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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经》等儒学典籍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明清之际，随着西方耶稣会士来华，《五经》也随之被逐渐地翻译和引进到欧洲。本文通过对17-18世纪的译本、译者及其相关的翻译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展现出此阶段欧洲耶稣会士对《五经》的翻译和传播的概貌。
【关键词】：五经 耶稣会士 典籍翻译
一、引言
《五经》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载体，两千多年以来，《五经》一直被人们公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经典及中国思想体系形成的主要理论依据。17-18世纪，欧洲的耶稣会士陆续地来到中国，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活动主要是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17、18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期，也是《五经》翻译的第一个高潮期。《五经》的大部分都被传教士所翻译。为了证明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并不冲突，以便于更好地在中国传教，传教士们开始翻译儒家经典。
二、欧洲17-18世纪的《五经》翻译情况
1.目的
17、18 世纪，以西方耶稣会士为主的译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习俗和宗教，他们翻译了《五经》中的大部分，以拉丁文、法文和德文为主。西方翻译儒家典籍的目的是用天主教教义来代替中国的儒家思想，用其来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这些泰西诸公对孔老夫子有什么天生的爱好，须知，他们的身份和使命，是来华送经，而不是东来取经。他们真正的本意是要引经籍以阐道，在中国古籍和圣人语录中，挖掘有利于传教的理论、历史根据，然后一方面向中国人论证他们带来的天学在古代中国早已有之;另一方面，又向教廷和同会报告，以此证明在中国传教实属必要，亦有可能以此获得教中上层人士对赴华传教的各种支持。所以他们群起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竞相翻译中国的经史古籍，以各种方式（如信件、报告、著述、日记等）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欧洲耶稣会士翻译《五经》的目的是为传教服务。
2.翻译的形态
17-18世纪，西方人翻译和引进《五经》的形式有以下几类：第一是耶稣会士自己将译本在中国刊印或者把它们寄回欧洲刊印;第二是传教士向教会呈交的信件和报告，此类作品原来仅是内部文件，但由于各种原因，后来由他人或作者本人整理刊行，其中就有一部分《五经》的相关译作;第三是传教士撰写的著作和与国内来往的信函，其中有的是为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大部分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多通晓中文，并对中国古经典籍有透彻的研究，此类作品涉及面颇广，且有相当的深度，也是欧人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其中有很多作者对于《五经》的译本;第四是欧洲的没有来华的汉学家或者耶稣会士通过整理他人的著作、信函、日记等，通过归纳总结，博采众长，将《五经》的译本于欧洲当地刊印。
3.过程及结果
作为耶稣会传教之初最早、最有影响的奠基人，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是第一个直接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儒家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在其著作《中国札记》中多次提及《五经》，他认为《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而在其著作《天主实义》中，将中西文化交流整合，内含《诗经》、《尚书》、《礼记》、《周易》等精义，这是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博览儒学”的结晶。
而最早对《五经》进行翻译的是来自于法国的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作为利玛窦的弟子，他也试图调和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他于1610年来华，1626年将五经译为拉丁文（Pen tab ilion Sinen se），并在杭州刊行，这是最早刊印的《五经》的西文译本。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此译本并未保存到今天。金尼阁之后，大量的法籍耶稣会士来到了中国，对《五经》的翻译和研究活动也日益频繁起来。
五经中最早受到耶稣会士注意的是《周易》。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对孔子学说及儒家经典文献做出了详细的介绍，书的一部分是给法國国王路易十四的“献辞”，除了包括《中庸》、《大学》、《论语》的译文，还有程朱三人对四书五经的注，此外，还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及卦义的介绍，包括伏羲八卦次序图、方位图以及周文王六十四卦图。随后，法国派遣白晋、张诚、李明、刘应、洪若翰等人来到中国，有力地促进了儒学典籍的翻译活动。
18世纪时，来华的传教士以法国人居多，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返回法国后所写的《中国近事报道》是他在华期间的个人书信集汇编，1696年在巴黎出版，在此书中介绍了《五经》的情况。
1710年，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曾奉康熙帝之命研究《易经》，经过六年的研究，完成《易经总旨》一书，1723年，他又用拉丁文写成《易经大意》与《诗经研究》两本著作，后来都传到了欧洲。
而欧洲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是由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 Jean Baptiste Regis，1663-1738 ）用拉丁文所译的。该译本于1723年完成，但是直到一百年后才分为两册于1831年和1839年在巴黎出版，原名为《〈易经〉：用拉丁文译出的最古老的书籍》，第一卷是概述，介绍《易经》的作者、来源、写作目的以及各种注疏;第二卷是原文及注疏的翻译以及译者的注释;第三卷是对《易经》的评述。其翻译更加简约，如“谦”卦六二爻仅用了6个字。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是一部对《易经》进行翻译和研究的综合性著作，也是西方《易经》研究史上一部重要著作，首次为西方完整了解和研究《易经》提供了较充分的原始资料，同时又为尔后用各种欧洲民族语言翻译《易经》提供了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样本。
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是法籍耶稣会士，于1687年与白晋一起来到中国，对中国典籍的研究很深入。他在1728年写成《易经概说》，此外，还曾以拉丁文译《礼记》多篇，《书经》四卷六册。 法国耶稣会士孙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1695-1767）精通古代典籍，其所譯的《诗经》有详细的注解，从1733年便开始进行。此外，他还译有《礼记》。
1735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以“六经”注释寄回本国;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于1699年来到中国，曾节译《书经》和《诗经》，被收录于杜赫德所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巴黎，1735年）。1770年 ，法国传教士宋君荣（ Gaubil，Antoine，1689-1759）用法文译的《书经》刊于巴黎，《书经》是中国儒学经典中最难解、最难译的，而他的译本用字恰当，中国色彩浓厚，颇受人们称赞。此外，宋君荣还翻译了《诗》、《礼》、《易》。之后的法籍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赫苍壁（Julplacidus Hervieu，1671-1745）、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也有一些关于《五经》的译作。
三、结语
这些译作传到欧洲后，不仅对欧洲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欧洲各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思想、经济、宗教等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7-18世纪西方对《五经》的翻译和引进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翻译人员主要以耶稣会士为主，他们是翻译的主力军，也是一批文化精英，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试图在《五经》里寻找基督教教义的影子;第二，翻译的语言主要以拉丁文为主，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拉丁语是科学、哲学和神学的语言，也是传教士使用的主要语言。其次是法语，因为法国来华的传教士较多，且素质较高。第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五经》的翻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第四，《五经》在西方已经和欧洲的学术思想界有了紧密的联系，其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最后，译本并不特别忠实于原著，多数情况下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动机有选择地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如选译、摘译、编译、变译、释译等，译本时有扭曲变形，变化较大。
【参考文献】
【1】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3】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张超（1993-），男，汉族，山西省襄垣县，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150080。
【关键词】：五经 耶稣会士 典籍翻译
一、引言
《五经》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载体，两千多年以来，《五经》一直被人们公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经典及中国思想体系形成的主要理论依据。17-18世纪，欧洲的耶稣会士陆续地来到中国，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活动主要是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17、18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期，也是《五经》翻译的第一个高潮期。《五经》的大部分都被传教士所翻译。为了证明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并不冲突，以便于更好地在中国传教，传教士们开始翻译儒家经典。
二、欧洲17-18世纪的《五经》翻译情况
1.目的
17、18 世纪，以西方耶稣会士为主的译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习俗和宗教，他们翻译了《五经》中的大部分，以拉丁文、法文和德文为主。西方翻译儒家典籍的目的是用天主教教义来代替中国的儒家思想，用其来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这些泰西诸公对孔老夫子有什么天生的爱好，须知，他们的身份和使命，是来华送经，而不是东来取经。他们真正的本意是要引经籍以阐道，在中国古籍和圣人语录中，挖掘有利于传教的理论、历史根据，然后一方面向中国人论证他们带来的天学在古代中国早已有之;另一方面，又向教廷和同会报告，以此证明在中国传教实属必要，亦有可能以此获得教中上层人士对赴华传教的各种支持。所以他们群起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竞相翻译中国的经史古籍，以各种方式（如信件、报告、著述、日记等）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欧洲耶稣会士翻译《五经》的目的是为传教服务。
2.翻译的形态
17-18世纪，西方人翻译和引进《五经》的形式有以下几类：第一是耶稣会士自己将译本在中国刊印或者把它们寄回欧洲刊印;第二是传教士向教会呈交的信件和报告，此类作品原来仅是内部文件，但由于各种原因，后来由他人或作者本人整理刊行，其中就有一部分《五经》的相关译作;第三是传教士撰写的著作和与国内来往的信函，其中有的是为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大部分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多通晓中文，并对中国古经典籍有透彻的研究，此类作品涉及面颇广，且有相当的深度，也是欧人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其中有很多作者对于《五经》的译本;第四是欧洲的没有来华的汉学家或者耶稣会士通过整理他人的著作、信函、日记等，通过归纳总结，博采众长，将《五经》的译本于欧洲当地刊印。
3.过程及结果
作为耶稣会传教之初最早、最有影响的奠基人，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是第一个直接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儒家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在其著作《中国札记》中多次提及《五经》，他认为《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而在其著作《天主实义》中，将中西文化交流整合，内含《诗经》、《尚书》、《礼记》、《周易》等精义，这是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博览儒学”的结晶。
而最早对《五经》进行翻译的是来自于法国的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作为利玛窦的弟子，他也试图调和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他于1610年来华，1626年将五经译为拉丁文（Pen tab ilion Sinen se），并在杭州刊行，这是最早刊印的《五经》的西文译本。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此译本并未保存到今天。金尼阁之后，大量的法籍耶稣会士来到了中国，对《五经》的翻译和研究活动也日益频繁起来。
五经中最早受到耶稣会士注意的是《周易》。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对孔子学说及儒家经典文献做出了详细的介绍，书的一部分是给法國国王路易十四的“献辞”，除了包括《中庸》、《大学》、《论语》的译文，还有程朱三人对四书五经的注，此外，还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及卦义的介绍，包括伏羲八卦次序图、方位图以及周文王六十四卦图。随后，法国派遣白晋、张诚、李明、刘应、洪若翰等人来到中国，有力地促进了儒学典籍的翻译活动。
18世纪时，来华的传教士以法国人居多，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返回法国后所写的《中国近事报道》是他在华期间的个人书信集汇编，1696年在巴黎出版，在此书中介绍了《五经》的情况。
1710年，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曾奉康熙帝之命研究《易经》，经过六年的研究，完成《易经总旨》一书，1723年，他又用拉丁文写成《易经大意》与《诗经研究》两本著作，后来都传到了欧洲。
而欧洲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是由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 Jean Baptiste Regis，1663-1738 ）用拉丁文所译的。该译本于1723年完成，但是直到一百年后才分为两册于1831年和1839年在巴黎出版，原名为《〈易经〉：用拉丁文译出的最古老的书籍》，第一卷是概述，介绍《易经》的作者、来源、写作目的以及各种注疏;第二卷是原文及注疏的翻译以及译者的注释;第三卷是对《易经》的评述。其翻译更加简约，如“谦”卦六二爻仅用了6个字。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是一部对《易经》进行翻译和研究的综合性著作，也是西方《易经》研究史上一部重要著作，首次为西方完整了解和研究《易经》提供了较充分的原始资料，同时又为尔后用各种欧洲民族语言翻译《易经》提供了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样本。
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是法籍耶稣会士，于1687年与白晋一起来到中国，对中国典籍的研究很深入。他在1728年写成《易经概说》，此外，还曾以拉丁文译《礼记》多篇，《书经》四卷六册。 法国耶稣会士孙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1695-1767）精通古代典籍，其所譯的《诗经》有详细的注解，从1733年便开始进行。此外，他还译有《礼记》。
1735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以“六经”注释寄回本国;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于1699年来到中国，曾节译《书经》和《诗经》，被收录于杜赫德所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巴黎，1735年）。1770年 ，法国传教士宋君荣（ Gaubil，Antoine，1689-1759）用法文译的《书经》刊于巴黎，《书经》是中国儒学经典中最难解、最难译的，而他的译本用字恰当，中国色彩浓厚，颇受人们称赞。此外，宋君荣还翻译了《诗》、《礼》、《易》。之后的法籍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赫苍壁（Julplacidus Hervieu，1671-1745）、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也有一些关于《五经》的译作。
三、结语
这些译作传到欧洲后，不仅对欧洲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欧洲各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思想、经济、宗教等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7-18世纪西方对《五经》的翻译和引进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翻译人员主要以耶稣会士为主，他们是翻译的主力军，也是一批文化精英，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试图在《五经》里寻找基督教教义的影子;第二，翻译的语言主要以拉丁文为主，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拉丁语是科学、哲学和神学的语言，也是传教士使用的主要语言。其次是法语，因为法国来华的传教士较多，且素质较高。第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五经》的翻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第四，《五经》在西方已经和欧洲的学术思想界有了紧密的联系，其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最后，译本并不特别忠实于原著，多数情况下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动机有选择地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如选译、摘译、编译、变译、释译等，译本时有扭曲变形，变化较大。
【参考文献】
【1】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3】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张超（1993-），男，汉族，山西省襄垣县，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