写她是我喜欢她呀，好心成了驴肝肺）却没写那女强人。我说人是写不尽的，还是高抬贵手算了（实实在在的老实话）。她说为何不对她也同样的手下留情（我还没有留情吗？我已经是够留情了，只是她不觉得罢了，由此亦见写作之难）？我深情地凝视着她，好久好久默不吱声。这个问题极其尖锐，争辩只会更加糟糕，还是赶快打住为好。而打住的最好办法就是定要抽出时间补写那位女强人，以证明我为了她（不是女强人，是为小闲人）是什么浑水都能趟的。
　　九、衣 英
　　女强人叫衣英，正局长，浙江人。
　　她是哪年出生的呢？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如果按从娘胎中出来算是出生的话，那她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她最早的档案上就是这么填写的。可是，谁又能够说自己填的第一份上交组织的档案表就是完全正确的呢？谁也不能说。即使他保证，组织上也不会轻易地相信。搞刑侦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最先发现的所谓作案的第一现场大多是假的。于是，就得去伪存真，寻找作案的第二现场或者第三第四现场。所以，能将第一次填的那份档案改正，一定得有充足的理由。否则，部内的人事部门，还有部外的公安部门，是不可能同意的。如果他们同意了，那也就说明不但有充分的改正理由而且有十足的改正证据，证明衣英应该是一九五九年出生的。
　　与衣英一起来部里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她俩曾经是同学。这个女同学若与衣英比，那就是个落后分子。自己落后还不算，还要撇嘴说衣英：“一个人，连父母给她的日子，为了往上爬，都可随便改，还有什么不能改？还有什么不能做！何必要改到一九五九年，直接六○后得了，那多爽！省得以后再麻烦了，呵－呵－呵——”然后，就是一阵乱笑，怪声怪调的，莫名其妙的。她就这样常常与那些提不上去的那些不肯服气的落后分子聚在一起，嘲笑衣英，讽刺衣英，能够痛快地声讨衣英是她们的聚会乐趣。
　　她有资格说衣英，因为她最了解衣英，包括衣英过去的一些最为隐秘的不愿重新提起的人事，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就像一位成名的作家企图烧掉习作一样，衣英也想把自己的某些过去彻底销毁，但她偏偏碰上了她这个女同学，义务宣传者，不但不须任何委托，而且免费大力传播。每当衣英看见她，胖胖的，傻傻的，窜进这间办公室，晃到那间办公室，炫耀她那当官的夫君，夸赞她那宝贝的孩子，一脸眉飞色舞的样子，就恨不得扑上去狠狠咬上她几口。恨罢，忽又觉得恶心：那么肥，那么胖，那肉肯定是臭的！恶心完了，她还想：部里怎么会招进这种人？这种人在部里不但不起好的作用而且有损单位形象！尤其可恨这个女人就像一个影子一样时时刻刻紧粘着她，让她日夜不得安宁。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刻，衣英一旦想起这些，怒就会从心头涌起，只可惜她又不是秦朝末年的那位陈胜，能把那些同耕者全都杀了灭口解气！衣英觉得那些人真是应该杀！谁还没有一点点见不得人的事情么？不，这样说，不太好，不准确，应该叫隐私！衣英管那些不好见人的统统叫隐私。谁还没有一点隐私？到处传播人家的隐私，就是侵犯人家的名誉，就应该上法院去，告她一个倾家荡产！衣英每每想着这些，就会长时间地失眠，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直至，终于，有一天，她的这个女同学就像一块抹布一样被其夫君随手扔掉，她才拉着自己的老公到饭馆里吃了一顿。吃罢，她还不过瘾，不顾正在发胖的身体，给自己又买了个又香又甜的冰淇淋。
　　其实，讲句良心话，衣英也是错怪了她的这个女同学。她也不想似鲁迅写的祥林嫂那样逮谁跟谁说衣英，传播衣英当年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之所以说衣英，传播衣英的鸡毛蒜皮，有她不得不说的理由。这理由也就是：衣英从来居高临下，从不把她放在眼里，从不把她当成人，不，从不把她当女人，不，是衣英一直压着她，她才这么记恨她。她跟衣英是同学，在大学，一个班。那时，上学，男多女少，一个系里也只有那么十多个女生，这还是中文系，女生算是多的了，数学，物理，满教室，你就看不到一个。特别是夏天，一群白衣服，黑脑袋，如果能找出个把女生来，算你有运气。她跟衣英，一个宿舍，说起衣英，她总这样神秘兮兮地提起话头：“衣英呀，反正她第一次填的那张表可是生于五七年，属鸡的都二十二岁了，还会填错吗？上学时她就已知道如何进步了。我们那时可傻了，哪知什么党组织呀？哪知什么叫进步呀？人家，衣英，一进校，就是党员积极分子。上高中时就已经写过入党申请书了。一进校，她就是我们新生的代表，穿着小白鞋，跑到讲台上，说政治，谈理想，我们都傻了。然后，就是参加了党员积极分子培训，她可懂了，当然是第一批就入党了。从此，以后，我们班，就没有女同学能够入党了，都是男生入，她当然是天然的党支部书记啦！谁入党，当然得支书说了算，我班女生可说是彻底倒了血霉了。谁要是跟男生说话，她必定就会到辅导员那里去告状，轻则说你是轻浮，重则说你谈恋爱。我们那时，那还了得，你要是敢承认你真谈了恋爱了，那就等死吧！她呢，当然可以跟任何男生讲话的，因为，她是谈工作。她从来不轻浮，就是一进校就跟她老公，我说的是第一任，好上了。怎么好上的？那真一个绝！我跟她住一个宿舍，愣是没发现。” 　　她在吐出这些话时，自己心里都有点虚，她最不好意思说的是衣英抢了她的男友，不，应该说是衣英抢了她曾暗恋的男友，这件事只有她和衣英心里最清楚。衣英的这个女同学是中国心脏北京的生源，北京的孩子都有点没心没肺的样子，心里嘴里也都是任何事都搁不住。一进校，她就对同班的另一个北京男生有了那种莫名的好感，因为是老乡也就能借口找点理由去接触，别人看见了，也没有什么，也算是正常，也都能理解。衣英比她大，且又工作过，经验自然比她多，又住一个宿舍里，她就把心里话悄悄地跟衣英讲了，至于为什么要讲，一直到现在她都不明白。是让衣英出点主意还是想她去做媒人？她自己都搞不清楚。她清楚的是衣英严肃地批评了她的想法，掰着指头，说了几点。第一，违反校纪。第二，影响学习。第三，衣英觉得不现实。总之，一二三四五，就把她说迷糊了。她没想到，衣英自己竟会借着工作的名义，暗地里跟他好上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北京的，来的地方好，按照当时的政策，哪里来哪里去，成了对衣英有好处，不成也没什么坏处。她跟衣英一个宿舍，居然一点都没发现，只能说她脑子里多少进了一点水，也难怪衣英会对她有点不屑了。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无论政治上，还是学业上，工作后就叫业务上了，她都有点跟不上趟。人倒是挺直的，有点北京胡同的味，爱说，只要你肯听，她就讲个没有完。
　　她说，“我上学时就说，那些学生会里的，没有一个好东西，整个一藏污纳垢之地！个个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不是我说衣英的坏话，她的行为，你们也是全都亲眼看到了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没有量变，哪来质变？你说，她能一天之内就变成这个样子吗？还不是每件事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坏事做多了，坏经验就跟着多了，坏手段也跟着多了，也就越发不要脸了！人呀，只要不要脸了，还有啥事干不出来？你们说说，她有多能，‘大三’时，也就是在即将进入‘大四’时，很快就要毕业时，她竟然把书记的位子传给了她的男朋友！乖乖，乖乖，就这样，他俩不但能分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城而且能进好单位！谁能想到这一点？这可是我党的精心培养的精英呀！真是精呀，真是精，精得都成了老鼠精了！我们当时看着她就觉得她不顺眼，但真要说她却又说不出，说也说不过，她太狡猾了，太会狡辩了。有次，我们挖苦她，说，入党又有什么用！她说，可以看文件呀，你们就没这个资格！当时，谁都愣住了，原来，可以看文件！她除了看文件外，只跟有用的说话，没用的，面对面，也跟不认识一样。”这样一个跟衣英一块入部的女人，怎么能入她的眼！要能耐没能耐，要长相没长相。衣英正局长都当了八年了，她还是个调研员。用衣英的话就是：“也难怪她老公那么坚决不要她，连打扮都不会，一看，就像个农村妇女。”可是，衣英呢，身为正局长，不也离婚了？但却不能说什么要不要，只能说是感情不合。不管怎么说，这个女同学，离婚是在先，衣英是在后，所以，衣英有资格说她老公不要她，而她也实在配不上她老公，尤其是在政治上，政治地位上，她老公在大学时就是学生会主席了！衣英在学校就熟她老公，她还含沙影射地挖苦这个女同学，说她衣英相比她还先认识她老公，衣英的话是这样的：“你老公在学校时那么的有才，眼光那么高，怎么毕了业，就世俗起来了？你想想，我们班，不仅是我们班，就是学生会里的其他女生，除了我，要想跟他讲句话也不知道有多难。你还记得吗？我们宿舍的李丽，长得那么的好看，总想找他谈思想，你见过他理她吗？人呀，真是不可理解，毕业了，怎么就突然跟你结婚了？而且那么快！你怎么也不吱一声，好歹我们是同学呀！我觉得，你也该减减你的这个肥了，在国外，肥胖的，都是下层社会的女人。你要老是这个样，你老公会嫌弃你的！”衣英一直都认为胖人是没有品位的。衣英的这个女同学，就是再没有脑子，也能听得出她的话里面有颗子弹飞。可是，她也没办法，就像那次她老公和她在那公交车上遇到衣英，两人说笑，好像她倒是个外人，不，是个路人，好像根本不相识，不，好像她不存在一样，衣英对她连眼珠都没稍稍斜一下，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够咬咬牙，言之凿凿反复说，说得唾沫星子乱飞：“她属鸡，一九五七年出生的，绝对没有错！我跟她在一起呆了整整四年呀，我还不知道！来部里这么多年了，都没错，怎么突然就错了？早不错，晚不错，偏偏这回就错了？当然，话若说回来，你也不得不佩服人家就是有本事。我也想改呀，好再找个小相公呀，呵呵呵，可是我，怎么改呀，找谁改，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得从头改，从小改到大？”她说着，她问着，两只眼也迷茫起来。她和人家说了半天，却不知道如何改，最后，还是不得不赞叹衣英有本事，是个人物，就是行。
　　也难怪衣英会从心里面小看她，就凭她的这点见识，居然还想跟衣英比？她只知道衣英把年龄改小了七百多天，却不知道在此之前，衣英还把自己的年龄往大改了三百多天。年龄，对于衣英来说，真的就像松紧带，拽下，拉上，看需要。学生毕业后，分到单位时，都会跟据你的工龄还有学历定级的。衣英她们那一代，上学前一般都当过工人和农民，当过解放军战士或者农垦战士等，不是打过铁，就是种过地，或者扛过枪。不管怎么说，只要工作过，就要算工龄。工龄若是长，年龄自然大，不然，你就是童工。社会主义有童工吗？回答当然是个否。所以，不管什么问题，终归还是年龄问题。衣英来到部里之后，当然把文件学得非常好，政策了解得也是非常好。她知文件的重要性，特别用心学文件。只有文件学好了，政策吃透了，才能用足现在的政策。因此，部里定级之前，衣英就到北京市府，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把年龄往大改了一岁。这事情，一般人，不知道，就是知道的，也不会往深处想，因为，一个女同志，谁会硬说自己大呢？所以，都相信，她的年龄是搞错了，应该改回来。不想，过了十几年，新文件又来了，政策也变了，要搞什么年轻干部特殊人才后备库了，年龄忽又成了个坎，成了升降的分水岭。怎么办？改回来，当然要改回来！如果只是改回原处，那就太亏了。既然做，就不如索性多改回一岁，以弥补虚长的一岁所担的虚名。不过，一下改三岁，动静似乎比较大，何况又是敏感期，谁不盯着呢？然而，上或下，就看这年龄，就像高考的分数线，差半分，那就是整整一操场的人啊！衣英一下小了三岁，不知挤开了多少人！本来，改小年龄的事，就像是搞地下工作，知情者只几个，可是现在竟连这信息死角都知道了，那就绝非一般的过失泄密问题了。是谁故意这样做呢？衣英应该知道的。她的这个女同学就是再聪明也只是一个受人唆使的群众罢了，只是阶级敌人的一个义务宣传员。作为一个班的同学，本应共存共荣才是，可是，衣英却从来没有跟她共荣过。衣英懒得搭理她，怕人家问自己——她？是你的同学吗？那还真是看不出来！要是领导看见她竟然交结这种人，也会小瞧她衣英。况且，不管怎么说，她也是衣英的一个潜在的对手。她越往下降，情况越糟糕，衣英也就越喜欢。衣英先前不睬她，现在再去示好她，请她不要说，让她少说点，如何开得口？尽管衣英有点悔，当初如果能宽容，随便给她一个笑脸，她就不会到处说了。她的这个女同学，哪怕就是一条狗，只要朝她点点头，她都会认为是个好朋友，更别说你给笑脸还愿跟她说话了。衣英背后说过她，认为她的上辈子可能就是个哑吧，而且，肯定，孤独至死。所以，这辈子，无论碰上谁，只要搭上腔，就说个没完，就要把在上辈子没有说完的那些话竭尽所能地说出来。然而，即便认识如此，把握得亦如此到位，衣英仍然做不到随便赏个笑脸给她。于是，面对这个同学所造成的失控局面，衣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默默，忍气吞声。 　　忍气吞声，对于衣英，不用说有多难受了。偶尔，衣英，心疼，胸懑，一见她这爱热闹的不甘寂寞的女同学，浑身就有一种凶猛要炸裂的高血压轰隆隆地涌上来，有时甚至还想到，每天那么多的车祸，她成天地瞎走乱说，怎么就没被车撞死！
　　衣英这样想，也不能全怪她，因为如果早生两年，就可能当不成年轻的后备干部了。哪怕就是早一年，也不行，该退就得退。一生都交给组织了，最后却因年龄问题而失去了“副部”的机会，那不是要命的事情吗？本来，选人用人的标准应该按照真才实学，可是，不知谁的点子，偏偏用这年龄限制！这不是逼良为娼吗？谁想改呀？想想也是，什么不是逼出来的？至于到底什么时候从娘胎里钻出来的，真有什么区别吗？再数，再算，不就是几百天的事情吗？至于这么认真吗？当然，至于的，局长，副部长，那可是云泥之别呀！马克思不是说过吗？只要能够获得的利润可以超过百分之三百，世人什么干不出来？一个副部长，所能得到的，前面说到洪盈时已经详细说过了，岂是一般的利润能够衡量得了的。所以，衣英改年龄，完全可以理解的。
　　衣英来到这个部里，当然要从基层做起，关键是几年一个台阶？凡是来这部门的人，都有远大志向的，几年一个台阶地顺着台阶往上走，直到走向那“副部”，就是成功人士了。当然，这只是内心的想法，不足以与外人道。对外，要说求进步，要扎扎实实地努力工作，一心扑在事业上。为了事业，现在没人要她衣英的性命了，和平时期出不了江姐。不过，事业仍可以要她青春健康的身体，于是，衣英的身体就为事业累垮了。事业还要她的家庭，于是，衣英的两任老公也都跟她拜拜了。她的那个第一任，前面也已说过的，就是那位女同学在心里面暗恋的后来接了她的班当了支书的男同学，最后，两人双双北飞，来到祖国的心脏北京，成了家，立了业，本应该很幸福的。可是，衣英却坚持稍晚一点要孩子。衣英觉得一结婚就生孩子很丢人。在衣英的眼里看来，一个女人若不在事业方面有发展，成天孩子老公的，就是没出息，就非一个现代女人，就非一个职业女性。相反，他老公却不这么想，坚持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才是家庭的政治之道。一次喝酒，他宣布：“我娶的是老婆，又不是要取个事业放在家里敬供着！”于是，两人离婚了。那时，衣英还年轻，接着，找了第二任。这个老公无论在工作上或职位上都低衣英一档次，而且是同行，背后，人家都说他是靠着老婆往上爬。按照衣英的性格，她当然定要为老公设计成材之路，让他几年一个台阶不停顿地往上升。人生是要规划的，衣英事业成功的标志就是要给人家设计成功之路或失败之路。也就是说，衣英的成功，就是能掌握他人的命运。现在的体制不能像陈胜那样让人去死，也不能像私企老板那么随便让人滚蛋，衣英的事业是否成功就是看她能够掌握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掌握得越多，她就越成功。按她设计的路子走，她就让你升，反之，就是“逆英者”，就要折磨你，剥你一层皮，让你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每一天都度日如年。当然，她能这样做，是她当了局长之后。只有当了“一把手”，她才有权力治大局若烹小鲜。比如智行安，老大不小了，五十多岁了，还是个处长，走到哪都没面子，于是，想调走，平调到部里的下面的事业单位去。中央国家机关的规矩一般是往下走官职都会升一格，毕竟是上头的领导机关派来的。智行安只平调，应该更没什么问题。衣英知道后，气得不得了，抓起电话就拨那主管事业单位的副部长的小秘书：“部长在不在？”那边回答在。衣英说，她去一下，就拿起了小本子。在部里，特别是衣英管的这个局，见部长都只能通过衣英这个出口。如果谁敢单独地私下去见部长的话，那你就别活了。所以，衣英手下的三个副局长，若想见部长，都是衣英带着去。衣英走在最前边，三个男人跟在后边，整整齐齐，有如雁行，十多年来，这自然也就成了楼道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衣英在门口一声喊，走啦，三个男人鱼贯地从各自的屋子出来，腋下夹着笔记本，跟在她后边，下楼，转弯，走进小院。能够单独随时地想见部长就去见，也是衣英事业的极成功的标志之一。她可以挟部长以令诸人，因为别人见不到部长，部长的指令只能经她嘴才能成为最后指令，她说是就是，她说否就否。有时，偶尔，能听到部长表达的一点意思，最后，衣英总能够根据局情给否了。比如某年有个会议在美丽的新疆召开，按常规，这种会，每个处能去一人。部长发善心，说：“多去几个好。”他知道新疆去过的不多。可能恰恰就因为部长说了这句好话，衣英立即条件反射非常周全地考虑说：“去多了，地方不太好接待，给地方添麻烦。”部长只好说：“那你们定吧。”衣英回到局里后，不仅没让多去人，还把原来一个处去一个人给否了，只带她的心腹去了。衣英就是这样的，谁又能拿她奈何？她的事业能够给别人带来好多光明，但是，这光明，只能我给你，你要感谢我，你要自己找光明，那就是她事业的损失，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一点不能含糊的。你要走也得是我给你找地方走，是我让你走！衣英到了部长那里，当然是那一位主管事业单位的而非管她的副部长。衣英说，很委婉：“听说我局的智行安要到您管的局里来，部长，您，想过没，智行安在我局可是有名的老大难。部队转业，水平有限，而且没有正规学历。平常什么都不干，会的就是拉帮结派。您来得晚，不了解，不，是没时间也无必要知道这些事。他就是跟你局的老刘成天拉拉扯扯，哥们弟兄地搞在一起，谁不知道？他到了那里，不会起到好作用的。另外，您想想，这事情，您是否——与我们的部长沟通过？”部长当然的是个聪明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部长说：“我让老刘他再考虑考虑吧。”凡事一旦再考虑，夜就长，梦就多，就完了。要不，怎么说，保密工作很重要呢，特别是有关于人事安排的工作。衣英回来后，找到智行安，说：“你要走也行，但得写个请调报告，强调你不适应局里的快节奏工作。”智行安当时就火了，说：“老子不走了！”衣英说：“你要走，我不挡你，只要人家还要你，你就走。”衣英把工作全都做好了，连部长都沟通了，谁还敢要呀？
　　衣英对于他人的升迁都是这么关注倾心，为夫君，作规划，那就更加尽力了。可是，当她千方百计帮助她的第二任老公提升成为司局级时，结果还是离婚了。估计衣英的这任老公刚一结婚就后悔了，所以，坚决不要孩子，衣英也就随了他。后来，他要跟衣英离，衣英不同意，他就在外面找了一个相好的。衣英知道后，就想跟他离，衣英的心腹劝阻道：“要离，也得等到你提了‘正局’之后才能离。”衣英，想想，说得也是，离婚是会影响提拔。老祖宗不是说过吗？欲平天下者，首先要齐家。你连家都齐不了，怎能平天下？连老公都管不了，还能管好一个局？就这样，为了谋到这个局长，衣英忍气吞声地过了四五年，眼睁睁地看着老公下班去找别的女人。衣英的肠子都快悔青了。为什么要替他谋官？为什么要为他跑官？如果他不是一个官，谁会这么快看上他！此时，衣英不会想，以前她也不曾想，如果他不是一个官，她是否会看上他？ 　　靠着她，他家里的老老少少在她管辖的范围之内，捞了多少好处呀！尤其这个老公的弟弟，不仅要在行里做，还要做龙头，身子骨又软，挑不起这个头，每每惹是生非之后，都是衣英去擦屁股，而老公却不曾因为这些而谢她，甚至反而嫉恨她。就是公公和婆婆以及老公的全家人也没把她当成人，不，是没把她这局长当成儿媳来看待，而是把她看成领导或者一个能给他家解决问题的女人，客气得她到他家，不是这里站不是，就是那里坐不是，完全就是一个外人。衣英比他老公大，至于大几岁，随着她的年龄变，谁也说不准。衣英敏锐地感觉到，婆婆家里人对此很在意，小姑子的话里话外就像她是骗婚似的。老公的家里，衣英很少去，迫不得已去，也只住两天，那里的空气对她来说，太浓，太密，太沉，太重，压得她都喘不过气。当她得知老公在外不但有女人而且还有儿子时，眼珠子都气直了。
　　她找到婆婆，希望能挽救这个她很看重的不容易的二次婚姻。衣英觉得，她，是对老公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何况，婆婆读过书，是个知书达礼的人。老公极孝顺，婆婆若开口，老公会听的。衣英一惯聪明伶俐，这回，却是算错了，错在她以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等价交换。这个基本判断错了，也就是说，战略有误，如此，就是战术再好，即便她向婆婆乞求，希望婆婆能支持她，她看到的却是婆婆竭力掩藏的内心欢悦。这时，衣英才意识到她自己是完全错了。谁不向着自家的孩子？况且，婆婆本来就对儿子娶衣英生了一肚子的气，认为衣英骗了儿子，认为衣英比儿子至少要大三四岁，只因她是读过书的，是个有知识的女人，不好把话挑明了说，仅仅背后点过儿子：“结婚，是找老婆，能够侍候你。这样的女人，会侍候你吗？她比你大，现在，年轻，你还不觉得，到时，你就知道了。再说，她曾结过婚，当然懂男人，你呢，懂女人吗？你愿意，妈也不挡，到时，你会后悔的。”果然，当娘的这番预言很快就提前实现了。好在，儿子还不老，而且已经有了孙子，她当然打心里高兴。不论什么样的女人跟她儿子生的孩子都是她的亲骨肉。衣英，在她老的眼里，不过是她不顺眼的一个暂时的符号而已。想着儿子受的气，当妈的怎能不生气？全家人在衣英面前都被她那凌人的官气压得简直抬不起头来。街坊四邻说她有福，找了这么能干的媳妇，她却觉得堵得慌，觉得儿子找了衣英完全就是儿子的晦气。从他们一结婚，她就觉得儿子是一时被鬼迷了心窍，总会有那清醒的一天。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她能不感到高兴吗？虽然，她也同情衣英，可是，她的喜悦心情所表达的同情谴责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衣英知道没了希望，只能泪往肚里吞了。
　　衣英痛恨好看的女人，这痛恨却说不出口，说得出口的，是女人不干活，不，是大多数女人不干活，不，是大多数女人不能干，而且是非多。自衣英来局里之后，局里就没进过女人，除了她这一个女人是搞业务的之外，其他两个都是在办公室里打杂的。一次，衣英说起自己，说着，说着，得意起来：“你看，局里面，那么多干部，就我一个是女的！”她只顾着自己说了，没注意到周围的表情：难道那两个就不是女人了？当然，这是误解了衣英，衣英说的意思是：你看，局里面，专搞业务的，就她一个是女人。那两个女人只在办公室拿拿报纸和文件，那不算。为了保持这个唯一，只要局里要进女人，衣英总挡着，局长也怕她，因为她给部长干活，是部长周围的一颗耀眼的新星。一次例会上，又谈到人事，局长实在忍不住了，只好点着衣英说：“我说，衣英，你对人：比你强的你嫉妒，不如你的瞧不起。你总是这样：气人有，笑人无。”局长毕竟是局长，那时，衣英还是处长，还不能把局长怎样。但是，局长也知道衣英早晚都会是这个局的局长的。局长是看着衣英成长的，他当然是知道衣英处长的。衣英刚到局里时，现任的局长已是副局长，衣英在处里，积极，没得说。调动她的积极性她有积极性，不调动她的积极性她也有积极性，打击她的积极性她还有积极性，衣英挂在嘴上的是：“我是基于党的工作才这样考虑的，不是为了哪个人才这样干的。”谁能说她不好吗？对于这样一个人，若说她不好，那就是说党不好，谁敢！与衣英一起来部里的几个年轻的女同志，有一个可能要比她早上“副处”的台阶，衣英听说后立即就跑到管干部的部门去哭，说她这样一心一意日日夜夜为党工作，绝不能晚于那工作不如她的人。那时，衣英还年轻，哭还算得是武器，最后，她与那个女的一起上了“副处”的台阶。任何台阶只要上了，就不好再下来了，就只能再往上，再上另一个台阶了。可是，那个台阶上，还有人，位子还没腾出来，怎么办？衣英不会管，衣英只知埋头工作，衣英只知天天去敲开局长的办公室，谈设想，说点子，什么时候，看见她，她都在局长的屋子里。中午吃饭，整个部里，下楼下得最晚的，就是她和她的局长，并肩站在电梯里，一脸的严肃和沉思。衣英最为强调的是：“要想有位子，必须有作为！”她已很有作为了，没有位子怎么办？当然难不倒衣英，不，是难不倒想着要提拔衣英的领导。为此，局领导专找干部局谈了衣英的情况。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衣英的积极性，衣英的处被一分为二，分为了两个处，一处和二处，这样，衣英就可以当一个处的处长了，原来的处长也还是处长。这在落后群众的嘴里被说成是因人设岗，而在领导的眼里看来，这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这是衣英的工作好，这是部里的决定，不关衣英什么事。衣英要当正局长时，位子还是腾不出来，因为局长也很年轻，离退休还早，再升也还早，怎么也得让人家当完这一届局长吧。这一届就五年，局长熬得起，衣英等不起，怎么办？办法有的是：别的部委搞改革，早就搞完了，改革办都快撤了，这个部最特殊，不改革，改革就是再热闹也热不到这里来，这里就是冷，一直都很冷。直到衣英要当局长，实在没有位子时，才成立了改革办，让局长去当主任，这样，衣英也就能名正言顺地当局长了。在这之前，衣英已通过部长将两个排在前边的副局长提拔到下属单位去了。当然，这些，都是衣英经过多年的经营设计，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别人只能看着羡慕，看着嫉妒，看着恨，只能说说闲话而已。
　　小闲人要调局里时，以前的局长刚上任，总得烧点火，树一树威风，正好行使一下权力，但他也怕衣英捣乱，于是，传话，要找机会，要趁衣英为部长去山上写稿子时，赶紧办，否则，她一知道了，准得黄。于是，局长亲自活动，两个主管的副部长，一碰头，一签字，干部局就给办了。就这样，小闲人才以迅雷袭耳之势来到了这个特殊的部，来到了这个特殊的局。 　　待到衣英下得山来，见小闲人悠闲地在部里面进进出出，也没什么办法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但她足足有四年没斜眼看小闲人，好在小闲人并不归她管，所以也就相安无事。等到衣英当上局长，那情形就不是什么井水河水了。而小闲人又常常爱与那些落后分子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特别是衣英的那个讨厌的女同学，家里养着个大傻猫，小闲人呢，那家里也养着一只小傻猫，两人又爱借猫说话，害得衣英总觉得她们是在议论自己。因此，她一见小闲人，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个小闲人，更是个傻瓜，也不知道个瓜田李下。部长病了，衣英想买点鲜花送部长，让部长也醒醒目，可她实在太忙了，毕竟是局长，也就只好派人去。这事本是办公室的，可恰恰又碰上分房，人都急着去看新房，小闲人呢却由于前次分房不公平，赌气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套商品房，发誓坚决不再要部里分的什么房了，还扬言说部里面就是分块金砖给她，她也懒得搬。所以，不管什么房，在哪里，都不要。所以，人家忙看房，就她一个人闲着，办公室的人就让她代劳。小闲人呢，不想事，不但去买了，还顺便花自己的钱给自己也买了点。不想，第二天，衣英就亲自坐着她的小轿车，到了那个花卉市场，一家一家挨着问：“昨天有一个小姑娘，来买花，花了多少钱？”终于问到了，一百二十元，确确实实是一百二十元，小闲人一点没虚报。小闲人后来知道了，跳起来，大声问：“怎么，你去调查我？”衣英撇撇嘴，冷笑一声，说：“你买贵了，要是我，砍点价，一百元，买回来！”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小闲人比起衣英来不知要小多少级，就是掰着手指头，也得数上老半天。如果觉得冤，想着要告状，只有找部长，部长会为这种事批评衣英局长吗？你以为部长是个城管吗？小闲人，没办法，也只能是忍气吞声。
　　衣英的笑脸非常少，见到领导才会笑。当她第一次争局长，失利后，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党校对于党员来说，就像一个收容所，要提拔的，没提拔的，没位子的，或者其他什么的，都可视情况安排进党校。在党校，衣英想，反复想，最后总算想明白了：要当官，在目前，不仅是要上边有人，而且还要下边有人。这次没有当上局长，主要还是下边没人，至少是缺乏有力的人，才让人家钻了空子。下边的人，有时候，也是可以借重的力量。思想明白后，衣英回部里，将眼光向下看，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看人下菜碟，爱甜的给糖，喜酸的倒醋，组建了自己的统一战线，夯实了自己上升的基础。这个“夯实”不是别人就是她的发明创造，是她借用工程术语表达本行业的要求，现在这词已流行在党的各种文件之中。衣英聪明，借用词汇，当然不仅“夯实”一个。比如对待管理问题，看足球后，她就说：“管理不但不能缺位，而且绝对不能越位！”缺位，越位，一时新鲜。后来不用了，是衣英发现部长不喜欢。什么叫做不能越位？这不是放弃自主权吗？自主权能放弃吗？回答只能是不能。很多情况下，我们搞管理，不但绝对不能缺位，而且需要大胆越位！总之，依据衣英的聪明，她在回部的短时间内，不但巧妙地搞定了下面，而且越位地搞定了上面，再加上洪盈时时发飙，弄得局里不得安宁，于是，上下都觉得衣英当局长可能要好些，毕竟是个女同志，就是吼起来，声音也小些，也能忍受些，于是，衣英朝局长这个目标的路程又被她缩短了一程。
　　衣英当局长当了八年多，比她提得晚些的，能干比不上她的，很多都比她先提了“副部”，包括她的死敌洪盈。衣英委屈得想大哭一场，但又不能哭，毕竟已不年轻了，毕竟已是中年了，毕竟已是这个部一个局的局长了。衣英又变得像先前那样，成天阴着个党员脸，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弄得所有人，笑都不敢笑。只有小闲人，懵里懵懂的，依旧如先前那样成天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成天咧着个大嘴！”一天，衣英没忍住，她也实在忍不住了，喊住小闲人，严肃地质问。一惯机敏的小闲人竟也被她问住了，一时竟没反应过来，直到回到办公室才一拍脑壳问自己：“是呀，你有什么高兴的呢？你在这个局，四十多岁了，才是一个‘副处调’！你有什么高兴的？高兴的应是别人才是，该哭的应是你才是！”小闲人也知道自己身在这个局什么也不是，只能算空气，但她这空气无论飘到哪，无论碰到谁，无论有事或没事，还是咧开她的嘴，笑笑笑，笑笑笑。衣英认为她的笑，是成心，是故意，而且专门嘲笑领导。小闲人说，天地良心，她可从不嘲笑别人。然而，衣英就是觉得小闲人的笑绝不怀好意。她知道小闲人瞧不起她这个局长，瞧不起她争权夺利所挣来的这个位子。一次，加班，太晚了，小闲人要回家，没办法，只好搭了她的车，她又质问小闲人：“凭什么，我们干得家破人亡，你却每天风花雪月？”小闲人也反嘴道：“你也没有家破人亡，我也没有风花雪月。你还是个局长呢，走到哪都光芒万丈。我呢，出差，连个饭，也是没有人管的。你还有政治待遇呢。”于是，她又顺水推舟，屈尊地告诫小闲人：“人都是要死的。死是世上最公平的。不过，个人的幸福与否，不在结果，而在过程，享受过程是最大的幸福。”说完，她对小闲人终于认真地笑了笑，小闲人却觉得她那勉强笑着的肌肉正在满脸地横长起来。
　　衣英把握了话语权，牢牢地把握了这个局的话语权，用小闲人的话说就是，她的本事就是让她身边的每个人活得非常不痛快，使人人都极其难受。这样的结果也就是：她喜欢的辞职了，她讨厌的调走了！在她任上的八年多，辞职的有两个，调走的有四个，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她一辈子的进步，轮到考察“副部”时（小闲人自然说了坏话）竟又一次未通过。在考察的汇报会上，部长气得发了大火：“你，你，你，大家对你们就没意见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就不当这个官了？还有，你们真对我就没一点意见吗？有意见，我就不当这个官了？什么叫意见？那要看是什么意见，要看为什么有意见，要看是谁有意见，要看意见正不正确。怎么一说有意见，就不通过了？我看你们的工作非常非常有问题！”于是，没过一个月，干部局的这个局长就被换到部里的下属单位去当头了。小闲人也感觉到衣英这次对自己绝对不会手下留情，赶忙通过各种关系，调到部里转企的单位，连公务员也不要了，参加社会保险了。这让衣英很失落。本来，她是打算让小闲人也哭个够的，不论小闲人怎样哭，也找不到调的地方，待到最后，她再出手，将小闲人打发到部里的某个烂角落。小闲人没让她得逞，金蝉脱壳，钻空溜了。她也不是吃醋的，稍稍使了一个绊子，就让小闲人只能平调，继续当她的十年“副处”。而实际，按平常，小闲人若下放，至少可得个“正处”的，若是弄得好，还可当个“副局调”。大家都说小闲人，这回实在是亏了，可小闲人仍笑着，咧着嘴去上任了。小闲人上任的那天晚上，局里平常跟她好的，请她吃了一顿酒席，庆祝她能跳出苦海，脱离这个巨大的火炕。 　　现在的衣英，也有些变了，有些喜欢女同志了，这次居然一口气连进了三个漂亮的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衣英喜欢谈做饭，尽管她十几年从来没有做过饭了。衣英喜欢谈教育后代，尽管她自己没有后代。衣英喜欢谈生活情趣，尽管她回到家，家里只有她一人。衣英明显地老了，脸上真的长出了一块块的大横肉，虽然这并不影响她爱美懂美的内在追求。现在，她也烫了发，偶尔也会穿一点颜色鲜艳的衣裳。
　　小闲人呢，没事时，就会照镜子，照着，照着，捏一下自己胖胖的脸庞：“咦，你说说，这张脸，怎么可能长出横肉？真的就是一件怪事！”
　　每逢这时，我就会学着衣英的口气，与她一唱一和，道：“我觉得，你也该减减你的这个肥了，在国外，肥胖的，都是下层社会的女人。你要老是这个样，你老公会嫌弃你的！”
　　小闲人听了会哈哈一笑，然后朝我转过身来，一边轻轻问着“是吗？”一边走到我的身边，两只手张开，搭在我颈上，接着合拢来，紧紧地箍住：“你这是在笑话我吗？”
　　“我怎么会笑话你呢？”我严肃地反问道。
　　“怎么不会？怎么不会？你的嘴角都在笑了！”
　　“哪里笑了？”我摸嘴，“和平时是一个样呀！”
　　“那你平时也一样也一直在笑话我！”
　　小闲人噘着嘴，用她的眼睛盯着我眼睛（她总这样看不够），我嘴角又浮出笑来。
　　“瞧瞧，我说笑了不是？”
　　“这不一样，这不算。”
　　“怎么不一样？为何就不算？”
　　“我这是在笑衣英！”
　　“你以为我傻呀？”
　　“再傻也比衣英聪明。”
　　“我又不会说‘夯实’。”
　　“那也要比她聪明。”
　　“我又没有当局长。”
　　“还是要比她聪明。”
　　“你这是在表扬我？”
　　“是表扬。”
　　“可我不觉得你这是表扬。”
　　“你不觉得，也是表扬。”
　　“是吗？”
　　“当然！”
　　“骗我！”
　　“没骗！”
　　“……”
　　声音变低了，低柔如诉了，模糊不清了。
　　我的喉头咕嘟着挤出一连串的“嗯”。
　　我又闻到香气如兰，热血卟卟沸腾起来。
　　我感觉到她的身躯空气般地笼罩下来，将我深深吸了进去，吸进另外一个世界，那可不是闲人的世界。
　　那个世界，情形如何，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有兴趣的可去找找我在多年以前写的那本不厚的《性比天高》，那书的写法完全不同，应该算得是本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