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步探索出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被概括为“中国模式”，并引起广泛关注。就“中国模式”来讲，它具有的意义不仅在于实践方面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而且在于其孕育的理论资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其中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经纪人”假定、自由市场机制或“看不见的手”、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制度绩效标准都受到“中国模式”的实践挑战。
　　“中国模式”挑战了“经济人”假定。“中国模式”在关注人民的自利性追求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人民的社会性：体现在该模式中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协调机制都不单单是为人的自立性提供支持和保障，更重要的是把人们的行为导向更长远的社会目标，即实现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从而使人们的自利性嵌入到这种社会目标中。因此，“中国模式”形成的逻辑基础并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经济人”。
　　“中国模式”挑战了“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竞争被限定在市场自发作用的基础上。“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竞争的格局，不仅逐渐发展起来的市场有自由竞争发挥作用，而且在地方政府之间形成的竞争使竞争被赋予计划的色彩，因为地方政府是按照计划或规划开展竞争的。这后一种竞争解决了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努力想把竞争与计划结合起来的难题，并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有着重要的区别。“中國模式”打破了自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垄断地位，这种新的多样化的竞争形式更为符合现代经济对竞争的要求。
　　“中国模式”挑战了制度绩效理论。与自由市场制度追求的即期效率所不同，“中国模式”所实现的是一种长期的效率。这种效率的前提是要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中国模式”具有稳固的共产党执政地位、统一的意识形态理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其显示出来的巨大制度功能是，保持一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态势，这把过去主要考虑的经济制度短期绩效延伸为在更长时期来考察经济制度的绩效。“中国模式”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正常运行，降低经济运行的长期成本，还可以为不断的经济制度创新提供有利的环境。
　　“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是经济制度的重要创新。“中国模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的几方面挑战深深地触及到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内核部分，尽管这并不表示“中国模式”会取代自由市场制度，但是“中国模式”具有的独立性越来越多的被实践所证实。而蕴育在“中国模式”中的“社会经济人”假定、竞争的新形式和经济制度绩效的稳定标准，向我们提出构建这种新的经济学的期待。