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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1岁的瞿秋白怀着对社会主义的热烈与向往来到苏俄。从那时起，他就从来不只看光明，不只看阴影，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地对这“世间的唯物主义”进行学习、分析和思考。1921年9月，瞿秋白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独立自主思考党的理论和建设。1922年，瞿秋白离开莫斯科，跟随陈独秀到中共中央工作。
深厚的理论学养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会议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罗章龙任书记，瞿秋白任委员会委员。瞿秋白從此正式走上中共领导岗位，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和思想建设工作。
在瞿秋白负责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中，他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在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瞿秋白也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应推动无产阶级做国民革命中的“主干”，“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于指导权”。并由此进一步深化无产阶级“争”领导权的理论，“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是平民革命民权的独裁制”，“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是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性质的重要论断，是中共早期革命理论的重要支柱之一。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在会后的中央执委会上，瞿秋白成为中央局成员之一，与蔡和森一起，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从此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共领袖群体中的一员，开始了他五年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中共四大之后，瞿秋白一如既往做基础理论工作，翻译、研究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探索其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致力于党的思想建设，并侧重于研究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
1925年2月，瞿秋白在《一九二三“二七”与一九二五“二七”》一文中，阐述中共领导工人运动史及重大意义，指出工人运动与民族革命运动息息相关，预言“全国职工运动复兴即将到来”。瞿秋白的预言很快实现，声势浩大的二月大罢工很快开展起来。为了提高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瞿秋白专门为工人、群众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世界职工运动状况》，详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工会运动里的革命派“赤色职工国际”和改良派“国际职工协会”，还结合中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介绍。
1926年初，国民党二大召开后不久，瞿秋白病重吐血，住入宝隆医院。出院回家后，他的身体虽然还是非常虚弱，但他坚持把从前不久发生的五卅运动、批判戴季陶主义等革命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教训总结下来，进行革命理论探索，对中国革命性质前途问题进行了探讨，更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强调依靠“人民与武力相结合”，以革命独裁制对付敌人，“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但中共按共产国际指示在政权、军队领导权上让步，没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这是后来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农民问题上，瞿秋白也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理论。1926年8月，瞿秋白应邀前往位于广州番禺学宫的农民讲习所讲课。该所由毛泽东任所长，彭湃、阮啸仙等讲课。瞿秋白在题为《国民革命之农民问题》的讲课中明确指出解决农民问题需要：明确“耕地农有”的口号;武装农民，组织农民军;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严厉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他在讲课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
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特别会议。因担心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破裂，陈独秀等提出“限制工农发展，暂不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要策略，企图以此换回蒋介石向左。这样的工农政策显然不符合瞿秋白的政治思想，他心情郁闷，由武汉返回上海后就病倒了。在病中，他系统梳理自己近些年来的思想，反思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成绩和错误，写就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文中，他强调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重”，重申实行“耕地农有”的主张。他还写道：“农民佃户动手占据耕地，这种暴动不应是革命党人所怕的，应当努力去组织这种进攻。”瞿秋白还推动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并在该书序言中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
瞿秋白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后，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深入探究革命理论，坚持独立思考，不盲从理论权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称瞿秋白是“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
坚毅果敢的领导作风
瞿秋白对好友羊牧之说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一切贵在脚踏实地，贵在实练明察”，“要想为党做些工作，不到现实中练练察察，将来总是一事无成”。瞿秋白在领导党的斗争中，有条件时总是冲锋在一线，敏锐地发现问题，坚定地解决问题，展现出了坚毅果敢的领导作风。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5月31日清晨，在上海横滨桥附近宝兴里一幢两层楼房里，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成立行动委员会领导五卅运动。会议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瞿秋白任主编。瞿秋白对办这份报纸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认为老朋友郑振铎办的《公理日报》太温和：“这个世界有什么公理呢？解决问题的，只有热血！”瞿秋白全身心地投入到办报工作中，逢人就说：“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有效得多。”
《热血日报》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份日报，6月4日，这份由瞿秋白题写报头的日报一经面世，就走在了反帝爱国的最前列。瞿秋白每天了解各方动态，布置采访任务，组织群众通讯员，密切联系社会各界各阶层，不分昼夜赶写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6月27日《热血日报》被迫停刊的24期报纸里，瞿秋白写的社论、评论、新闻、杂感等多达80篇。《热血日报》体现出战斗性、鼓动性、通俗性和题材的多样性，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出色地发挥了宣传、指导作用。这也是瞿秋白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拿起手中的宣传武器，奋勇、果断冲在革命运动第一线的生动革命实践。从五卅运动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促使瞿秋白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革命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1927年4月27日，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在会议上，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但报告中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做自我批评，反而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继续反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甚至提出不能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反对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民政权。全场代表都对这份报告流露出失望的情绪。瞿秋白同样十分忧虑，他当机立断，拿起自己擅长的宣传武器，会议中场休息时在每个座位上散发他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的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引起了一些代表的认同。
在中共五大的小组会上，瞿秋白与彭述之对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进行了论争，瞿秋白铿锵有力地说：中国革命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彭述之讽刺地说：“我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若有若无的鬼。”瞿秋白立即当众反驳说：“不管如何，彭述之在客观上还是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不是人，而是若有若无的鬼。既然前提定了，那我们就得正视现实，当前革命领导权，已经或者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瞿秋白继续高声说道：“我们党内就有那么像彭述之那样的人，只知和鬼联合，而反对和人——和广大工农群众联合，把中国革命领导权双手捧给鬼，这才真是见了鬼！”可惜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为彭述之做了辩解。瞿秋白的主动出击和尖锐批评并没有挽救党的机会主义危险。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缺乏应有的认识。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羊牧之到瞿秋白的住处看望瞿秋白，宽慰他要多休息。瞿秋白淡淡一笑说：“形势紧迫啊！已经跨上了战马，除非中枪倒下，能不向前冲么？”更大的革命危机在酝酿，中共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大规模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宣告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武汉。7月2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准备在南昌起义的意见。瞿秋白当即表示赞同，他说：“早就应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望。”这期间，瞿秋白实际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了三件大事：举行南昌起义，发动秋收暴动，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史称八七会议。在会上，瞿秋白针对以往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着重阐述此后的新策略，指出中心工作要从一般民众运动转变为“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瞿秋白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革命政权，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八七会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致力于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政权。
瞿秋白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猖狂的艰难时刻，临危受命，带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从右的错误转到基本正确的方针，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创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新局面，实现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瞿秋白在多次斗争中展现出对时局敏锐的判断力和坚毅果敢的领导力，使得他在八七会议之后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党的领袖。
宽容大度的领导魅力
瞿秋白宽容大度的领导魅力集中体现在与陈独秀的交往上。中共五大之后，将回莫斯科的鲍罗廷宣布重要决定，调陈独秀去莫斯科。瞿秋白也劝陈独秀去莫斯科，陈独秀坚持不去。1927年9月，陈独秀从武汉移居上海，住在福生路（今罗浮路），几乎不出门，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不久，瞿秋白结束了在武汉近半年的工作，也回到了中共中央机关的驻地上海。此时的上海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为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和重要精神，瞿秋白到上海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创办党刊《布尔塞维克》。瞿秋白初到上海，就上门拜访陈独秀，为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约稿。陈独秀立即答应，以“撒翁”为笔名发表了数篇文章，登在“补白”栏目里。陈独秀还接受邀请，住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里，与瞿秋白、罗亦农等交谈。
瞿秋白非常尊重和体谅陈独秀，他曾多次对羊牧之说：“他（陈独秀）传布马克思主义，应该受到尊敬。如果我处在独秀的位置上，也许犯的错误比他更大、更严重。”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为召开临时中央局扩大会议做准备，讨论组织问题、土地问题等决议草案。瞿秋白仍主张让陈独秀来参加会议，后在罗米那兹的坚决反对下作罢。但陈独秀一直关心党的发展，1927年底，各地传来暴动和罢工失败的消息，他两次写信给中央常委，信中有些中肯的批评意见。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数次催勸陈独秀出席中共六大，他始终不愿出席。莫斯科的安全环境使中共六大代表们有充分的时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新方略。瞿秋白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谈到大革命带来的教训时，瞿秋白说，我们不能去掉自己的责任，但相互间不要一味指责和追究，“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是对的，独秀是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的任务相比”，要把实现党的任务作为共同目标，大家来纠正。
瞿秋白在后来作的《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报告中谈到陈独秀：“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但责任不能由他一个人负，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瞿秋白比较客观地评价陈独秀，没有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也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对此，陈独秀平静地接受，有人鼓动他反对六大，也被陈独秀拒绝。
但到1929年春，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件后产生共鸣，认为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的分析是正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大致接受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后来便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10月，中共中央写信给陈独秀，指出他已经在政治上与党对立，要求他立即停止派别活动，但遭到陈独秀的拒绝。此后，中共对陈独秀的批判被纳入共产国际反右倾斗争中。瞿秋白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批判陈独秀成了他的新任务。 瞿秋白在批判陈独秀的同时坚持不能简单将陈独秀开除党籍，12月底，他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上作“开除陈独秀党籍”的专题报告，认定：“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的决定是正确的。把这个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并给予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说清楚问题。”在共产国际“左”倾蔓延的情况下，瞿秋白仍顶住压力坚持给陈独秀申辩的机会。与此同时，陈独秀也于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又于12月15日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进行申辩，表达其主张。此消息因为通讯不便没有及时传达到共产国际。后由于陈独秀的主张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矛盾，其组织很快分裂瘫痪。
瞿秋白宽容大度的领导魅力，来源于他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实事求是，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尊重不同意见，讨论一致后做出决定，将主要精力放到纠正工作路线、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上。
自我批评的领导风范
瞿秋白的自我批评，始终保持着清醒、独立的思考。他光明磊落，勇于承担责任，不揽功诿过。
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建立了在大城市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消息传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驻地武汉，瞿秋白异常激动，他当即表示不管国民政府同意与否，中宣部要尽一切努力为上海的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并严重警告北方新老军阀不要镇压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
当提到警告军阀时“要不要点蒋介石的名”，瞿秋白无可奈何地说：“此事与陈独秀研究过，他意暂可不点。”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害。瞿秋白听闻这个消息，心情异常沉痛：“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瞿秋白深刻反思当时“不点蒋介石名”的宣传策略：“独秀有独秀的想法，当时北洋军阀，元气虽丧，实力尚厚，而且平汉、津浦两线大军压境，怕点了蒋介石的名，公开决裂，今后没有挽回的余地。现在看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害了党的事业。”他自我批评道：“作为党中央常委的我，也有责任，我深感在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太少，单是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干不好革命。”瞿秋白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积极加以改正，更加坚定地投入到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去。
八七会议前后，瞿秋白带领中国革命队伍，举行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以及各地的武装起义。由于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左”倾理论指导，面对敌人血腥屠杀，党内急躁情绪滋长，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等情况，党组织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匆忙发动等原因，这些革命活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破坏和重大挫折。瞿秋白发现和认识错误都比较早，全局性盲目暴动只有短短几个月，很快就改正了。与瞿秋白共事的同事多认为他是“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知错即改，能主动承担责任，实际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瞿秋白在一些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与共产国际“左”的决议保持一致，在个性上，他书生气，较少直接参加工农群众运动，缺乏经验。他反思道：“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盲动主义的发展。”不过，瞿秋白并非始终全盘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错误指导，而能保持一份清醒。他一直不同意罗米那兹的“中国革命现在已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之论，认为革命“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在对待知识分子、领导起义受挫和右的同志态度上，也与罗米那兹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左”倾思维。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的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以强势高压手段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只做了检讨。他不仅要用别人蛮横强加的帽子做自我批判，推翻自己曾经辛辛苦苦工作的積极成果，等待严厉的政治处分，而且还要为王明等“新干部”上台铺平道路。
瞿秋白深刻自我批评道：“我从六大大会以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好些和立三同志大致相同的观点。因此，三中全会的时候——虽然我是参加国际七月决议案讨论的，虽然自以为是了解国际路线的，可是，看见了考察立三的意见和当时政治局的路线，居然会以为不过是个别错误，而不是路线上和国际不同。”“立三同志的许多观点是我在六大大会之前的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所以立三路线，亦可以叫作秋白路线——从党的历史上的思想来源说，更公平更正确些。”“秋白路线”再往上追溯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在这里他隐晦地点出共产国际指导路线的极“左”倾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
这次会议以极“左”反“左”，把一切错误都归之于“右倾”。但是，瞿秋白在反“右倾”的同时还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一份清醒意识，还是提出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虽然难以同当时浓厚的“左”倾氛围相抗衡，但仍十分难能可贵。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退出了中共领导岗位，不再做政治工作，转而从事文艺工作，继续奋战在党的革命战线上。
（责任编辑：聂红琴）
深厚的理论学养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会议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罗章龙任书记，瞿秋白任委员会委员。瞿秋白從此正式走上中共领导岗位，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和思想建设工作。
在瞿秋白负责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中，他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在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瞿秋白也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应推动无产阶级做国民革命中的“主干”，“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于指导权”。并由此进一步深化无产阶级“争”领导权的理论，“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是平民革命民权的独裁制”，“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是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性质的重要论断，是中共早期革命理论的重要支柱之一。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在会后的中央执委会上，瞿秋白成为中央局成员之一，与蔡和森一起，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从此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共领袖群体中的一员，开始了他五年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中共四大之后，瞿秋白一如既往做基础理论工作，翻译、研究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探索其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致力于党的思想建设，并侧重于研究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
1925年2月，瞿秋白在《一九二三“二七”与一九二五“二七”》一文中，阐述中共领导工人运动史及重大意义，指出工人运动与民族革命运动息息相关，预言“全国职工运动复兴即将到来”。瞿秋白的预言很快实现，声势浩大的二月大罢工很快开展起来。为了提高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瞿秋白专门为工人、群众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世界职工运动状况》，详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工会运动里的革命派“赤色职工国际”和改良派“国际职工协会”，还结合中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介绍。
1926年初，国民党二大召开后不久，瞿秋白病重吐血，住入宝隆医院。出院回家后，他的身体虽然还是非常虚弱，但他坚持把从前不久发生的五卅运动、批判戴季陶主义等革命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教训总结下来，进行革命理论探索，对中国革命性质前途问题进行了探讨，更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强调依靠“人民与武力相结合”，以革命独裁制对付敌人，“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但中共按共产国际指示在政权、军队领导权上让步，没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这是后来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农民问题上，瞿秋白也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理论。1926年8月，瞿秋白应邀前往位于广州番禺学宫的农民讲习所讲课。该所由毛泽东任所长，彭湃、阮啸仙等讲课。瞿秋白在题为《国民革命之农民问题》的讲课中明确指出解决农民问题需要：明确“耕地农有”的口号;武装农民，组织农民军;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严厉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他在讲课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
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特别会议。因担心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破裂，陈独秀等提出“限制工农发展，暂不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要策略，企图以此换回蒋介石向左。这样的工农政策显然不符合瞿秋白的政治思想，他心情郁闷，由武汉返回上海后就病倒了。在病中，他系统梳理自己近些年来的思想，反思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成绩和错误，写就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文中，他强调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重”，重申实行“耕地农有”的主张。他还写道：“农民佃户动手占据耕地，这种暴动不应是革命党人所怕的，应当努力去组织这种进攻。”瞿秋白还推动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并在该书序言中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
瞿秋白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后，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深入探究革命理论，坚持独立思考，不盲从理论权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称瞿秋白是“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
坚毅果敢的领导作风
瞿秋白对好友羊牧之说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一切贵在脚踏实地，贵在实练明察”，“要想为党做些工作，不到现实中练练察察，将来总是一事无成”。瞿秋白在领导党的斗争中，有条件时总是冲锋在一线，敏锐地发现问题，坚定地解决问题，展现出了坚毅果敢的领导作风。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5月31日清晨，在上海横滨桥附近宝兴里一幢两层楼房里，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成立行动委员会领导五卅运动。会议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瞿秋白任主编。瞿秋白对办这份报纸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认为老朋友郑振铎办的《公理日报》太温和：“这个世界有什么公理呢？解决问题的，只有热血！”瞿秋白全身心地投入到办报工作中，逢人就说：“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有效得多。”
《热血日报》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份日报，6月4日，这份由瞿秋白题写报头的日报一经面世，就走在了反帝爱国的最前列。瞿秋白每天了解各方动态，布置采访任务，组织群众通讯员，密切联系社会各界各阶层，不分昼夜赶写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6月27日《热血日报》被迫停刊的24期报纸里，瞿秋白写的社论、评论、新闻、杂感等多达80篇。《热血日报》体现出战斗性、鼓动性、通俗性和题材的多样性，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出色地发挥了宣传、指导作用。这也是瞿秋白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拿起手中的宣传武器，奋勇、果断冲在革命运动第一线的生动革命实践。从五卅运动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促使瞿秋白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革命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1927年4月27日，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在会议上，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但报告中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做自我批评，反而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继续反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甚至提出不能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反对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民政权。全场代表都对这份报告流露出失望的情绪。瞿秋白同样十分忧虑，他当机立断，拿起自己擅长的宣传武器，会议中场休息时在每个座位上散发他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的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引起了一些代表的认同。
在中共五大的小组会上，瞿秋白与彭述之对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进行了论争，瞿秋白铿锵有力地说：中国革命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彭述之讽刺地说：“我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若有若无的鬼。”瞿秋白立即当众反驳说：“不管如何，彭述之在客观上还是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不是人，而是若有若无的鬼。既然前提定了，那我们就得正视现实，当前革命领导权，已经或者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瞿秋白继续高声说道：“我们党内就有那么像彭述之那样的人，只知和鬼联合，而反对和人——和广大工农群众联合，把中国革命领导权双手捧给鬼，这才真是见了鬼！”可惜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为彭述之做了辩解。瞿秋白的主动出击和尖锐批评并没有挽救党的机会主义危险。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缺乏应有的认识。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羊牧之到瞿秋白的住处看望瞿秋白，宽慰他要多休息。瞿秋白淡淡一笑说：“形势紧迫啊！已经跨上了战马，除非中枪倒下，能不向前冲么？”更大的革命危机在酝酿，中共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大规模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宣告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武汉。7月2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准备在南昌起义的意见。瞿秋白当即表示赞同，他说：“早就应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望。”这期间，瞿秋白实际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了三件大事：举行南昌起义，发动秋收暴动，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史称八七会议。在会上，瞿秋白针对以往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着重阐述此后的新策略，指出中心工作要从一般民众运动转变为“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瞿秋白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革命政权，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八七会议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致力于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政权。
瞿秋白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猖狂的艰难时刻，临危受命，带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从右的错误转到基本正确的方针，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创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新局面，实现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瞿秋白在多次斗争中展现出对时局敏锐的判断力和坚毅果敢的领导力，使得他在八七会议之后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党的领袖。
宽容大度的领导魅力
瞿秋白宽容大度的领导魅力集中体现在与陈独秀的交往上。中共五大之后，将回莫斯科的鲍罗廷宣布重要决定，调陈独秀去莫斯科。瞿秋白也劝陈独秀去莫斯科，陈独秀坚持不去。1927年9月，陈独秀从武汉移居上海，住在福生路（今罗浮路），几乎不出门，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不久，瞿秋白结束了在武汉近半年的工作，也回到了中共中央机关的驻地上海。此时的上海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为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和重要精神，瞿秋白到上海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创办党刊《布尔塞维克》。瞿秋白初到上海，就上门拜访陈独秀，为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约稿。陈独秀立即答应，以“撒翁”为笔名发表了数篇文章，登在“补白”栏目里。陈独秀还接受邀请，住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里，与瞿秋白、罗亦农等交谈。
瞿秋白非常尊重和体谅陈独秀，他曾多次对羊牧之说：“他（陈独秀）传布马克思主义，应该受到尊敬。如果我处在独秀的位置上，也许犯的错误比他更大、更严重。”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为召开临时中央局扩大会议做准备，讨论组织问题、土地问题等决议草案。瞿秋白仍主张让陈独秀来参加会议，后在罗米那兹的坚决反对下作罢。但陈独秀一直关心党的发展，1927年底，各地传来暴动和罢工失败的消息，他两次写信给中央常委，信中有些中肯的批评意见。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数次催勸陈独秀出席中共六大，他始终不愿出席。莫斯科的安全环境使中共六大代表们有充分的时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新方略。瞿秋白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谈到大革命带来的教训时，瞿秋白说，我们不能去掉自己的责任，但相互间不要一味指责和追究，“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是对的，独秀是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的任务相比”，要把实现党的任务作为共同目标，大家来纠正。
瞿秋白在后来作的《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报告中谈到陈独秀：“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但责任不能由他一个人负，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瞿秋白比较客观地评价陈独秀，没有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也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对此，陈独秀平静地接受，有人鼓动他反对六大，也被陈独秀拒绝。
但到1929年春，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件后产生共鸣，认为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的分析是正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大致接受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后来便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10月，中共中央写信给陈独秀，指出他已经在政治上与党对立，要求他立即停止派别活动，但遭到陈独秀的拒绝。此后，中共对陈独秀的批判被纳入共产国际反右倾斗争中。瞿秋白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批判陈独秀成了他的新任务。 瞿秋白在批判陈独秀的同时坚持不能简单将陈独秀开除党籍，12月底，他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上作“开除陈独秀党籍”的专题报告，认定：“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的决定是正确的。把这个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并给予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说清楚问题。”在共产国际“左”倾蔓延的情况下，瞿秋白仍顶住压力坚持给陈独秀申辩的机会。与此同时，陈独秀也于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又于12月15日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进行申辩，表达其主张。此消息因为通讯不便没有及时传达到共产国际。后由于陈独秀的主张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矛盾，其组织很快分裂瘫痪。
瞿秋白宽容大度的领导魅力，来源于他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实事求是，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尊重不同意见，讨论一致后做出决定，将主要精力放到纠正工作路线、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上。
自我批评的领导风范
瞿秋白的自我批评，始终保持着清醒、独立的思考。他光明磊落，勇于承担责任，不揽功诿过。
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建立了在大城市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消息传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驻地武汉，瞿秋白异常激动，他当即表示不管国民政府同意与否，中宣部要尽一切努力为上海的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并严重警告北方新老军阀不要镇压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
当提到警告军阀时“要不要点蒋介石的名”，瞿秋白无可奈何地说：“此事与陈独秀研究过，他意暂可不点。”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害。瞿秋白听闻这个消息，心情异常沉痛：“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瞿秋白深刻反思当时“不点蒋介石名”的宣传策略：“独秀有独秀的想法，当时北洋军阀，元气虽丧，实力尚厚，而且平汉、津浦两线大军压境，怕点了蒋介石的名，公开决裂，今后没有挽回的余地。现在看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害了党的事业。”他自我批评道：“作为党中央常委的我，也有责任，我深感在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太少，单是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干不好革命。”瞿秋白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积极加以改正，更加坚定地投入到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去。
八七会议前后，瞿秋白带领中国革命队伍，举行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以及各地的武装起义。由于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左”倾理论指导，面对敌人血腥屠杀，党内急躁情绪滋长，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等情况，党组织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匆忙发动等原因，这些革命活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破坏和重大挫折。瞿秋白发现和认识错误都比较早，全局性盲目暴动只有短短几个月，很快就改正了。与瞿秋白共事的同事多认为他是“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知错即改，能主动承担责任，实际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瞿秋白在一些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与共产国际“左”的决议保持一致，在个性上，他书生气，较少直接参加工农群众运动，缺乏经验。他反思道：“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盲动主义的发展。”不过，瞿秋白并非始终全盘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错误指导，而能保持一份清醒。他一直不同意罗米那兹的“中国革命现在已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之论，认为革命“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在对待知识分子、领导起义受挫和右的同志态度上，也与罗米那兹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左”倾思维。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的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以强势高压手段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只做了检讨。他不仅要用别人蛮横强加的帽子做自我批判，推翻自己曾经辛辛苦苦工作的積极成果，等待严厉的政治处分，而且还要为王明等“新干部”上台铺平道路。
瞿秋白深刻自我批评道：“我从六大大会以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好些和立三同志大致相同的观点。因此，三中全会的时候——虽然我是参加国际七月决议案讨论的，虽然自以为是了解国际路线的，可是，看见了考察立三的意见和当时政治局的路线，居然会以为不过是个别错误，而不是路线上和国际不同。”“立三同志的许多观点是我在六大大会之前的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所以立三路线，亦可以叫作秋白路线——从党的历史上的思想来源说，更公平更正确些。”“秋白路线”再往上追溯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在这里他隐晦地点出共产国际指导路线的极“左”倾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
这次会议以极“左”反“左”，把一切错误都归之于“右倾”。但是，瞿秋白在反“右倾”的同时还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一份清醒意识，还是提出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虽然难以同当时浓厚的“左”倾氛围相抗衡，但仍十分难能可贵。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退出了中共领导岗位，不再做政治工作，转而从事文艺工作，继续奋战在党的革命战线上。
（责任编辑：聂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