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危的工作室在距离机场十分钟的村子里，从机场辅路走下去，到李天路转弯。那危形容李天路是“有一排树在道路中间的那条路”，果真是有一排，不对，是贴得很近的两排树在道路中间，天然地形成了隔离带，和道路两边的树木一样高矮大小，郁郁葱葱的，树冠在天上呼应着搭起了莲蓬，成就了很好的景致，也给工作室的探访制造了浪漫的开端。不过穿过浪漫的李天路驶进的就是一个城乡结合部，有城乡结合部的简陋餐厅、有城乡结合部的巨大垃圾堆，有城乡结合部的尘土飞扬。
　　再出现在眼前的，就是几个青年艺术家合盖的工作室区域，外观是灰色的墙壁，院子不是那么规整，有一些流浪狗（或者已被哪个艺术家家庭认养）在院子里面闲散地晒太阳。
　　和那些成功艺术家们的工作室有所不同，这里的一切都原始朴素，甚至有些仓皇。那危转战到这里的时候的确是仓皇的，老工作室突然拆迁之后他被迫迁徙，他匆匆和新“地主”签了三年的合同，在平地上盖起一栋房子，使用三年之后，房子归地主所有。乍一看这个约定很不平等，但那危的分析是：若是能平平安安使用三年，比租工作室合算。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建设都特别基础，一是艺术家们很年轻没有任何建房的经验；二是不确定感让他们丧失了更长远的打算。盖房那年，那危才28岁。
　　“我只是把大概的想法跟工人讲了一下，就开始施工了。你看，我工作室的每一条线都不是直的，活儿是有点太糙了。”工作室大概300平方米，被隔断成两层，楼下是展示空间，有一个大的工作台，摆着几部电脑，有个助理坐在那里，墙上都是作品，还有几块很长的蓝白相间的布铺在墙上，那是那危作品的标志性符号，蓝白取自病号服或者囚服。
　　小时候那危曾经得过很严重的抑郁症，住院的时候看到最多的是这些蓝白相间的病号服，这种代表着蓝天和白云美好祝福的颜色，恰恰是穿给病人或者“坏人”的，有任何成长经验的人都在潜意识里面排斥那些蓝白相间，那危在里面看到了矛盾和悖论。早期的创作病号服上的蓝色和白色条纹几乎成为了他的图腾，到了现在那些蓝色和白色仅仅是以颜色的符号被提炼和延展，但是在工作室看到大面积的蓝白相间的时候，还是会引起人们的共同经验的悸动，有些反胃。
　　现在那危的作品一部分是挤压,他把之前的色彩提炼出来用针管或者其他特殊工具把颜料挤压成一幅画，比如说地毯，颜料被挤压成一条一条形成毛线的机理，楼下摆着一张红色的写着“出入平安”的“地毯”，是挤压的肌理效果，恍若从电梯间里面刚拽出来，贴在墙上。
　　画前面有一个大花盆，里面一盆脏水，水里面冒出一个莲蓬。“那是我种的荷花。”他最喜欢植物，于是买来两个藕准备在花盆里试种一下，结果被他妈妈当作做菜的藕，给洗得干干净净。他及时拯救下来，重新泡在花盆里面，用涮墩布的脏水养着它，没想到真的活下来一株。那危很高兴，说忙过这两天就把地上摆满花盆，都种上荷花，让它们在房间里面开。
　　二层是他的工作和住宿区，窗子都很小，画画的地方被书架隔断成狭小的空间，不是通常艺术家们追求的大和敞亮，那危把自己关在小门小窗中——“隔断是我自己加的，我喜欢小的空间，习惯在家里画画，大空间我感觉不舒服。我画画不用自然光，所以小窗子也被我装上了窗帘，画画的时候会遮上光。”那危喜欢在盒子里面工作，严密安静，有点像一个窝，他在这里可以从早上10点一直画到深夜3点。
　　地板上摆着一箱一箱的桶装水，这里水不好，吃水都要买矿泉水。饶是小窗户，仍然能每隔五分钟就能听到轰隆隆的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声音，心脏脆弱的人，会有等待飞机的暗示，那危他们已经习惯于此，到现在甚至听不见了。
　　其实这里并不是那危满意的空间。刚到这里的时候，也并没有“建了大房子”的喜悦，一是觉得太大了，刚进来的时候，他们有些无所适从，二是周边环境不好，去哪里都远。那危常常感慨“这里是北京么？”
　　但大房子也有好处，可以释放那危异于常人的禀赋——唱歌。那危学过几年的专业唱歌，谈话间他开口就唱了，很大声，是标准浑厚的男中音，特别敞亮和广阔，唱的是那首名曲《重归苏莲托》。他说是唱歌治愈了他的抑郁症，他现在根本不惧怕在人群中大声歌唱。在那片蓝白相间的有些病态的绘画作品前，纤瘦的那危声情并茂：“看这海洋多么美丽，多么激动人的心情，看这大自然的风景，多么使人陶醉，看这山坡旁的果园，长满黄金般的蜜柑，到处散发着芳香，到处充满温暖......请别抛弃我，别使我再受痛苦，重归苏莲托，你回来吧！”
　　那歌曲和演唱者都太让人惊讶，袅袅余音，绕梁三日，跟画画无关。
　　


　　


　　我的要求是“小”
　　 BQ=《北京青年》周刊N=那危
　　BQ:我觉得你的房子盖得一点都不讲究，你理想中的工作室是什么样的？
　　N:方的,空间除了挂画以外，在视觉上比较整洁。我不喜欢很炫的建筑，可能我用起来不方便，功能性是第一位的。我那时候想租好几个工作室，机动灵活。再好一些吧，就是买一间可以做工作室的房子。区域更明晰，不像现在这么乱，我觉得现在比较乱。
　　我的屋子原来是一个平层，我生生用书架做了好多隔断。我画画有一个习惯，就是小，那样我的精力会集中在一张画上，而不会散掉，最好在80平方米左右，这样更像是民宅，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居家的人。
　　我这里窗户不大，有些人需要比较大的窗户，但是我不需要，我一般都是在晚上画画，用得比较多的是灯光，因为灯光比较恒定。
　　BQ:新的工作室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吧。
　　N:以前我喜欢在家里画画。以前条件有限，沈阳也不像北京那么流行艺术家都要在工作室里面工作，没有那么完整的艺术群落，大家基本上都是孤军奋战。家里的工作室让我感觉比较惬意，相对稳定，不涉及到搬家这些事情，因为每次搬家东西都是一次比一次多，我估计这次搬家的话，三个车都装不下。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室是在索家村，那时候就很茫然--不会画画了。因为索家村工作室的举架太高，将近七米，相对细致地画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距离很远去看作品的。我上大学的时候班级的教室也就是100平方米左右，而且是全班同学公用，所以一下给我二三百平方米我hold不住。刚进来的时候看四面都是白墙，没有任何作品，总想要画几张作品挂在墙上。所以每天都在工作，每天觉得特别特别累。
　　BQ:你在工作室里面的工作时间是怎样的？
　　N:从上午10点到后半夜的3点。画的时候不觉得累，3点以后准备休息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累。我有失眠的毛病，想东西想多了就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太浅薄？隐晦一点，遮蔽一些，下一张和这一张怎样衔接，思维的脉络在哪里”那些思绪就像是充上电一样，绕的没完。
　　BQ:有哪些东西是必备的？
　　N:除了画画工具还有沙发，我特别爱坐沙发，工作时候打个盹都在这里。还有音乐，我听说唱摇滚什么的。
　　书架上会有一些书，我父亲以前是电视台的编辑，有一个作家的梦，我小时候父亲一直在写小说。在不是很重视文化的小城市，那是很难的事情，他也坚持了几年，写微型小说，也能赚一些稿费。
　　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为了生计转换了部门，距离作家梦很远了。我小时候特别讨厌书，用书堆高楼堆积木，原来叛逆，无拘无束，别人让干什么偏不干什么。后来上大学的时候看小说看课外书，也看过一段哲学书，后来发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现在看传统的东西比较多，觉得中国古代文化能摸得着我。
　　BQ:你喜欢北京么？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N:在北京生活很艰难，乐趣和挑战也在于此。我刚到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的时候闹心死了，我怎么跑到农村来了？特别想回家。
　　我在沈阳的生活过得像五十岁人，去工作室、画画、听音乐、浇花，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生活很平淡。在这里，调色盘里面缺少一个颜料，就要开车跑出去四个小时。在这里出去哪里都比较脏，我有洁癖，很多东西都吃不了，只得逼迫自己做饭……是一个慢慢习惯的过程，北京活动起来的压力很大，包括经济压力，房价是沈阳的五倍，节奏比较快，遇到的基本上都是精英，都推动你必须要努力向前。
　　BQ:在工作室里面你都是什么时间唱歌的？唱歌和绘画哪一种艺术形式更直接。
　　N:空间大了有好处，能唱歌。我高二的时候在学唱歌，但没有考上音乐学院，却上了美术学院。
　　我在哪里就唱在哪里，旁边的邻居都很烦。从宣泄感情上来说，唱歌更加直接，直抒胸臆，而画画存在语言上的遮蔽，语言要转换成画面，转换成视觉因素通过画面转换出来。画画的魅力也在于很多东西能够产生更大的空间感，不同的经验知识体系和思维结构产生的意义和层面上是不同的。
　　我唱歌给我带来最大的好处是跟人交流不再有问题了。我原来是自闭的状态。后来我的音乐老师培养我的自信，让我开始为一个人唱歌，慢慢一点一点增加观众，十个人、十五个人……他治愈了我的焦虑。后来一有活动我就去唱歌，成了校园歌手。
　　BQ:你在北京有哪些计划？
　　N:在北京很难做系统的三年或者五年的计划，我开始租工作室也是想租十年的，但是你想象不到十年以后北京会是什么样子，甚至明年后年都把握不了，这是一个游击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