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电视荧屏上近些年出现了很多方言节目，虽然国家广电总局曾发文“约束”或“禁止”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电视剧使用方言，意在规范媒体的语言文字使用，但这些禁令引起了较大的争议，电视节目中的方言现象也并未因此而停止。
笔者认为，电视方言节目的兴起，自有其市场需求和受众心理基础。本文对其文化成因和文化意义作以下粗浅分析。
方言节目崛起的文化成因
作为媒介生产的意义和符号的集合，方言节目不仅承载着媒介自身的文化，而且也打着社会文化的深深烙印。从社会中心论的角度来看，其崛起与发展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
民间文化本源。自从大众社会出现以来，文化的洪流逐渐分为三股支流，即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英国著名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认为，精英文化是独立于消费者的文化形式，它不会依从、迎合受众的喜好和偏爱，其运作规则是艺术家式审美性的创作。而民间文化则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本真的原始形态：它没有精英文化所谓的“高尚意义”，也没有大众文化逐利的商业色彩，其享有者是普通的具有地域区分度的人民群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劳作中自然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具有多元性和丰富性，代表的是最“草根”的阶层。电视方言节目的本源就是民间文化。
自1956年推行普通话以后，普通话就成为中国大陆的统治语言。按照福柯的观点，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占据统治地位的普通话产生的文本也就成了具有精英意义的文本，普通话节目也在最大程度上成为了精英文化的载体。它们措辞优雅精致，书面语色彩浓重，很多时候负载着政治意识形态。
相反，方言是某一地域民俗、习惯、文化和传统的积淀，是民间文化的“活化石”和优质载体。方言中传神的表达、风趣幽默的词汇，或机智或笨拙的掌故正呈现出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和无尽的民间智慧。因而方言节目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自然吸纳了大量的民间文化元素。当方言运用于影视剧和栏目中时，丰富的文化因子渗透其中，并且为节目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方言在节目中的运用不仅是语音语调词汇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将普通话节目中制作者强加的文化和意义形态变成自然本真的文化内涵。2000年以后的这次近似狂欢的方言节目盛宴一方面为民间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间文化自身的活力和韧性。
后现代文化基因。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方言影视剧电视节目有所不同，进入21世纪，方言节目带有更多的后现代文化的基因。相对于“现代”而言，学者们对于“后现代”的概念争议较多。但是基本的共识是后现代文化有以下特点：颠覆传统、去中心化、注重享乐、追求“短暂的快乐”等。在传统的文化观念里，经典和精英文化是用来欣赏和崇拜的。也正是这种“崇拜”让普通大众对经典产生了疏离感。而后现代文化却乐于将经典的意义消解，进而形成了所谓的“恶搞文化”。这些特点可以很容易在现代网络文化中找到踪影。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一例。而目前的方言栏目和影视剧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网络文化成分。例如《武林外传》中就采用了大量的网络原生笑话，以及颇具网络恶搞精神的讽刺手法。其导演尚敬也说《武林外传》是在向“恶搞之王”周星驰致敬。
后现代文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进入信息社会之后的新型社会主导文化，它为方言节目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土壤。后现代语境倡导的是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文化环境。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普通话节目不再是荧屏的绝对中心，而是与各地方言地位等同的诸多电视语言中的一种。因此，方言节目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后现代文化的核心是“短暂的快乐”。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在高压环境下需要的不再是严肃的充满意识形态和政治说教的“普通”节目，他们更希望能找到像解压阀一样的幽默风趣的节目。而方言节目因其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以及原生态的诙谐幽默而满足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为他们提供了新鲜的元素。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让方言节目在新世纪里呈现出一种爆发式的发展态势。
方言节目强烈的地域意识，也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说：“如果说现代性创造了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的话，那么后现代性将指根植于地方特性的认同观。”试想，通过高科技的现代传播技术，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从电视上观赏本地方言与世界信息相互交织的画面，这就是后现代的地理景观。
大众文化外壳。这里将后现代与大众文化并列，是个并不严谨的做法。因为二者在当下确实具有很高的重合性。大众文化本就是在斯图尔特-霍尔所称的权力集团与民众之间的对立状态中建构的，它往往采用抵制的或规避的形式来创造意义，因此，后现代文化往往是大众文化在当下的外在形式和趣味表现。这里主要以商业文化的视角来分析。
现代商业社会要求一切文化形式要想生存下来且广为传播，必须以产品的形式出现，最终走人市场，经受消费者选择的考验。无论是普通话节目还是方言节目都要接受市场这块试金石的测试。因此，商业化是方言节目无可选择的宿命。批判学派视野中，商业文化是与大众文化相联系的——经典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文化的意义往往是负面的。它是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标准化文化产品。其间渗透着商家和消费者的买卖关系。而以费斯克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可以被看作是pop culture，也就是所谓的通俗文化。这个层面上的大众文化就成了一个中性词汇，代表“大多数人享用的文化类型”。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定义，目前的方言节目无疑都具有大众文化的外壳。方言节目的受众定位为普通大众，而非精英受众群；靠广告支持因此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着力满足受众情感需求，内容大多相对肤浅；节目包装炫目，节目形式相对模式化等。这些特征保证了方言节目的易受性和易得性，最终也保证了其有良好的经济回报。于是方言节目不可避免地在“外形”上与普通话节目走了相同的道路。例如许多方言剧目前都在走联合制作，然后再地方化的商业化模式。也就是说，一个剧本拍摄完成后，各地方台买进原始版本，再进行本地方言的配音。广东台《外来媳妇本地郎》就有长沙方言版本《一家老小向前冲》，后来又有了武汉版的《经视人家》。
方言节目的文化意义
从本国媒介文化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方言节目往往体现的是国家内部的地域分歧和文化趣味上的差异。而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方言节目，它就具有了更特别的意义。
文化多样性的积极因子。“作为文化交流、革新和创新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的必要性就像生态多样性对自然的 意义一样重要”。地方文化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文化单位，它源源不断地为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供给着营养，提供前进的动力和资源。面对美国等强势文化的扩张、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和完整性，不同的地方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手段：阿拉伯世界依靠宗教坚守文化阵地，欧盟制定了文化贸易条例限制美国文化产品的低价进口。而我们不仅应该积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对，更应该强化自身的文化内聚力。在这一点上，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方言是地方文化体系中重要的文化信息符号。使用方言的群体，往往借助其语言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维护群体的亲近情感，增强群体的内聚力。当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方言也是一种文化自卫的语言屏障”。它像一个容器一样保存地方文化经过时间涤荡的精华，同时也像一张保护网维持着本地文化的完整性。所以，媒体在市场化浪潮中抓住的这个救生圈一一方言节目，在其使用方言作为传播语言的时候，无意问也扮演了凝聚地方文化和提升地域文化地位的重要角色。在方言节目里，受众的体验不再是虚幻的且充斥着消费主义的全球文化，而是流溢于街头巷尾的地方文化。例如，电视剧《刘老根儿》中就展示了大量的“二人转”的片段，让广大观众欣赏到了这种地方戏种的魅力，也在全国范围内提升了其知名度和地位。同时，该剧还加强了地方群众对“二人转”这种民间文化的信心和保护的自觉性。哈尔滨甚至建设一个“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基地，以进一步弘扬地方曲艺文化。
在方言节目这种文化容器里，人们交换着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信息，将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意义的地方文化通过现代传播手段层层加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推而广之，越是有地域特色的越是世界的，也必将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成长大有益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在文化多元性的问题上，人们对媒介作为保护社群内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媒介在提升推广地方文化和地方语言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世界“多极”与“单极”、文化“多元”与“一元”的博弈中，方言节目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保持地方文化完整性的工具。
维系地方认同的纽带。方言节目不仅对文化多元性有所贡献，同时它也维持着本地区居民最基础的地域认同。这种认同感反过来又是地方文化持续发展的保障。
在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将信息、价值观和规范一代代地在社会成员中传递下去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某种程度上成为新一代的社会化的“老师”。人们的世界观等个人认识，特别是认同感和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都与媒体“宣传”有关，并受其影响。如安德森所认为的，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就是凭借大众媒介把互不相识的民族成员联结起来而产生的。媒介的全球联结更使地域认同日益衰微，而出现一个由国家认同向国际认同发展的过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所创造的“全球化感受”并非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而往往是娱乐化商业化的消费追求。例如，消费者会根据媒体宣传去购买好莱坞影星代言的国际品牌；中国和日本对“波希米亚风”等国际潮流的追逐无甚差别。在全球无差别的媒介内容的影响下，我们开始失去在传统传播环境中获得的自我文化身份，最后变成了无差别的全球化的消费者，而非拥有全球眼光的思考者。在这种纯属消费的“认同”里，人们也丧失了基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所谓的文化归属是指和文化相关的属于一个群体或团体的特定感觉。社会学家将缺乏归属感视为一种新型都市病。而方言节目正是结合了商业节目的运作和传承文化意义的职责，“无意间”成为了地方文化认同的新型纽带。它为现代人普遍失去的文化归属感提供了一种补偿。通过乡音乡言乡间事，方言节目将人们的信息环境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结，让同处一地的人群凝聚为休戚与共的团体。它是全球化这幅大图画中的一处斑斓色彩，“反映出对在空间和时间上铭刻人类生活与认同的深切情义”。
在最近的几年中，一批优秀的方言作品在市场的考验下从占中心地位的普通话节目中胜出。其崛起一方面反映了普通话节目本身存在的缺乏创新性的缺陷和观众的多样化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民间文化的强劲生命力以及文化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方言节目的意义不仅止于为受众提供多元的文化娱乐形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推广处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最近几年传播与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化多元性的问题上，媒介成为保护社群内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联系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们在提升推广地方文化和地方语言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下，方言节目更多的意义在于“保持地方文化水土”，维护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并且在目前这种文化失范的国际环境中，帮助建立区域文化认同感，加强媒体的纽带意识，最终寻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出路。
笔者认为，电视方言节目的兴起，自有其市场需求和受众心理基础。本文对其文化成因和文化意义作以下粗浅分析。
方言节目崛起的文化成因
作为媒介生产的意义和符号的集合，方言节目不仅承载着媒介自身的文化，而且也打着社会文化的深深烙印。从社会中心论的角度来看，其崛起与发展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
民间文化本源。自从大众社会出现以来，文化的洪流逐渐分为三股支流，即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英国著名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认为，精英文化是独立于消费者的文化形式，它不会依从、迎合受众的喜好和偏爱，其运作规则是艺术家式审美性的创作。而民间文化则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本真的原始形态：它没有精英文化所谓的“高尚意义”，也没有大众文化逐利的商业色彩，其享有者是普通的具有地域区分度的人民群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劳作中自然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具有多元性和丰富性，代表的是最“草根”的阶层。电视方言节目的本源就是民间文化。
自1956年推行普通话以后，普通话就成为中国大陆的统治语言。按照福柯的观点，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占据统治地位的普通话产生的文本也就成了具有精英意义的文本，普通话节目也在最大程度上成为了精英文化的载体。它们措辞优雅精致，书面语色彩浓重，很多时候负载着政治意识形态。
相反，方言是某一地域民俗、习惯、文化和传统的积淀，是民间文化的“活化石”和优质载体。方言中传神的表达、风趣幽默的词汇，或机智或笨拙的掌故正呈现出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和无尽的民间智慧。因而方言节目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自然吸纳了大量的民间文化元素。当方言运用于影视剧和栏目中时，丰富的文化因子渗透其中，并且为节目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方言在节目中的运用不仅是语音语调词汇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将普通话节目中制作者强加的文化和意义形态变成自然本真的文化内涵。2000年以后的这次近似狂欢的方言节目盛宴一方面为民间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间文化自身的活力和韧性。
后现代文化基因。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方言影视剧电视节目有所不同，进入21世纪，方言节目带有更多的后现代文化的基因。相对于“现代”而言，学者们对于“后现代”的概念争议较多。但是基本的共识是后现代文化有以下特点：颠覆传统、去中心化、注重享乐、追求“短暂的快乐”等。在传统的文化观念里，经典和精英文化是用来欣赏和崇拜的。也正是这种“崇拜”让普通大众对经典产生了疏离感。而后现代文化却乐于将经典的意义消解，进而形成了所谓的“恶搞文化”。这些特点可以很容易在现代网络文化中找到踪影。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一例。而目前的方言栏目和影视剧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网络文化成分。例如《武林外传》中就采用了大量的网络原生笑话，以及颇具网络恶搞精神的讽刺手法。其导演尚敬也说《武林外传》是在向“恶搞之王”周星驰致敬。
后现代文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进入信息社会之后的新型社会主导文化，它为方言节目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土壤。后现代语境倡导的是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文化环境。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普通话节目不再是荧屏的绝对中心，而是与各地方言地位等同的诸多电视语言中的一种。因此，方言节目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后现代文化的核心是“短暂的快乐”。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在高压环境下需要的不再是严肃的充满意识形态和政治说教的“普通”节目，他们更希望能找到像解压阀一样的幽默风趣的节目。而方言节目因其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以及原生态的诙谐幽默而满足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为他们提供了新鲜的元素。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让方言节目在新世纪里呈现出一种爆发式的发展态势。
方言节目强烈的地域意识，也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说：“如果说现代性创造了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的话，那么后现代性将指根植于地方特性的认同观。”试想，通过高科技的现代传播技术，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从电视上观赏本地方言与世界信息相互交织的画面，这就是后现代的地理景观。
大众文化外壳。这里将后现代与大众文化并列，是个并不严谨的做法。因为二者在当下确实具有很高的重合性。大众文化本就是在斯图尔特-霍尔所称的权力集团与民众之间的对立状态中建构的，它往往采用抵制的或规避的形式来创造意义，因此，后现代文化往往是大众文化在当下的外在形式和趣味表现。这里主要以商业文化的视角来分析。
现代商业社会要求一切文化形式要想生存下来且广为传播，必须以产品的形式出现，最终走人市场，经受消费者选择的考验。无论是普通话节目还是方言节目都要接受市场这块试金石的测试。因此，商业化是方言节目无可选择的宿命。批判学派视野中，商业文化是与大众文化相联系的——经典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文化的意义往往是负面的。它是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标准化文化产品。其间渗透着商家和消费者的买卖关系。而以费斯克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可以被看作是pop culture，也就是所谓的通俗文化。这个层面上的大众文化就成了一个中性词汇，代表“大多数人享用的文化类型”。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定义，目前的方言节目无疑都具有大众文化的外壳。方言节目的受众定位为普通大众，而非精英受众群；靠广告支持因此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着力满足受众情感需求，内容大多相对肤浅；节目包装炫目，节目形式相对模式化等。这些特征保证了方言节目的易受性和易得性，最终也保证了其有良好的经济回报。于是方言节目不可避免地在“外形”上与普通话节目走了相同的道路。例如许多方言剧目前都在走联合制作，然后再地方化的商业化模式。也就是说，一个剧本拍摄完成后，各地方台买进原始版本，再进行本地方言的配音。广东台《外来媳妇本地郎》就有长沙方言版本《一家老小向前冲》，后来又有了武汉版的《经视人家》。
方言节目的文化意义
从本国媒介文化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方言节目往往体现的是国家内部的地域分歧和文化趣味上的差异。而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方言节目，它就具有了更特别的意义。
文化多样性的积极因子。“作为文化交流、革新和创新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的必要性就像生态多样性对自然的 意义一样重要”。地方文化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文化单位，它源源不断地为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供给着营养，提供前进的动力和资源。面对美国等强势文化的扩张、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和完整性，不同的地方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手段：阿拉伯世界依靠宗教坚守文化阵地，欧盟制定了文化贸易条例限制美国文化产品的低价进口。而我们不仅应该积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对，更应该强化自身的文化内聚力。在这一点上，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方言是地方文化体系中重要的文化信息符号。使用方言的群体，往往借助其语言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维护群体的亲近情感，增强群体的内聚力。当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方言也是一种文化自卫的语言屏障”。它像一个容器一样保存地方文化经过时间涤荡的精华，同时也像一张保护网维持着本地文化的完整性。所以，媒体在市场化浪潮中抓住的这个救生圈一一方言节目，在其使用方言作为传播语言的时候，无意问也扮演了凝聚地方文化和提升地域文化地位的重要角色。在方言节目里，受众的体验不再是虚幻的且充斥着消费主义的全球文化，而是流溢于街头巷尾的地方文化。例如，电视剧《刘老根儿》中就展示了大量的“二人转”的片段，让广大观众欣赏到了这种地方戏种的魅力，也在全国范围内提升了其知名度和地位。同时，该剧还加强了地方群众对“二人转”这种民间文化的信心和保护的自觉性。哈尔滨甚至建设一个“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基地，以进一步弘扬地方曲艺文化。
在方言节目这种文化容器里，人们交换着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信息，将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意义的地方文化通过现代传播手段层层加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推而广之，越是有地域特色的越是世界的，也必将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成长大有益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在文化多元性的问题上，人们对媒介作为保护社群内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媒介在提升推广地方文化和地方语言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世界“多极”与“单极”、文化“多元”与“一元”的博弈中，方言节目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保持地方文化完整性的工具。
维系地方认同的纽带。方言节目不仅对文化多元性有所贡献，同时它也维持着本地区居民最基础的地域认同。这种认同感反过来又是地方文化持续发展的保障。
在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将信息、价值观和规范一代代地在社会成员中传递下去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某种程度上成为新一代的社会化的“老师”。人们的世界观等个人认识，特别是认同感和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都与媒体“宣传”有关，并受其影响。如安德森所认为的，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就是凭借大众媒介把互不相识的民族成员联结起来而产生的。媒介的全球联结更使地域认同日益衰微，而出现一个由国家认同向国际认同发展的过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所创造的“全球化感受”并非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而往往是娱乐化商业化的消费追求。例如，消费者会根据媒体宣传去购买好莱坞影星代言的国际品牌；中国和日本对“波希米亚风”等国际潮流的追逐无甚差别。在全球无差别的媒介内容的影响下，我们开始失去在传统传播环境中获得的自我文化身份，最后变成了无差别的全球化的消费者，而非拥有全球眼光的思考者。在这种纯属消费的“认同”里，人们也丧失了基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所谓的文化归属是指和文化相关的属于一个群体或团体的特定感觉。社会学家将缺乏归属感视为一种新型都市病。而方言节目正是结合了商业节目的运作和传承文化意义的职责，“无意间”成为了地方文化认同的新型纽带。它为现代人普遍失去的文化归属感提供了一种补偿。通过乡音乡言乡间事，方言节目将人们的信息环境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结，让同处一地的人群凝聚为休戚与共的团体。它是全球化这幅大图画中的一处斑斓色彩，“反映出对在空间和时间上铭刻人类生活与认同的深切情义”。
在最近的几年中，一批优秀的方言作品在市场的考验下从占中心地位的普通话节目中胜出。其崛起一方面反映了普通话节目本身存在的缺乏创新性的缺陷和观众的多样化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民间文化的强劲生命力以及文化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方言节目的意义不仅止于为受众提供多元的文化娱乐形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推广处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最近几年传播与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化多元性的问题上，媒介成为保护社群内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联系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们在提升推广地方文化和地方语言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下，方言节目更多的意义在于“保持地方文化水土”，维护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并且在目前这种文化失范的国际环境中，帮助建立区域文化认同感，加强媒体的纽带意识，最终寻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