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围绕“历史问题”出现的频繁争吵，日益成为影响中日民众相互情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民众不满意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所采取的暧昧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却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嫌中”、“厌中”气氛，与“恐中论”一道，成为日本“中国威胁论”的主基调。那么，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难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抛开政治因素的考虑，是不是还有对日本人的态度起更为重要的制约作用的文化心理因素呢?本文从文化视角对中日“历史问题”的难点进分分析。
　　60多年前，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为了给美军顺利实现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管制提供策略上的参考，曾对日本人的诸多秉性作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在她的分析报告书，也就是后来被学界推崇为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之作《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指出：“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一种最戏剧性的差别，莫过于日军被俘之后竟与盟军合作。”她说：“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却表现出同样的忠诚。”不仅战时是这样，即便在战争结束后，日本国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美国占领军来了个1 80度的态度大转弯，使美国人“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枪死战到底的国民。”
　　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的行为好像是择定一条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不会感到心理上的痛苦。”日本学者中江兆民在《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中也说：“日本人及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
　　日本人很轻易地就能“化敌为友”，而不会在一条道上跑到黑。日本人这种“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很会顺应时代趋势”的性格特征，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所谓的“现世主义”或“现在主义”。日本人倾向于对事物本身的直觉式的认可和评价，往往只重视现世或现在而不会拘泥于过去，对他们来讲，“此时此地”很重要。他们不受“主义”“原理”等的束缚，比起道德原则来，他们更强调依据当时的情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日本人的“现世主义”性格特征可以从日本佛教的世俗化以及日本人的神道教信仰里窥见一斑。神道教是日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神道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只注重现世，没有“因果报应”之说。在日本，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日本人的很多墓地并不在荒凉的郊外，而就在人们居住的生活区里。甚至那些精致的一幢幢二层小楼与牌位林立的墓地仅隔一条狭窄的马路。人们平静地生活在这些墓地的周围，每天来来往往，并无丝毫恐惧。这不能不说是日本人现世主义的人生观和对生死感悟的一种直观反映。
　　日本神社所供奉的不是神像而是一面镜子，表示以现实的、清净的、真实的面目面对神。献给神的也是杨桐枝“玉串”，而不是上香。“玉”的日语发音与“灵魂”相同，表示要把真心献给神。人们参拜神社，只是祈祷现世的幸福，一般神社的功能就是为人们祈福消灾。日语里有一个词叫“禊”，原意是：身上有罪或者有污秽时，或者在进行重要的神事活动之前，在河里洗涤罪恶和污秽。这原本是神道信仰里的一种仪式。但是，在现代日本人的意识里，一个人贪污、受贿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只要进行“禊”，就能得到原谅。日本人常说“讨厌的事情就让水把它冲走吧”，同样，对于日本近代不光彩的历史，许多日本人从内心里也抱有一种尽快忘掉，尽快让水冲走的想法。
　　与神道教的现世主义相对，佛教追求的原本是一种来世主义。但是，佛教传入日本以后，不仅没有同化日本人的现世观，反而自身就朝现世利益、此岸的效用转向，由否定现世转换为积极入世，日本的佛教逐步走向了世俗化。这些都说明，在日本民族性格中，现世主义的情感取向是非常强烈的。
　　日本人现世主义的性格特征，不仅意味着日本人没有绝对的超越一切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模糊了善与恶的原则界限。日本人对好与坏、对与错的判断不是基于严格的道义原则，也不是基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原罪意识”，而是“世人的眼睛”，也就是“别人会怎样看我们。”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体面”、“羞耻心”要远比道德、道义更具有制约力。当自己的恶行没有被世人所察觉，那么他就可以不必沮丧。如果来自外部的压力不够强大，可以被忽视，那么忏悔就是多余。日本人只有在感受到外部强大的压力之后，才会因为对其力量的敬畏并对即将到来的惩罚感到惶恐而产生认错的动力。
　　战后，日本人被动地接受了“东京审判”的结果，但对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日本人并没有积极认真地做思想上、心灵上的清算。日本人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是基于“战败”而并非人类道义。不仅如此，日本人对和平的热爱和诉求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自身对“原子弹爆炸的恐惧”，根子上是一种受害者心理，而不是对和平的真正感悟。
　　现世主义的人生观决定了日本人一定不会永远心甘情愿地接受国际社会给予他们的惩罚，挑起对历史的再评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随着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大国地位在国际上的确立，日本人重新萌动了民族的“体面意识”。在“历史问题”上，日本越来越不愿意听来自中国方面的声音。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模糊战术，尽量淡化战争的侵略色彩，先是将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中国”改为“进出大陆”，后又有了大肆篡改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的诞生。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很多人并不关心也并不了解近代日本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自己的祖辈们在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因此，中国人的抗议在日本人的眼里自然就成了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久而久之，自然就会产生厌烦、反感的心理。
　　中国人说到历史，那是白纸黑字纪录的事实，有一种非常确实、非常庄重的感觉。不懂得历史就无法理解今天也无从谈及将来。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好人要名垂青史，恶人要遗臭万年，像东条英机那样的已被远东军事法庭裁定为甲级战犯的历史罪人理所当然不应该受到后人的敬仰，更何况是日本首相以及高官的参拜。而日本人却没有这种强烈的道义感。日本人的原始神道教既祭祀自己人，也祭祀死在自己手里的敌人。这一点与中国人的祭祀信仰的确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祭祀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古代人的“镇魂”信仰，或者也可能缘于对敌手的敬意，与目前成为“政治焦点”的靖国神社应该是性质大不相同的。小泉曾为他自己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辩解说：“日本人恨罪不恨人”。小泉故意用“日本文化特殊”来做幌子，为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寻找借口，这显然是一种无视国际道义准则的非常幼稚、拙劣的演技。
　　日本人的“现世主义”文化性格与中国人的历史正义感格格不入，这是中日之间“历史问题”“扯不断，理还乱”的根源之一，同时也是来自中国的批评声音让日本人的神经大受刺激，从而导致日本“厌中”情绪蔓延的主要缘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