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親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前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俄底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
　　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
　　（张运慧摘自《十点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